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关于时代基本问题的认识——中共与苏共对国际共运总路线存在分歧的原因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鲁晓夫论文,总路线论文,分歧论文,中共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时代问题，人们常常从不同角度、在不同意义上使用“时代”这个概念，以表示一个不同特征的“时期”，达到特定的目的。我们所说的“时代”，是为准确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当前所处的方位所作的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1](P3)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不仅对正确制定对外战略、政策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及当前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看法。
20世纪60年代，引起中苏间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大论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缘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对时代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对于我们准确解读当今时代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时代的发展方向
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2](P143-144)“这是一个大的历史时代”。[3](P255)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继承了马列主义的这一大时代观。
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中，赫鲁晓夫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已越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变成了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想阻挡这一世界历史进程是无能为力的。按照不同的规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两个对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同时存在，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资本主义世界形势的特点是深刻的矛盾日益加剧……不断地朝着新的经济震荡和社会震荡走去”。[4](P11-22)在1960年6月23日苏共给中共的一封信中，赫鲁晓夫及苏共认为，现在时代的性质是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世界已占支配地位，帝国主义力量已大大削弱。[5](P283)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充分体现赫鲁晓夫思想的苏共纲领中重申：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6](P165)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了我们所处时代问题。1940年，他在《新民民主义论》中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7](P667-680)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强调指出：“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8](P1260)因此，他号召全党和全军为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1961年11月他在祝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44周年的电报中再次强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它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彻底解放、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各国人民沿着这条光辉的道路胜利前进。”[9](P598)
由此可见，无论毛泽东还是赫鲁晓夫，都继承了马列主义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的思想观念，都认为时代发展的大方向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这一理论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说的。
但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坚信社会主义最终会战胜资本主义的同时，都高估了社会主义的力量，没有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存在着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倾向，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赶超计划和目标，在理论上是欠缺的，在实践中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步伐。
1959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二十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和“全民党”及“全民国家”的观点。[6](P281-407)
他同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和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是使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危机近几年来发展到了新的、即第三阶段。[6](P292)作为现代国际生活中心的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的和平竞赛，已进入决定性的阶段。因此，赫鲁晓夫制定了赶超计划，提出要在15年内超过美国。他不仅要求在按人均计算的肉类、奶类等方面超过美国，而且大力发展重工业，把加强苏联的核力量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以求苏联的核力量在世界上占有压倒资本主义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强大优势以主宰世界。但和平经济竞赛演变成军备竞赛，不仅没从根本上消除战争的危险，反而使人类处于对核战争的恐惧之中。
中国对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也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同样存在着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倾向。毛泽东把帝国主义比作纸老虎，认为“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6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6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被抛到后面子，我们大大占了上风。”[10](P327)在1957年11月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和波立特和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再过15年英国钢产可能达到3000万吨。那么中国再过15年可能达到4000万吨，这样中国就超过了英国。在十五年后，在我们的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0](P325-326)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提出了赶超资本主义的发展战略。1958年提出要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要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而达到1070万吨。于是，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在我国强制推行起来，全国范围内掀起大炼钢铁运动。这场待续了3年多的运动，在经济上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1200多亿元，[11](P255)给党和国家的正常发展造成一定损失。
二、时代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发展方向的认识基本相同，但对于现阶段时代的基本问题、基本特征存在不同认识，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与“和平过渡”问题等等，从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苏共在22大纲领中指出：现代的基本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已成为亿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6](P210)
赫鲁晓夫上台伊始，就把战争与和平问题放在对外战略的突出位置上。他始终倡导缓和国际局势，并极力推行“战争可以避免”论。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指出：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在过去几十年内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力量的增强、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科学技术的发展、核危险的加大等因素，时代的特征和基本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当代世界仅提“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这一马列主义的论断是不够的，因为它只提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战争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在战争会不会发生的问题上，阶级力量即政治力量的对比，人民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起着很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在一定的条件下，进步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所进行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起决定作用。”[4](P39)他说：时代变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无比地壮大了。同帝国主义势力对抗的有团结着九亿人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摆脱了殖民地附属地位的许多国家。在现代的国际条件下，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及其发展壮大，不仅具备了防止战争的精神手段，而且也具备了物质手段。此外，其他国家的数亿人民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也都是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所以赫鲁晓夫认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4](P40)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进一步提出：过去这几年的极重要的事件是我们时代主要规律的体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生命力增长和加强的过程急速发展。[6](P28)他指出：“现在已经不能单纯从资本主义规律的作用着眼来看现时代根本问题，例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目前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使得社会主义各国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一起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完全现实的任务——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12](P542)
赫鲁晓夫之所以强调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竭力倡导“战争可以避免”论，主要因为：第一，基于对热核战争的认识。他指出：“在我们这个创造了毁灭性如此之大的战争手段的时代，已经没有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地带了。”[13]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4](P25)“未来的战争如果违背人民意志而爆发的话，将很可能会发展成为历来的战争中毁灭性最大的核战争。除了直接毁灭外，使用核武器产生的发射性余毒会污染大气，这可能会消灭几乎一切生物，特别是在地狭人稠的国家。那里的确可能一扫而光。”[14](P251)第二，为苏联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比较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到50年代已严重僵化，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苏联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要对斯大林时期所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某些变革，但是在如何进行变革和变革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分歧很大。赫鲁晓夫需要尽快统一全党的思想，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有更多的精力来处理国内事务。另外，赫鲁晓夫的政治地位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不牢固的，党内斗争异常激烈，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也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相左。毛泽东多次强调，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毛泽东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土壤，战争终究要在帝国主义消灭之后才能说是可以避免的。他在谈论国际形势时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性，认为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独霸世界的目的。他多次告诫人们要防止和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他看来，关于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抑制战争，二是战争引起革命。他通常强调的是战争的可能性，认为虽然目前战争没有打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他认为，怕也打，不怕也打，干脆“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10](P326)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他认为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早日打出一个社会主义新世界。
毛泽东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之所以强调战争与革命，主要因为：第一，苏联、中国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军事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充满了自信。在1957年“月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国际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一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0](P321)他说，在去年反苏浪潮中西方给我们脸上抹黑，大反共产主义。而今年的形势是，我们的天下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下是一片乌云。第二，毛泽东对核武器的认识，使他敢于面对战争。他在1957年11月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指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就是不要怕原子弹。帝国主义手里有原子弹，苏联也有。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原子弹，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现在有27亿人口，死掉一半，还有13.5亿，再过若干年，人口又会增加到27亿，而且一定还会更多。[10](P326)第三，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形势的恶化影响了毛泽东及我党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1957年至60年代末，亚洲各国人民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激烈较量成为当时亚洲形势的焦点。1956年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敌对性的政策。1958年中国炮轰金门事件，中美关系紧张；1959年中印边境冲突，中国边境受到严重威胁；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也不断在中苏边境制造事端。在国际上，1958年至1961年间出现了柏林危机，1960年5月的四国首脑会议因“U-2飞机事件”而流产，1962年古巴导弹事件使战争一触即发。所有这些，都影响了毛泽东及我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与赫鲁晓夫及苏联的观点相左，认为战争的危险乃严重存在。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看到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在认真分析核时代战争的危害性、和平与反和平两大社会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战争可以避免论”，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念，明确了战后时代的主要内容已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共存的时代、进行和平竞赛的时代，两个体系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经济上的显示优势的斗争。虽然在思想上还存在某些片面性、在某些概念的提法及陈述上还不十分清晰、在实践中还存在着错误的做法，但赫鲁晓夫却看到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这是难能可贵的。但这一理论也有它的局限性，赫鲁晓夫虽然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战争，主张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但在现实中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冲突、特别是和美国的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发展到战争的边缘。如1960年发生的苏联防空部队将美国的U-2高空侦察飞机击落事件、1962年10月发生的加勒比海危机等，使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异常紧张，这反映出赫鲁晓夫理论及实践的矛盾性。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基础上，提出战争的危险性，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与赫鲁晓夫的认识相左，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客观实际的。但毛泽东只从局部来观察世界形势，而没有及时注意到时代主要特征的变化，仍然过分强调战争，是有片面性的。他对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认识虽然强调是基于一种战略策略，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指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它，但毕竟对核战争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革命和战争观念。
（二）关于“和平共处”问题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尽力缓和同美国以及西方盟国的关系，放松对东欧各国的控制，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需要。赫鲁晓夫执政后，更加推行缓和的对外政策，195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
赫鲁晓夫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条出路：要么战争，要么和平共处，而共产党人能采取的立场只有一个：和平共处。这是由于：第一，目前国际上的决定因素已不是帝国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力量，战争已注定不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可以通过和平竞赛来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二，由于核战争具有毁灭性，帝国主义也认识到在核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因此也不想发动战争，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政策；第三，战后时代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国际合作日益增强，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任务。因此，赫鲁晓夫强调：“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这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4](P37)
毛泽东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反对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特别是反对与美国和平共处，他认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结束后，在11月22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5](P152)
毛泽东之所以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主要因为：第一，当时美国干涉亚洲、特别是中国台湾事务，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战事不断，中国不存在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和平共处的现实条件和基础；第二，毛泽东看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主要是为缓和苏美关系服务的，赫鲁晓夫为达到这一目的，不顾当时中国面临的实际情况，要求中国与苏联的行动保持一致，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从而促使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产生抵触心理。赫鲁晓夫倡导并实施“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给苏联带来积极的影响。由于执行了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苏美关系，减轻了战争危险，为苏联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使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不得不承认日益强大的苏联存在，在国际上达到了苏联与美国共同商讨、决定国际事务的目的。但这一政策也存在着局限性。赫鲁晓夫虽然一再强调和平共处并非权宜之计，是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但在赫鲁晓夫看来，帝国主义陷入了总危机之中，社会主义很快会取得胜利，实现共产主义只要20年时间。因此，他的这一政策实际上只作为一种短期行为，使西方国家坚信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只不过是一种短时期的权宜之计。另外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只用来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体现为处理苏联与美国的关系，其目的就是寻求苏美力量的均衡，实现苏美联合共同主宰世界。苏联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强行推广苏联的经验，坚持以苏联为中心，一切为苏联的利益服务，势必导致大党主义及大国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不良影响。
毛泽东的和平共处思想主要是针对亚非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的民族主义国家。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同美国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处，这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但是毛泽东把战争的危险看得过于严重，加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长期处于对峙和隔绝状态，使得中国不能及时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技和经验，关起门来搞建设，从而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如果说赫鲁晓夫和苏共过于强调“和平共处”的可能，而忽视战争成份的话，那么中共则过分强调了战争的危险性，而忽视了和平共处的进步意义。
（三）关于“和平过渡”问题
最早提出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问题的是英国共产党。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资产阶级民主比较发达的国家，特别是英国，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来这个观点在欧洲各国党内流行起来。特别是意大利党，他们认为完全可以和平过渡。这个观点后来被赫鲁晓夫及苏共和其他领导人所接受。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的多样性问题。他指出：“由于世界舞台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同内战连在一起。……我们承认革命手段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必要的。……说我们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4](P41-42)赫鲁晓夫认为，虽然统治阶级不愿自动交出政权，但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取决于剥削者的抵抗程度，取决于剥削者自己是否使用暴力。赫鲁晓夫更加强调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够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打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传统的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4](P43)
赫鲁晓夫倡导和平过渡，主要是为和平共处政策服务的。苏联要与西方国家搞和平共处，除了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避免战争外，还主张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夺取政权，否则就很难实现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赫鲁晓夫的这一政策得到西欧共产党的普遍欢迎和支持。
毛泽东及我党始终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这一观点。在讨论起草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宣言》时，毛泽东认为应该提出两种可能性。从理论上、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能夺取政权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一定会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理论原则问题，这是战略问题。但是，在和平时期，为着争取群众、动员群众，可以提出一个策略口号，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5](P137)由于中苏双方在和平过渡问题上意见不一，我党保留意见，写了备忘录，即《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并提交给苏共。我党指出：按照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器。[12](P112)毛泽东和我党认为，议会道路是对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背叛，放弃斗争、放弃暴力革命、过分强调走和平过渡道路等，是投降主义的表现，据此把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政策批为“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国家，苏共是修正主义的政党。[12](P201-235)
毛泽东之所以反对“和平过渡”政策，主要是受十月革命道路、中国革命实践，特别是受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影响比较深。列宁反复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12](P397)毛泽东根据对国内革命战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总结，得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毛泽东看来，和平过渡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党也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从革命的观点出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当用革命精神教育群众，都应当坚持而不应抛弃革命的旗帜”。[12](P18-21)“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使枪杆子才可能改造。”[12](P398)因此，“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12](P395)此外，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对毛泽东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镇压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到处充满了火药味，暴力革命随处可见，而和平过渡在现实中并无成功的例子，因此，他认为和平过渡只能是一种希望或愿望，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把和平过渡作为一种政策，并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以苏共纲领的形式固定下来，对缓和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起到重要作用。赫鲁晓夫最大的贡献在于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模式的多样性。当时东欧许多国家都想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西欧许多共产党也想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道路。赫鲁晓夫的这一思想，为这些国家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然而，赫鲁晓夫虽然口头上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及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但在现实中是不能容忍其它党、特别是东欧的党摆脱苏联控制的，对此引起了一些国家及党对赫鲁晓夫及苏共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此后的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从而成为东欧剧变时各国党迅速脱离苏共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赫鲁晓夫在当时冷战状态还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淡化阶级斗争，过分强调和平过渡，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是有消极影响的。
毛泽东在批判赫鲁晓夫“和平过渡”政策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分强调暴力手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一直处于紧张的敌对和排斥状态。由于法国、意大利等共产党支持赫鲁晓夫及苏共的和平过渡政策，因此我党在中苏大论战中，不仅把苏共批为修正主义，而且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成为批判的对象，从而伤害了兄弟党的感情，导致了党际关系的破裂。当然，其中的责任并不能完全由我党来承担，有些问题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为了防修反修，我们在党内、国内大搞批判修正主义运动，在“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三、小结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5](P382)战后，虽然时代的大方向没有变，但时代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科技革命已在世界、特别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兴起。这种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和系统科学为基础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各科技领域，特别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宇航工程、生物工程等方面都有了惊人的发现和突破。美、苏很快成为核大国，各资本主义国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不断改革、创新，经济、社会等方面得到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由此也显示出了相当强的竞争力、生命力和调节力。赫鲁晓夫发现了时代的新变化，明确战后时代的主要内容已不是革命与战争，而主要是社会制度共存与和平竞赛的时代，提出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是世界各国的重要任务。他强调淡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把争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时代的方向和根本问题。他的某些观点虽然具有片面性，但基本思路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赫鲁晓夫发现了时代的新变化，但没有把握好时代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没有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新成果来发展本国的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与美国搞起了军备竞赛，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引起人民的不满情绪，成为他下台时被指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对时代发展的新变化缺乏足够的认识，过高地估计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及其发展潜力认识不足，加重了对世界战争危险性的估计，并期望世界革命新形势的到来，希望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全面胜利，从而造成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隔绝，没有跟上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邓小平曾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16](P126-127)“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17](P40)20世纪80年代他适时地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大好局面。因此，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对待时代问题，既不能固守传统的时代观念，把握不住历史发展的方向，同时也不能借故时代特征、时代内容发生了变化而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历史地看待、辩证地分析、智慧地处理问题，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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