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现代化：学习词典编纂探索专题
特邀栏目主持人苏新春教授按语：
学习型词典编纂是当今汉语词典学的一个热门课题，其现实背景是汉语国际教育日益兴盛与母语基础教育对进一步科学化的追求。学界在不断推出新的学习型词典同时，对学习型词典的性质、特点、功能，以及收词、释义、标注、例句等作了持续的探讨。这里我们推出了一组论文，从三个不同角度作进一步探讨。《学习词典学习性的三大内涵及对词典新形式的期盼》认为，学习性最重要的三个内涵是针对性、有限性、有序性，并提出了汉语学习型词典应注重汉语汉字自身规律，在词典中融入更多的学习联想属性。《英语学习词典编纂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外语词汇教学的启示》论述了英语学习词典具有的六个编纂特征，以及给词汇教学所带来的帮助。《学习词典中成语例句的用途分类与提取》创造性地提出了将例句库进一步划分为可用于归纳语义、补配释义、验证释义三种不同用途例句库的主张与具体操作方法。
近年来，广告语用的不良文化倾向有所抬头。2011年6月7日，网易新闻中心转载了《北京晨报》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广告宣传中含有宣扬享乐主义、封建帝王、崇洋媚外等不良文化倾向的用语，这些不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现象都应该列为整治重点对象[16]。从房地产广告看，商业楼盘名称的洋化问题十分突出，仅笔者所在淮安市的楼盘就有诸如“维科格兰花园、香榭丽花苑、比佛利花园、亚特蓝郡、维多莉亚、多瑙河公寓”之类的“洋名”。其实，除了房地产广告，其他行业的广告也常带有类似倾向。
学习词典学习性的三大内涵及对词典新形式的期盼
苏新春
[摘 要] 学习性是学习词典最重要的性质与功能，决定着学习词典在词典学中的特定位置。学习性具有“针对性”“有限性”“有序性”三种具体特性。针对性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学习者、学习内容、学习要求的问题；有限性说的是词典规模的大小、多少、厚薄须根据学习者的需求来决定；有序性指的是学习词典的内容要体现出难易、深浅、先后的顺序。针对性、有限性是有序性的前提，有序性在学习性中有着更重要的地位。传统词典的形式离学习性要求相差甚远。学习词典要求有更好的形式来体现学习性，如词目排序应体现语义联系，义项编排应体现语用规律，语法语音语用标示以有用为原则，词的选义释义应贴近学习者的需求等。
[关键词] 学习词典；学习性；针对性；有限性；有序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日益兴旺，如何编出高质量的学习词典渐受关注。90年代中期连续出版了3部专门汉语学习词典：孙全洲《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1]；李忆民《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5)[2]；李晓琪等《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产生了广泛影响。之后不断推出的各种通用与专题的学习词典达数十种，[4]截至2013年，有关汉语学习词典的研究文献达到209篇。[5]由于学习词典与学习词表的共性较多，我们把两方面的文献再加上近几年的相关文献合并建库，数量就更多了，仅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就逾300篇。有编者的策划与阐发，有评者的褒扬与批评，有用者的体会与期待；内容包括收词与立目、释义与例句、标注与搭配等；宏观问题涉及性质、功能、单位、规模、文化语境、用户体验等。学习词典与词表是实务性很强的应用性成果，也是理论指导与支撑的结晶。希冀指导思想的明晰与有力一直是研究者所力图追求的。其探索来自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直接来源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注意与传统词典的区别；[6-7]二是强调汉语汉字的独有特点；[6]；[8-10]三是吸收西方学习词典的经验。章宜华致力于英语学习词典理论研究，同时还十分关注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黄建华先生曾评道：“过去我也曾读过一些关于‘学习词典研究’的著作，但像章著这样涉及面广，依据文献之多，讨论事项之全，挖掘问题之深，我还是第一次见到。”[11]章宜华关于英语学习词典“积极型”特点及释义特点的论述对汉语学习词典产生了很好的借鉴作用。[12-13]学界对“学习语法”理论的借鉴也给予了较多关注。
以往关于汉语学习词典的研究，关注较多的还是实际问题。“数据显示，每个阶段的研究重心都在‘编者(研究者)对词典文本的描写和评估’这类问题上，其中这类研究问题内部又以释义研究和例证研究为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对词典的使用和实际需求’与‘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在词典编纂中的应用’两大类问题(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5]27但对学习词典的基本属性与特点一直有人探索。如“民族性”问题，“在解释词义和说明用法方面，尽量注意到这类有关汉语民族性的特征问题，分别设立专项，给予具体语例说明。”[6]87再如“科学性”问题，认为传统词典与学习词典“在科学地选词、科学地安排体例、科学地分布语法、科学地释义等方面表现出很多差异”[7]。还有对“适用性”“规范性”“知识性”“可读性”等问题的思考。[14]那么在学习词典的诸多属性中根本属性是哪一个？这些属性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什么样的词典形式最为学习词典所需要？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对学习词典具体形音义问题的定夺才有了可依之理，对学习词典新形式的探索才可能有更自觉的行动和更有力的理据。特别是当把“学习词典”的根本属性放到更大范围来考察，即除了供外族人使用的汉语学习词典，还有供本族中小学生使用的汉语学习词典，除了学习词典，还有对学习词表的考察，就会发现对学习性的认识有着更普遍的意义。
一、学习词典的“学习性”
学习词典指的是供处于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学习者所使用的词典。学习词典的最根本属性与特点在于“学习”二字。即“为学习、就学习而编词典”[15]。学习性决定了学习词典的定位与功能。
这节课结束以后，我又布置了这样一个课后作业：“茫茫”除了可以形容沙漠（茫茫的沙漠），还可以形容大海、草原、夜色、人海等。请你想象其中的一个画面并写一写，当然你也可以摘抄你读过的描写这些画面的原文。
(一)学习性决定了学习词典的独特词典定位
有序性最能反映学习性的本质特征。对有序性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二)学习词典的外向型与内向型
学习性是学习词典的最大属性，但对学习词典的认识如果只局限于为学习者服务，要达到好学易学、好教易教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学习性有着更为具体的内涵要求，即通过“针对性”“有限性”“有序性”三种次要属性表现出来，而且各自在词典形式上也有着相应要求。
(三)词典、词表与教材
词典、词表与教材都是重要的学习材料，学习性是它们的共有特征。但三者的表现方式与作用的发挥很不一样。三者中词典与词表更接近，都是供学习者使用的词语方面的参考，但词典的收词弹性较大，尺度宽些，词表在规模、收词数量上则要严格很多，还往往会根据易难、浅深分出等级，这是因为词表还承担着体现学习要求及作为能力水平测试与评估依据的功能。词典有释义、例句，用法、搭配与色彩的提示较为周全，词表的内容则更精炼。但由于它们都拥有“学习”的共性，如何将二者更好地加以融合是值得考虑的。教材是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精心设计而成，是教学的主要依据，与词典、词表形成相互支持的关系。下面主要以学习词典为论述对象，兼及学习词表。
这样一份承诺书其实更像一封自我举报信，反映出了“承诺者”所在部门、单位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可能存在的各种办事潜规则，比如极为松弛的日常管理，比如消极应对承诺、整改的错误认识和不良作风。因此，当地有关部门在调查这一事件时，千万不能只盯着涉事科室负责人和承诺书的草拟者，而应该深入查一查是不是像网友们怀疑的“承诺=自曝”。只有这样，才能清除深层次问题，让这一奇葩承诺书成为绝响。
二、学习性的三大内涵
根据学习者不同的语言背景，词典所涉语种可能是其第二语言，也可能是其第一语言，学习词典还可分出外向型学习词典与内向型学习词典两类。外向型学习词典服务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即外语学习者；内向型学习词典服务于母语学习者，主要是中小学生。目前我国学习词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者，即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对后者开展得还很不够。对学习词典根本属性的探讨，应立足于对所有学习词典特点的把握。
(一)针对性
针对性是学习性的一个重要内涵体现。它要解决的是整个学习过程中如何处理不同的学习者、学习内容、学习要求的问题。古代传统教育理论对此就相当重视，“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有的放矢”说的都是这一道理。教材语言理论把“教什么，不教什么”当作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16]其实也就是重视针对性的体现。针对性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如学习过程中的不同教学对象，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标准，以及不同的教学条件、教学环境等。所有这些都在针对性要考虑的范围。 程荣认为：“学习型词典除了供查验以外，还要有为学习的功效，因此就必须有十分明确具体的适用对象。”[14]程荣提到的“适用性”其实也属于针对性。
(2)土体与其他结构接触薄弱界面引发侵蚀，如穿堤建筑物与坝体结合不良，产生裂缝管涌。或者降雨或漫滩流可以进入到在混凝土衬砌和堆石砌石覆盖层下的分散性黏土裂缝中，导致内部侵蚀、内部衬砌及抛石裂缝的扩大，形成管涌溃坝破坏。
认识不到针对性，而要追求反之的通用性、普遍性，或把通用、规范、描写性的一般词典当作学习词典，甚至把跨民族语言的基础词、核心词来当作学习词典的收录标准，显然是不妥的。在学习词典中，只有牢牢把握住针对性，紧紧扣住学习者的认知需求、认知能力、认知特点，才有可能解决好后面一系列问题。
又如在词汇的微观层面——词义中也是如此。如对外汉语教材与母语教材都用到了“腐”“牌”“资”“签”等语素，但所构成的词语却迥然不同。[18]如前一类教材中出现的词语是：“麻婆豆腐、家常豆腐、豆腐、臭豆腐”，“名牌、牌子、招牌、登机牌”，“投资、资料、工资、资本主义、邮资、资历”，“签证”；后一类教材中出现的词语是：“腐烂、豆腐、腐败、腐朽、腐化”，“木牌、招牌、牌子、站牌、扑克牌”，“资源、资料、资格、天资、投资”，“签订、签字、签署、签条、竹签”。都选择了同一语素，但构成的词语却差异很大，原因就在于对语素的多个语素义作了不同的选择。对外汉语教材向异文化环境的学生介绍中华饮食文化，要从各地菜系的千万菜名中选知名，从知名中选著名，从著名中选经典，从经典中选顶尖的，结果多套产生于不同国家的汉语国际教育教材将目光都瞄准了“豆腐”，对准了“麻婆豆腐”，却没有出现一例在母语教材中大量出现的“腐烂、腐败、腐朽、腐化”等常用词。这一切都清楚地显示对外汉语教材词汇的选择性、指向性、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而对母语学习者来说，从“豆”到“豆浆”，再到“豆腐脑”“豆腐花”，再到“豆腐”，再到各式各样豆腐菜肴名，只是再熟悉不过的家常菜肴。再如“牌”，对外汉语教材中出现的是“登机牌、牌子、名牌”，透过这些词语我们看到的是生活在异文化环境的成年人在跨文化环境中出行靠飞机，认知靠标示，穿戴重讲究的事实。而在母语教材中则出现了“扑克牌”这样极具文化意义的词语。
如在收词方面，外向型学习词典注重收录这样的词语：生活类、观光类、文化类、交通类、社交类、求医类、物质用品类等，而内向型学习词典注重收录这样的词语：空间类、时间类、亲缘关系类、国体政体类、道德观念类、习俗行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类等。如二十四节气名词，就不仅仅是对传统时节的知晓，而且它们还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天象、物候等空间时间的认知，还会体现出这个族群的习俗、观念、审美甚至情感世界。这样的传统认知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受到世界大同论、西方中心趋势的影响而明显弱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再度受到重视的当今，这些知识进入学习词典就很好理解了，可它们在外向型词典中显然不会受到同等的重视。[17]
(二)有限性
在汉语教育界，语言知识中分级分得最早最为清晰的是汉字。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分出了“常用字”(2 500)、“次常用字”(1 000)、“三级字”(3 500)。2013年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字8 105个，一级字为3 500个，二级字为3 000个，三级字1 605个。这些都是汉字有序性的表现。但问题远未解决。
江苏科技期刊“金马奖”的设立，旨在建立完善的科技期刊评价和引导激励机制，带动省内具有学术影响力、媒体传播力、品牌竞争力的优秀期刊和办刊团队脱颖而出。经第十届“金马奖”专家评审组评选，在全省256种科技期刊中共评选出3大类8个奖项。
词表对有限性的把握是比较严的。如外向型学习性词表，一般是8 000—10 000条词(如《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等级词汇》(1)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纂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收词8 548条；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研制的《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收词8 82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收词9 631条，加上三级附录(规范性附录)词1 461个，共收词11 902个。 。而学习词典的有限性则没有那么严格，有的几千条，有的数万条，甚至有的以多为优势。其实无节制的多，带来的是对学习词典有限性的冲击。这种情况在内向型学习词典中表现更为严重，目前市面上通行的相关词典收词从万余条至五六万条的都有。那么到底多大的容量才合适？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可靠的说法。通常的做法是收词“求大数”“往上抛”，不怕“多”，只怕“少”，只怕“漏”。看起来这是保险做法，其实是以牺牲学习性的“有限性”为代价。看起来收词是多了，保险了，实际上是破坏了有限性，使得词典的学习性变得模糊了。
在词典词目的义项收录上，同样存在着不重视有限性的情况。现在的汉语学习词典，无论是号称外向型还是内向型的，基本都以《现代汉语词典》为蓝本，其实是很不妥的。如果说《现代汉语词典》因为是中型词典而在收词词目上有所控制的话，那么在义项上则采取的是全描写方式，这种做法是符合通用词典、规范词典、描写词典要求的，但对学习词典来说却未必合适。比如《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白”有3个词目，一共14个义项，可在外向型教材中却只出现了5个义项。[19]
在辞典里，再惨烈也不过占了几句：“秦朝丞相，定郡县制，开中国地方制度新局面。为赵高诬陷谋反，腰斩于咸阳。”而腰斩，在中国古代酷刑中，也不过其中一项而已。
(三)有序性
有序性指的是体现出学习内容、学习难度有着深浅、难易、先后顺序的特性。这是最能反映学习词典学习性本质特征的一个要求。由教育教材语言理论观之，则属于“先教什么，后教什么”的范畴。针对性、有限性是有序性的前提。没有针对性，就没有学习性存在的基础，针对性是学习性的基本要求；有限性则是在解决了针对性之后的进一步要求。有了针对性、有限性之后还要讲究如何更加符合学习过程，其规律就是学习的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浅到深、由低到高。不管哪个学习层级，哪个学习阶段，都必须要体现出这样的要求。
学习词表一般都有分级的要求。如《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分出了甲、乙、丙、丁四级；《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分出了一、二、三级；《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没有分级，但8 548个常用词按综合了频率与分布率信息的使用度降序排列。在母语教育方面，《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按小学至初中分出了一级词、二级词、三级词、四级词。[20]说明词语分级相当不易，影响分级的因素既有概念的有无难易及关联松紧的问题，也有词义与词形的取舍，还有词与字的关系。词语从无级到有级，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个进步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还要看到现在对词语分级理据的探讨还不充分，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外向型与内向型词表的分级理据有何同异，怎样找出成年的二语者的语言能力弱、心智能力强，与少年的一语者的语言能力强、心智能力弱的差异；怎样区分二语者注重语言交际功能，尤为重视听说类自然语言技能的学习，与一语者注重语言的综合交际功能，注重语感与书面语学习，重视语言的认知功能与心智功能的不同。在二语学习与一语学习各自的内部，分级标准、各级之间的等差与跨越、承续与衔接，都还有许多细致的工作要做。
有限性是学习性的另一层重要内涵。有限性说的就是学习词典的大小、多少、厚薄都必须根据学习者的需求来定。“有限性”是对“针对性”的进一步体现。在教育教材语言理论中，表现为“教什么，不教什么”。所谓有限性，指的是适合、恰当、适量。在当下“有限性”主要指的是不能“大”“多”“厚”。有过词典编纂经验的人都知道，“大”“多”“厚”容易，“小”“少”“薄”困难。
中药产业具有卫生资源、经济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5大资源优势，同时具有传统和现代产业的特点。从传统产业看，中药产业是中医药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产业特征与化学制药具有明显的不同，中药产业链长，依赖自然资源、农业生产和气候条件，且地域性强[7]。从现代产业看，中药产业是以中药农业为基础、中药工业为核心、中药商业为纽带、中药知识业为动力的完整产业体系，目前各环节日益规模化、标准化，逐步脱离自然经济的特征。
其一，分出的字级还太粗。如对小学要学的2 500字，现只分出了第一学段要学的300基本字，那么其他字哪些是第二学段要学的，哪些是第三学段要学的，都未定。
其二，字级与词级的关系尚未厘清。当词表词级没有出来时，这个问题没有显露，但当词表词级出来后，字级与词级是什么关系，就变成一个显性问题。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曾有过一段由词到字，再由字到词的探索之路。“改变‘先词汇、后汉字’的筛选原则和顺序，打破‘词汇牵着汉字走’的传统做法。首先，把分级常用汉字表的筛选放在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改变词汇量决定汉字量的顺序与做法”。[21]而在汉语的母语学习中，汉字教学是刚性要求，词汇教学的刚性要求是后来才有的，该如何协调？词汇教学是依附于汉字还是独立存在？“以字带词”“词不越字”“以词促字”是否行得通？[17]如“牙膏”是小学低年级要学的一级词，可“膏”字是要到初中才学的二级字；“旷课”是小学常用教学用词，可“旷”字是要到初中才学的二级字。字级与词级如何协调？还需要探索出科学的认知。
其三，现有的字级划分理据其实与学习性相去甚远。现在的几个字表都是为社会用字用语服务的，是根据社会通用语料统计出来的字频字级。“一级字表共收3 500字，是使用频度最高的常用字集。”“选定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作为基础语料库”，“主要依据字的使用度进行定量、收字和分级。”[22]11研制时调查的是一般性通用语料，使用的是反映使用度的一般性统计方法，这对“通用”性字表是合适的，但与中小学生的认知需求、认知能力、认知特点则未必吻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识字量，应以一级字表为准。对3 500常用字如何再进行新的划分，基础教育部门均可按照汉字教育的规律，自行制定补充的字表”。[22]74但后来事实证明，并未“自行”研制，而是“自觉”沿用了现有规定。我们曾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年度用字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用字做过对比，在共用字中反差最大的是：年度用字表中顺差最大的6个字是：“权”“税”“版”“率”“企”“款”；教材用字中顺差最大的6个字是：“蝌”“蚪”“蜻”“蜓”“鹂”“蚜”。[23]
正如“历史词典”与“断代词典”、“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大型词典”与“中型词典”、“小型词典”，它们是相对存在的，学习词典的定位是由其具有的与相关词典的不同属性来决定的。与“通用词典”相对，通用词典以社会一般成员为使用对象，满足于一般社会成员的语言交际需求，而学习词典是供语言学习者使用的。与“规范词典”相对，“规范词典”在“通用词典”的基础上加进了“规范”“指导”“约束”“导向”的要求，有着较强的规范功能，学习词典当然要反映的也是规范语言，但规范的层次及详略、细密程度是有不同要求的。与“描写词典”相对，描写词典着眼于客观、真实地反映词汇现状，只要是现实生活中有的，它就予以收录、反映，而学习词典的服务对象不是全体社会成员，而是语言学习者。至于“文化词典”“溯源词典”等有专门功能的词典，它们都有着各自的定位与要求。通过如此比较，“学习词典”的学习性为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凸显无遗。
三、学习性对词典新形式的期盼
学习性中的针对性、有限性、有序性决定着学习词典学习性这一最大功能的实现。学习词典中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学习性，必然会在词典形式上提出相应要求。那么，学习性会对词典形式提出哪些要求呢？特别是那些中国传统辞书史中有些为现有词典所忽略的形式。下面就此谈三个问题。
(一)对更能体现汉语词汇语义特征的义序法的期盼
词目排序是词典最外在也是最基本的一种形式。现代的字典词典使用最普遍的是音序与笔画顺序。其实二者都是无理据的排序，纯粹是为了查检的方便。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是东道主，按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应是客人先行，可主队希望在出场式时走在后面，用“China”来排序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后来使用了汉语拼音排序，按“zhong”排序在最后出场。这是选择了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无理据排序。当把考察的视角放宽到中国历史，会发现汉语字典词典的排序原本并非都是无理据的。两千年前的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起一终亥”用的是汉字部首之序。由于“凡某之属皆从某”，“凡山(旁)必言山，凡水(旁)必言水”，这使得《说文》部首之类既是形类也是义类，部首之序也就有着丰富的语义内涵。而到现代，检录法部首大行其道，文字学部首愈来愈消退，以至于涵盖了近百个部首，归纳为21个大的语义范畴的“汉字部首”(类)，难以得到使用，只好停留在高校古代汉语教材的附录之中。[24]
从学习词典的有序性来观察，使用无理据的音序和笔画顺序对查检确是方便了，但实际上也是忽略了最基本也最有语义特征的义序方法，浪费了一种极好的学习资源。其实古人有着以义编目、按义类排序的传统。《尔雅》19篇，《释诂》《释言》《释训》释的是语文词，这3篇之间有着古今词、形貌词的语义差异；《释亲》《释宫》至《释兽》《释畜》16篇，则反映出古人认人识物的认知规律。这种以义类目、以义序目的传统在现在的语义分类词典中仍在延续，如《同义词词林》[25]、《现代汉语分类词典》[26]在语文教育、写作与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的语义搭配、语义聚合、语义距离的测量中，都因体现出了意义关联性，有助于学习、查找、认知、比较而受到关注。可在无理据词目排序大行其道之时，这样的词典只能被称为“词典家族中的一个特殊品种”。我们在研制《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时曾到中小学第一线教师中去征求意见，得到的反馈是：如果词表只是用音序把一群词排在一起，那么这种词表的价值并不大。譬如该词表“任免”类收了21个词，并给每个词定了词级，如果按音序排列成“大选3、当选2、封4、竞选3、遴选4、录取3、录用4、评选2、任3、任命3、任人唯亲4、任人唯贤4、任用3、提拔4、提升3、投票2、推行3、委任4、选2、选拔3、选举2”，其语义关系无法呈现，每个词后面用阿拉伯数字显示的词级也因没有相对性而不清晰。但将这些词按“义序”排列所能实现的语义信息与认知效果则完全不同，不仅对“任免”义类下的更小语义类的划分与先后顺序作了清晰的呈现，还充分显示出同一语义类中由易到难的递进关系。图1是《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中对“任免”类词语的分级排列情况，a、b、c、d是划分出来的4个较大的义类，其下的词目是同一义类下由易到难的词级划分。[20]285
在《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中，《义序表》还只是辅表，正表仍是《音序表》，这是因为人们对《义序表》还有一个逐渐熟悉的过程。当学习词典能将义序表当作正表、主表，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对象，音序表退为专供检索用的次要形式时，那时才可以说学习词典重新拾起了中国辞书传统中这一重要的语义类排序法来为学习所用了。当然，义序法的熟悉是要有一定基础的，或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它的语义学习功能是难以替代的，这完全可以通过快捷的音序或笔画顺序检索来加以克服的。而如果只有无理据的音序法、笔画顺序法，那么富于语义功能的义序法则完全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随着规模养殖业的不断发展，怎样提高其经济效益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本人经常深入乡村，深入场户，实地调查、亲自实践，掌握了一定资料，现就如何提高规模猪场经济效益谈点看法。
图1 《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 中“任免”类词语的分级排列
(二)对符合学习者难易深浅认知和接受规律的义项频率排序法的期盼
义项的先后排列顺序也是值得学习词典期望的地方。现行大型词典的义项排列，“多义词的解释注意体现源流”[27]，其侧重的是词义历史发展过程，对词义引申的历史过程做出了顺流而下的梳理。这种方法在大型历史词典中是可行的，在现代中小型词典中则会大受限制，现代中小型词典往往因规模小而义项展示不全，因共时性强而扁平化，词义的演变过程就显得不清晰不完整了。在中小型词典中即使有时标了词义引申关系，效果也并不太明显。[28]那么对于语言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来说，义项的难与易、常用与非常用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这可能会弱化了词义发展的“义理”，却能更好地体现当下社会使用的“用理”。如“生活”一词，《现代汉语词典》收有5个义项。顺序是：
人或生物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政治～|日常～|观察蜜蜂和蚂蚁的
进行各种活动：老人一直和儿孙们～在一起。
生存：一个人脱离了社会就不能～下去。
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况：人民的～不断提高。⑤〈方〉
活儿(主要指工业、农业、手工业方面的)：做～|～忙。[29]1167
而外向型教材的调查显示“生活”只有4个义项，按义项使用频率的高低依次为：“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况”占44.1%；“人或生物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占39.9%；“进行各种活动”占9.7%；“生存”占6.4%。“活儿”的义频为零。这种按使用频率高低排列的顺序也与词典的很不相同。而这一信息对学习者是很有用的。[30]如果说语义分类词典反映的是“义理”，那么“生活”一例显示出来的则是“用理”，即语言实际使用状况中的义项使用频率的高低。学习词典对词汇的“用理”如能加以关注，根据义项使用频率的高低来安排义项的先后顺序，相信对学习者也是一个福音。
(三)对符合学习者需求的简洁的注音、释义用法标示的期盼
通用性词典对语音、语法、语用类的用法标示，是推崇周详全面细致的。如有关语音的标示，《现代汉语词典》当为翘楚。有对区别于书面语音的口语音的标示，有表轻声的“·”标示，有表示可插入其他成分的双斜线“∥”标示，有表示儿化的“r”标示。甚至还有多个符号的套用叠用，如“赶上”(gǎn∥· shàng)，表示在“赶得上、赶不上”中，“上”字须轻读。又如“起来”(∥·qǐ·lái)，表示用在动词、形容词后作补语时，如“拿起来、好起来”等，“起来”两字都有轻重的变化。这些精准标示，对提高汉语语文词典的语音识别水平，是起到了表率作用的，但学习词典能全盘搬用吗？无论在中小学基础教育中，还是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对拼音的分词连写都还处于教与不教的难于取舍中，对如此这般细致的拼音标示，显然是不应全盘接收的。
3.大数据管理决策能力。 “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主体和对象数据信息呈爆发式增长，局限于传统的监测、管理、应对手段无法摸清经济社会发展及政府行政真实情况，更难做出科学有效的治理决策，只有借助大数据技术获取、处理和分析海量信息，支撑经济管理、政务服务和社会关系塑造等治理活动，才能够保障政府行为的精确度和科学性。
又如“的”字，《现代汉语词典》立了5个字头来释义，其中“·de”音下的释义是这样的：
英格曼神甫的著名口才此刻得到了极致发挥，似乎他是站在第三者的局外立场上，摆出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既为少佐着想，又为女学生们考量。
用在定语的后面。a)定语和中心词之间是一般的修饰关系：铁～纪律|幸福～生活。b)定语和中心词之间是领属关系：我～母亲|无产阶级～党|大楼～出口。c)定语是人名或人称代词，中心词是表示职务或身份的名词，意思是这个人担任这个职务或取得这个身份：今天开会是你～主席|谁～介绍人?他～篮球打得好。d)中心词和前边的动词合起来表示一种动作，定语是动作的对象：开他～玩笑|找我～麻烦。❷用来构成没有中心词的“的”字结构。a)代替上文所说的人或物：这是我～，那才是你～|菊花开了，有红～，有黄～。b)指某一种人或物：男～|送报～|我爱吃辣～。c)表示某种情况、原因：大星期天～，你怎么不出去玩儿玩儿?|无缘无故～，你着什么急?d)用跟主语相同的人称代词加“的”字做宾语，表示别的事跟这个人无关或这事儿跟别人无关：这里用不着你，你只管睡你～去。e)“的”字前后用相同的动词、形容词等，连用这样的结构，表示有这样的，有那样的：推～推，拉～拉|说～说，笑～笑|大～大，小～小。❸用在谓语动词后面，强调动作的施事者或时间、地点、方式等：谁买～书?|他是昨天进～城|我是在车站打～票|老张是用毛笔写～信。注意：这个用法限于过去的事情。❹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肯定的语气：这件事儿我知道～。❺用在两个同类的词或词组之后，表示“等等、之类”的意思：破铜烂铁～，他捡来一大筐|老乡们沏茶倒水～，待我们很亲热。❻〈口〉用在两个数量词中间。a)表示相乘：这间屋子是五米～三米，合十五平方米。b)表示相加：两个～三个，一共五个。[29]272-273
这里出现的专门术语有“助词”“定语”“中心词”“修饰关系”“领属关系”“人称代词”“动词”“对象”“‘的’字结构”“主语”“宾语”“形容词”“连用”“结构”“谓语”“施事者”“陈述句”“语气”“同类”“词”“词组”“〈口〉”“数量词”“相乘”“相加”等。如此释义俨然一篇语法学专文，出现于通用词典是否合适尚值得商榷，对于学习词典而言，显然是不合适的。
学习性作为学习词典的根本属性，其值得思考、挖掘与应用的地方远不止此。如《现代汉语分类词典》的目的是“反映以通用词、语文词为主体的现当代汉语词汇面貌”[31]，而到了《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两个词集的词语总量相差6倍，前者8.3万词目，后者1.43万词目，必然出现中层、底层义类的缺损，必定影响到原有的一条语义分类基本原则——“上位语义层对下位语义层有较强控制力”，“下一层语义类对上一层语义类的义域作出周遍的切分。”[31]随着对《现代汉语分类词典》与《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二者学习性中的差异性认识，在后者的研制中就愈来愈注意突出中小学生词汇学习的认知习惯和认知特点，从而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来改进。如细化义类，增加了语义显示清晰度；突出第五层级义类的同近关系；不考虑第四层级类范围内的义项并存；义类代表词的并举由原来只存在于第三层级类下移至第四层级类；义类代表词的并举尽量与下层义类相对应；淡化了中间层级义类的隔类限制作用；强化了词性与词义的对应关系等。(2) 笔者于2018年12月1日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的“第七届全国教育教材语言研讨会”上所做的报告《谈〈义务教育常用词表〉的义类变更》中提出这些学术观点，与参会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
“学习性”是一个富于理论内涵的命题，值得深入探索。理论的自觉与明确，是编纂好学习词典、研制好学习词表的重要前提。“学习性”也是一个有极强实践意义的课题，在有了自觉理论认识之后，还需要在具体学习词典中一步一步予以落实。
谢忱： 本文曾于2018年12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学习性词典的学习性及在词典中的体现》为题交流，得到与会学者多方指教，成文过程中又得到张博教授、田静博士生的指教，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 孙全洲.现代汉语学习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2] 李忆民.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5.
[3] 李晓琪，刘德联，牟淑媛，等.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 张相明.我国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发展探析[J].辞书研究，2010(3)：2-37.
[5] 金沛沛.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研究30年[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5(3)：27-37.
[6] 孙全洲.《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中的探索[J].辞书研究，1986(3)：83-88.
[7] 李禄兴.谈汉语学习词典的科学性问题[J].辞书研究，1999(5)：26-33.
[8] 李红印.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对语素、词的结合能力的说明[J].辞书研究，1999(5)：46-54.
[9] 李红印.构词与造句：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的两个重心[J].语言文字应用，2008(2)：90-99.
[10] 张博.关于词汇大纲语言单位取向问题的思考——兼议《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重大轻小”的收录取向[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5(1)：1-9.
[11] 黄建华.序言[M]//章宜华.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
[12] 章宜华.内向型汉外学习词典如何全面反映词义信息[J].辞书研究，1998(1)：54-62.
[13] 章宜华.对外汉语学习词典释义问题探讨——国内外二语学习词典的对比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11(1)：120-128.
[14] 程荣.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特点的探讨[J].辞书研究，2001(2)：64-71.
[15] 李红印.论学习型社会的语文辞书编纂[J].辞书研究，2011(4)：9-16.
[16] 苏新春，杜晶晶，关俊红，等.教材语言的性质、特点及研究意义[J].语言文字应用，2007(4)：86-91.
[17] 苏新春.《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研制的理论与方法[J].语言文字应用，2017(3)：2-11.
[18] 苏新春.海外汉语教材用字用词及语用调查[R]//李宇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1).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88-289.
[19] 苏新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材字、词和词语义项调查[R]//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下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72-204.
[20] 苏新春.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1] 刘英林，马箭飞.研制《音节和汉字词汇等级划分》探寻汉语国际教育新思维[J].世界汉语教学，2010(1)：82-92.
[22] 王宁.《通用规范汉字表》解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3] 苏新春.基础教育阶段小学语文教材汉字使用调查[R]//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9).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35-464.
[24] 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7：636.
[25] 梅家驹，竺一鸣，高蕴琦，等.同义词词林[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26] 苏新春.现代汉语分类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7] 何九盈，王宁，董琨.辞源[M].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3.
[28] 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凡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9.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0] 苏新春.汉语第二语言教材用字用词调查[R]//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下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73.
[31] 苏新春.《现代汉语语义分类词典》(TMC)研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文信息学报，2008(5)：12-21.
Three Connotations of Learners ’Dictionary and Expectation on Its New Form
Su Xinchun
(Tan Kah Kee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China )
Abstract ： The learning-oriented fea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perty and function of learners’ dictionary，which determines the unique position of learners’ dictionary in lexicography.This learning property/function shows thre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pertinence，limitedness and orderliness.The connotation of pertinence aim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what kind of learners，learning content and learning requirements.Limitedness refers to that the scale and thickness of a dictionary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its target learners.Orderliness means the content of learners’ dictionary should present the order of increasing difficulty and the sequence from the shallower to the deeper.Pertinence and limitedness are the premise of orderliness，while orderliness plays more important role in learning function.Considering the form of traditional dictionary is far from the requirement of learning function，learners’ dictionary requires a better form to present learning function.In detail，the order of word entities should reflect semantic relations，the arrangement of semantic items should coordinate with pragmatic rules，the labelling of words’ grammar，phonetic and pragmatic information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usefulness，and the definition of each selected sematic items should be close to the needs of learners，etc.
Key words ： Learners’ dictionary;Learning functions;Pertinence;Limitedness;Orderliness
[中图分类号] H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9)05-0001-09
[收稿日期] 2019-05-30
[DOI] 10. 19669/ j. issn. 1009-5101. 2019. 05. 001
[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科研项目优秀成果后期资助2016年度项目“《基础教育学习性词表》分级、验证及推广”(HQ135-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苏新春，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两岸语言应用与叙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言资源监测研究教育教材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词汇学、词典学研究。(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李开拓】
标签：学习词典论文; 学习性论文; 针对性论文; 有限性论文; 有序性论文; 厦门大学中文系论文;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两岸语言应用与叙事文化研究中心论文; 厦门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研究教育教材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