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杰勤与中外关系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外论文,史研究论文,关系论文,朱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72（2006）06—0001—05
一、审视现实，凝情学术——朱先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之路
朱杰勤先生，祖籍广东顺德，1913年生于广州。家境贫寒，但聪慧好学，10岁入私塾学习经史，14岁转入一所私立英文学校读书。在其17岁的时候，家庭迭遭变故，被迫辍学去作商店杂役。然而，先生并未就此放弃求学。利用工余时间，他继续在商务印书馆开设的函授学校学习，并在文史方面培养了浓厚的兴趣。1933年夏天，中山大学招考史学研究生，规定只要有专业论文审查合格，非专业人士也可报考。知此消息，朱先生在短短半个月内写成《中国史学研究》一稿，洋洋洒洒8万言，获得审阅批准，之后又顺利通过笔试。 著名史学家朱希祖先生对其史学才识尤其赏识，录取为自己的研究生。从此，朱先生开始了其漫长的学术生涯。
直到1990年去世，在其5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朱先生先后著、译学术专著20余部，校订或主编书、刊11种，发表论文120余篇，在中外关系史及中国古代史、 世界史特别是东南亚史等领域颇有建树。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学者，能够获得如此累累硕果，无疑与他敏锐的眼光有关。他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个人如果有生活和时间的保证，辅以足够的参考图书，通过刻苦自学，持之以恒，迟早会有所成就的”[1]74 正是凭借着这种信念，朱先生在原来知识和兴趣基础上发奋努力，长期积累，终于达到一种人少能及的水平。
朱杰勤先生是怎样走上中外关系研究之路的呢？这里要触及朱先生心中对中外关系史学科的个人情结——一个因早年特殊的经历而在心中产生的深厚而牢固的情结。谈起这个话题，朱先生总是要讲述一个非常久远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还只十七、八岁的朱先生帮父亲料理商店生意。一次因为要向南洋托运一箱粗瓷，他跟随父亲去海关报关。当时粤海关为西方列强所把持，负责检查的洋员将货物按精瓷征税。懂得英文的朱先生知其情况，忙作解释。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由于一言不合，洋员当即挥手打人。洋员的飞扬跋扈给年轻的朱先生带来深深的创伤，同时也使他思考一些深刻的社会问题。他后来说：“我不服气，在中国的地方，洋人为什么能够把持关税，横行霸道呢？于是我从中外关系史中去找答案，这是我接触中外关系史的开端。”[2] 正是出于这种深沉的动机，朱先生发奋读书，毅然走上了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遥远征途。
另一方面，朱先生的研究还得益于一些著名的前辈学者。如龚自珍，曾是朱先生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最早接触到的研究课题之一。朱先生说：“龚自珍是清代经世学家，反侵略的爱国者。我研究中外关系史也是受他启发的。”[2] 再如其顺德同乡李文田、梁廷枏、何藻翔等人，都是涉猎中外关系史领域的著名学者，并有著作传世，曾给他以学术上的熏陶；以后结交的梁嘉彬、岑仲勉和向达相等人，在学术研究上也给他不小的影响；他的导师朱希祖先生，更是赏识、鼓励他这种难得的学术勇气和创新。
二、笔耕墨润，硕果累累——朱先生的中外关系史学术成就
朱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其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填补了许多空白。可以说，中外关系史领域集中了朱先生一生主要的学术成就。
首先，朱先生出版过多部中外关系史学术专著。在他还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学子的时候，朱先生在《广州学报》第1卷第1期（1937年1月）、第2期（1937年4月）陆续发表了《龚定庵研究》。1940年，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成为他中外关系史领域的第一本专著。尽管初出茅庐，但是该书文笔横恣，气盛言宜，有人评价为“大气磅礴，泥沙俱下，较之屑碎撦挦之考据，有香象草虫之别”；[1]79 同时书中不乏真知灼见，某些立论到今天仍有足供参考之处。由于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1947年，商务印书馆将该书再版；1962年和197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和台北文星书局等又反复几次出版发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等是朱先生几部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些专著集中体现了先生“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是朱先生将学术与国家命运和现实需要相结合的典型例子。1956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1988年，《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东南亚华侨史》（1990年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则是朱先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该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我国研究华侨华人历史较早的学术著作，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其次，几十年来，朱先生发表了不少极有影响的中外关系史学术论文。
在中西交通方面，其《中国古代海舶杂考》（《南洋学报》第5卷第2辑，1948）较早以详赡而系统的考述为中国古代造船和航海史梳理出明晰而可靠的线索；《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主要探讨了汉代中国到东南亚和南亚之间交通路线的发展状况；《元史地理志西北地名考释》（暨南大学历史系论文集，1982年刊本）对《元史》地理志中所出现的自我国西北至西亚近百个重要地名及相关史实作了认真考证，为后人了解西域地理和交通提供了绝好的工具。此外，《海神天妃的研究》（《南洋学报》第6卷第1辑，1950）、《中国航海史的回顾与展望》（《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和《岑仲勉先生对西域史地的研究——岑著〈汉书西域传史地考释〉校后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资料》第5期，1979年11月）等则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西海陆交通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在中外友好关系方面，《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指出，中国与伊朗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多年的深厚友谊，其来人员交往、陆海交通、物产技术和艺术文化交流等都值得大书特书；《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其处境》（《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以大量的史实充分肯定了中国人在美国开发过程中的历史功绩，同时深刻剖析了美国排华运动的底层因素，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势力煽动排华的种种谬论；《十八、十九世纪中朝学者的友好合作关系》（《广东历史学会一九七八年年会论文集》）则从学术角度详细阐述了18、19世纪中朝两国学者之间积极持久的往来和合作。
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回回教传入中国考》（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3、4合期，1934年1月5日）和《华丝传入欧洲考略》（中山大学《文史汇刊》第1卷第2期，1935年6月1日）等是朱先生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多为填补相关领域空白之作；《英国东印度公司之起源及对华贸易之回顾》（《星洲日报》“南洋史地”副刊，1940年5月）和《文化交流下之印度支那》（《南洋学报》第5卷第1辑，1948年6月）等论文是朱先生涉入南洋研究的重要作品；《中国陶瓷和制瓷技术对东南亚的传播》（《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和《十七、 十八世纪华瓷传入欧洲的经过及其相互影响》（《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则是先生后期的成功之作，在中国陶瓷外销史研究上具有重大影响。
华侨华人和东南亚史是朱先生非常重视的学术领域。朱先生认为，“华侨史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部分，华侨是中外友好关系的媒介和当事人。中国的海外交通、国际贸易、文化交流等等都有华侨参加，并发挥积极作用。因此，研究中外交通史、中国国际关系史、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史、中国外交史等都要涉及华侨史。我国制订和执行华侨政策的人们，也必须掌握华侨历史知识和现状。所以，华侨史研究是一门符合国家需要，有裨实用的学科，在今天执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尤有现实意义。”[3] 东南亚是华侨集中之地，同时又是海上丝路必经之地，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基于这种认识，朱先生在这些领域用功颇多，也最有建树。其主要论文有：《泰国华侨的经济状态（1948—1956）》，《东南亚研究资料汇编》1959年第3 期；《十九世纪中期在印度尼西亚的契约华工》，《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明末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击退荷兰侵略者的记录》，《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一七四零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历史教学》1962年1期； 《我国历代关于东南亚史地重要著作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 《十九世纪加里曼丹华侨及其反抗英荷殖民者的斗争》，《东南亚研究资料汇编》1963年第3期；《中国对东南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暨南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等。 这些论文及其专著《东南亚华侨华人史》，成为朱先生开辟东南亚和华侨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对地理大发现以来中西政治交往和文化碰撞，朱先生也有很深的研究，主要文章有：《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现代史学》第3卷第1期（1936年1月）； 《左秉隆与曾纪泽》，《南洋杂志》1947年第4期；《葡人最初来华时代考》， 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1948年3月）； 《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中华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英国第一次使团来华的目的和要求》《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等。
再次，朱先生十分注重学术成果的广泛交流，在与国内同行切磋学术的同时，还不断涉猎和引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在加入“南洋学会”以后，他开始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史家关于中西交通史方面的学术成果。
朱先生早年翻译的西方学术论文主要有：《元代马哥勃罗所见亚洲旧有之现代流行品》（译）《现代史学》第2卷第3期（1935年1月）；《古代罗马与中国印度陆路通商考》（译）；《食货》半月刊第4卷第2期（1936年6月6日）；《欧洲使节来华考》（译），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史学专刊》第1卷第1期（1935年12月日）；《中国与阿拉伯关系之研究》（译）， 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史学专刊》第1卷第1期（1935年12月日）；《西洋美术所受中国之影响》（译），《现代史学》；《论罗柯柯风格》（译），《现代史学》；《哈克卢特与依利萨伯时代航海家》（译）（《南洋学报》第4卷第2辑（1947年12月）；《明末清初华人出洋考》（译），《南洋学报》第1卷第2辑（1940年12月）；《一五一四年葡萄牙人关于东亚之记载》（译）（《南洋学报》第2卷第1辑（1941年3月）；《乾隆时代荷兰使节来华记》（译）（《南洋学报》第3卷第1辑（1947年9月）等。
1940年，朱先生结集出版了《中西交通史译粹》一书（中华书局1940年版），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很高声誉。鉴于他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学术成就，泰国曼谷杂志社聘请他为特约撰稿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吸收他为会员。
与此同时，朱先生还罄尽心血，翻译了不少大部头的学术名著。其中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德国汉学家利奇温所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和夏德所著《大秦国全录》。前者采用西方史料，主要论述中国文化在十八世纪传入欧洲的过程及其影响。在1923年原著出版于德国柏林，很快被收入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格顿主编的《文化史丛书》，长期为研究中西学者所重视，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参考书。后者原名《中国与罗马东部》，在考证大秦地理范围和论述中国与大秦关系等方面颇有建树，作者“力排众议，独抒己见，把几十年的学术上的悬案，成为定论，使千多年的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的线索更为突出”，[4] 从而在中西学界影响很大。
复次，朱先生在中外关系史史料整理、典籍校订及主持编著书刊等方面也取得丰硕成果。应中华书局邀请，朱先生重新校订了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该书于1979年整理出版。1985年，他与人合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92年，朱先生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辞典》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朱先生主编的丛书和刊物主要有：1.《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外关系史学会刊物）；2.《海海交史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刊物）；3.《东南亚华侨史丛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4.《世界华侨史丛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5.《华侨史论文集》（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出版了第1—4集）
在诸多著述中，《中外关系史论文集》和《中外关系史译丛》凝结了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学术精华。两书影响深远，不但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介绍和翻印出版，而且即使世界知名学者如费正清、珀塞尔和惠特利等人都推崇并引用其研究成果。《中外关系史论文集》一书在1987年还被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评为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特授予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三、博通古今，沟通中外——朱先生在中外关系史研究理论上的建树
必须指出的是，朱先生对中外关系史学科的更大贡献在于理论上的重大建树。朱先生非常注重中外关系史领域的理论建设，先后撰写《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学术研究》1982年第4期，《新华文摘》1982年第12期转载）、《怎样研究中外关系史》（《文史知识》1984年第5期）、《对中国海交史的管见》（《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等文，提出了许多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意见。
首先，朱先生对“中外关系史”这一学科概念最早作了精辟的论述。早年中外学者研究中外关系史，主要局限在中西地理交通方面的研究，在专业上也冠以“中西交通史”这一名词。到新中国建立以后，该领域始有重大突破，不仅在研究范围上把中国与亚、非等地国家的关系都容纳进去，而且在内容上也发展到对中外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中外关系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开始广泛流行和应用。中外关系史学科的这一重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朱杰勤先生。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朱杰勤先生就有了创建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初步设想。朱先生曾这样追忆道：“四十年前，我企图研究中西关系史。有一次我和我的老师朱希祖先生谈到我的设想，与张星烺先生的做法不谋而合。朱希祖先生当面指出：中西关系史一般以西方或欧洲为研究对象，今你研究的对象，除欧洲外还有亚洲和非洲，就应该采用中外关系史这一名词。中西关系史可以作为中外关系史的一部分。”[5] 在他的老师朱希祖先生启发下，朱先生认为“中外关系史作为一个学科的专有名词确有较强的概括和科学性”，开始使用“中外关系史”来概括这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其次，提出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术要求。朱先生认为，研究中外关系史必须涉猎广泛，知识广博，做到先博而后专。就其本人而言，朱先生即非常讲究学术研究的开阔视野。为了做好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他从中国史研究做起，延伸到世界史领域，最后才深入到中外关系史研究。他曾讲道：“一位名副其实的史学家不仅要通古今之变，还要沟通中外，成一家之言。这就是说，不仅要懂得中国史，还要懂得世界史和中外关系史。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说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6]8 他指出，中外关系史学者应具备研究该学科特殊的学术素质，“因为中外关系史要求高，难度大。学者既需要懂中国史，也需要懂外国史，又需要掌握关系史的专业知识；还需要能够掌握古汉语，利用古代文献，又要精通一门以上外语，能够运用外文资料。中外关系史又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学者必须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5]
再次，强调中外关系史学科“经世致用”的特点。朱先生广征博引，以历代中外关系史名作的出现充分强调了这么一个观点：“中外关系史自古以来，都认为是一种经世之学，我国学者为着适应时代的需要，配合当前对外政策而研究。”[7] 为了配合汉政权经营西域，《史记》才专门列出《大宛列传》；唐代中印佛教关系密切，才会有《大唐西域记》的著成；宋元海路交通崛起，于是有赵汝适《诸蕃志》、汪大渊《岛夷志略》等纷纷面世。何秋涛辑成《朔方备乘》，是为对付沙俄侵略我国北部地区；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只因英国侵略我国东南海疆……总之，只有抱定经世致用的宗旨，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才会具备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四，主张把中外关系史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朱先生认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史学研究与国家命运密切相连，其实历史教育本身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中外关系史，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并为此而自豪；可以使我们“从历史发展上看问题”，客观理解和评价近现代我国社会发展状况；可以警示我们不忘历史上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英雄事迹；可以启发我们向欧美吸取先进经验，寻找社会发展之路。[8] 朱先生特别强调，“从中外关系史的性质和内容来看，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加强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这点是我们提倡中外关系史的最大理由”。[7]
最后，针对中外关系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问题，朱先生还提出一些具体的立论。例如，朱先生认为，物质和文化的对外交流主要以人为媒介，而人民的交往一般要早于官方使节的往来。就海陆比较而言，“中西交通自然以陆路为最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肯定已有不少商人往来于丝绸之路上。再如，“国无论大小，都有长处和短处，文化交流就是要舍短取长。互相借鉴，互相调剂，达到互助互利的目的。中国和外国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交流，对各自的国家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还有，“国与国之间发生关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国与国的关系，不是长期不变的，有时和平相处，有时爆发战争”，因而朱先生认为，“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应该包括和平与战争两方面的关系。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能避而不谈。”[9] 这些观点和理论，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外关系史无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 2006—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