中共中央委员会结构历史沿革的考察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委员会论文,历史沿革论文,中共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2)－09－0025－10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走过了91年的光辉历程，“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①。中共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和向执政党的转型，也反映在党的组织结构变化上。本文拟对中共自建党以来中央委员会结构(主要指中共中央代表、中央政府代表、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所占的比重和中央代表、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所占的比重两方面)的历史沿革进行分析，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中共向执政党的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和相关概念的界定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制度安排上，民主集中制是党最根本的组织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党章明确规定了全国代表大会及由其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决策和决定机构，而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自中共成立以来，中央委员会的结构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目前的结构状况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此外，分析和探讨中央委员会结构的历史沿革，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并以此分析中共在不同时期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转变，也有一定的意义。
1.对一些相关概念作界定
(1)关于代表身份的划分
在第一方面中，“中共中央代表”(“党”)是指在中共中央工作机构(如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组织机构(如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和共青团中央等)中任职的中央委员和不在这两种类型组织机构中任职，但职务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或以上的中央委员。如果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或以上的中央委员同时又担任地方省(市)党政领导人，那么他的身份既算地方，也算中央。例如，在中共六大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山东省委书记卢福坦既算地方，也算中央。
另外，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根据不同情况，中共中央在不同地区、根据地、解放区还设有派出机构(各中央局、分局)。它们是指导各地区党的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代行中共中央职权②，我们将这些派出机构也列入中共中央范围，但计算的范围限定于各中央局、分局常务委员及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在中央局、分局任有实际职务但不是中央局、分局常务委员及以上的中央委员。以1950年为例，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在计算时算入中央。林枫当时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统战部部长，虽然不是东北局常委及以上，但在计算时也算入中央。李先念当时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由于李先念在华中局中没有任实际职务，因此，在计算时不算入中央。
还有，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在1928年六大以后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前，还派出了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对于这一时期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任职的中央委员，如瞿秋白、王明等，在计算时也算入中央。
而本文中“中央政府代表”(“政”)是指在中央政府、国务院(在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时期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政务院)及其各部委任职的中央委员。
同理，“军队代表”(“军”)是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任职的中央委员，包括在中央军委、解放军各总部(如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和各军区、部队等相关部门中任职的中央委员。
在第二方面中，“中央代表”(“中央”)是指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等系统中任职的中央委员。
“地方代表”(“地方”)则是指在地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委和政府及以下各级党政机关中任职的中央委员，包括像“文化大革命”期间晋升为中央委员的县委书记、县长甚至更低级别的地方官员。同时，我们对“地方代表”的定义并不包括在地方各省的中央直属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任职的人员。由于此类人数有限，这一处理不会对分析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2)关于交叉任职的人员的算法
对于在同一系统兼任数职的中央委员，在计算时只按一次计算。如李富春在七大时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也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由于兼职的机构都是中共中央机构，所以在算做中共中央代表时只按一次计算。
对于在不同系统中交叉任职的中央委员，如同时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任职的中央委员，在计算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时则分别计算一次，在计算中央时则只按一次计算。如1950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也是政治局委员的林伯渠，在计算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时各计算一次，在计算中央时则只按一次计算。
对于在中央和地方同时任职的中央委员，在计算中央和地方时分别计算一次。如1950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同时也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刘晓，在计算中央和地方时分别计算一次。
2.关于计算方法
在计算某一年某一位中央委员任职情况时，我们采取四舍五入的办法。如某一年某一位中央委员在某一职务上任职6个月及以上，则根据该职务的属性(如中共中央、中央政府或地方等)，把该中央委员算入相应的关系中。例如，1946年5月，高岗开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这样，1946年中高岗担任这一职务的月数在6个月以上，因此，将当年的高岗按这一职务算入中共中央。
与此相应，某一年某一位中央委员担任某一职务在6个月以下，不足半年，则不计入相应的关系中。
还有，如某一年某一位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以6月份为界分别在不同部门任职，则本年分别算入两个相应的关系中。例如，1933年上半年，陈潭秋任苏区中央局党校校委委员兼教员，6月后，改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因此，在本年算陈潭秋时既将他算入中央，也算入地方。
另外，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改选中央委员会的年份中，该年中央委员会的结构以这次大会或全会改选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为准。比如，中共六大召开于1928年，计算1928年中央委员会的结构，就以六大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为准，而不是以六大召开之前的中央委员会为准。
3.关于数据来源
根据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③、《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④、《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⑤及其他相关出处中的中共中央委员简历、任职资料，笔者建立了一个包含每个中共中央委员个人基本信息和职业发展路径的数据库。基于此数据库，笔者能比较清楚地识别各个年份各位中央委员的组织机构来源。通过对各位中央委员个人基本信息和职业发展路径的分析，笔者可以对中共成立以来中央委员会结构的变化趋势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
另外，由于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对问题的决策只有发言权和建议权，不具有投票决定权，因此，本文重点分析中央委员，不涉及中央候补委员。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委员会规模的历史变化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自中共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规模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各个时期的规模变化情况具体如图1。
图1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委员会变化情况
中共成立之初，中央委员会规模很小，只有3人。大革命时期，中央委员会的规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员数量的增长而不断扩大。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大会选举产生了9名中央委员和5名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大会选举产生了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的规模翻倍。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委员会的规模前后有起伏。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23名，候补中央委员13名，中央委员会的规模比先前略有下降。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时，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规模又有扩大。到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时，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32人，候补中央委员15人，基本和五大时持平。此后，由于各种原因，中央委员会的规模出现下降。从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到1945年七大召开之前，中央委员会的规模总体上比较稳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都没有大的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共党员数量的增长，中央委员会的规模扩大。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中央委员会达到空前规模。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委员的规模下降。在1949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一部分候补中央委员递补成为中央委员，使得中央委员的规模恢复到七大时的程度，但中央候补委员的规模则出现了相应的下降。之后，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规模都比较稳定。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中央委员会的规模出现了更大程度的扩张。1958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增补了王任重等2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⑥，使得候补中央委员的规模第一次接近了中央委员的规模。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中央委员会的规模继续扩大。之后，中央委员会的规模有所下降。但到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时，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中央委员会的规模重新扩大。接着，到1977年中共十一大召开时，中央委员会的规模继续扩大，但扩大的幅度略有下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组织安排上，会议“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9人为中央委员”⑦。这样，中央委员会的规模继续扩大，进入了高峰。1982年中共十二大之后，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提出了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大力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交替和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⑧由此，中央委员也开始实现新老交替。198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时，增补了中央委员56人、候补委员35人，而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这样，在1985年和1986年，中央委员会的规模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1987年召开了中共十三大，大会选举中央委员175名、候补中央委员1 10名，中央委员会的规模又有所下降。其中，中央委员下降的幅度要小于候补中央委员下降的幅度。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央委员会的规模重新扩大，但幅度不大，相对比较稳定。另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候补中央委员的规模在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时扩张比较快。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共中央代表比重的变化情况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从1921年到目前，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所占的比重总体上看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由中共一大时的100％下降到目前的15％至20％(见图2)。各个时期的规模变化情况具体如下：
图2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军队代表中央委员的变化概况
地方代表(如项英)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在1923年和1924年，并使得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出现下降。1925年和1926年，中央委员会又出现所有中央委员都在中央任职的局面(其中，一部分中央委员兼任地方或军队职务)。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一批地方干部(如易礼容、彭述之、杨其珊等)进入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至82％。1931年，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为使王明等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中央委员会的规模扩大，一批地方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代表的比重下降至75％。
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中共在组织上遭受了严重损失，尤其是党的地方组织遭受了严重损失。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被破坏殆尽”⑨。这样，中共中央代表比重又逐步上升。从1936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这段时期内，更是形成了所有中央委员都在中共中央任职的局面(其中一部分中央委员兼任中央政府、军队或地方职务)。
中共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吸收了相当一部分军队代表和地方代表，中共中央代表与中央委员会高度一致的情况开始改变，中央代表的比重下降至75％。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又逐步上升，最后达到80％以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4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和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的即将到来，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加强中共中央的领导，充实党的中央机构。1952年7月18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呈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草拟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该意见认为：“目前我们的国家正进入建设时期，各方面都要求中央的领导更加集中。但是，一方面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过少，工作却十分繁重；另一方面党中央的办事机构已远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因此，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公厅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⑩。同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转批《东北局关于加强中央机构改变大行政区机构与任务的初步方案》，指出：“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为此，中央拟于明年初调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若干同志来中央工作，并拟逐步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的机构和职权。”(11)这一设想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12)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行政区和中共中央各派出机构，使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数量、比重出现大的下降。从1956年中共八大至1965年，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相对稳定，维持在45％左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组织机构遭受重创，许多重要领导干部受到迫害和打击，被撤销职务，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69年中共九大至1973年中共十大之前，中共中央代表下降到10％左右。而从1973年中共十大至1977年期间，也仅维持在10％至14％的范围内。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共中央代表总体上有所上升，但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大约为15％至25％，其中大多数年份低于20％，大约为15％。这个趋势反映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确立，中共对中央委员会中党、政、军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作了更为科学和合理的安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功能和作用，也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党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所占的比重不高。
四、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代表比重的变化情况
中共成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央委员会内没有中央政府代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对各根据地能够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因此，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的瑞金成立。由此，中央委员会中开始出现在中央政府任职的中央委员，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内，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到1935年达到57％。(13)1935年后，在临时中央政府中任职的中央委员的比重不断下降。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撤销，中央委员会重新恢复到没有中央政府代表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委员会中重新出现中央政府的代表。从1949年到1956年中共八大之前，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总体上维持在50％至60％。由于中央政府是与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门，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比重较高的情况反映出此时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变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上来。1954年后，伴随着大行政区制度的取消，中央政府代表的比重在总体上有所下降，在1956年到1965年间的大部分年份内都不到50％。但是，相对于中共中央代表和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而言，这一时期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员会内的比重仍是最高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随着大量国务院领导干部被打倒，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从1965年的48％迅速下降到1969年的16％。“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务院大部分部委处于瘫痪状态，由军队代表接管，大部分干部被下放。例如：国家计委90％的干部无法正常工作。(14)财政部也在1967年至1975年间处于军管状态。(15)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时，曾任中共八大中央委员而再次进入九大中央委员会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干部只有国防部长林彪、外交部长陈毅、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和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等人。中央政府机构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国家职能部门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这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从1982年十二大开始，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上升，超过了中共中央代表和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其间，各个年份中一般稳定在30％至35％之间，在某些年份中还高于35％。
五、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军队代表比重的变化情况
中共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主要力量集中于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对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关注不多。1925年10月，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建立军事运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央军事部)，张国焘任中央军事部主任，中央委员会中开始出现军事系统代表。但从1925年至1928年期间，中央委员会中军队代表的比重不是很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从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至1936年，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从六大召开时的不到10％上升到60％。其中，在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由于中央及各省(市)总行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使得军队代表的比重明显上升。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随着国民党对各革命根据地军事“围剿”的加剧，军事工作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到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时，已达到36％，到1936年更达到60％。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人民开辟敌后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取得重大成就，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16)，但从1938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前，军队代表的比重总体上比较稳定，占35％左右。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军队代表的比重大幅度提升，由33％上升到了60％以上。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军事斗争居于革命成败的关键地位，各解放区实行党、政、军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很多中央委员同时兼任某一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形成了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比重较大的局面，并一直延续到了1954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1954年大行政区制度的撤销和1956年八大的召开，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变，军事斗争让位于经济建设，军队代表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54年，这一比重为56％。而到1955年，下降到32％。从1955年至1966年，军队代表的比重大致稳定，占30％至35％。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到中共九大的召开之前这3年时间内，由于对老干部的揪斗、迫害严重，许多军队的领导干部被打倒，使得军队代表的比重下降，低至1967、1968年的26％左右。“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主张“踢开党委闹革命”，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面中，党和政府机构瘫痪或被夺权，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在这种局面下，军队出来维持社会秩序，实行“三支两军”(“三支”是指支左、支农、支工；“两军”是指军管、军训)，对维持政治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1969年中共九大后，中央委员会中军队代表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在1969年、1970年、1971年这3年都达到50％以上。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从1973年至1980年，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一直稳定在40％左右，说明军队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与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特殊情况密切相关。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防和军队建设被定位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和提供和平的环境。从1982年十二大开始，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下降，到1984年下降至24％。之后，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0％左右，其中大多数年份不到20％，在总体上保持稳定。
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和地方代表比重的变化情况
通过分析，还可以看出，从1921年到1966年这段时期内，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处于绝对优势(见图3)。除1965年中央代表占66％外，在其他的年份，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都在75％以上，而相当一部分年份都在80％以上。
图3 中央和地方代表中央委员的变化概况
相对中央而言，从1921年至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长期处于少数。
从1921年至1931年，虽然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比重有所上升，甚至在1927年到1931年这段时期出现了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达到40％以上的局面，但考虑到中央代表占有绝对优势和中央委员交叉任职的情况，如这一时期中共江苏省委、广东省委、顺直省委等地方的领导人很多都兼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或中共中央机构的工作职务(如江苏省委的徐锡根、彭湃、罗登贤和广东省委的杨殷等人)，仍可以反映出中共在这一时期所具有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特征。
1931年后，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党内“左”倾错误的指导，党的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17)。与之相应，从1932年至1935年，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急剧下降到15％左右。从1936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之前，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一直较低。甚至在1936年至1940年期间，形成了中央委员会中没有地方代表的局面。1941年后，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有所恢复，但直至1943年、1944年也仅为14％。解放战争时期，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仍然很低，不到10％。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有一定程度的上升。1950年至1954年，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大幅度提升，其中1950年达到25％。但是，在1950年至1961年，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总体上重新下降，其中1956年、1957年、1959年、1960年都不到15％，其他年份也不足20％。在1962年至1966年这段时间内，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明显上升，但中央代表的比重相对仍处于绝对优势，中央委员会的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长期处于绝对优势，而地方代表长期处于劣势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有了变化。虽然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在1967年、1968年有所下降，但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夺权，省(市)等地方领导人被打倒的结果。而以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为标志，中央委员会里中央和地方的比重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急剧下降，由1966年的66％下降到1969年的26％，而1973年中共十大后的中央委员会里面，中央代表也仅占30％左右，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另一方面，地方代表的比重则由1967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前的50％，而在中共十大上，地方代表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占到57％，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地方代表的比重也保持在50％左右，显示了地方对中央的优势。这种地方代表占优势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80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职能部门机构得以恢复和重建。由于这些部门的地位非常重要，其主要负责人往往被选为中央委员，使在中央政府任职的中央委员的比重上升。到1980年，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重新取得对地方代表的优势。但是，地方代表仍然占有相当地位，在1979年之后总体上维持了30％至40％的比重。
七、结语：关于中共中央委员会结构历史沿革的分析
通过以上对中共中央委员会结构历史沿革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主要是实现了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即从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等两极对立的思维转向以建设而非破坏、求统一而非对立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党的领导体制的转变，即从领导体制上实现由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等领导体制向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规范党政等关系的转变，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而从本文所考察的中央委员会结构的历史沿革来看，中共在领导体制上已经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具有典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从中央委员会结构看，中央代表的比重占有绝对优势，最少的年份也达到75％。同时，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比较大，反映出革命过程中军事斗争的重要性。
革命胜利后，中共维持和延续了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在革命后社会中，“一方面，新政权必须通过分配社会性资源来推动其纲领和政策的实现，完成对旧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模式的全盘改造”，“另一方面，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人们不可能马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体系”。“这两个原因，促使政治体系的活动具备特殊的形式和特点。其最基本的属性是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方式。在革命后社会的初期，受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方式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18)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任务，把经济建设提到了党的主要历史任务的地位，也开始了向执政党转型的重要探索。(19)在1956年至1966年间，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在47％以上，不仅超过了中共中央、军队代表的比重，也超过了地方代表的比重，反映出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转变。但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从中央委员会的结构来看，中共仍然保持了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这段时期内，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最低也维持在75％左右。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党政不分等现象。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中共中央代表占44％、中央政府代表占49％、军队代表占36％，不考虑地方代表的话，相叠加也已经超过了100％。这种情况反映出交叉任职的现象非常严重，说明领导体制中存在着党政不分的问题，也说明这一时期中共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非常曲折。(20)
中共真正开始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型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尤其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央委员会结构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权力的纵向关系上，一方面，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中央代表取得并保持了对地方代表的优势，这对于维护和加强中央的领导权威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也具有相当的地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中央委员会中趋于合理，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在权力的横向关系上，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也得到较大改善，党政关系得以规范。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中央委员会中交叉任职的现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避免。以1987年十三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为例，中共中央代表占18％、中央政府代表占29％、军队代表占19％，地方代表占41％，考虑交叉任职的中央委员，加权数为107％，说明了交叉任职的问题已经得到有力的解决。总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中央委员会的结构来看，无论是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领导体制上，中共都成功地实现了向执政党的转型。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②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83页；《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5)，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85页；《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
⑤《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1-1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9)，第34页。
⑦《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1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⑧《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11)，第8页。
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4页。
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08页。
(11)《刘少奇年谱(1896-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00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508页。
(13)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931年11月7日和1934年1月21日召开的第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大部分中央委员同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考虑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务在更大程度上是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所以对于只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不在苏维埃政府担任实际职务的中央委员则不列入中央政府计算，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成员则计算入中央政府。
(14)Oksenberg,Michel,and James Tong.(1991) The Evolution of Central-Provincial Fiscal Relations in China,1971-1984:The Formal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125):1-32.
(15)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5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61-162页。
(16)《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27页。
(1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5页。
(18)王沪宁：《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19)参见王钦双：《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的若干思考与实践》，《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
(20)有学者以对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分析为基础，认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的知识结构、阶级出身和职业构成及社会心理等因素都不利于八大所确立的路线的延续和稳固，是八大路线中断的重要原因。见黎见春：《从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看八大路线的中断》，《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