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的亚洲：走向转型还是再次崩溃？——基于亚洲特殊技术进步性质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技术进步论文,性质论文,走向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20世纪的后半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快速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东亚国家，东亚国家奇迹般的发展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世界银行(1993)把东亚模式归结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迅速的资本积累、强有力的政府和技能形成”等几个方面。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经济学家对亚洲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了怀疑，这种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亚洲可能会再次走向崩溃，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亚洲正在经历经济转型，技术进步的效率逐步提高。正确地理解亚洲自危机后经济转型的速度与程度对于理解亚洲是否酝酿另一场危机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持。技术进步对经济贡献水平和增速是正确理解亚洲经济是否正在转型以及转型程度的关键，因此，研究亚洲典型经济体危机前后的技术进步速度和程度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关于亚洲发展模式可持续性的争议来自于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克鲁格曼1994年在著名的《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贡献，因此他推断在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并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不可持续。
克鲁格曼的观点引发了关于亚洲经济增长的一系列争论。比如，如果说东亚奇迹只是高投资的结果，可是有些学者以1960年至1985年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对比，指出即使拥有高投资率的国家，如希腊(26.3％)、西班牙(26.5％)、波兰(36.8％)等国这一时期的资本积累率接近或超过台湾(24.3％)、南韩(26.5％)，前者的经济表现却远不如后者(Collins and Bosworth，1996)。但是该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证明东亚奇迹与投资率无关，而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因为希腊和西班牙是相对成熟的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不如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波兰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其投资率和增长状况与国家政策和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单纯以投资率和增长速度进行对比很难看出是高投资还是技术进步最终促进了亚洲奇迹的产生。
另外，很多学者(林毅夫，2007；易纲，2003)引用亚洲吸引外资的数量进行对比分析，因为外国直接投资是趋利的，如果缺少技术进步，投资回报率必然下降，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也会下降(易纲、樊纲，2003：14～18)；如果缺少技术进步，很难说明为何亚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这同样带来另一个问题，如果在亚洲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因为资本回报率比较高，且这种高回报是由持续的技术进步维持的，那么为何亚洲最终像克鲁格曼预计的那样走向了崩溃，即使在这次全球性衰退中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亚洲的制造业再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前东亚国家和中国东南沿海出现的制造业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资本的回报率与技术进步水平无关，发达国家的很多产业技术进步相比发展中国家更具优势，比如汽车、医药、电子等行业，但是回报率却并不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吸收外资的数量并不能说明与资本回报率或技术进步有关。
其余对克鲁格曼观点的批判主要是基于其采用的以索洛残差法作为技术进步代表的方法体系，指出了东亚技术进步的特殊性，同时通过指出索洛余值对这种特殊技术进步测度的误差来说明东亚国家的确存在技术进步，而这种技术进步同样体现了亚洲特殊的经济转型。
综观当前关于东亚模式、转型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研究，尽管国内外经济学家从各个方面试图证明东亚模式的正统性、当前经历的转型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亚洲还是不可避免地以危机给以上经济学家一个失望的回答。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后，亚洲是在上次的教训中走向发展的转型还是可能再次走向崩溃对于亚洲的发展和转型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研究这个问题仍然需要从亚洲国家技术进步的特殊性入手，全面客观的反映亚洲技术进步的性质和特点。如果亚洲技术进步的效率显著提高了，那么证明亚洲正在转型，反之则说明亚洲的发展有可能蕴含另一种危机。但是当前对亚洲经济转型和技术进步的研究、技术进步的概念、性质缺乏一个严格的界定，导致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在研究方法上，由于采用的大多数模型过于复杂，对数据样本的容量和质量以及假设前提要求很严格，大多数模型基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同时受数据统计误差影响非常大，显然不适用于东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对传统的测定方法进行改进，科学地测定东亚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和技术进步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参考意义。
二、基本概念、方法体系与模型推导
技术进步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往往表现为持续的技术进步，而过低的技术进步水平则是经济走向衰退的前兆，因此，要正确地了解亚洲在危机后是走向转型还是有可能再次走向崩溃，必须客观全面地估算亚洲技术进步的水平和增长速度。
关于技术进步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概念，经济学家最初把技术进步定义为除生产要素投入以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计算的方法也是通过索洛残差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测定方法把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外的所有因素均归结为广义的技术进步。根据这种方法对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估算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是这个阶段恰恰对应着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信息革命，而全要素生产率却不能反映这一点，因此，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估算技术进步的方法有先天缺陷。
针对亚洲的发展，经济学家提出有一部分技术进步可能是独立于要素的，即非体现式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常见的形式是以技术研发、专利等为主的技术创新，它包含在索洛残差测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内，但是索洛残差反映的内容要更广泛。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是与资本投入一体的，即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这部分技术进步在对产出起作用之前，它必须先附着或体现在生产要素上，包括设备更新、技术引进、技术模仿等。整体的技术进步就是包含了体现式和非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因此只有对体现式、非体现式以及整体技术进步水平进行全面的测算、对比以及分析才能了解东亚国家的技术进步性质。
首先假定经济增长是符合新古典生产函数
。东亚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强有力的政府是关键，对投资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公共投资在总投资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公共投资对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整体产出效率的提高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们把传统意义上的总投资分解为私人投资K与公共投资P，并且假定在公共投资P、私人投资K和劳动投入L中不仅包括纯要素投入增量，还包括体现式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
我们仍然用P，K，L代表不含技术进步的纯要素投入，体现式技术进步融合在一起的其他所有生产要素投入都包含在中间投入M中。这些投入一部分来自私人投资K，比如设备引进、质量改进等；根据Hulten等(2006)，另一部分来自公共投资P产生的溢出效应，因为公共投资影响中间投入的成本，比如改进的交通、充足的电力、对于研发的支持以及整体技术，这些都会影响中间投入的成本和产出的效率，增加生产的可能性；在东亚这部分主要是由公共投资来负担。这样总产出就是K，L，M，P的函数，此处的K与P为分离出包含在M中的体现式资本之外的私人与公共投资，这样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效率系数A的变化取决于最初的生产率水平
其中K，L表示对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总量，而不是分解后的资本与劳动投入。
以上基本模型仍然只是一个基础的理论模型，由于中间投入M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既有一部分来自私人投资，也有一部分来自公共投资，为估计的现实需要，我们对中间投入M进一步分解。
为反映随机因素的影响，我们进一步结合改进的模型采用前沿生产函数的形式来进一步估算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整体技术进步水平，并对技术进步的形式进行分解。根据Battese和Coelli(1995)的研究模型，将模型转换成超越对数的形式。为简化起见，我们在对数模型的第二部分用能源和服务的总公共投资
代表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该指标代表除中间投入之外的所有资本投入，因此以上模型可以转变为超越对数的形式：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深入研究不同的技术进步测算模型对东亚国家技术进步的测算差异，以便找到各种研究争议的根源，本文首先采用传统的索洛残差法进行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即采用模型(7)进行估算。此处的K代表总资本的投入，包括公共资本以及私人资本，也包括私人资本中纯粹的要素投入和包含技术进步的资本组成部分。
为反映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前后技术进步的持续变化，我们首先以东亚快速增长的70年代以来(1971-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样本估算技术进步对东亚国家发展的贡献；同时采用危机爆发前后的面板数据和截面数据测算1990年以来技术进步水平的变动趋势和增长速度。由于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岛屿经济有其特殊性，且没有面板数据，因此我们选择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作为亚洲国家的代表进行对比分析。数据以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和BVD-EIU国别数据库②以及韩国、台湾地区、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官方统计机构官方网站数据库公布的相关数据作为数据样本③。其中劳动投入采用期末与期初经济活动职工总数的平均数进入模型，产出采用真实GDP的增长率进入模型。以上主要数据均根据公式(18)和(19)进行标准化调整，估算的结果见表1。
索洛残差分析结果表明，在韩国、台湾地区、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典型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采用索洛残差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仅仅分别为38.2％、39.1％、29.6％、31.5％和26.1％，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0～85％的水平，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可以解释亚洲典型国家大部分的增长，相对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较低。另外，通过采用截面数据计算的亚洲地区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主要亚洲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部分原因是由于国际市场需求旺盛，追加投入比技术进步对亚洲国家来说更重要。亚洲金融危机后最初的几年，亚洲国家经济进行了适当的艰难的转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略有提高，但2002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再次出现负增长，反映出亚洲的经济转型的确很缓慢。模型估计结果得到一个大于1.5的D-W值和较高的序列相关LM-p值，这表明模型结果符合弱相关和同方差的要求。
但是正如前面所言，索洛残差并不能反映技术进步的整体状况，尤其是体现式的技术进步，为全面反映东亚的技术进步性质，我们采用本文推导的改进后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对韩国和台湾地区体现式、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以及整体技术进步水平进行分解，即采用模型(10)和(11)进行估算。其中
主要代表资本投入中用于设备更新的支出，不包括交通、能源等主要由公共投资负担的行业的设备引进，我们根据以上国家和地区统计机构公布的相关数据进行分解；
代表改进的水利、电力、燃气等公共设施，
代表公共服务的投入与改善，包括交通、仓储投资额；由于设备更新必然包含一部分电力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因此，指标进一步扣除电力和交通行业设备投资额。此处K不再表示总投资，而是总私人投资扣除设备引进的余额；P代表公共支出中扣除能源投资与交通设施投资后的余额，估算结果见表2。
结果表明亚洲的韩国和台湾地区、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包含资本投入在内的整体技术进步水平分别为51.6％、55.2％、42.7％、47.3％和39.4％，该结果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水平差距明显缩小，其中以购买先进设备等为主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水平分别为39.7％、36.9％、36.4％、38.1％和33.2％，这进一步说明体现式技术进步在亚洲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以技术创新为主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只有14.6％、18.3％、6.5％、8.4％和6.1％，说明亚洲国家的创新能力明显不足，而体现式技术进步水平过高、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水平相对较低，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东亚国家并没有从传统上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模式向以创新为主的新产业模式进行转型，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在亚洲整体技术进步水平中的份额占了接近80％，研发与技术创新的投入较少，这是东亚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特点，因此以投资为基础的制造业仍然是亚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各个国家的模型估计结果同样得到一个大于1.5的D-W值和较高的序列相关LM-p值，这表明模型结果符合弱相关和同方差的要求。
公共投资在去除必要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服务的投资外，其余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并不一定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公共投资只有用于特定的领域才对经济产生影响，而亚洲过高的政府消费以及非生产性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并不明显。
尽管本文对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进行了改进，但参数估计方法的根本缺点仍然不能克服，线性模型对随机性反应不足，无法较好的体现随机误差的影响。很多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采用非参数方法，比如数据包络分析等，但是这些方法又不具备一般数学特性和可检验性。因此本文基于改进的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结合前沿函数对技术进步进行估计，对函数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最大似然估计的基本思路是根据Battese和Corra(1977)变换，用两个参数
替代观测误差的方差
和技术效率的方差
，根据被估计方程的最大似然函数用数值方法计算
和γ的最佳拟合值。本文采用FRONTIER4.1.1软件对模型(17)进行估计，主要数据均进行标准化调整，估算的结果见表3。
根据前沿函数的估算结果，亚洲典型代表国家和地区的技术非效率期望值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技术非效率在亚洲是显著存在的；与γ值显著，证明技术无效率不仅显著存在，同时说明在控制了投入要素和其他不可控因素后，各地区有85.5％、74.3％、78.6％、72.4％和84.9％没有达到前沿面的产出水平是由技术非效率带来的；这说明随机前沿模型比前面传统的线性模型能更好地估计亚洲技术进步的变化。另外，韩国和泰国η(技术效率的时变性)的检验结果不显著，可以看出技术效率的时间趋势不明显；而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则相反，技术效率的时间趋势明显。投入要素与时间的交叉项tlnL，
与tlnK的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技术是体现式的，即技术并不是独立于生产要素，生产要素中必然有一部分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再次，通过Wald检验结果和对数似然函数值可以看出，整个模型的解释力也很强。
模型结果表明，在去除了随机误差的影响后，韩国和台湾地区综合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为50.1％、53.2％、43.4％、48.3％和41.9％，技术创新对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5.2％、18.9％、11.3％、12.6％和10.4％，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体现式技术进步仍然是亚洲主要的技术进步形式，对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34.7％、34.2％、32.1％、36.7％和31.5％，说明亚洲仍然处于依靠要素投入来拉动增长的发展阶段，技术创新对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亚洲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迈向创新型经济。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方法上来看，改进后的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有效地弥补了既有研究方法的不足，使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亚洲国家整体技术进步和各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水平，但是它也面临着对随机性反应不足的缺点。因此，改进后的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与前沿函数的有效结合弥补了这点不足，同时也克服了非参数方法缺乏统计特征和可验证性的缺点，这是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创新。
根据改进后的线性模型和前沿函数法的估算结果，亚洲典型国家和地区整体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40～50％，这个结果推翻了克鲁格曼关于东亚不存在技术进步的观点，亚洲的快速发展中的确包含了技术进步的成分。但是亚洲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增速相对比较缓慢，无论是传统的索洛余值还是改进后的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均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在亚洲的技术进步类型中，体现式技术进步仍然是亚洲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以技术创新为主的一般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明显不足，以技术创新为主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占全部技术进步的比例仅占10～20％，远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说明亚洲的产业模式并没有走向以创新为主的新兴经济模式。尽管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可以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但是缺少技术创新、依赖技术的模仿难以实现经济的赶超，这是东亚经济的竞争力提高缓慢的根本原因。
同时，由于技术进步以资本体现式为主，而设备更新的周期导致亚洲技术进步增长率的明显周期性变化，这说明亚洲会受到连续的周期性危机的打击。1997年之前的连续数年，亚洲典型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进步增速均出现了连续的下降甚至负增长，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经受了这场危机后，亚洲的制造业部门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引进和设备更新过程，旧的设备和工艺被淘汰，技术进步的增速也明显提高，但是2002年后世界市场的繁荣再次让亚洲感觉扩大生产比进一步改进技术更重要，因此近年亚洲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亚洲有可能再次经受危机的打击。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十年后的今天，亚洲国家并没有在危机后走向新兴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道路，亚洲距离真正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还是很遥远，不仅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较低，而且技术创新的贡献更是明显不足，在这次全球性的衰退中，亚洲的制造业部门再次经受了沉重的打击，进一步说明亚洲国家并没有在上次危机中走向转型。因此，东亚尽管存在技术进步，但是整体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仍然比较低，而且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占了绝对比重，研发投入相对不足。因此，东亚经济体要实现跨越与赶超，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设备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转变。
注释：
①该分类体系借鉴了KLEMS项目的研究体系，对于该项目的应用，见(Hulten，1992)。
②该数据库地址为https://eiu.bvdep.com/version-200984/cgi/template dll?product=101&user=ipaddress。
③韩国国家统计局(KNSO)网址为http//www.nso.go.kr/eng2006/emain/index.html；台湾地区数据由“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取得，可经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进入；http://www.statistics.gov.my/eng/;http://www.bps.go.id/index.shtml；http://web.nso.go.th/en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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