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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2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3)01-0090-07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李伯谦先生于工程结项并通过验收后不久，在2001年第2期《中原文物》发表《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文，文章指出：夏商周年表的公布标志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然而，依据文献记载推定的夏之始年究竟可信度有多大？公开提出怀疑。[1](2001-08-05)陈淳先生《谈酋邦》一文写道：“诚如张忠培先生所言，依靠文字材料搞三代纪年，能做的也基本都做了，即便采用先进的测年技术也不见得得出真实的结果。”[1](2002-03-29)但正是这一被误视为“先进的测年技术”导致了工程的失误。据张立东先生《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美国之旅》披露[1](2002-05-24)，在中美学者今年4月13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讨会上，东道主蒋祖棣指出：“‘工程’
‘拟合’所依据的牛津大学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算法不能代表国际校正的标准”，“国际专家已经指出O[,x]Cal系列样品算法本身包含有人为加工成分，因此计算的准确性也随之降低”；“‘工程’报告（简本）使用的所有‘拟合’数据仅有68%的可信度”；“‘拟合’计算还包含了来自考古的错误断代信息”；“‘工程’并未把含有如此问题的‘拟事’数据仅做参考，而是将其作为评判诸家之说的尺度，显然大为不妥。”“鉴于此，他认为‘工程’关于西周年代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在讨论会上，蒋祖棣现场用计算机和O[,x]Cal程序对‘工程’报告（简本）表6公布的数据进行了重新验算，并向‘工程’的专家们提出了问题。仇士华对全部问题都表示认同。并且表示他本人也对“简本”公布的若干数据持有疑问”，承认“工程”存在着“严重问题”。仇士华为“工程”的四大首席科学家之一，主持年代测定，却拒绝1988年国际碳十四会议通过而为世界普遍采用的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我所撰《三皇五帝史断代》（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4）内包夏商周断代内容，对于夏禹代舜、商汤灭桀的年代，今再做以下研究。
一、商年六百二十九岁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10）（下略称《报告》）〈文献所见商代积年〉一节，列引《左传》、《孟子》、《鬻子》、《汲冢纪年》、《易纬稽览图》、《汉书·律历志》所引《世经》等有关商代积年的不同记述后写道：“《世经》之629年，不见于先秦文献，是刘歆据三统历推算出来的，不足凭信。”（第72页）“《左传》之‘载祀六百’，可理解为约数。”（第73页）
《左传·宣公三年》载王孙满答楚庄王问鼎之语：“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2）于此注引“《汉书·律历志》：‘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史记·殷本纪》集解引谯周《古史考》亦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
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的研究结论是：“左氏即左丘明，鲁人，为鲁太史，与孔子同时（其卒当在孔子之后），因惧弟子失《春秋》本意而为之传。验之以《左传》提供的有关资料，以上各点无一虚妄，《左传》为左丘明所作，应属可信。”（第78页）。
沈玉成、刘宁在《春秋左传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6）中写道：“这里需要重申本书处理文献资料的基本态度：凡属史有明文记载而发现含混和矛盾，提出怀疑、探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探讨的结果如果缺乏足以否定原始记载的确切证据，如阎若璩之于伪古文《尚书》和崔述之于《诗经》的编定，或是对怀疑者的持论可以提出同样充分的不同意见，那么对文献的原始记载就应该采取慎重态度，维持成说或至少保留成说。本书对孔子修《春秋》和左丘明传《左氏春秋》的记载，在比较了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后而依然采用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原因就在于此。”（第398～399页）如据此研究商年"629"之论，《左传》之“载祀六百”、《古史考》之“六百余年”足可构成其不可动摇的基础。
鲁太史左丘明为传释《春秋》，搜集当时大量的史书记载；其所据史料，今千不遗一。沈玉成刘宁在上书中指出：“仔细分析一下《左传》的内容，就会发现《左传》中的史实是为解经而收集和编排的”（第377页）；“从历法上看，《春秋》纯用周正，《左传》则因其所据史料不同，各国不仅有周正、殷正、夏正之别，即同用周正，鲁历与周历也有不同，因而经传记事往往有别。”（第378页）《左传》所取多为原始史料，这些不仅为今所难见，即使在其后不久问世的先秦诸子书中也难取阅而为据，因《孟子》、《鬻子》、《易纬稽览图》的作者皆非史官，难以借阅国史，远无鲁太史左丘明研史作传独具的主客观优越条件。既使《汲冢纪年》的作者，因其不为传《春秋》而广搜史料，殚精覃思，慎重考证，其书记述的可靠性远不可与《左传》同日而语。
董琦《关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汤毫》（《中国文物物》，2002.4.5）指出，徐旭生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时，将有关古代文献资料分为三个等次，第一为商周到战国前期的文献资料，第二为战国后期到西汉末的文献资料，第三为东汉以后的文献资料，他特别强调：资料的使用“如果没有特别可靠的理由，不能拿应作参考的资料非议第二、三等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特别可靠的理由，绝不能用第二三等的资料非议第一等的资料。”《左传》所记王孙满之论“商年六百”，确是约数，但决非554年左右而将商汤灭夏估定于公元前1600年之内。"554"不能概约为“六百”，相反，"629"则可据此立论。
《左传·宣公三年》所述商年六百为周定王大夫于公元前606年驳答楚庄王之言。《国语·楚语上》载楚庄王大夫申叔时之语，可知楚国宫庭教材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行……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向被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典籍尚且如此之丰，可证楚上层君臣学博古今；而对王孙满之答无言以对，可证答言可信。《报告》称“《左传》预言多为作者根据既有事实而造设，所以较为可信”。（第39页）预言既然可信，历史年代更应据实而书。谯周为蜀中巨儒，历任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太子家令，博览群籍而撰《古史考》。此书之撰以考定先秦两汉群史为据，具有很强的可靠性。《报告》称：“古本《竹书纪年》等书之496年说，明记是29王之积年，不足《史记·殷本纪》商代30王之数（如计入未立而卒之太丁为31王），陈梦家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可能是引述《纪年》者所加的说明，《纪年》原文可能如《通鉴外纪》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自汤至文丁（文王受命）是29王，没有帝乙、帝辛。据晚商祀谱的排比，帝辛公元前1075～前1046年在位30年，帝乙在位26年，二王共在位56年，故商代总积年当为496+56=552年（合1046），若将伐桀之年计入，则为553年。也有学者认为‘汤灭夏以致于受’可能是指从汤至帝辛即位，二十九王不包括未立而卒的太丁和帝辛。如是，则商积年为496+30（帝辛在位年数）=526年。《鬻子》之576年与553年接近，《左传》之‘载祀六百’可理解为约数。”在年代整合时将“载祀六百”、“六百余年”、“六百二十九年”排除在外，却将商年的“估定”建立在“可能”、“如是”的基础上，背离科学逻辑。如对这些可信记述不予排除，权且按《工程》所定周建于公元前1046年计，则公元前1646年(1646+600)、前1675年(1046+629)应列为年代整合时的主要参考年代。但《报告》称：“参考文献有关商代积年的记载，取商积年576年说，由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上推576年，为公元前1622年；取商积年496年说，若依陈梦家的解释，当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52年为公元前1598年，若依另一种解释，则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26年为公元前1572年。再参考上述测年数据，现取整估定商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然而，如取商年629年之说，周创建于公元前1045年，则商朝始年为前1674年。
西汉时期，汉廷三次搜求天下图书。据《汉书·艺文志》，公元前202年汉建不久，便“改秦之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前124年武帝命丞相公孙弘大合天下之书，“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再令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致朝廷图书“积如丘山”。成帝命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校书，参加者皆为当时文化精英。刘歆所撰《三统历谱》及《世经》为当时学术精华之撰，其学术价值应一分为二视之。《世经》所断“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年”不可轻易否定。肯定商年六百及以上者，先有春秋中期的王孙满及后期的左丘明，中有汉代的刘歆、班固，后有三国谯周。除王孙满外，皆为史学大师；王孙满为精通历史的王室大夫、天子宗亲，而孟子、鬻子及《易纬稽览图》的作者无一属历史学者，就其学术类型及博览群书的主客观条件比较而论，商年"629"最为可信。
二、五星联珠与夏商创立
《孝经钩命诀》：“禹时，星累累若贯珠。”
今本《竹书纪年》：“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
《帝王世纪》：“桀淫乱……五星错行……慧星见”。
据今研究，“星累累若贯珠”、“五星错行”皆为五星联珠天象。
据江晓原、钮卫星所著《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之“附录三”《古今“五星聚”一览表》，公元前2151年两次发生五星联珠。“联珠”的发生时间及出现时的黄经位置列如下表：
据《三皇五帝史断代》一书研究，夏创建于公元前2145年，商创建于前1674年。公元前2151年7月19日五星联珠发生，角度为50.61(80.92-30.31)；7月30日发生角度为58.47(90.29-31.82)。此时下距夏朝创立之"BC[,2145]"仅隔6年。如按《报告》估定的夏创立于公元前2070年推算，据江晓原、钮卫星上书“附录三”《古今“五星聚”一览表》，距公元前2070年前后最近的五星联珠发生时间为：前2113年，前2049年。前者与公元前2070年悬隔43年，后者隔21年。此可证夏建于公元前2145年，而非前2070年。
再据江晓原、钮卫星所著上书之《古今“五星聚”一览表》，公元前1675年两次发生五星联珠，发生时间及发生时太阳及五星所处黄经位置如下表所列：
公元前1675年4月18日五星联珠跨度58.61(92.24-33.63)，5月12日联珠跨度43.77(93.87-50.10)。该年为《三皇五帝史断代》一书所判定的商汤灭桀之年——公元前1674年的上一年，正属桀在位末年。据《古今“五星聚”一览表》，五星联球发生距《报告》所估定的商建之年——公元前1600年最近之年为：前1635年，前1597年。前者与公元前1600年悬隔35年，后者相距3年，这3年又在商汤灭桀之后，此与“桀十年，五星错行”之记相悖。
据叶叔华主编《简明天文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12）之“附录”《主要流星群表》推算，公元前1674年1月至5月，天龙座附近可见太阳系1号流星群，辐射点为赤经230度，赤纬49度。此即今本《竹书纪年》所记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
据上书“附录”《周期慧星表》，布罗逊—梅特卡夫慧星回归周期为70.6年，据1847年回归推算，公元前1683年回归，下距商汤灭桀之公元前1674年九年，威斯特费尔慧星回归周期61.9年，据其1852年回归推算，公元前1676年回归，下距伐桀之年2年；施瓦斯曼I号慧星周期15.0年，据其1925回归推算，公元前1675年回归，下距伐桀之年一年。前两颗慧星规模媲美哈慧。此即《帝王世纪》所记“桀淫乱……慧星见。”
三、夏商初年天灾与仲康日食
1.“汤七年旱”
《艺文类聚》引《说苑》：“汤时大旱七年。”
《管子·轻重》：“汤七年旱，民有无粥卖子者。”
《通鉴前编》：汤“十有八祀，伐夏桀，放之南巢。三月，商王践天子位，是岁大旱”。
《竹书纪年》：“汤十九年大旱，氐羌来贡；二十年大旱，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二十一年大旱，铸金币；二十二年大旱；二十三年大旱；二十四年大旱，王祷于桑林，雨。”
在《三皇五帝史断代》之〈先夏文明史断代与考古学成果及自然灾变期的吻合〉一节，列有"BC1601-1610"、"BC1661～1670"属“60年小周期旱涝发生年区”。灾害发生的“60年小周期”，造成原因有二，第一，土、木两颗巨行星对地球大气环流及磁场的强烈影响。二是交会周期为59.5779年，近似60年；第二，日月对地球的影响。日、月、地三者在某运行中相互位置不同，地球所受日月的影响不同。据常秉义《〈周易〉与历法》（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1）披露的郑军先生的研究成果，“60年干支周期与日、月、地复合运动密切相关”，“需要经过60年才能在第61年（甲子年）初时，日、月、地”三体相对位置近似地恢复到第一年初所处位置，其误差仅约9天。”（第14页）就60年周期灾害发生年段和《报告》对商创建于公元前1600年的估定而论，"BC1601-1610"天灾多发期位于"BC1600"之前，与上述古籍关于商初天灾频仍的确载相谬。相反，"BC1661-1670"位于《三皇五帝史断代》所判商之始年——公元前1674年之后，这与上述古籍关于灭夏后天灾连年的记述完全相符。
《史记·货殖列传》载计然兴越之策。中称“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大学教材〈中国历史文选〉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对此进行了研析，木星质量为1.9×1030克，是所有其他行星总质量的2.5倍，它对地球气候具有仅次于日、月的巨大影响，成为地球祸福不容忽视的制造者，其回归周期11.86年，故计然古有大饥十二岁周期之论确为古代中原大地的灾发规律。自公元前1665年（BC1661～1670灾发年段的中心年点）上推12年，则为公元前1677年，下距商汤灭桀3年，该年大灾，故《帝王世纪》载：“桀淫乱，灾异并见，……伊洛竭。”可断公元前1674年汤灭夏有据。
王绍武主编《现代气候学研究进展》（气象出版社，2001.2）写道：太阳活动具有80-90年周期，“太阳活动的80～90年周期称为世纪周期或格莱斯堡周期。……一些研究发现太阳活动的世纪周期对我国大范围的降水也有一定的影响。根据500年旱涝等级资料，当太阳活动周期的高峰之后，我国自北向南进入多雨期。长江流域的梅雨开始日期、梅雨期的长度、汉口站的年最高水位、黄河陕县最大流量以及西太平洋台风数的距平累积曲线有很好的对应关系。”（第420页）1990年至2002年为太阳黑子活动频发期，取其中为1995年；太阳活动的“世纪周期”姑以85年代之，则85年×43-1995年=1660年。此公元前1660年为太阳活动世纪周期之中心年，其灾发年段为公元前（1660年+5年）至前（1660年-5年），即"BC1665-1665"，此年段为多雨期。按照唯物辩证法，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向其反面转化，涝前必旱，旱久必涝。"BC1665-1665"多雨年段之前必有长达10年左右的久旱年段，此可证汤伐桀前后十余年大旱确如古籍所记。
据陈功富所编《宇宙之谜新探》（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8），银河系整体磁场自转一周时，其整体磁场发生一次正负转换过程，导致地球磁场潮汐，形成地球2100年的灾难周期，此谓“银河系潮汐”。（参见第184页）再据（英）科特曼所著《马雅王的圣数——破解地球密码》，公元440年太阳磁场发生逆转，地球磁场随之转换（陈柏苍译，〈推荐序〉及第43页，昆仑出版社，2000.1）。由此推算，公元前1660年太阳及地球磁场逆转(2100-440)，其前后数十年天灾地祸连绵，前1674年在其灾祸频发期内，此亦属夏商之交灾害不断之因。
2.大禹治水
《尚书·尧典》载唐末“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咎。”尧迫于四岳之荐，命鲧治水，终因缺乏尧帝的信任及由此决定的全力支持而致“九载，绩用弗成。”舜为天子，命“伯禹作司空”，“平水土”。《皋陶谟》载：禹在稷、契的辅助之下，“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治水终致成功。《宋书·礼志》引《乐稽耀嘉》：“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古代文献对尧舜二朝及夏初水灾多有记述，2002年1月25日《中国文物报》“本报讯”《“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报告会·2001”在京举行》报道：“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可能属于山洪和地震等自然灾害留下的遗迹，尤其是史前人类灾难现场的发现，揭示了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上游的重大灾变事件。”考古发现证实古代文献对鲧禹治水记载的可信性。
王开发、张玉兰《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后）判定：地球气候第一凉期为"BC8350-7550"，“气候冷凉干燥”；第一暖期为"BC5500-3040"，“热暖潮湿”；第三凉期为“BC2050左右”，“气候凉干”；第二暖期"BC1935-1505"，“气候温暖湿润”。《三皇五帝史断代》据王建革《人口压力与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的研究结果判断，公元前3040——前2165为“干寒期”，相当于上述第一凉期，气候干冷（第388页）。由此可断："BC2165-1935"即王开发、张玉兰所论“BC2050左右”的第3凉期。
宋正海、孙关龙主编《边缘地带——严自学术前沿的报告》（学苑出版社，1999.2）披露：“1970年美国科学家Broecker和Van Donk”在仔细地研究了氧同位素纪录后，发现了一条规律：从温暖期向寒冷期过渡时，气候变迁往往呈渐变形式；而从寒冷期向温暖过渡时，气候变迁往往呈现突变形式。”（第196页）突变形式的气候变迁则必然导致连续数十年的天灾。公元前2165年是由于寒期向第三凉期、即Broecker和Van Dan所谓“温暖期”的过渡点，故可判断公元前2165年前后数十年间的气候变迁“呈现突变形式”，即在该年前后数十年间突发严重的气候异常，此正值唐末虞时。"BC2150-2141"又值60年小周期旱涝发生期[2](p388)，鲧治水在唐末，禹治水在虞末夏初，可证夏建于公元前2145年。
《报告》估定夏建于公元前2070年，此正值王、张所判定的气候第3凉期（BC2050左右）。虽然"BC2081-2090"为“60年小周期旱涝发生期”，但距"BC2070"尚有11年之遥，况且该旱涝发生期恰处于“气候凉干”的第3凉期的中心年代阈，因而可以推断：公元前2070年前后不会出现祸及三朝、至少也会延续数十年的水灾。上述《中国文物报》(2002.1.25)之“本报讯”所谓“距今4000年前的黄河上游的重大灾变事件”，可断发生在公元前22世纪中期，即前2150年前后一、二十年间。
3.仲康日食
《尚书·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于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李民、王健所撰《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译为：“仲康开始治理天下的时候，……于是，九月初一这一天，太阳和月亮不是相会于房宿，而是发生了异常，太阳被掩蚀，发生了日食。乐官击鼓，啬夫驰驱，庶人奔走，救助太阳。”今本《竹书纪年》认为此事发生于仲康五年。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8）指出：“《胤征》篇所说的事实，未必也是伪作，这从汉以前的古籍里面，已经找到过证据……我认为这次日食，从经文本身来考虑，根据‘惟仲康肇位四海’，应该发生在仲康元年；根据“乃季秋月朔”，就发生在九月朔；根据“辰弗集于房”，应该发生在房宿（据董作宾推算，这次日食发生在仲康元年九月朔，当时太阳所在宿度为房四度二十二分）；根据‘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应该是全食。同时夏都安邑地方应该能够看到，因而全食带一定通过黄河流域。”（第854页）
据吴守贤《夏仲康日食年代确定的研究史略》（《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9卷，第2期（2000年）），西方天文学家、日月交蚀理论权威奥泊尔子(Th.V.Oppolzer)对仲康日蚀的研究结果：该日蚀发生于"BC[,2137.10.22]"或"BC[,2072.10.23]"。由此判断，夏建于公元前2070年不可能，创于前2145年可信。下试论之：
《史记·夏本纪》〔集解〕转述徐广引“皇甫谧曰：‘夏启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皇甫谧《帝王世纪》言：“太康无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据此可知二帝在位共计39年(10+29)。由此可：仲康日蚀发生于公元前2072年10月23日。《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辑《归藏·启筮》；“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由此可知，被舜帝任命率众治水而后创夏业的大禹在鲧被殛后继承鲧位。《尸子》（外星衍辑本）卷上：“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未阚（瞰）其家”；《史记·夏本纪》载禹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此证“十年”、“十三年”乃为约数。据《三皇五帝史断代》，虞朝建立计27年（第339页）；禹立于虞朝，继鲧治水，夏代虞时，禹24岁（27岁－3年），或27岁。言其24岁，是因鲧死后，所统旧部——所辖方国诸候集团分裂，即所谓“复”、“副”。“复”通“服”，《尚书·召诰》：“自服于土中”。《文选·西征赋》李注引服作复，《礼记·丧大记》：“君吊则复殡服。”郑注：“复或为服”。“服”通“伏”，《周易·同人·九三》：“伏戎于葬”。汉帛书本伏作服。《史记·五帝本纪》“民各伏”。《太平御鉴》八十一引伏作服。“伏”通“偪”，《周礼·考工记》“不伏其辕。”郑注：“故书伏作偪，杜子春云：‘偪当作状。’”“偪”通“
”，剖分之义。“复”亦剖分之义。“鲧复生禹”义为鲧旧部集团解体或分裂，其后禹继鲧方伯之位，统掌这一濒临分裂状态的松散方国集团。“三岁不腐”：“腐”通“府”；“府”通“父”：《列子·汤问》：“曾不能损魁父之丘。”《艺文类聚·山部》引《淮南子》，“魁父”之“父”作“府”。“父”通“斧”通“福”，《周易·晋·六二》：“受兹介福于王母。”汉帛书本“福”作“斧”；“福”通“”。“三岁不腐”，义为三年之后，鲧之旧部尚未分崩离析，故又“副之以吴刀”，即祝融再统吴地之兵对鲧旧部发动二次进攻。
殛鲧时，禹方三岁，因其年小，故舜帝允立，因为这不会对其帝位构成威胁。以夏创于公元前2145年计，至仲康元年日蚀发生之为73年（2145年—2072年）。从73年中减去启在位10年与太康在位的29年，尚余34年（73年－10年－29年）。34年为禹篡夺舜位，创立夏朝之后的称帝在位之年。《吕氏春秋·当务》载：“禹有淫湎之意。”这当属晚年之行，远非初称帝时的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状态。《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孟子·离娄下》：禹“恶旨酒而好善”，这属称帝前期的勃勃向上气象。禹在位34年，加上在虞为臣的24年或27年，计年58岁或61岁，可信“淫酒之意”产生于称帝后期。禹主持治水，时当青年。仲康日蚀之公元前2145年夏禹称帝。
4.考古年代研究
《报告》“表二十：二里头遗址分期与测年数据”仅为“1997年3月至5月，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内”由郑光率领的二里头工作队“同测年专家仇士华等一道，于二里头遗址内选择几个主要地点进行补充发掘和系列采集样品”的考古年代数据[3](p175)。仅据此而判断夏都年代不妥，因为这样做无疑否定、抛弃了二里头遗址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成果和考古年代数据。考古年代的研究，关键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测定样品的质量，尤其在于正确的学术立场和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基础，包括专业理论基础与哲学理论基础。仅凭寥寥“补充发掘和系列采集”的18个样品的测年数据进行夏年断代而将数十年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研究的42个样品的测年的高精度树轮较正年代数据尽弃不顾，却使用不为国际所承认的牛津大学自行设定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算法，是遗址年代研究方法的严重失误，这表现了学术理论的浅陋与落后，有欠科学性和可信性。国际碳十四会议颁行的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所校正的年代，决非自以为高精度测定年代，工程组却误以后者否定前者。之所以蹈此误辙，蔡莲珍、仇士华在《贝叶斯统计应用于碳十四系列样品年代的树轮校正》（《考古》，1999年第3期）已有所述：“将这么多精确可靠的年代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同考古学家反复研究，再同历史文献、古文字、天文、历法等学科作综合交叉研究，最终得出更可靠和误差较小的定年结果。”这样做却事与愿违，本想“最终得出更可靠”和误差较小的定年结果，但因在“定年”研究过程中“再同历史文献”及天文、历法等学科组“作综合交叉研究”，而使其“定年结果”变得不可靠。在这里，他们将自己摆错了位置。“作综合交叉研究”以定年断代是“专家组”的最后工作，进行这一研究，需要各专科组独立地提供各自的研究结果。他们并非最后的断代工程的综合研究群体——专家组，而仅是其下属负责具体专项研究的班组，应从本项专业研究的客观事实出发，利用最先进的专业理论及哲学理论，以可靠的样品的测年方法和1988年国际碳十四会议通过而为世界各国通用的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判定遗址年代阈，独立地进行研究判断，向专家组的最后综合研究提供三代初都的考古年代数据，供其决断参考。他们越俎代庖，否定自己研究的独立性，以“作综合交叉研究”造成各学科组间交叉干扰，从而使学科组的研究失去科学性。如对历史文献记载年代的选取或天文、历法的研究判断出现错误，这种专家组最后综合研究之前的理应独立进行的学科组的专业课题研究便因相互干扰而相继出现错误，亦同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正因先入为主，作出主观判断，采取陈梦家商年552年之说和《竹书纪年》夏471年之记，数十年二里头遗址考古年代的42个数据对其不能构成支持，却是否定，因而又作“补充发掘”，以补充发掘的寥寥18个样品的年代数据作为根据。
再按殷周诸王在位年数判断商之始年：周于公元前1045年创立，前256年亡，历37王，加上“共和行政”而权以38王计，每王平均在位20.67年（(1054-256)÷38=20.67）。按《汉书·律历志》，殷年以629年计，殷代31王，人均在位20.3年（629÷31=20.3）。如按《报告》所断周建于公元前1046、所估商建于前1600年左右计，商王人均在位17.87年，〔（1600年－1046年）÷31王=17.87年／王〕。“20.3年”与“20.67年”接近，两者可信；后者“17.87年”与其二者相差较大，故可弃。殷代629年为确。
夏商周年代的整合，要辩证地综合研究各种信息，其一为文献记年，其次为三代初都遗址考古年代，其三为古文献中关于天象、地灾的记述，包括五星联珠、慧星出现、日月交食、洪涝灾害。就本文研究，商年629、商创建于公元前1674年；夏年471，夏建于前2145年。
《报告》称：“关于夏代始年的推定，我们主要是依据文献中有关夏代积年记载的研究，并参考天文推算的结果及相关测年数据。”（第81页）据本文研究，《报告》对“天文推算结果”的参考是不科学、不全面的；对“相关测年数据”的参考是片面的，不充分的；商代前期年代框架的估定更属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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