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旧话题，新世纪伊始谈这一问题，是想说在20世纪学者们在交叉学科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20世纪古代文学有许多问题的解决是依靠相邻学科的发展来完成的，对《诗经》、《楚辞》的解读人们运用了人类文化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闻一多先生在论述《诗经·芣苡》时，从语言学、生物学、社会学等角度阐述了这首诗的文化内涵，对《九歌》的阐释闻先生是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其研究方法给人们的启示非常深刻。陈寅恪先生的唐研究，“以诗证史”，进一步赋予了唐诗的认识价值。文学史上讨论诗歌起源问题，大同小异，但民族学工作者近年来以田野作业的方法搜集了一些近代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民族的生活资料，用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歌传唱说明艺术起源于原始宗教或原始巫术，这比过去文学起源于劳动的单一的观点有所进展，更为全面。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俗资料极为丰富，如果能勤于搜集并能阅读这些材料，熟练地运用到研究中去，其获益会很大。这里举几则自己相对熟悉的领域对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分几点以为阐释。
第一，交叉研究体现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是学科交叉研究古代文学的范例，《唐代科举与文学》序云：“这本书把唐代的科举与唐代的文学结合在一起，作为研究的课题，是想尝试运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式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和前资。”这一研究方法就是傅先生一贯倡导的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交叉学科的涵盖面却远远不止史学。正是由于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广阔的文化视野，傅先生在《序》中提出科举以外的两大文史结合研究的课题，即“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其学术意义，傅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韩文译本序》再次指出：“唐代文士与地方节镇幕府，以及作为翰林学士参与中央政治，与科举制度一起，是构成唐代士人文化的基本内容，对唐代政治与文化关系极为密切。”(《文汇读书周报》2000.12.30)这表现出傅先生对唐代文学总体面貌的认识和思考的深度。学术界对这几方面研究的实绩也说明傅先生对学术发展的前瞻性和指导意义。
有了宽广的学术视野，研究者也必然关注于事物本质的整体性探讨，追求研究对象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这种理论更多是关于事物本质所对应的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关注于事物的运动结构、类别层次及其品性。在文学研究中经常会遇到有关某一诗文体式的形成问题，如果就文体自身的形式谈演变，有的可以“寻坠绪于茫然”，有的则是全新的艺术品种，仅从语言形式入手找不出其间的联系，比如词的起源问题。词在本质上是配合新起的燕乐而兴起的，只有在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中才能探讨词的起源。任中敏先生在音乐与文学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取得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成果，特别是其关注于事物本质的整体性探讨，追求研究对象的系统性理论性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1962年出版的《教坊记笺订》已经表现出任先生对音乐与文学的总体关注的大气包举式的学术精神，即“唐艺发微”的总规划，他列出包括《教坊记笺订》在内的十五本著作的写作计划：
《教坊记》整理—此书于研究唐代音乐、伎艺，颇开门径，不啻锁钥。整理之稿，名《教坊记笺订》。
盛唐太常寺、大乐署所掌乐曲曲名整理—指《唐会要》33所载之曲名表。成稿后当附见于末一种“全面理论”内。
《羯鼓录》整理—稿名《羯鼓录笺订》。
《乐府杂录》整理—稿名为《乐府杂录笺订》。
敦煌曲理论—曲内齐言、杂言并见，稿名《敦煌曲初探》。
敦煌曲辞著录—稿名《敦煌曲校录》。
唐声诗理论—诗指齐言，稿名《唐声诗》。
声诗格调著录—稿名《声诗格调》。
唐词理论—以杂言为限，稿名《唐词说》。
唐词格调著录—稿名《唐词格调》。
唐词著录总结—稿名《全隋唐五代词》。以上三种，简称“唐词三稿”。
唐大曲理论及著录—伎艺为歌舞类，稿名《唐大曲》。
唐变文理论—伎艺为讲唱类，稿名《唐讲唱》。
唐戏剧理论—伎艺为戏剧类，稿名《唐戏弄》。
唐著辞理论—伎艺为酒令类，稿名《唐著辞》。
唐代琴曲及雅乐理论—成稿后当附于末一种“全面理论”内。
唐代“音乐文艺”全面之理论—就上列十五稿所具种种结论，再有所总结，并略补其所未备，稿名《唐代音乐文艺》。
这一计划同样也体现出任中敏先生对唐代音乐文艺的分类学成果。每一项研究的实施又和全面之理论相协调，是在整体思想指导下来分步进行每一项工作，而每一项工作又是整体研究的一部分，和整体相配套。在交叉学科中研究古代文学，不仅有系统全面观照问题的优势，也有局部深入的优势。
第二，在交叉学科中有利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交叉研究不仅是工作思路，而且要通过交叉研究得出新颖而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才是学科交叉研究的目的，也就是要解决问题。如唐代文学繁荣是唐代文学史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讨论得很多，原因也很多，其一是说科举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初一看，甚为有理，因为进士科是考诗赋的。傅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进士试与文学风气》一章中深入细致对这一问题作了梳理，从而指出：“正因为对历史材料未作必要的清理和辨析，有时就会对某些历史现象作出不符实情的判断。所谓唐代进士科以诗取士促进唐诗的繁荣，就是误解之一。”其因果关系可能正相反，“应当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不仅如此，傅先生还客观地分析了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对文学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省题诗本身由于内容的限制和形式格律的拘牵，不容易产生好的作品。”而且省题诗的标准乃是齐梁体格。任中敏先生的唐代音乐与文学研究开创了一个领域，解决或部分解决了文学史中的一些遗留问题，比如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有多种说法，而任先生是从音乐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的，其意义如王昆吾(小盾)先生所评述的那样：“选取《教坊记》和‘声诗’作为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的突破口，此外还有学术策略上的意义。抓住它们，便意味着分别从音乐角度和‘格调’角度，抓住了从胡夷里巷之曲演变至后世文人词的中心环节。任中敏在进行敦煌曲研究之时，已注意到这些民间流传的曲调同盛唐教坊曲的关系。因此，当他对教坊制度和教坊工伎的生活，对教坊曲的来龙去脉、风俗背景、产生时代、民族文化属性等等作出考订之时，他实际上揭示了词调的发生过程。任中敏在研究长短句歌辞之时，也已注意到另一种歌辞的存在，即齐言辞式的‘声诗’的存在。因此，一旦把这一批被称作‘声诗’的歌辞现象展示出来，一旦揭明它们配合音乐、舞蹈的种种方式，便不啻是破除了关于长短句词由近体诗演变而来的传统谬说。”
第三，方法的尝试和工作规范的建立。现在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学术成果不断出现，为在交叉学科中研究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学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特别是一些学者有意识地从事多学科方法、知识的结合研究，并使这样的工作更为科学，甚至成为一门可操作的技术，其意义或许已超出成果本身。王昆吾先生的研究在此作过很大努力。他为了掌握民族学或民俗学的资料，除大量搜集和阅读外，还赴西藏、新疆、云南等地区作了较深入的考察。其中《对藏族文化起源问题的重新思考》、《潮汕文化的一支古老来源》二文，便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曾介绍了关于藏族文化起源一文的基本观点——藏民族及其文化的起源过程，是一个从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中分离出来的漫长历程——的产生背景：“1993年八九月间，在拉萨举办的藏学讨论会上，我曾就这一问题向四川的全体与会代表征求了意见，会后又往山南、日喀则、那曲等地区作了几十天考察。所知所闻证实了我关于藏文化与其它文化有着深刻联系的看法：它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有相当大的地方差异；这些差异既反映了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差异，也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文化的积累，说明藏文化在其阶段性发展中接受了广泛的影响。如果说宗教和语言是维系民族文化统一性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那么，通过藏传佛教可以看到吐蕃文化或雅隆文化对于这种统一性的重要作用，通过藏语及其方言分化则可以看到这种统一性的另一个更深远的基础。我们应当立足于后者来讨论藏族文化起源的问题，正像应当着眼于华夏民族形成的时代(而不是秦汉统一的时代或儒家文化形成的时代)来讨论汉族文化起源问题一样。研究者的责任并不是去辩护某种感情，而是尽可能客观地发掘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重要事实，根据它所存在的历史条件对它作出理论解释。”由此可见，利用民族资料进行研究，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学术精神，即对学术的真理性认真负责的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作者在论述时重视材料的丰满和齐备。例如此文在讨论藏族以石块为神主的祭龙仪式时，引用了《嘉绒族源初探》、《嘉绒藏区的信仰民俗》、《石棉县蟹螺乡江坝大队尔苏藏族宗教习俗调查》、《冕宁县泸宁区藏族调查笔记》、《冕宁县庙顶地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雅砻江下游考查报告》、《藏族白石崇拜探微》和《论藏族本教的神》等论文和调查报告，使这个具体问题，获得了充分的论证条件。王先生的研究侧重在文化上，但在方法上对古代文学研究有同样的意义，况且王先生的专业是古代文学，他很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力求在事物的联系中解决文学问题。在《诗六义原始》一文讨论“风”“雅”“颂”等术语的来源时，王先生论证了“雅”的语源：作为从“佳”(《说文解字》释为短尾鸟)之字，其上古音读近于“乌”“鸦”。作者引用了汉语各亲属语的资料—藏语的khata、khada，纳西语的layya，彝语的nan、aniba，哈尼语的xana、ana，景颇语的ukha，壮语的yoka、ka，傣语的ka、kalam，侗语和布依语的a，水语的qa，土家语、毛难语的ka，独龙语的takka等，说明“雅”原指鸦雀的鸣声，所以此字可以在先秦典籍中与“夏”字相通而代表语音的文读或诸夏的普通话，亦即“雅言”之雅。这是尝试用民族学、语言学知识解决文学问题，有更科学化、技术化的倾向。从技术层面上看，在学科交叉研究中我们会遇到许多新问题，这就要求资料建设的扎实可靠，伴随而来的必然是全面系统的文献资料的搜集、考订和整理。
其实学科交叉研究多少带有实验性，可不可以交叉?如何交叉?交叉的结果如何?其结果很可能会让我们失望。我们常想，既然自然科学倡导宽容试验失败的学术气氛，社会科学为什么不能?我们能不能超出社会科学研究中某些因社会政治而受到实验限制的不可试验性，将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至少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适当进行实验研究。如果可以这样做，我们对研究结果的期待会很平静而趋向客观，也许因此可以减少目前学术研究中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比如在研究某一事物类项与文学的关系，其结果可能告诉你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也有可能告诉你没有关系，我们认为其价值是一样的。我曾让一个学生去做《唐代科举与经学》的文章，并告诉她研究结果是由提供的材料决定的，或者二者之间有关系，或者二者之间没关系，但研究的价值是一样的。如果二者没关系，以后的人就会明白二者本无关系，当然可以进一步研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就象人们研究某一历史时段是否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研究的结果或是或否，都有重要学术价值。我说这一番话，至少可以让学生客观地对待材料，不必为证明某一观点割舍或歪曲材料，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研究的精神。学科交叉之间的实验性研究，不仅能改变我们的工作态度、改变对学术评估的体系，也可以滋生新的研究课题，特别有助于原创性成果的出现。
学科交叉应该是研究深入的自然要求，是研究者寻求研究对象与其他事物关系的过程，因此，所谓方法种种就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联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学科交叉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其实并不容易，困难之一就是对与古代文学发生关系的交叉学科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比如说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作为搞文学出身的，对史学的知识准备就会不够，特别是对古代典章制度的了解。这里举一个例子，我们去研究卢纶诗，基本材料就是卢纶的集子，在《卢纶诗集校注·和陈翃郎中拜本府少尹兼侍御史献上侍中因呈同院诸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其注一云：“同院诸公，《因话录》卷五：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三曰监院，其僚曰监察御史。语本此。”按，题注误。诗题中“同院诸公”之院非御史台三院之院，乃节度使院之院，即节度使及其幕僚办公之府署，此与《因话录》所云台院、殿院、监院了不相涉。题中“侍御史”乃幕职所带御史台衔，是谓之“宪衔”。节度使以及其幕僚例带御史台衔。如《白居易集》卷四十六《太原白氏家状二道·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年十七明经及第，解褐，授鹿邑县尉、洛阳县主簿、酸枣县令。理酸枣，有善政。本道节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秩满，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充滑台节度参谋。军府之要，多咨度焉。”其中“殿中侍御史”就是幕职所带宪衔。又《全唐文》卷七三九李虞仲《授张胜之比部员外郎制》称“宣武军节度判官朝议郎检校尚书户部郎中兼侍御史赐绯鱼袋张胜之”，兼侍御史为其宪衔，李虞仲制文中，朝议郎是其散官，检校尚书户部郎中是其检校官，即其所带朝衔，赐绯鱼袋为其章服，判官是其幕职，这也是张胜之在宣武幕的实际工作。《和陈翃郎中拜本府少尹兼侍御史献上侍中因呈同院诸公》中之“院”即指节度使使院，故李直方有《邠州节度使院壁记》，幕僚亦各有其办公之所，谓之厅，故韩愈有《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壁记》，厅一般都在使院内，也有例外，情形与今天所谓某级政府与其所属厅、处办公之所近似。唐人诗中有所谓“同院”、“同幕”、“院中”、“幕中”者，如作于方镇使府中为幕僚之时，概指使院。又卢纶《秋幕中夜独坐迟明因陪陈翃郎中晨谒上公因书即事兼呈同院诸公》注一云：“同院诸公：御史台分三院(见《因话录》卷五)。”《新移北厅因贻同院诸公兼呈畅博士》注一云：“纶《春中喜雨奉和侍中宴白楼》诗有‘不觉倾欹獬豸冠’句，獬豸冠为御史冠，知其在贞元中曾为御史。按：御史台有三院，‘凡院长在厅院内’。台中有都厅、礼察厅、刑察厅等，而各厅多有别名，如礼察厅又名松厅(《因话录》卷五)。与诗起句合看，北厅当为某厅别名。同院：御史台分三院，故云。”(《卢纶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按，上两首诗题注皆误。北厅，使院之北厅，或为行军司马厅，或为判官厅，或为推官、巡官厅，诗题的意思是说作者由原工作之所搬移到北厅来工作。注云卢纶在贞元中曾为御史，说法亦不确，并非“曾为”，是卢纶在河中幕一直带宪衔。本来诗歌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很清楚，但由于制度不清楚而搞错了。史学知识体系非常庞大复杂，即使是搞史学的也会犯史学错误，如《文物》2000年第10期《偃师出土颜真卿撰并书郭虚己墓志》：“未冠，授左司御府兵曹，秩满授邠州司功，充河西支度营田判官，拜监察御史里行，改充节度判官，正除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判官，仍旧属。吐蕃入寇瓜沙，军城凶惧，公躬率将士，大殄戎师。”标点的错误完全是因不了解制度而造成的。“转殿中侍御史判官，仍旧属。吐蕃入寇瓜沙”，唐代制度，在幕者除所任僚职外，还带有“朝衔”、“宪衔”，其中“殿中侍御史”则为宪衔，这里的意思是说，郭虚己所带宪衔由监察御史迁转殿中侍御史，而原所任“节度判官”幕职没有变化，故称“判官仍旧”，“属”字应连“吐蕃入寇”，是“正值”的意思，那么，此处正确的标点应是“转殿中侍御史，判官仍旧。属吐蕃入寇瓜沙”。举以上例子，意在警告自己要勤奋读书少犯错误。既然要在相关学科的视野中研究古代文学，就要尽快地成为相关学科的内行或专家。在态度上要做到言自己所知，不言自己所不知，错了就要及时改正。
真正意义上的在交叉学科中研究古代文学需要时间做保证，一是去熟悉另一学科需要时间，一是交叉视野中的新课题需要以完备准确的资料为基础，而这更需要时间。尽管如此，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仍然有吸引力，它迫使我们不断去学习新知识，同样也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