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安全：关于风险社会的一种反思及研究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个体论文,风险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7)04-0082-08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因素的新的活跃期，这使我们的社会管理和治理面对着严峻的局面。同时，由于我们的管理和治理的理念及方式的滞后性，在许多情形下，管理和治理与社会问题及矛盾展开了一场“拉锯战”，陷入一种疲于应付、被动治理的状态。所以，必须对积极型、建设型、未来型的管理和治理作深入的探索，为个体安全进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基础。
无论对于个体、群体、社会还是国家，安全都是一种基本的需要，这就决定了安全研究应当具有的两个基本角度：个体性安全研究与整体性安全研究①。然而，在以往的安全研究中，主要侧重于强调整体性安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体生活中的安全问题。本文将就个体安全研究的重要意义及其相关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社会实践系统的开放性与个体安全
现代社会的规则和制度系统是一种实践系统。这里所谓“实践系统”着重强调的是，这一系统的成长和发展是一个人为构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人类自觉意识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强烈。
现代社会作为一个人为性系统，具有与生俱来的种种开放性（甚至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开放），构成了现代社会遭遇风险的内在原因。譬如，1.交往沟通的开放性：不同的个人、群体、组织以个性化的方式进行着交往沟通，彼此之间往往形成“偶连性”关系，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这种“偶连性”关系尤其易于缺乏稳定性而导致风险；2.知识和经验的开放性：知识总是伴随着无知，经验也总是有限的，人的理性也就难以避免不完整性和有限性，处在一个不断调整和反思的过程中，这也构成了风险的主体性原因；3.选择的开放性：因为行动者总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理性作出选择和决定的，所以每一个选择和决定也意味着风险，而且，由于行动者往往以自己的观察作为标准值，相互之间的协商和共识常常陷入困难而引发风险和冲突；4.运作的开放性：现代社会系统是一个由各个子系统组成的，它们之间或者呈水平状或者呈垂直状，形成复杂的结构性关系，许多子系统的不同操作是同时进行的，而且整体系统或子系统都没有一个最终的确定性操作，这其间会蕴生出无穷的风险；5.时间的开放性：社会系统是建立在有限的理性和不完备的知识基础之上的，社会及其组织处于从过去、当下到未来的不断过渡状态，不是一个能够彻底规避盲目和不确定的完备系统；6.因果关系的开放性：现时社会过程的极速流变打破了因果规律的经典逻辑，事件之间往往没有清晰可辨的因果对应关系，甚至完全失去了因果关联，这造成了社会风险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含意。等等。
由此可见，安全问题植根于社会实践的结构系统本身，与现代的发展如影随形。正如我们所知，“个人和社会分别表现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二重含义”，在一定意义上“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的演变过程”[1]，因而社会系统的安全问题最终将在个体的生活中得到表达。在当前，现代性之全球化与本土社会转型这两股力量的相互交织扭合，推助了社会的一系列复杂症候，中国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也进入新的活跃期，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对个体安全的影响日益明显，也往往成为了人们注意的焦点。我们从现代性之全球化与本土社会转型这两个相互联系的视角，较为具体地分析了在当今世界和中国出现的一些代表性新趋势或有新特点的主要趋势。
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
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
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
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
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
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
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
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2]。
可以说，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在当代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这一宏观背景之下，个体安全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譬如，社会组织模式的重组过程强化了个人与集体和组织的分离趋势，从而推助了社会的离散趋势，在多方面（如经济、文化、人际关系、心理满足等）削弱了个体安全传统上的依托；资本与劳动的传统关系的变化对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下阶层的就业、福利、生活水平的稳定性形成了负面影响，从而对个体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以往在我国社会中占绝对人口优势的蓝领工人和农民等阶层，现在却由于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的下降而普遍处于不利的境况，这可以说是当前我国个体安全的最大隐患；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失衡对于社会合作、权利义务体系也带来了破坏性影响，大大降低了个体的安全度。
然而，从社会学研究来看，在以往很长时间里，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与个体安全问题之间关联并不是很清晰的。事实上，自中国实行社会改革以来，人们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生活水平提高一直给予很高的期望，曾一度认为随着这些方面的发展，许多的社会负面问题会迎刃而解。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安全还没有成为一个明显的问题。经过近3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而明显的提高，人们对社会进步和生活幸福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在贯彻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和个体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也进入新的活跃期，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对个体安全的影响日益明显，也往往成为了人们注意的焦点。正是在这种新的情势下，个体安全问题完全凸显了出来。
二、从安全研究现状看个体安全研究的基本意义
简单地说，个体安全可以理解为，作为安全主体的个人与其外界环境及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是个人在客观上没有面临威胁、在主观上没有恐惧感受的一种状态。一般而言，个人的不安全状态根源于外界和社会存在的危险和风险。可见，个体安全的研究与安全和风险的研究有密切联系，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现有的相关重要成果可大致归为以下方面：
国家安全研究 在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中，国家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领域，研究涉及国家安全的含义、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如何防范威胁及构建安全战略与体系等内容 （但彦铮，2004；何贻纶，2005；约翰·加迪斯，2005；詹姆斯·施莱辛格，1975；等等）。传统上，国家安全研究有两个基本特点：(1)从国家利益（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角度考虑安全问题，安全防御主体、研究分析单位是国家；(2)主要关注“传统安全”问题，即外国军事入侵或政治威胁（王逸飞，2006；吴志成等，2005）。
在最近二三十年，随着人们对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后果的高度关注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国家安全研究领域出现了由传统安全研究向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转变，比如金融风险、恐怖事件、环境恶化、流行疾病、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等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王逸舟，2005，2004；朱锋，2004；等等）。另外，非传统安全已经超越了国家界线，成为全球性和公共性的风险，其防范和治理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
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研究 与国家安全研究不同，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或社会保障）研究主要考虑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民众的福利。但在新的现代性、全球化等背景下，公共安全已不完全是指传统的犯罪行为对人们的生命、财产等利益的损害，社会安全也不仅仅是指对民众基本生活需要和健康需要的保障，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因素大大扩展了，对这些问题的应对也日趋复杂。就处于剧烈社会变迁的中国而言，对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而且政府有关部门也将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纳入重要的工作议程。专门研究公共安全的学术期刊《中国公共安全》于2005年创刊问世，关于社会安全或社会保障的研究在最近20年来更是层出不穷。
我国学术界目前对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转型期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郑杭生、洪大用，2004；王绍光等， 2003），如何应对和处理威胁或风险事件、如何提高组织管理能力、如何构建针对各种弱势群体的保障和救助体系等方面（郑杭生等，2004；郑功成，2000；董华、张洁光，2006；王建章， 2004；吴江，2005；等等）。也有学者介绍西方国家应对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做法（夏保城， 2006；郭太生，2003；等等），也有学者从法律角度探讨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立法和司法问题 （李昌麟，2004；武彪，1985；等等），有学者构建了中国区域公共安全水平的指标体系，对各省市的安全水平进行初步估计，并进一步对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做了相关性分析（朱正威等，2006）。
人类安全研究 “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这一概念受到广泛关注是从1994年“联合国开发总署”出版《人类发展报告》之后开始。该报告明确指出，要以“人类安全”概念以取代传统安全概念。《人类发展报告》所提倡“人类安全”概念之主要组成包括以下七部分：1.经济安全；2.粮食安全；3.健康安全；4.环境安全；5.个人安全；6.社区安全；7.政治安全。为了实现早期预防，《人类发展报告》建议采用人类危机“早期预警指标”(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of human distress)，其中包括犯罪率、交通事故次数、污染指数、以及收入不均等。
尽管“人类安全”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而且对其定义、范围、以及如何有效进行研究等存在不少争论，但国际学术界仍高度重视这一概念及有关研究，有人称，“人类安全”的提出是对“传统安全概念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不少国家在政策声明上、在双边或多变的公报或宣言上，以及一些重要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已将“人类安全”概念纳入讨论议程，甚至拟定付诸行动的计划方案。
对安全感及风险感知的研究 安全或不安全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也涉及主体的感知。心理学家们（如，弗洛伊德，弗洛姆，霍尼，马斯洛，等）就从个体心理的角度探讨安全问题，提出了安全感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心理学家往往将安全感作为个体人格的一部分，研究这种心理状态的成因、表现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需要层次理论中将安全列为第二层次的需要，他还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编制了《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又称S-I问卷）。我国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安全感量表（丛中、安莉娟，2004）和不安全感量表（沈学武等，2005），并主要基于大学生样本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测试。零点调查公司也曾多年开展对市民安全感的调查研究，但其主要集中在社会治安上。
安全的反面是风险。国外的一些学者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公众对风险的感知问题(Sl ovic,Lichtenstein and Fischhoff,1984; Paul Slov ic,1987; Slovic,Kraus,Lappe,Letzel and Malm fors,1989; etc.)。这种研究主要采用心理测量的研究范式，检验感知在决定“危险或风险事件”的影响程度中所起的作用，它涉及不同特征的人群对不同的风险因素的感知到的风险程度的差异。
风险社会理论及相关研究。社会理论家们在反思现代化的后果和风险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风险社会理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最先用风险社会来概括现代社会的特征(1986)，根据贝克的分析，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现代性本身的发展及其全球化趋势所导致的结果，这使得社会的中心问题从财富分配转向风险分配，由此带来了不同利益集团对最有利的风险界定或者说风险地位的斗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和风险社会的出现，个体安全成为社会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Z.鲍曼，2002； A.吉登斯，1990）。在过去20年间，风险研究业已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在风险概念的界定、影响风险的因素、风险文化、风险感知、风险的社会放大、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等方面已取得大量成果(Sheldon Krimsky and Domi nic Colding,1991; Barbara Adam,Ulrich Beck,and Joost Van Loon,2000)，我国学者对这方面的介绍也日益增多。
总起来看，目前国家安全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国家利益；公共与社会安全研究侧重于民众福利；人类安全研究基本上也是从宏观整体而不是微观个体的角度探讨安全问题，心理学对安全感的研究虽然落脚于个体层面，但是过于偏重心理感知方面。社会学的风险社会理论涉及到对个体安全的探讨，但对个体安全研究的实际开展仍然很欠缺。
安全研究的现状值得社会学进行深入的反思。如前所述，安全需要涉及到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整体社会和国家的安全需要，二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需要。安全研究因此应当有两个基本角度：一个是整体性安全研究，另一个是个体性安全研究。过去我们主要侧重于强调社会和国家的安全，如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人类安全等，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于个体安全的关注。迄今为止，对个体安全的系统研究依然十分欠乏，这表现在对于个体安全的内涵，个体安全与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关系及其基础意义，我国个体安全的基本现状，及其对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研究等，还很不够。
因此，从社会学的视角、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经验研究方法，在这一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是很有必要的。社会学的反思投向安全研究、特别是个体安全研究，这一思考所涉及的是一种本体性的反思。固然，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安全是都一种最基本的需要，然而，在所有的人类安全需要中，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需要；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安全问题，往往影射出安全方面存在的深层隐患；相对于整体社会和国家的安全，个体安全是真正的本体性安全：它不仅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更经常、更普遍面对的问题，而且也是其他人类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归宿。相对于其他人类安全，个体安全的本体性是独有的，这也使得社会学关于安全研究的反思具有本体性。更为重要的是，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来观察普通民众所面对的安全问题，这种社会学的安全研究也应当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一过程会产生有价值的结论。总之，社会学对于个体安全的研究本身蕴含着多方面的意义。
三、社会问题和矛盾因素活跃期的个体安全问题
当前，我们面对着社会管理和治理的严峻局面。由于社会转型的持续快速推进，我国处于各种不协调因素的新的活跃期，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出现，其中一些呈现出反复发作的特点。同时，由于我们的管理和治理的理念及方式的滞后性，在许多情形下，管理和治理与社会问题及矛盾展开了一场“拉锯战”，陷入一种疲于应付、被动治理的状态。所以，必须对积极型、建设型、未来型的管理和治理作深入的探索。我们以为，这可以对个体安全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基础。
个体安全研究应当体现出全球与本土、现在与未来、宏观与微观、社会系统与日常生活等重要研究视角的结合。我们目前面对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可以视为全球与本土的种种变化所共同造成的现实效果，个体安全问题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在宏观视野上，采取“社会实践结构的二维视野”，即我们所说的现代性之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与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有助于透视和把握个体安全问题的基本动向和持久走势。除此之外，我们也强调要以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视角、以普通人的眼光，对个体所感受到的极为生动的安全问题予以具体的观察和研究，深入探索那些影响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对社会变迁进程中的具体情节，包括种种偶然的、局部的和个人的遭遇，作近距离的观察、描述和分析，以便解释发生在个人生活中的较为近期的困扰，探寻与之相应的社会政策和对策。
我国目前的个体安全状况与现代性之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与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有着直接的联系，或者说，这两股力量导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我国个体安全问题的直接成因。我们可以进一步从现实性和潜在性这两个角度来进行表述，个体生活中遭遇的不安全因素及其影响可分为“现实的困境”与“未来的威胁”。
在一定意义上，个体安全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可以看成是对现代性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变迁的短频震颤所导致的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直接反应。近几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至今），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模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与古典现代阶段相比，社会再生产体系与日常生活世界都发生了空前的结构性变化。譬如，长寿社会的出现，由于社会成员的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人们越来越普遍地感受到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所带来的压力；风险社会的形成，职业生涯、个人健康、家庭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一些意外事件很容易对个人生活造成沉重的打击；消费社会的发展，公共费用的“累进”趋势，如教育、银行、通讯、交通、医疗、住房等的涨价，使社会成员安全感深受到影响；虚拟经济的扩张，上述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催化了个人的自我保障，使金融和保险市场（储蓄、证券、股票、保险、期货等）的投资套利行为更加盛行，愈加暴露出虚拟经济内在的危险性。此外，人的理性不仅存在着固有的有限性，而且现代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无时不在对有限理性提出新的考量，因而显示出一些学者所说的“理性的衰微”，使得“任何一次理性自诩都会成为风险”[3]。由此，个人的不安全感所导致的非理性行为反过来又加大了社会系统的风险性，形成了日常生活世界不安全性与社会系统世界风险性的相互反馈，推动了社会深层结构的风险化趋势。
本文中的所谓“现实困境”，主要是指个人生活中已经遇到的实际困难或问题及其造成的个体安全威胁。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改革面对着一个非常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社会系统各部分、社会生活各领域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这些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直接削弱了个体的安全性。譬如：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惯性导致的持续性的负面影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下岗失业群体的边缘地位和弱势地位的固化趋势；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差距不合理，贫富悬殊过大并仍在迅速扩大；腐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及社会价值体系的倾斜；较为合理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的缺乏；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长期滞后，农村贫困阶层的扩大；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其他问题如社会不公平现象、社会治安状况，等等。
所谓“未来威胁”是指社会风险对个体安全造成的潜在性的、前瞻性的威胁。风险本身就是一个超前性、非事实性概念，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目前我国社会处在剧烈变迁的时期，各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容易被激发，社会成员对风险的潜在威胁也高度敏感，对可能发生的安全问题往往忧心忡忡。譬如：公共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水污染等）造成的心理恐慌；资源短缺（“电荒”、“煤荒”、“油荒”、“水荒”等）增加了生活压力；公共物品（如教育、银行、通讯、交通、医疗等）的涨价；个人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非预期性事件（如失业、意外伤害、疾病、残疾）；个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等等。
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长寿社会”、“风险社会”、“消费社会”、“虚拟经济”、“理性衰微”等表明，“未来威胁”对个体安全指数的影响会不断趋强，一些潜在威胁都有可能大大降低安全感，导致社会成员的“预期性焦虑”[4]心态。应当注意的是，即使是一些已经发生的实际现象，其背后也隐伏着“未来威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群体性事件的源起表面上是参与者经济利益的相对受损，深层里是在诸如就业等即期营生手段无法确定的条件下，导致人们对未来安全预期的不稳定，人们担心现在，更忧虑未来，而且后者更甚，人们害怕看不到希望，希望破灭导致失望，长久的失望积累就会弥生恐怖和无奈，长久的恐怖和无奈就会导致麻木和理性渐灭，理性灭亡就会做事不计后果，最终形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社会局面，造成社会激烈振荡[5]。
很长时间里我们缺乏一种认识：即“现代性的成长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正在以更快的速率成长着，这使得过去、现在、未来的传统分隔不断呈现出模糊状。反映在个体安全方面，“现实困境”与“未来威胁”的双重压力相互添力、彼此助长。对于前一种社会压力，从改革初始，中国社会学界就对社会分化、社会分层、收入分配、社会贫困、弱势群体等现象展开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福利、保障、救助提供了相应的对策。至于对后一种社会压力，我们的关注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实际发展趋势。尽管在当前，“现实困境”依然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方面，但是“未来威胁”的更多压力将日益显示出对个体安全的负面影响。
四、个体安全、风险社会的研究对策对于社会建设的全面影响
社会安全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安全的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安全指数普遍低落，这样的社会难以称得上安全，也难以达到和谐。当今社会的风险化趋势使个体安全面临更大的威胁，从而对安全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期待。综观国内外对安全和风险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学应更为主动地引导和推进这一领域中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从中形成回应未来的积极对策。
确立“以人为本”的新安全理念 以往对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国家利益或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而逐渐表现出来的一个趋势是把人的福利作为安全研究的着眼点和归宿。我们强调，在“人的安全”中，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安全，维护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解决地区、国家、国际和全球的各种传统或非传统安全问题，归根到底要体现在保障个体安全、促进个体幸福。这一认识意味着安全理念的根本转变。确立这一新的安全理念是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相一致。
丰富安全范畴的内涵 安全不仅是指整体社会和国家的安全，还应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不仅要强调社会和国家的安全，如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人类安全等，也要重视个体安全。此外，安全也是一个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的概念，有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日常生活以及心理和精神的广泛含义；不仅要应对目前面临的、基本生存的困境，而且要谋划未来的、长远发展的需要。所以，安全概念的内涵应当具有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生活的、心理的以及未来的、成长的丰富性。
扩展安全研究的范域 在对现代化的后果和风险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安全的范围和领域被逐步扩展，主要表现为从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扩展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以往对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自然灾害、社会治安、职业风险等问题上，而如今学术界、政府和公众对生态恶化、资源短缺、艾滋病等新型传染性疾病、核扩散、恐怖主义、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等因素蕴含的对安全的威胁更加关注。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许多非传统安全现象的探讨，如水资源短缺、渔业纠纷、交通堵塞、物种灭绝、救济困难、光缆中断、认同模糊、语言失范等，实际上也是个体遇到的不安全问题。我们以为，在非传统安全研究中运用个体性安全研究的视角，将使安全研究的范域真正得到扩展。
促进安全研究单位的转变 以往对安全问题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国家或抽象的群体单位之上的，应当推动以个体为单位进行安全问题的调查以及对安全问题进行分析的研究趋势。在社会重大变化来临时（如医疗、住房、教育、退休和养老、最低保障等等制度的改革或调整），对社会成员的自我定位、自身安全评估、不安全因素的确定等给予具体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对未来政策进行设计的风向标。从目前看，从以整体 （国家或社会）为单位展开安全研究到以个体为单位来进行安全研究，还处在一个转变过程，需要作出许多新的探索。
提高安全研究社会性和制度性含量 以往的安全研究是相对封闭的，安全问题的解决偏重技术操作层面的探索，对人的安全的价值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现在，一种新的安全研究正在形成：不安全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技术发展的后果，也不仅仅是技术系统出错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为的社会组织、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同时也涉及到不同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群体的安全感知和界定。因此，对不安全问题的预防和治理也不是单纯依靠科技进步、完善技术操作程序就能够解决的，它还需要进行组织和制度、社会和文化的创新。
这种“以人为本”的新安全观将引导出新的安全研究、安全技术和安全实践，推动未来型、能动型、主动型、积极型和建设型的社会管理和治理体系的全面成长。譬如：
1.公共政策的转变。安全理念和价值取向的转变、内涵的扩展势必推动政府公共政策的变革，从而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保障社会安全。表现在政府的管理方式方面，以往政府主要是以直接责任者的身份，通过政府投入、生产和组织公共产品，然后提供给社会成员，这样政府就是自己承担起了筹措、监管和支付的直接责任。实际上，政府的公共政策模式还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灵活的方式来实现对公共物品的配置、协调、监督等。在这方面可以探索新的运作方式。
2.社会政策覆盖域的拓宽。如果人的安全需要有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生活的、心理的以及未来的、成长的丰富性，我们的社会福利、保障和保险的功能就应当具有更宽阔的涵盖性，不是仅仅局限于对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正的弥补和调节，对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的救助，而且在普遍适应社会成员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创造潜力的发挥，以及有所作为的期望方面，应当发挥更大的功能。
3.社会治理的创新。以新的社会管理和治理机制形成社会安全的护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促进第三部门的健康成长，开展非营利、非强制和非政府的社会公益性活动，以及社会互助事业（如社会捐赠、志愿行动等），推动相应的社会组织、机构和团体（如慈善组织、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发展，这样可以加速政府职能由无限型、全能型向有限型、非全能型的转变，在减轻社会管理成本的同时大大提高社会安全的实效。
4.资产建设积极作用的发挥。可以通过资产建设来形成更为完善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以往我们的社会政策主要侧重于通过收入分配的调节来解决财富占有不公平及贫富差距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应当借鉴西方一些国家“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实施资产建设的制度化政策，使资产积累进入到社区和家庭。由于资产建设可以进行长期积累、跨代积累，从而为个人的持续发展、持久幸福奠定基础[6]，这对于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和发展状况有深远的意义。
5.社会管理体系的变革。我们曾经指出，现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弊端 （事后型、治理型、惩治型、限制型等）和程序至上性（无论实际效果怎样，符合程序的就是合理的，以程序上的合理性取代了事实上的不合理性），以及“程序技术”的流行（当事人藉此规避责任、相互推诿，以至“有组织的”共谋，变集体负责为集体不负责），等等[7]。个体安全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说明，社会管理体系必须形成一种新型的安全机制：“未来型”——对非事实性威胁的预测和分析；“能动型”——随时处于激活、启动状态； “主动型”——对风险迹象的高度敏感和捕捉能力；“积极型”——鼓励创新性思维和想象力的发挥[7]；“建设型”——具有持续的自我调节、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能力。显然，新型的安全机制要通过社会管理体系来表达、运作和实现，这本身意味着一场异常深刻的社会变革。
总之，针对个体安全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威胁，针对社会风险化过程的不确定性、不可测性等，我们倡导，将人文学科的理解和解释方法，融入到现实中的多元因素及其可能效应的分析中，在更为宽阔的视野下，考量和权衡对各种传统风险与新型风险的回应，加速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收稿日期：2007-05-12
注释：
①本文中的“个体”是作为与“整体”的对应概念来使用的。个体是一个具有广谱含义的概念。从生命现象而言，既可以是有生命的个体如人类个体、动物个体，也有无生命的个体如器物个体。从逻辑学而言，个体既可以是集合概念，也可以是非集合概念：如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可以视为一个个体，这是非集合性的个体；而若干个单个单位的集合也可以构成一个个体，如一个群体、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等，这是集合性的个体。本文中的“个体”是作为生命现象和非集合性概念，特指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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