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香港经济结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结构调整论文,经济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FDI（外商直接投资）在香港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是吸引跨国公司对香港的投资，还是香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香港均居于亚洲“四小龙”的前列。香港经济起飞的关键在于巧妙地利用了产业全球化的机会，通过进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成功地建立起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出口加工工业，促成了香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增长。然而，随着制造业的对外转移，香港经济面临“产业空洞化”的威胁。正是由于在新的国际生产体系中未能找到自己明晰的定位，香港当前经济发展低迷，国际竞争力下降。因此，香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是要重振高科技制造业，尽快进入跨国公司主导的新型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通过挖掘和培育自身优势，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起飞与FDI在其中的作用
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是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埠，特别依赖对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来带动经济发展。二战结束时，香港已是满目疮痍，人口只剩60万人。直到1949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6.32亿元，当时香港的工业远不如上海、广州等地，工业收入在整个香港经济中的地位及作用是微不足道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采取了承认新中国并积极开展对华贸易的明智决策，香港商人抓紧时机充当中国同外界贸易的中介人。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额在1949年和1950年分别上升了66%和74%。香港贸易总额也急剧上升，连年出现新的纪录。1950年贸易总额达75亿港元，比上年增加近一半，超过了战前水平。
1950年12月，美国宣布对华实行禁运，同时亦对香港实施严厉的贸易限制。随后，在所谓联合国决议下，许多国家也相继宣布对华禁运。英国追随美国，加紧对华出口管制。这一事件导致香港转口贸易额直线下跌，尤其是香港对内地的输出更是一落千丈。1952年，香港对内地输出下降到5.2亿港元，不及上年的1/3，以后逐年下跌，到1955年下降为1.82亿港元。
在1951-1955年5年内，内地在香港出口市场中的地位从第一位降为第五位，比重从36.2%急降到7.2%。这使得香港百年来依赖转口贸易维持生计的途径顿失，以致市场萧条，失业增加，经济陷入困境。转口贸易的衰退直接影响到工商、金融、保险、航运等行业的生存，工商业倒闭风潮迭起，单在1952年，每季倒闭工厂平均即达50家，失业率高达30%以上。一位美国记者在其报道中将香港称为“正在消失中的城市”。
在转口贸易这一香港经济的生命线遭到美国和联合国对华禁运政策严厉打击的情况下，香港经济处于“不出口即衰亡”的危险境地。为了摆脱困境，香港选择了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的道路，通过发展直接出口以求得生存。
这一时期，最先发展起来的是纺织制衣行业，随后，塑胶、玩具、小五金等轻工消费工业相继涌现。到50年代中期，纺织业生产比初期有了成倍增长，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到1960年，香港纺纱织布工厂达330家，工人4.2万人，绵纱产量达15600万磅，布匹产量达42800万平方码；制衣工厂达689家，工人4.2万人，分别比1950年增加了16倍和20倍。纺织和制衣业的逐渐发展成为了香港工业中举足轻重的行业，1959年其出口额占到香港当地工业产品出口额的52.9%。纺织、制衣工业的发展推动了整个香港工业的发展。1960年，香港的工厂总数已由1950年的1500家增加到5000家，雇员总数由8万人增加到21万人。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香港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已初具雏形，从1959年开始，香港产品出口总值首次超过转口贸易总值，达32.78亿港元，占香港出口贸易总值中的比例高达69.6%。这标志着香港的经济形态完成了从转口贸易为主向加工工业为主的转变。
香港的出口加工工业在60-70年代获得了飞跃发展。60年代初，香港当局制定法规，成立了香港工业总会和香港科学管理协会，并先后设立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等三个官方工商机构，以及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包装中心等三个技术中心，使香港工业发展从环境、生产技术和设计、品质检定到包装出口等方面得到及时有效的指导，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纺织、制衣、电子、玩具、塑胶等工业的发展。
纺织业和制衣业一直是香港最大的工业部门，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其出口值占香港制造业出口总值的四成以上，雇用的工人在70年代后期已达36.2万人，几乎占当时香港制造业工人80万人口的一半。香港纺织业在70年代中期因邻近国家的竞争和进口国家的限制而趋于衰落，但制衣业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香港制衣业结构灵活，善于适应市场变化，以“高质化”、“时装化”为发展方向，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1978年，香港成衣出口值达157.07亿港元，比1977年的139.08亿港元增长13%。1975年，香港首次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最大的成衣出口地区。从70年代中期到1985年，香港一直保持全球最大的服装出口基地的地位。1987年，香港制衣厂达7681家，从业人员23.7万人，服装出口值617.76亿港元，比1970年的43.27亿港元增长了13倍。
70年代，香港电子工业异军突起，发展速度惊人。在50年代末，香港电子业仅有两家装配半导体的小厂，但到1970年，电子厂家已发展到223家，1979年进一步增至1075家，雇用工人由3.83万人增至9.056万人。电子产品种类繁多，60年代中期消费电子产品只有半导体收音机，但到70年代已扩展到收录两用机，电子计算机、电子游戏机、电视机、电子报警器、音响器材、各种电子玩具和电子钟表。1970年电子产品出口值仅为12亿港元，到1980年，已增至139.6亿港元，11年内增加了11.6倍，占香港制造业产品出口总值的20.5%，仅次于制衣业居第二位。80年代以后，香港电子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到1990年，电子业出口值达586亿港元，1992年增至614.37亿港元，占香港制造业产品出口总值的26.2%。
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香港从轻纺加工工业起步，逐步建立起出口主导型经济体系，实现了工业化，并带动了交通运输、金融、房地产、商业服务以及旅游等行业的全面发展。香港也从过去的一个转口贸易港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多元化国际经济中心。香港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60年代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11.7%，70年代为9.2%，80年代为7.1%，名列世界前茅。1990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达5460亿港元（约合712.64亿美元），为1961年的91倍；人均产值94138港元（约合12067美元），比1961年增加了48倍。1991年，香港在世界贸易排名表中名列第十，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太地区第二大国际贸易中心。
香港出口加工工业的发展得益于跨国公司的投资。香港大规模地引进FDI是在70年代。70年代以前外资在香港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纺织、制衣部门，但总体投资数额不大。到1971年香港制造业的外资总额只有7亿多港元，外资工厂约200多家。
1974年之后，外资在香港电子工业中的投资总额开始超过纺织、制衣业，居于第一位。1983年，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达78.39亿港元，外资工厂达486家。在全港工业总投资中，外资约占10%。香港制造业中的外资来源以美国占第一位，达36.18亿港元，占制造业外资总额的46.2%。其次是日本，投资总额为23.06亿港元，占制造业外资总额的29.4%。第三位是英国，投资总额为4.57亿港元，占制造业外资总额的5.8%。
80年代后期一直到90年代初期，美日跨国公司对香港投资一直保持强劲势头。1985-1990年，美国对香港投资年均增长15%，日本对香港的投资年均增长22%。1990年底，美国对香港累计投资达65.37亿美元，其中对制造业的投资额为12.13亿美元（约94亿港元），占制造业外来投资总额的30.6%，仍居首位。1990年3月，日本在香港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达80.66亿美元，其中对制造业投资达12亿美元，占香港制造业外来投资的30.4%，居第二位。在90年代初期，外资对香港制造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业，其次是电器、纺织、服装、化工等行业。1991年，外资在制造业各行业中的比重依次为：电子业33.9%，电器13.6%，纺织制衣业9.7%，化工5.4%，卷烟业5.5%，食品、饮料业5.1%。
香港工业自7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结构转换，并不断向技术密集型升级。为了促进产业升级，香港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设信息、生物工程和激光三个小组，主要任务是追踪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方向，制定香港科技发展战略。二是成立香港科技大学，政府在办校经费上鼎力支持，用以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以适应香港经济转型的需要。三是先后创建并发展了沙田、屯门、大埔、荃湾等工业区，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海外资金和技术投入。四是根据香港特点，选择微电脑、电传设备和医疗电子设备作为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促进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升级。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香港的投资自70年代后期开始转向电子电器和非金属矿产业，在纺织业和制衣业的投资逐渐减少。
香港的制造工业基本上是加工出口性质。制造业需要的原料、半成品等依赖进口。加工之后的产品绝大部分出口外销。1976年工业品出口率为97.4%。香港制造业基本上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加工基地，其市场也依赖跨国公司网络，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出口和各种分包安排是香港制造业产品进入美欧市场的重要方式。
香港制造业主要集中在纺织制衣、电子、塑料、五金等几个工业部门。纺织制衣业一直是香港最大的工业部门。1978年，其出口值占香港制造业产品出口总值的四成以上。其他是电子产品，所占比例为11.6%，塑料制品占8.8%，玩具占8.2%，钟表占6.7%。从1970-1978年的8年间，香港出口贸易额每年平均增长16.7%，其中港货出口为16.2%。1978年香港工业品出口达407亿港元，进出口总额为1169.64亿港元，为1950年的15.6倍，位居世界第18大贸易区，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制造业的对外转移与结构性矛盾的显现
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断上升。到了80年代中期，香港传统制造业逐渐丧失低成本优势。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香港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对外转移。此时，恰逢祖国大陆对外开放，内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加上吸引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导致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向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转移。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统计，1980-1984年，香港年均对外直接投资(FDI)仅为3.55亿美元，而1985-1989年，香港年均FDI迅速上升到19.68亿美元，1990-1994年则进一步升至102.45亿美元。从1993年起，香港年均FDI在200亿美元以上，成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地区）。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占其对外投资份额的60%以上。与此相对应，在内地吸收外资总额中，来自香港的投资一直居于首位。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0年3月，香港在内地的实际投资额高达1413.41亿美元，占内地吸收外资总额的51.5%。超过80%的香港公司对内地进行了投资，超过85%的香港制造业转移到了内地。
香港制造业的对外转移实际上是生产车间的转移，公司总部并未转移。由此形成香港制造业新的经营模式：即香港接单，内地生产，海外销售。在生产线转移到内地之后，香港制造业企业总部主要负责产品设计、品质管理、市场营销和财务管理等工作。通过企业价值链的分离与整合，内地的低成本优势支持和延续了香港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使香港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为结构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
制造业的外移促成了香港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型。80年代以后，香港金融业、地产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发展迅猛。整个80年代，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保持在14-20%之间，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也从1981年的47.7%上升到1989年的62.3%。1980年至1995年间，香港服务业产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由67.5%上升至83%，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服务型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1980年的90.5万减少到1995年的38.6万。制造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42%下降到1995年的19.6%。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23.7%下降到1996年的7.2%。
在香港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以后，制造业的发展逐渐走向萎缩，特别是在国际制造业产品不断升级换代的过程中，香港制造业由于缺少技术开发的投入，发展后劲明显不足。在金融业和地产业不断繁荣的过程中，香港经营界热衷于“找快钱”，不愿在企业科技开发上作长远投资，这导致了香港科技实力的下降和本地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减弱。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1998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报道，香港在以科研开发为代表的科技竞争力世界排名中名列第25位，低于所调查的46个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比1992的第10位退后了15位。
由于以制造业为支撑的科研开发的衰落，香港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受到一定的削弱。据IMD1999年国际竞争力排名，香港的整体竞争力已从第3位跌至第7位，与竞争对手相比，香港至少有20项指标处于不利地位。失去了科技实力的支持，香港的服务业难以独善其身，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首先，香港的国际贸易地位受到一定影响。
90年代以来，香港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整体贸易增长率从1992年的21.7%下降到1996年的2.6%，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不足2%。香港的对外贸易由本地出口和转口贸易两部分组成。从80年代后期开始，本地出口额增长乏力，进入90年代，更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有的年份出现负增长，如1993年和1994年就分别出现了4.5%和2.3%的负增长。香港85%以上的转口贸易以内地为始发地或目的地，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香港贸易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内地港口建设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一部分经过香港转口的贸易分流到内地港口，导致香港转口贸易增长速度的下降。事实上，从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香港转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已从24.5%下降到18.2%。
其次，香港金融业受到邻近国家和地区的竞争。
虽然香港发展金融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已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邻近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新加坡和上海，已成为香港强劲的竞争对手。新加坡大力加强市场建设，志在与香港争夺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目前在外汇交易方面已超过香港，成为继东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外汇市场。上海依托其中国经济中心的强大优势，90年代发展异常迅猛。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上海正在成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落户上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形成竞争与挑战。
第三，香港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导致营商成本高昂，投资环境恶化。
地产业和金融业是香港服务业的两大支柱，但地产业长期为少数财团所垄断，房地产投机倾向严重，导致房产价格居高不下。虽然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后，香港楼价有较大幅度的下跌，但其价格水平仍在世界大都市中名列前茅。
目前，香港房地产销售价格和出租价格在世界大都市中分居第三位和第二位。高昂的楼价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香港在经济制度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区位优势，导致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经营成本的上升，一些跨国商业机构不得不将其地区总部撤离香港，从而削弱了香港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中的地位。
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关键环节
香港特区政府已认识到过分依赖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对香港经济发展造成的潜在影响，明确提出要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力量。1999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投资17亿美元把香港建设成为“数码港”，吸引资讯公司发展多媒体服务产业，使香港成为国际资讯服务中心。特区政府还成立了创新委员会，就香港科技和科技产业的发展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特区政府拨款33亿港元兴建科学园，拨款50亿港元设立创新及技术基金，成立应用科技研究院，加强支持产业界发展高增值产品，启动应用研究基金为私营机构提供创业资金，以协助真正具有商业潜力的项目进行技术开发。
不过，推动科技创新不可能遍地开花，也难以在短期内大见成效。香港科技振兴的关键是要找到带动科技发展的产业支撑点和切入点。当代世界科技主要由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香港当然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相竞争。但是，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产业全球化的浪潮为香港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科技产业的“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机会。香港若能结合自身实际，找准进入行业的切入点，将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特别是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结合起来，是完全有可能在高新技术产业的若干领域或环节取得突破的。
香港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重视制造业的作用。制造业是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支撑点。应从香港现有的工业基础和门类出发，选择有市场发展前景和有竞争潜力的工业，如电信、电脑系统、微电子及元件产业，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突破口。在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特别重视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利用全球产业重组的机会，积极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通过发展与跨国公司的联系，可以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在R&D、管理、市场渠道等方面获得支持。
目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跨国公司体系面临着全球整合经营的挑战，它们不得不对其全球生产体系进行调整，将其星罗棋布的工厂整合成为紧密联系的整体，以在高成本的终端市场和低成本的制造中心之间形成具有灵敏反应能力的新型全球生产体系。这一变革从跨国公司最高层开始，自上而下渗透到跨国公司组织肌体的各处，其内容几乎包含了企业所有方面的创新。
香港经济结构调整应该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和国际产业重组的机会，在长期以来与跨国公司建立的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跨国公司联系的深度与广度，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可以充分发挥香港的区位优势，创造条件进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首先在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或数个环节进入跨国公司体系，利用跨国公司体系内的分工协作不断扩大联系，逐步学习和掌握一部分高新技术。
香港在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方面应关注跨国公司区位布局的新特点，通过自己已经形成的和潜在的“创造性资产”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因为跨国公司不仅追求较低的成本，而且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的素质和相应的技术、革新能力等“创造性资产”。在这方面，香港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可以进一步加以完善和强化，以吸引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
由于香港和内地之间通过FDI的相互作用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动态的产业分工体系，香港的产业升级应高度重视与内地的产业关联，通过加强与内地的产业协调和经济合作促进香港经济的稳定发展。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不仅给香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低成本制造基地，而且展示了在高科技领域进行广泛合作的良好前景。
内地在基础科技研究、科研设施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实力雄厚，但由于市场机制发育不够完善，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方面相对落后。而香港则在市场体系、金融实力、管理、营销技能等方面具有优势。加强与内地的合作，可以把双方的潜在优势发挥出来，实现优势互补，尤其是可以巩固双方在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这对于促进香港产业结构的升级，提升香港整体的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