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新作品点评——看《当代》——看《收获》——看《十月》——看《花城》——看《人民文学》——看《上海文学》——看《大家》——看《钟山》——看《山花》《作家》《西湖》——看《萌芽》《青年文学》《布老虎青春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钟山论文,花城论文,当代论文,西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的话］
本期评刊，收获甚丰：所评刊物均有可推之篇，如此丰收景象是2006年度前所未见的。
“底层文学”仍然是本期最大的主潮，有几篇值得关注的作品。曹征路的新作《霓虹》（《当代》）可以视为作家“底层小说”力作《那儿》的姊妹篇。小说由勘察报告、侦查日志、谈话笔录、日记构成，力图以“事实”的方式，呈现沦为妓女的下岗女工倪红梅的悲惨生活及其在绝望中的挣扎与反抗。小说在艺术上或失于急，然不掩其大，它延续了《那儿》的高度和大气，在当下“底层写作”众多廉价的哀号中，更显出鹤立鸡群的刚健骨气。刘庆邦的《黑庄稼》（《十月》）写的也是典型的“底层题材”：矿难发生后，围绕抚恤金发生的儿媳与公婆间的矛盾、冲突。作家见功力处在于，将一些作家高声叫嚷出的“苦难”，落实到具体的乡村环境、伦理、人物的一言一行之中，在克制从容的叙述中展现深沉的悲哀和无奈。张鲁镭的《幸福王阿牛》（《人民文学》）从另一个角度写“底层”，那个“把自己的工棚小日子打发得有滋有味有汤有水”的民工王阿牛的幸福虽然轻了点，但让人看到了“底层世界”更多面的空间。罗伟章的《奸细》（《人民文学》）写的不是“底层问题”，但也是当今社会中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高考前各中学互挖“尖子生”的“掐尖大战”。比起此前《变脸》等偏于概念化的“底层小说”，《奸细》的速度慢了下来，叙述平稳了，文字也细致了，人物的设置和刻画都见匠心。
另有几篇作品在艺术上值得称道。魏微的《家道》（《收获》）不以情节取胜，在波澜不惊的“家常”叙述中，道出“家道”的兴衰和世态的炎凉。曹寇的《携王奎向张亮鸣谢》（《花城》）透过一个滥套的故事，将小说的重心悄然建立在对人物复杂关系的营建上，叙述切入的角度和人物塑造的方式都耐人寻味。姚鄂梅的《黑眼睛》（《山花》）在一个复仇的故事下，探讨人性命题，语言清晰而节制。存文学的《庆生的战争》（《大家》）将一场“人狗大战”演绎得栩栩如生，可与王松的《双驴记》（《收获》2006年第2期）比较参看。韩少功的《山居笔记》（《钟山》）继《马桥词典》、《暗示》之后继续进行文化探讨和文本探索，以现代人的目光捕捉乡间奇人异事，对现代性颇多反思，体现出与“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不同的思路和叙事风格。“80后”作家蒋峰的长篇《淡蓝时光》（《青年文学》）以迂回婉转的方式对现实生活中“80后”的孤独、寂寞、迷惘、抵抗、渴望等精神情状进行细致的体察，同时，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可谓本年度“80后”创作中较出色的作品。
此外，《上海文学》第9期推出“华语语系文学专号”，其中以苏伟贞的《流浪者拔营》（长篇节选）和骆以军的《夏日烟云》（短篇）及《黄金体验》（短篇）为最佳。与朱天文、朱天心姐妹一样，这几位台湾作家都极重酌词炼字，语多长句，欧化色彩极强，以致晦涩难懂，但其考究到极致的语言追求，值得大陆作家借鉴。
——邵燕君
看《当代》
李云雷/张清芳
本期《当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曹征路的新作《霓虹》（中篇）。《霓虹》可以视为曹征路“底层小说”力作《那儿》的姊妹篇。在《那儿》中，下岗工人杜月梅为生活所迫做了妓女，在回家的路上被狗咬了，从而引起了此后的故事，但在《那儿》中，杜月梅的故事并不是小说的主体，而只是小说中的线索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霓虹》可以说是对《那儿》的一个补充，它将《那儿》中没有充分展开的杜月梅的生活，以倪红梅的故事重新讲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妓女生活的悲惨与无望，以及在无望的挣扎中所孕育的力量。
在形式上，《霓虹》由勘察报告、侦查日志、谈话笔录以及小说主人公倪红梅的日记构成，前三部分构成了小说的外在故事框架，倪红梅的日记则为我们充分展现了她的现实世界与内心感受，这构成了故事的主体部分。小说通过倪红梅走上做妓女道路的历程，以及她在现实生活所面临的困难处境，为我们展现了底层人惨不忍睹的处境。倪红梅之所以不得不去卖淫，尽管不无个人原因，但与整个社会、与绢纱厂改革的不公正密切相关。正是为改革的“阵痛”付出代价的这些人最终被社会抛弃，才形成了这样悲惨的局面，所以在倪红梅身上所显现出来的，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悲剧。在做了妓女之后，倪红梅的生活同样是艰难的，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位置。小说细致地勾画了女儿、“奶奶”对倪红梅态度转变的过程。一开始，“奶奶”是咒骂、寻死，而到最后，则对倪红梅有了一定的理解与关怀，这是在共同的艰难生活中培育出来的感情，这样的情感虽然产生于卑污的生活，但却是圣洁的，是最为动人的。小说以倪红梅为主人公，却也以相当的笔墨勾勒出了阿红、阿月等人的生活处境，从而在总体上呈现了底层妓女这一阶层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卑贱、无望的生活，她们仿佛置身于泥泞之中，无法挣脱。
小说写尽了她们生活的黑暗与无望，但并未到这里为止，它又给我们展现了她们的力量，她们的力量虽然卑微，却也正是改变不合理现实的动力。小说中，阿红和阿月去一个“大机关”为一个“什么人物”祝寿，在饱受了欺凌与摧残之后，这些妓女终于无法忍耐了，她们开始起来维护自身的安全与权利，而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做过工人的倪红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她们的维权竟然取得了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看到了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地方，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而这也是这篇小说区别于那些一味渲染苦难、悲惨的作品的地方。在《霓虹》中，我们看到了苦难、欺凌与侮辱，也感受到了洋溢于作者笔端的正义感和悲悯感，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未来的出路。
作为一个擅长写婚恋题材，走大众通俗路子的作家，王海鸰的《牵手》、《中国式离婚》等小说为畅销书，均被改编为影视剧，曾经流行一时。本期刊物发表的是她的《新结婚时代》（长篇），讲述的是一对家庭出身差异极大的夫妻的故事。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老故事被王海鸰挪到当下北京城市中来演绎，情节的曲曲折折，人物之间和日常生活的小摩擦小矛盾，依旧是她最拿手营造的，自然依旧会很有市场。唯一让人担忧的是，照这个路数下去，“好看小说”成为电视剧脚本，小说本身还有多少独立存在的价值？
汪一桥的《重庆往事之白人苏》（短篇）是借一个十七岁少年来写“文革”武斗的乱象。小说并没有用激愤控诉的语调来谴责“文革”，而是客观描述出一个人和他的家人的遭遇，在平实中流淌着淡淡的悲凉。龙一的《长征二题》（短篇）让读者重温了红军长征行程中的惨烈艰苦，颇具有认识和教育意义。范小青的《我就是我想象的那个人》（短篇）中的老胡经过艰苦奋斗成为一个大厨，可说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农民工。但是他的心灵却永远停留在卑微、自轻自贱的病态之中，物质的充裕无法补偿心灵受到的戕害。这篇心理分析小说在不动声色中映射出城市对农民工的蔑视和冷漠，构思行文老到，只是太像一个城里作家借农民工的题材进行的一次心理分析，多少有隔膜之感。
《当代》2006年第5期推荐篇目：
曹征路《霓虹》（中篇）
看《收获》
晓南
本期《收获》最出色的作品是魏魏的《家道》（中篇）。《家道》是一篇非以情节取胜、而以内心的曲折微妙织就的作品。出身中学教师的父亲忽然“发达”入仕，开始了“短暂、疲惫的飞黄腾达之旅”，从被动地融入，到主动地享受，性格也随之由“士”的绵软淡雅转变为“仕”的坚毅自信。精明的母亲的虚荣之心也由此点燃，在名利场中浸淫、生长；直到父亲锒铛入狱的那一刻，浮华尽灭，人生立即显现出虚妄而荒诞的本相。
小说前半部分重点勾勒父亲的升沉痕迹，后半部分则把笔墨落于家道中落后挑起家庭重担的母亲身上。做了十二年“官太太”的母亲面对众叛亲离、卑微寒酸、屈辱失尊的生活，如何另起楼台，如何实现她“斑斓转身”的蜕变，是小说中更为动人出色之处。魏微没有让一个家道中落的故事被情节的曲折淹没，却始终将其停留于“家常”层面，以一种沉郁瓷实的气质，将笔触徘徊于命运起落的特定时刻，逡巡于某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角落。她甚至回避了戏剧性，让一切在对记忆碎片的缝补中娓娓道来，波澜不惊。作者时而以旁观者的眼睛、时而以一个亲历者的口吻，时远时近、忽实忽虚地穿梭于叙事之中，时空交错的断续追忆与世态炎凉的轻声感喟叠印成浩荡渺远的烟景，恍惚间，已是白云苍狗，浮生若梦。
魏微是个颇具风格的“本色演员”，善于扬长避短，总能将各色题材剪裁成合适自己的式样。《家道》中弥漫着许多人生感慨，但在魏微的叙述中却能缝合得恰到好处，不显赘余。比之2004年发表的《异乡》，《家道》在题材上有相近处，但手法更加娴熟从容，又添几分沧桑之味。小说最后一节的发展稍嫌快速，倘若家道中落后母亲转变的细节更为丰富有力一些，母亲的形象会更加落地生根，小说在语调真切苍婉的同时，节奏或会更加熨帖完美。
王微的长篇《等待夏天》与秦无衣的短篇《灰狗》，同为当代海外生活题材。《灰狗》在技巧的圆熟性上显然高出一筹；《等待夏天》则带着一股新生态的新鲜之气，展示出一些流寓海外、生活无忧却又精神苦闷的年轻人的生活图景，带有二十一世纪初特有的时代烙印。
与此相形成趣的是王朔的电影剧本《梦想照进现实》。在电影的意义上，《梦想照进现实》不能算合格之作，但在文学的意义上，其先锋性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篇作品中，王朔再一次显示了他过人的语言才华，在其特有的机智、幽默、反讽之外，语言的“说事”潜力也得到了革命性的发挥。他几乎不用任何描述性语言，而将对话的语言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凭借语言本身的力量摇摆、拉扯、律动，使文本既单纯又充满张力。剧本几乎完全由两个人物的对话构成，却如太极推手，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繁衍出千般变化，生长出无限文章，实在奇妙。《梦想照进现实》的语言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通篇翻滚着北京土语和新新人类的语言新发明，鲜活的白话、凌厉的黑话、俏皮的缩略语、“个色”的新造词、奇特的语法缠绕在一起，砸击碰撞出一片电光火石，令人眼晕目盲。这种语言快感是如此具有感染力，以至于在阅读它时有走火入魔之感——仿佛语言脱离了作品竟能劈劈啪啪在空气中兀自热烈燃烧，闭上眼耳边犹然滔滔不绝。在通常文本中，注释多是用来解释那些生僻术语或书面语的，而在这个文本中，却被用来解释大量的土语口语。王朔敢于将大量生猛冷僻的口语拌入了以书面语为主流的文学，憋着口气狠劲儿折腾语言游戏，个中野心也见一斑。
于晓威的中篇《让你猜猜我是谁》和钟求是的短篇《给我一个借口》都是城市婚恋题材的小说。或许太追求“故事”了，对人物的内心关注不够，反而不如平淡经营的《家道》令人印象深刻。
《收获》2006年第5期推荐篇目：
魏微《家道》（中篇）
看《十月》
魏冬峰
煤矿是刘庆邦一个重要的写作资源，他大量的作品都书写了煤矿工人艰难困苦的生活、工作以及这种恶劣环境中的生离死别和人性的善恶斗争，本期《十月》刊登的《黑庄稼》（中篇）则将笔触放在了死难矿工的家属身上，围绕着儿媳田玉华、公公苗心刚和婆婆三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展开情节。丈夫死了，田玉华为了分到丈夫的抚恤金，答应了公婆不希望自己改嫁的要求。同时，才二十多岁的新寡田玉华身边又不乏追求者，这成了公婆心头最大的隐忧。跟踪、防备、稳住儿媳便构成了公婆（尤其是公公苗心刚）每天的日常生活，他甚至荒唐地做出了希望“占有”儿媳的举动，此举虽然未遂，但却令一家人的关系更为僵化……最终小说以十万元抚恤金被骗结尾。刘庆邦立足于乡土的小说总是有一种无须添加和修饰的质感，在这篇小说中，矿区附近庄稼地的乡野风情，特定乡村文化背景下的伦理陋习和人性善恶，都通过人物心理、语言和行为等流露出来，作者的褒贬态度也自然而然地寓于其中，不是《神木》、《卧底》的浓烈，也不是《鞋》、《信》的清新，但其中的克制和从容却一如既往，颇富功力。
哈南的《那一刻你不再担保》（中篇）以流寓东京的中国学生欣欣由落魄到发达的经历为线索，讲述的却是蕴涵了某种民族情结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小说以不同处境中人物的心理暗流为基调，风格略为阴郁飘忽，情节的跳跃近乎随意，有着此类小说惯见的优劣之处。张雅茜的《磨坊与紫色》（中篇）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结构全篇，讲述一个新版的“出走”与“归来”故事。故事有新意，叙述上却有点拘泥于各个要素既有的成规。
本期“小说新干线”推出的是吕魁的《少年行》和《城市变奏曲》两个中篇。以文学新人的身份视之。这两个作品还是不错的。两篇小说不约而同地将一种多少有些“边缘”的人物作为主角，在《少年行》中是职校毕业没有工作却爱上了重点高中女生的军伟，在《城市变奏曲》中则是受过高等教育爱上了好朋友未婚夫的摇滚歌手宁梓。小说很难得地以一种平和忧伤的调子处理这样的题材，不浮躁，不张狂，从而具备了一种真诚的质地，以至于《少年行》中个别情节和语言的紧张和做作也因此变得可以理解，相比之下，《城市变奏曲》中的都市场景和人物生活状态虽然司空见惯，但在写作状态上显然更为从容。
董立勃的小说在选材、人物习性、叙述语气等方面基本已成套路，本期刊登的《这个月亮并不太亮》（中篇）大致也在此套路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军队农场里的权力与伦理的杀戮故事。“文学宁夏”栏目中刊登了张学东的《向葵头上的野烟》（中篇）和梦也的《手》（短篇），前者在叙述和结构上或多或少都有可精简的地方，而后者虽在氛围营造方面下了点工夫，却在血肉感方面有所欠缺。
《十月》2006年第5期推荐篇目：
刘庆邦《黑庄稼》（中篇）
看《花城》
余旸
本期《花城》由于刊选了长篇，篇目较少，其中两篇值得详论。名作家红柯的长篇小说《乌尔禾》不得不说，也值得一说，而曹寇的《携王奎向张亮鸣谢》（短篇）短小精悍，别有新意，更值得细说。
《乌尔禾》放在头条，讲述了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土著王卫疆的成长故事，分为两部分。上半部的故事集中在新疆的乌尔禾，如此一个荒僻空旷野兔成群充满异域风情的蛮荒之地，充满了神话和传奇。为王卫疆启蒙的老人，本身就是一个神话——他原是退伍养伤的单身军人，憨鲁而野性，在天荒地野的草场牧羊中，获得与自然同化与动物交通与神话同构的智慧与朴素。于是，其汉人名字陈大壮自动消隐，代之以一个更具蒙古特征的象征称号：海力布。而王卫疆，在老人的“自然教化”与已侵入当地的“现代文化”的培育与纠正下，成为一个具有“自然悟性”的现代学生。这一部分是红柯的优势所在，状景抒情具有浑朴自然之气，土窝子那镜子里的月亮，营造出天地混沌纯洁如水的境界，让人难以忘记，年代久远所具有的回忆语调与海力布虚实交汇的传奇水乳交融。随后，小说转入王卫疆离开乌尔禾汇入社会的现在进行时，也到了真正考验作家功力的关键处：大草原的教化赋予他的一双通灵之手可以熟练地修理现代的汽车，可一颗通达默忍的心灵，却难以驾驭现代的爱情。他童年时放生的羊羔，天意中被如包裹样寄来寄去的孤儿燕子所接收，但他成年的爱情，却在长达六年的坚守后遭到了抛弃；那个善飞的燕子，飞到了受王卫疆启发而悟了杀羊艺术真谛的朱瑞身边。但朱瑞只是个中介，结婚前夕，燕子又一次飞走了。燕子的飞翔终于止在一个白脸的家具学徒工身上，而王卫疆，则傻瓜吉姆佩尔样，凭着天赋双手，开始了天山南北的流浪。坦白地说，红柯还是善于“写意”，真要触及现实的时候，就捉襟见肘，让人惋惜：那些具有石头样坚硬质地的现实，插入他刻意要让“自然之悟”使作品贯穿起来的精神格局之中，就像个不到一米的侏儒，却顶着斗大脑袋，不协调，语气也少了上半部的灵动，显得格涩断裂，人物形象因此模糊不清，有怪诞突兀之嫌。那个小燕子，究竟是心灵并不安分的爱情精灵，还是一个斤斤计较于房屋产权的小女人？说不清楚，但这个说不清道不明，却又不是一个圆形人物丰厚复杂所致。燕子如此，朱瑞也怪怪的，而主人公的宽厚沉默，更不能让人充分感受到那继承自海力布的“自然之悟”而又修行在世俗的宽大心怀。作者的良苦用心，包裹在断裂闪忽的情节文字之中，也不知道是小说选入刊物时被删节所致，还是功力不逮的缘故？
曹寇的《携王奎向张亮鸣谢》（中篇），标题相当醒目，小小一个题目，一举囊括了该小说中三个重头男性主人公：“我”（隐含的），王奎，张亮，而“携”、“向”、“鸣谢”使这个短语充满了动感和方向性，既概括了情节走向，也暗示了，小说的重心不在戏剧化的故事情节，而是放在男性人物的关系上——这一点，隐约可见韩东对南京青年小说家的潜在影响。大体来说，故事的线索交织在追女人的核心问题上，而饮食男女的婚姻爱情，自然又和经济背景身世房子野心交织成一片，而这围绕核心的潜在背景，都在“我”不动声色地叙述中穿插进来。小说前半部，只不过是三男两女之间略为复杂而又琐碎的追逐与拒绝的关系，铺叙得有板有眼，眉目清楚，但人物关系却在此僵持住了，走进了死胡同：小李（男）被小童（女）抛弃，而小童却又遭遇了张亮（男）不明确的拒绝，同时心高气傲的白小云（女），不咸不淡地敷衍于张亮和王奎（男）之间，显然没戏。解铃还需系铃人，小说峰回路转，是幕后那个阴险的、幸灾乐祸、却又不动声色的叙述者“我”，施施然地从台后走到了台前，轻而易举拿下了对调动工作已疲倦失望的白小云，且顺利地越张亮而升迁为土地所所长的未来接班人。同样，王奎也迅速转向，一举搞定了没人搭理的小童，且马上就要提拔为副校长。小说关系还算复杂，也并不注重人物形象塑造，但平实的语言，被年轻作者的老到功力，调配地具有塑形功能。在“我”埋怨张亮的矜持、孤僻、猥琐、笨拙，大爆张亮大学时扭扭捏捏，放不开步子追女人的糗事时，活脱脱一个世事洞明顺风顺水的小人声口：略有节制但掩饰不住得意，而自己灵活、会来事、不固执的“小人”形象也历历在目。而结尾，“我”升迁有望后，酒醉而去翻墙越门攻克白小云时，节奏更为轻快，反诘的语气，更是把一个自鸣得意忍不住炫耀的小人活化了。活化了的“小人”，又反过来烛照出张亮那个拉长着一张苦瓜脸郁闷焉巴的“衰男人”的真诚形象，让我们对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对所有那些形象模糊焉巴的人物产生同情，并返观自身猥琐平庸但却真诚严肃的一面。用最俗最滥的材料构成，从一个反面人物的角度切入，却最后抵达同情反省的阅读效果，最能见出年轻作者老到的叙述能力。
卫鸦的《老街》（中篇小说）写“我”与同龄的舅舅追逐女人的故事，伴之以老街的商品化和人性堕落的故事。小说开始还中规中矩地迈正步，但随着老街的变化，作者的笔调比老街还快三档，显得随意。李森的《新儒林外史》（短篇）可博一笑，墨白的《最后一节车厢》（短篇）欲说还休，有意营造一些神秘的氛围，但意思不大。
《花城》2006年第5期推荐篇目：
曹寇《携王奎向张亮鸣谢》（短篇）
看《人民文学》
赵晖
《人民文学》第9期，看一篇罗伟章的《奸细》（中篇）足矣。
这两年一直看《人民文学》，罗伟章俨然“熟人”矣，但要问到如何评价他的写作，还是让人颇费踌躇。从《我们的成长》的朴素，到《大嫂谣》的真切，再到《变脸》的干瘪，罗伟章始终在“成长”也在摇摆。尽管“底层文学”一再升温，而罗伟章已俨然成为其中的“主力作家”，我们却不愿意看到一个新作家为了赶潮流而牺牲文学上的真正成长。罗伟章上回《变脸》写小包工头的奔忙辛苦，紧紧张张，干干巴巴，只让人怫然此次《奸细》写中学教师的内心挣扎，初读难免眉头紧锁，但读着读着便入了味儿，待到读完，心落了下来，还不禁叫了声好。
《奸细》写的不是“底层问题”，但也是当今社会中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高考前各中学互挖“尖子生”的“掐尖大战”。徐瑞星作为重点学校“火箭班”的班主任，安于教职，本性亦远非贪财之徒，但在“尖子生至上”的校园氛围下，却一步步沦为自己学校的“奸细”。“奸细”是一种悖反的生存状态，对于徐瑞星来说，更是双重的悖反。他因为清高和正直，不愿做奸细；因为理解教师对尖子生付出的心血而不忍做奸细；但他同样因为人本能地为己为家的私心而不甘心不做奸细——不做奸细，他就隐隐觉得对不起自己，就一天比一天更看不惯学校对尖子生的千依百顺、奉若神明，看不惯有些尖子生缺乏对教师的基本尊重；做了奸细，他又良心不安，寝食难宁。徐瑞星就像那个同名的杀毒软件，原以清除病毒为己任，但却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剿灭自己身上的病毒，如此，这种双重悖反又难以自拔的生存状态也在更广阔的层面获得了意义。
《奸细》的结构线索亦可称道，小说前后安排了五个尖子生——一个从外校挖来的准状元、一个徐好友班上的学生，一个打了老师，一个家庭条件不好；最后一个是徐自己班上的一个虽出身贫寒，却没有骄气、懂得“感恩”的“好”学生——串联起了整个叙述，这五个尖子生宛若五面澄亮的铜镜，映照出徐瑞星深处的灵魂。前四个学生为徐出卖良知提供了借口；最后一个学生的家庭也需要钱。但他面对外校的收买却毫不动心，他以一个少年的“庄严”拯救了徐正在下沉的灵魂。“尖儿”和“掐尖儿”的奸细之间微妙的张力，使小说免于说教的呆板。
比起罗伟章以往的小说，《奸细》在艺术上有了明显进步。虽然《我们的成长》和《大嫂谣》中也不乏一些由于作者个人经验的带入而令人心紧的动人段落，但我们似乎更多的是被作者直接倾吐的情绪所感染，为事件本身的吊诡而震惊，很少领略到小说自身的力量。这种以消耗个人经验来换取阅读效果的写作方式究竟能维持多久，同样也是一个令人心紧的问题。《变脸》倒是没有青涩的感觉，因为它差不多毫无艺术性可言，为了写“底层”而“写”底层，文字粗糙，叙述粗暴。《奸细》的出现适时地缓解了我们的焦虑，小说的速度慢下来，文字细致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随之打开，青涩蜕去；作者对主人公的同情仍在，那个引导我们阅读的叙述者却隐去不见，人物的所思所为反而更令人信服，他们的挣扎之痛也获得了力量。《奸细》当然不是一个顶点，但是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一个转折点，希望那个重新把双脚踩在地上的罗伟章能不慌不忙，把路走得宽广。
方格子的《第三种声音》（中篇），女主人公仿佛一个来自底层的小资，对自己极尽哀怜；其他几个角色也很不幸，但我们读到更多的还是作者的自我感动。庞余亮的《野猫》（短篇）故意拿轻松写沉重，却常常让人感觉跑了题。卢岚岚的《长假》（中篇）记述了一个女人在十一长假的一次出轨，作者似乎和主人公原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亏得长假过完了，于是一切都过去了。
第10期《人民文学》小说风格参差，最让人喜欢的是张鲁镭的《幸福王阿牛》（短篇）。小说的内容和题目一样欢快，语言活泼，字里字外都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王阿牛是工地的民工，不过他可不是个一般的民工，他热爱生活，“把自己的工棚小日子打发得有滋有味有汤有水”。虽然并不富有，但好在没有家累，王阿牛总能把日子安排停当——就像他总能把工地上有限又便宜的菜变着花样做得馋人一样，他干完活总把自己收拾得有头有脸的，周末就有个周末的样子，要吃一次“欢喜锅”，要见一次做皮肉生意的相好小红。他的快乐与他的活法令日子紧巴巴的工友们艳羡不已，从他的身上工友们看到了他们无暇也无力追求的自在与尊严。结尾王阿牛一时兴起决定陪相好小红回家，小红的情意是满的，小红背后的家累也是满的，王阿牛在选择“家累”的时候仍然“嘿嘿”地快乐着——枉了前面文字的悠然，这最后的煞笔真是有点急了，虽然王阿牛的快乐感染着我们，但一直顿足于此，也让这种单纯的快乐成为无的之箭，飘在了半空。《幸福王阿牛》换了个调子讲底层，观之可亲，但它只写出了幸福的一个层面——快乐，小说的分量到底轻了。
张鲁镭的另一篇小说《我想和你一起玩》（短篇）仍然保有了轻快的调子，趣味有余，意思有限。凤鸣的《小孙》（中篇）写民工的苦难，工伤难求公正，妻子生病，双亲年迈 故事的元素都是滥熟的，但从中能见出人物的韧性，能见出作者感情的投入，在当下的底层创作中已属难得。
《预报今年是暖冬》（孙春平 中篇）故事的架子有了，但针脚粗疏。对于一个讲人与人之间斗智斗狠的小说而言，转不够九曲十八弯，就不好玩了。《吉祥如意》（郭文斌 短篇）文字清淡，端午的馨香弥漫全篇，有地方风味；《月亮的温泉》（叶弥 短篇）其文也淡，惜文字所到缥缈无依。
《人民文学》2006年第9期推荐篇目：
罗伟章《奸细》（中篇）
《人民文学》2006年第10期推荐篇目：
张鲁镭《幸福王阿牛》（短篇）
看《上海文学》
文珍
2006年第九期上海文学是“华语语系文学专号”，一期杂志包罗了好些华语文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苏伟贞、骆以军、施叔青、聂华苓……，未曾开卷已让人期待。
头条是台湾女作家苏伟贞的《流浪者拔营》（短篇），截取了作者长篇小说《时光队伍》中的第一章。无论是流浪者拔营，还是时光队伍，都是颇富张力和想象力的好名字，里面藉著书写骨肉至亲的丈夫张德模患癌、临终、送亡的过程，缓慢抒发作者个人对于时间、生命与死亡的独特思考。正如当红台湾作家蔡康永所言，“如果你对于台湾的小说很注意的话，不可能忽略苏伟贞这个名字。”作为台湾当代文坛除朱家三姐妹、三毛、简祯等之外的另一位重要女性作家，苏伟贞崛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二十五岁凭借《陪你一段》成名，代表作有《红颜已老》、《世间女子》、《离开同方》、《热的灭绝》、《沉默之岛》和《魔术时刻》等，小说题材多为痴男怨女的爱欲纠缠，以及对人情世故的冷眼旁观，尤其对书写女性情欲流淌、永不停息的本质颇有独到之处，美学观照精致幽微，但因题材局限和过度追求语言的洁净讲究，也有人将之看成是带有几分知识分子气的言情小说。这篇《流浪者拔营》写于不惑之期，较之过去的极端绝对更多了几分通透豁达，文章里多次引据安纳托·卜若雅《病人狂想曲》的话：“死之将至，所余唯风格而已。”小说中的丈夫张德模和“我”风格何其相似，强悍不容商量，在病魔面前也不肯低头半点，坚持一贯行事风格，要求直接上手术台而不是一而再吃药拖延，知道了无希望病人便自行拔掉鼻胃管和氧气管，亲自决定自己的死期，……无怪乎连另一位台湾作家骆以军也忍不住点头赞叹，将文中两人比成“一对打劫医院的绿林夫妻”，只因为生死排场，空荡背景，皆挡不住“一种让死神也自愧寒碜的派头”，死生契阔，亦是清坚绝决，流浪者一经拔营，从此便头也不回。
之后两篇小说《夏日烟云》（短篇）和《黄金体验》（短篇）的作者骆以军，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第二名，时报文学奖小说类一等奖，主要作品有《红字团》、《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等，善于将一般人习以为常的感觉、情绪、道德判断放置在一个荒谬暧昧的情境中，运用角色认同及叙事声音都充满延宕以及干扰的技巧，逼使读者注意到小说虚构的本质。本期杂志刊登的这两篇小说基本可以展现他强烈的个人风格，句式多为意象纷繁且语法复杂的长句，标点多用破折号和问号，阴郁迂回，如泣如诉，不由分说地将读者笼罩在一种蛛网重结密不透风的叙述气氛中；如《夏日烟云》的开头：“那个夜晚的火车车厢像他这一生宿命的、注定的，不论发生了多少随机组合不同遭遇的故事，那必然的——如果它是一部看似流水账其实刻意剪接过了的电影——ending镜头。”如果学习他的句式，我将这样评价骆以军的小说潜心阅读这样的文字——非潜心阅读且心如止水否则如何能够进入——心必然将一直都沉重、哀伤、有如缺氧般迫切，如果再加上几幕血腥暴烈的人体美学展示，那便更将添上重重惨烈以及疼痛。家国之恨、身世之憾、现代社会里自我身份的缺失，作者涉及的无非是这类并不罕见的题材，但是一经他那支梦魇般的笔下流淌出来，读者便不得不追随故事里的人物开始一场鬼影幢幢阴气森森的梦游，一旦贸贸然进入他那幽微独特的个人意象世界，不经觉间为他霸道流丽的文字所折服，此后哪怕是心怀莫大恐惧疼痛难耐，也仍然是骑虎难下，无法再全身而退了。
章缘这个名字在大陆比较陌生，两个短篇《媳妇儿》和《背叛》虽不如前面两个作家的文字华丽讲究，文字风格也不算鲜明，写现代社会婚姻生活却也写得暗藏锋芒。
短篇《庞贝之魇》的作者施叔青同样是台湾知名女作家，十七岁以处女作《壁虎》登上文坛，多年从事传统京剧、地方歌仔戏之研究，其小说多以婚姻为题材，站在女性立场探讨两性间的情爱纠葛。白先勇将她早期小说的梦魇鬼气与李贺的诗相比，谓其“有一种奇异、疯狂、丑怪的美”。她早期关注女性视角，后期则更努力地以近乎全知的熟悉态度审视笔下男性人物的生存处境；这篇《庞贝之魇》涉及到的题材仍然和失败的婚姻有关，同时也夹杂不少灵异传说因果报应的成分。
龚万辉的《隐身》（短篇）以一个男孩的怀旧口吻回忆童年时的玩伴、隐身游戏和当年村里据说是会武功的老吴，叙述腔调细腻感人；李洁的《鸽子》（短篇）描写一个无人作陪、连亲孙子也不来看他，每日只得以给孙子准备的饼干喂鸽群打发时光的孤独老人，笔调也同样温情脉脉。
彭昕的《过客》写海外学子再度回到阔别十年的北京，惊觉原本熟悉的故乡变做异地，而原本以为自己之于纽约只是过客，谁料却成了归人。小说中写擦身而过的初恋令人微觉遗憾，惜乎描写拖沓青涩，用过于无节制的篇幅描写其实并无多少玄虚的情节，文字里流露的海外漂泊之情也并不给人带来多少新意。
《我家的彩虹》的作者聂华苓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旅美华裔女作家了。这篇《彩虹》却不是小说，而是描写她与韩国女子朱晶嬉多年知交的一篇文情并茂的散文，语言简练平易，通达有趣，不失为一篇美女。
第十期《上海文学》重新回归乡土中国，刊载了一个小中篇：陈应松的《母亲》。故事以一家儿女的众生相映证了中国古老的一句俗谚：久病床前无孝子。姐妹兄弟几个本想让含辛茹苦拉扯大他们的母亲好好颐养天年，却被母亲突然患上的重病陷入了道德现实两难的困境。作者处理如此残酷现实的题材并未简单地从道德出发严厉批判子女，而是详细描写了事发前众人如何争相尽孝，以及后来全家都遭受巨大考验的尴尬处境，整个经过描写得入情入理，令人动容，仿佛最后众人不得不“搞死妈”变成了唯一合法合理的，虽惨绝人寰也仍无可指摘的选择。然而，或许是因为之前的情节过于落实少了几分转折的震撼，作者用功半晌，却仅仅只营造出一种类似报告文学的阴惨气氛故事里有真实的血泪，也有善意和同情，可偏偏就少了一点文学的含蓄，用文艺的话来说是所谓艺术之美与真实间的距离，换成白话就是：它离现实太近了，想跳高，没跳起来。
本期其他小说都比较平庸，在此略过。
《上海文学》2006年第9期推荐篇目：
苏伟贞《流浪者拔营》（长篇节选）
骆以军《夏日烟云》《黄金体验》（短篇）
看《大家》
谢俊
本期《大家》色彩纷呈，看点颇多，总体质量较高。
中篇共推出了七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存文学的《庆生的战争》，作者将这个故事安置在六十年代农村缺粮的背景下，讲述了一个生产队长和一条糟蹋粮食的狗的一场凶险的战斗。在这个故事里，狗具有了人的狡诈，人也获得了兽的凶残，双方的斗争逐步升级，庆生最终和狗同归于尽。小说的叙事始终保持紧凑的张力，而作家的想象力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像“群狗捕猫”、“狗掰玉米”、“地雷炸狗”等情节，匪夷所思而又被讲述得合情合理，使得读者得到酣畅的阅读快感；与此同时，小说在处理农村日常生活时却又能冷静地与这场战争保持距离，庆生作为生产队长是一个认真果敢而又不失智慧的乡村“能人”，战争的动因也可以被看成庆生为保卫生产队粮食而实行的一次“善意”的举动，但在这场战斗中所显现出来的人性的霸道和处心积虑的“恶毒”，却给人留下不寒而栗之感。
“新青年”栏目推出了两个年轻作家表现城市边缘人生活的中篇：描写“漂”在北京的徐则臣的《我们在北京相遇》和“漂”在广州的于怀岸的《南方出租屋》。《我们》一文可以看作作家的另一篇小说《啊，北京》的姊妹篇，在那个小说里的主角“办假证”的边红旗，在这里被替换成来京陪伴博士生男友一明的小镇姑娘沙袖。小说有意识地凸现了这个被卷入北京风沙的小镇姑娘的无根与无助，所以当她发现唯一的依靠——男友孟一明有背叛她的端倪时，她便歇斯底里起来，并最终引诱了“边红旗”。这个小说采用三头并进的方法，还写了文学爱好者“我”和“边红旗”的故事，这使得整个故事多少有点碎，不过作家在起承转合处做得还算自然，尤其结尾以“我”返回家乡的温馨感，来映衬沙袖和一明重归于好，写得暖意浓浓，自然熨帖。相比于《啊，北京》沙袖这个形象没有边红旗丰满，她的故事中能打动人的生活细节并不多，人物也多少有些“矫情”。
同样是“漂”，同样是出租房，于怀岸的《南方出租屋》则另具特色。这个小说写得更像一个电影，故事以一个沦为打工仔的大学生的苦难为序曲，以他和一个患有艾滋的妓女共同侦破因鬼魂托梦而带来线索的凶杀惨案为主干，小说故事环环相扣，气氛怪诞紧张，很能吸引读者。只是在结束处男女主人公忽然相继死于非命，多少有些仓促和草率了。相比徐则臣的作品，这个小说在环境渲染和情节铺张上更有生气，但对生活的理解和人物的挖掘则显得浅陋一些。
本期《大家》共有四个短篇，数夏天敏的《杯子》最值得一说。这个小说在写法上中规中矩，主人公本是一个工人，被借调到一个报社当小编辑，由于不堪压力而最终疯掉，自身也成了一个坏掉了的“杯子”被原单位和报社踢来踢去。小说用细节渲染和心理刻画去讲述一个小人物的虚荣和压抑，很有些俄苏文学的影子。
《大家》2006年第5期推荐篇目：
存文学《庆生的战争》
看《钟山》
王斌
本期头条刊发了韩少功即将出版的“长篇散文”《山居笔记》（下），给本期略显疲软的创作阵容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山居笔记》借鉴了古人的笔记体裁，由99个片断连缀而成，多为作者近年避居乡间的一些见闻感想。其中有四篇以《乡土人物四题》原发于《佛山文艺》，后转载于《小说选刊》，可见其各篇之相对独立性。当然，这些片断并不是完全各自为政的，而是服从整体的表达需要。作者对乡间奇人异事的捕捉，对农民生存哲学的戏谑和理解，对干群矛盾的调侃和温情化处理，乃至对往日生活的怀旧与感悟，都让我们看到了与当下“底层文学”截然不同的乡村景观。在韩少功看来，乡村，或者想象中的故土，永远是现代人的心灵栖居之所。韩少功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我一直向往一种自然与文明平衡的生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的生活，与最下层平民融为一体的生活，现在终于梦想成真。”韩少功所居的山村山清水秀，鸡犬相闻，民风淳朴，但是已经多少受到了城市文明的侵袭，环境变迁，传统技人失业，根深蒂固的乡村伦理也掺杂了更多的世俗功利。如果单独提取某些篇目（比如上面提到的《乡土人物四题》）来看，韩少功对于都市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褒贬取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对于那些可以视为迷信的乡土风俗、传说也流露出玩味欣赏的态度。但总的来说，也许是意识到大势所趋之下的回天乏力，韩少功的态度并不激烈，他只是以近似白描的笔触，描绘传统的乡土世情、人物，间或倾吐一下对往昔的怀念与追思，如同余晖落尽之前的最后一次回眸。当现实的乡村无所归依的时候，韩少功最后不得不求助于记忆——“记忆就是生命的本质，是每一个人最后的贴身之物了。”这些思考，正是韩少功从《爸爸爸》开始，一直到《山歌天上来》的“文化寻根”观念的深化和细化。
韩少功这部《山居笔记》虽与余秋雨的那本著名的散文集同名，但与其说是散文，还不如说更像笔记小说。根据韩少功把“小说”扩展成一种广义的“读物”的观点，我们也不必拘泥于“长篇散文”这个作者生造出来的命名。而把《山居笔记》放到韩少功小说创作脉络来看，其体例和语言风格都能看到《马桥词典》的影子，只是其实验性更从“举头望世界”，落回到“低头思故乡”。
相比于《山居笔记》，本期中短篇小说实力较弱。其中，桢理的中篇《朱唇》较为出色。主人公的名字朱唇，似乎与人的各种欲望——包括食、色与诉说直接相连。朱唇以姚家镇的外来者身份，依次成为这三种欲望的载体或实践者。她因失身而被“好女人”排斥，却以对性事细节的“哭诉”而被她们接纳。当祥林嫂式的诉说遭到厌弃，朱唇重返孤独。最后又陷入对食物的迷恋难以自拔。小说写的很沉着，语言温润细腻，讽刺的笔锋偶尔显露，但个别段落显得有些夸饰。
《钟山》2006年第5期推荐篇目：
韩少功《山居笔记》（长篇散文）
看《山花》《作家》《西湖》
刘勇/丛治辰
9、10月《山花》、《作家》的小说好看者居多，读时只觉乱花过眼却鲜有夺目的亮色。有先锋追求的作家学会讲故事固然不坏，如果只满足于讲故事则不免令人有些担忧了。
两期《山花》的短篇小说中，姚鄂梅的《黑眼睛》较为出众。小说中，妻子阿玉因医疗事故而瞎眼，丈夫阿昌寻找医生赵明报复，却发现赵已获罪入狱，无奈苦等他出狱才觅得机会，却在最后关头放弃了杀人的念头。在阿昌的心里，始终纠缠着两种力量，一种是仇恨，欲除之而后快，另一种是家庭的责任，他不能丢下妻女而独自坐牢，而且即使杀了人也无法改变生活的苦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黑眼睛》看似讲述复仇故事，却是在处理更加复杂的主题，行文中处处透出命运的悲凉，无论阿昌、阿玉或是赵明，都只是苍天下卑微的活物。姚鄂梅在这篇小说中只用白描，语言清晰而节制，特别是阿昌初遇赵明并为他剃须的几段笔墨不多，利刃在喉的紧张气氛却呼之欲出。
王棵的《海戒》也有些特色，通篇只是孤岛上两个军人之间的对话和动作，读来却不显单薄，作者对海洋的描绘尤见功力，七页纸内充满了海的气味、光线、声音和动态，单提出来当风景看也是不坏。相比之下，小说故事的张力保持稍显逊色，从一开始两个人物之间就充满了激烈的冲突，一个急不可待想要潜水，一个极力阻拦，几个回合煞是热闹，可惜到了最后却没能绷住劲，小四放弃马苟求生的场面应是感情最复杂动人之处，作者的兴趣似乎更专注于外在的困境，令前番的种种刻画没了去处。
韩少功的《生离死别》写两位逼近生命尽头的老人相约赴死，他们的从容可以被村里人理解却得不到他们的帮助，更为糟糕的是，法律一旦介入，杀了老伴而欲追妻而去的老汉却被判了刑。作者在附记中表达了对向死而生的赞美和景仰，但这篇小说却未尽其义，前半部分尚且可以和生死的态度扯上关系，后半部分则纠缠于人事的荒诞，果真让读者体味到黑色幽默了。
其他短篇小说，也不乏可读之作，只是缺点明显。马拉的《红微》以杂技团的侏儒为第一人称讲故事，难免令人联想起瑞典作家拉格维斯的那篇《侏儒》，而小说一开始便说“我死了”，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有些做作。《一团乱麻》文如其名，何立伟的语言挑不出毛病，只是这小说未免太像流水账了。哨兵的《老橘灯》写老妪的悲惨遭遇，读来辛酸，文字却总嫌啰嗦。王华的《母亲》中辛劳至苦的母亲形象给人印象深刻，小说的叙述却有些单调，看得人眼涩。
两期《山花》中篇小说质量不高。袁远的《灼热之爱》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爱情故事，若是去除了异国邂逅的背景，恐怕又要减色几分。武歆的《幸福的女人》和荆永鸣的《成功者老鸣》相似，都满足于叙述某个人物的生活经历而别无追求，叙述也都冗长拖沓。畀愚的《欢乐颂》在文字上胜于前者，结构却有些问题，按照立秋与两个女人发生关系的前后，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两部分之间的关系过于疏远，若不是结尾处第一个人女人再次出现，有的读者恐怕早将此人忘了吧？
9月出刊的《作家》是长篇小说专号，三部小说分别是老张斌的《说走就走》，叶文玲的《三生爱》，弋舟的《蝌蚪》，都是情节起伏、感情充沛之作，文字也一路晓畅，并无艰涩之处，通读下来爽则爽快，也依然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
10月的《作家》稍显冷清。中篇小说是何顿的《两个时空》，讲述两个拥有同样名字的女人在各自时空中分别生活的的故事，多少令人想起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薇娥尼卡的双重生活》（又译：《两生花》），也令人对两人间的神秘联系有所期待。不过这篇小说中的两个女人却似乎真的毫无关系，只是各自生活的两个人罢了，硬被绑入一个小说不免冤枉。短篇小说里，徐则臣的《九年》略值得一提，小说自始至终保持着紧张的叙述调子，文风硬朗有力；与作者其他诸多短篇小说类似，《九年》也在最高潮处煞尾，只是这一篇立意稍显简单，尽管交织了少年的记忆，却终究不过善恶之争而已。
第9期《西湖》推出的新锐女作家袁远，她住在成都，写的也是成都。不知道为什么，成都这个西南边地，至少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比北京、上海还更具有后工业都市的纸醉金迷气。这种现代都市的纸醉金迷，一方面以其颓败的浓艳之美让那些红男绿女们沉溺其中，另一方面却使他们在陷落之后感到了莫大的空虚和恐慌。袁远写的就是这样的都市和都市人，而尤其擅长表现的，是都市中的女性内心。《与埃克跳舞》（中篇）中的“我”，有一点钱，又有一点闲，有点品味，又有点知识，既不像高金那样汲汲于事业，又似乎在感情上没有什么追求——或者说，不管是同时拥有四个男朋友的盛况，还是自己一个人低唱感情的独角戏，都不能让“我”觉得更加有聊一些。然而“我”毕竟还是轻易地被外国老男人埃克勾引了，在对埃克既思念又冷漠、想拒绝却应允的时候，袁远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都市女性无所谓的表面下深沉的哀伤。《硬伤》（中篇）中的羲慧，热衷于糜烂的生活，和男友冯大卫保持着一种颇具开放性和性解放意味的同居生活。她以为这就是她要的现代女性生活，但是这种她一手建立的生活状态却拉着她一路颓败下去，终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大概因为袁远自己身在都市，对于都市情态和都市人心的描写刻画都极为贴切，入骨三分，但或许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有时候她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沉迷于都市，缺少一种更超越的眼光，这是遗憾一。这两个中篇小说着力表现的是生活状态，因之相比之下情节就不那么明晰，所以虽然为我们拼贴起一副破碎的现代都市情景，却没有什么格外能令我们眼前一亮的地方，这算是遗憾二。
读其文能想见其人，读第10期《西湖》推出的新锐作家王十月的三个短篇小说，可以想见此人大概是温厚宽仁的。他不像时下很多作者那样，致力于将小说写到绝处，把自己笔下的人物逼到绝境上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力捕捉艺术与现实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不能抓住生活中最尖锐的部分，而是说他追求的是一种富有美感的轻盈和松弛，这种追求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久违了的深沉的幽默感。《马和驴》中，颇有驴脾气的农民马有贵买了一头脾气更怪的驴：非叫它爹它不肯干活。小说中这个荒诞的玩笑倒也说出了某种颇能叫农民们苦笑的现实。马有贵所在的村子要征地拆迁，马有贵为费用太少而始终拒签合同，最终当然胳膊扭不过大腿，屈服于治保主任刘一手。但王十月为马有贵在小说结尾“留”了一手：马有贵的驴欢快地爬到刘一手的母马身上，获得了某种胜利，这胜利既让我们哑然失笑，却又让我们心生苦涩。《童谣》里，还是小孩子的“我”因为童言无忌向队长透露了爸爸的反动言论，但在批斗大会上，我突然心领神会地“学会了像大人一样说谎”，从而避免了将小说推向“我”亲口害死自己的爸爸这样惨重而媚俗的结局，但是依靠说谎而获得的拯救，安知不是让人更感苍凉的轻盈？《夜行记》写一个少年在独自穿过夜幕的过程中内心的成长，在这成长中，王十月同样既掺入了少年的活力与勇气，也加进了一些面目暧昧的象征了生活沉重一面的东西。
徐岩的《看不见的事情》写盲女杜芹在朋友的撺掇下开按摩会所，却被利用来做了卖淫场所。文字干净，情节讲究，倒也可一看。李敬宇《寻找成安》写一个无心插柳的“活雷锋”，倒有点像《故事会》了。推荐篇目：
第9期《山花》：姚鄂梅《黑眼睛》
第10期《山花》：（空缺）
第9、10期《作家》：（空缺）
第9、10期《西湖》：（空缺）
看《萌芽》《青年文学》《布老虎青春文学》
徐妍
9、10月份三家青春文学期刊的重头戏短篇小说整体松散、阅读过程时有疲惫之感。
《萌芽》第9期“小说家族”栏目追寻感动路线。李萍的《拐弯的夏天》（短篇）像她其他的小说一样，细腻而感伤。少女主人公一面憧憬爱情的神奇魔力、一面怀疑爱情的本质力量。小说设计两条线索，一主一辅，最终交汇。主线是一位十七岁少女达奚通过对一位成熟男人从暗恋到否决；辅线是一位爱冒险的少年阿鸣从逃学生转变为飞行员。它们从不同的方向让人物完成了成长的仪式。小说的名字就是少年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对小说而言，此举有明确的暗示：成长中的人们都会如书中人一样，拐了一个弯，继续前行。小说讲述的或许是作者自我发现的故事，但适用性超越了个人，整个成长中的少年都可当作一个整体。遗憾的是：故事中的人物不仅互相之间缺少内在联系，而且人物的命运也过于听从叙述者的设计。此外，情节模式离不开三角恋的俗套，让人很倒胃口。与《拐弯的夏天》的构思相类似，吕昕星的《人面桃花时》（短篇）也选取了一场朦胧的恋情作为少女成长的见证。QQ聊天、短信、金帝巧克力等时尚符号，显示了80一代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但是，字字写爱，却不过是理想化的苍白描摹。更糟糕的是，小说人为地横插一个家教的重头戏，既与前面的情节形成很大的缝隙，又流露出成长的操之过急。还有，少女再怎么样迷惘，也不至于将一个女人的庸常经验奉为自己彻悟人生的哲学。更不用说大段冗长、沉闷的独白彻底破坏了小说的艺术节奏。与这两篇以情感取胜不同，滕洋的《谋杀》（短篇）则以神秘见长。通篇都是恐怖的梦境，由此分析人心理的隐蔽的可能性，可谓有意义的探索。只是作品对西方现代小说的模仿有些生硬。“虚构之刀”栏目下倪苏苏的《空白》（短篇）似乎颇有惨烈之痛。一个美丽的音乐女教师被毁灭的故事难免不让人战栗。不过，它没有虚构之刀的耀眼锋芒，反而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婚外情故事。此外，“海阔天空”下于朝阳的《武汉故事》尽管情感真挚，叙述过于琐屑。与上述沉闷的短篇相比，“大牌档”里徐璐的《曲终人散》（散文）倒是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姑且不说构思精巧、文字明亮、犀利，单说情感的质地、灵魂的重量就足以产生一种震撼的力量。第10期《萌芽》重复了前期的短与长。徐蕊的《优花的盛开，在夏天》（短篇）通过花语传达一位少女的单恋情愫，可谓想象力新颖。只是这个故事太唯美了，令人向往但也显得绵软乏力。冯寅杰的《离夏》（短篇）竭力体味人生的聚散离合，结果还是无法告别青春期的浪漫与表浅。比较而言，呢喃的火花的《住在灯塔里的人》（短篇）选取“灯塔”作为视角，独特得令人期待。“灯塔”不仅窥探城市的面貌，而且透视了人物内心。小说还调动了寂寞、激情、离别、感伤等情感要素，像是一曲淡然、美好的乐曲。尤其小说对离别时分的淡化处理，呈现出一种从容的叙事风度。此外，刘光理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残忍》（散文）素朴动人；左边的《男中音》（随笔）意义丰富，它们都值得一读。
《青年文学》第9期“封面主打”推出了当红“80后”作者曾炜的《米奇的甜心屋》（长篇节选）。看得出来，曾炜擅长于讲述活泼、搞笑的青春故事。小说的情节设计充满策划意味。它调动了吸引读者的时尚化元素疼痛的爱情、口语化的句子、悬疑的噱头、传奇的情节。尤其，古怪精灵的小魔女池小艾提供了另类少女的趣致形象。当然，小说仅停止在快餐式阅读层面。
与曾炜小说放弃复杂的探索相反，“小说馆”中蒋峰的《淡蓝时光》（长篇选载）有深度、有分量，堪称作者在《维以不永伤》之后的另一个更好的代表作。虽然作者隐藏了自己的叙述野心，但仍然保留了以冷叙述的方式对意义进行追问的特异风格。只要读者稍微窥到人物那颗被调侃的语句所包裹得严密的、既坚硬又脆弱的内心真貌，便知道作者正在接受灵魂探索的折磨。不用说，蒋峰没有放弃他一向迷恋的小说的哲学品格。但是，《淡蓝时光》改变了他以往用叙述统治小说的做法。与《维以不永伤》相比较，在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节奏、氛围的设计上，它都更自在、更尊重生活本身的质地。尽管如此，在小说的精神气质上，其变化仍有脉络可寻。小说表面上描写自由职业者李小天与女孩子笑笑的邂逅、相恋、同居、分别的情感经历，带有浪漫的惊奇感，实际上则夹杂着作者对于实际人生的充满矛盾的个人观点。它以迂回婉转的方式对现实生活中“80后”的孤独、寂寞、迷惘、抵抗、渴望等精神情状进行细致的体察，同时，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可谓本年度出色的作品。此外，两个不同叙述视角的交替转换，使得人物的精神世界肌理丰腴。
“小说馆”的另一篇小说是张健的《脚印》（短篇）。它试图探索梦与现实的边界，但过分依赖荒诞等现代手法，“梦”与“现实”两端都没有新发现。此外，“特别推荐”中莫小邪的《别说我不在乎》（短篇）实在读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第10期几乎没有让人振奋之作。“小说馆”三个短篇或拖沓、或稚嫩、或矫情。好在“封面主打”颜歌的《异兽志·大结局》（长篇连载）等文字让人过足了瘾。《异兽志》自去年第8期开始连载至本期结束。它并非凭借魔幻叙述吸引读者，而是以人性的剖解震撼读者。加上扑克牌式的新小说结构、挖掘存在本质的想象力以及作者对作品越陷越深的爱恋，构成了一种难以抵抗的魔力。
《布老虎青春文学》第5期整体上有些平淡。主打栏目“小说盛宴”质量下滑。朴九月的《你给我一朵隐遁的曙光》（短篇）大多沉湎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单薄、飘忽；张雨涵的《白发魔女的爱情》看似新奇，实则落俗。贾雪迪的《因为时光短暂》（短篇）确有感人之处，人物的成长过程描写得细密，不足的是结构有些零散化。这些作品如果从大中学生的读者对象而言，倒还合乎胃口。但如果从文学本身而言，则有待提升。比较而言，“青春季风”中小木的《小木她娘》（散文）倒是具有素朴的美感。叙述有力，人物心理充满张力。此外，朱婧的《幸福迷藏》（长篇选载）作为突破以往写作路数之作，依然精确地把握小资少女的复杂世界，但格局更加开阔，值得一读。
推荐篇目：
蒋峰：《淡蓝时光》（长篇选载），《青年文学》（下半月刊）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