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留学生与科技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发展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中国留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4)02-0073-05
中国留学潮自近代兴起，经历了130多年的发展历史，从晚清到20世纪末已有过十代留学生。[1]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赴海外的留学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作简要分析。
一
留学生奠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石，并使其蓬勃发展，还传播了新思潮，开启了新风气。“科学”这个词，最先由康有为、梁启超从日文中翻译借用，时在1895年的学会风潮中。20世纪初大批留学生归国，他们最先组织科学团体，创办科学刊物。1907年，留欧学生在巴黎成立中国化学会欧洲支部。1909年，在国内成立了生物研究会、中国地学会。1912年，留英学生丁绪贤、王星拱和石瑛等成立了中国科学社。1913年，留美的詹天佑等创建了中华工程师学会。同年在北京成立“欧美同学会”。1914年，中华医学会成立。1916年，留法学生发起成立“中国学群”，并拟发行刊物；同年，留日学生发起成立“丙辰学社”，创办《学艺》杂志，1923年改名为中华学艺社。中国农学会于1917年成立。1920年初，留欧学生创办《科学季刊》，“以传播新知识、新理论、新发明，以催促学艺进步，增进物质文明为宗旨”。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1922年成立，中国数学会1935年成立。这些科学团体都由留学生发起。
1914年，留美学生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这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科学社团。赵元任（语言学）、周仁（陶瓷）、胡达（胡明复，数学）、秉志（生物学）、杨铨（杨杏佛）、任鸿隽（化学）等，发起创办《科学》月刊，这是中国第一份自然科学专门刊物，“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知识为职志”。1915年10月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社，以“联系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发达之发达”，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2]。1918年，该社从美国迁回国内，社员由1914年的35人发展到604人，到1932年，已有1400余人。
中央研究院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科学研究机构，成立于1928年，设地质、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学、动物、植物、数学、医学、心理、社会，历史语言等13个研究所，首任院长蔡元培。1948年，中央研究院从402名候选人中选出院士81人，绝大多数是留学归国人员，而且多数是1930年代以前的留学生（数理组26人和生物组25人全为归国学者，人文组28人，除国学、中医、出版专业等5人外，都是归国学者）。
留学生最初对科学的传播具有一些特色：第一，首次将西方科学以整体面目介绍给国人，包括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科学方法三个层面。严复1879年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毕业后，对西方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遂从事著述、翻译，成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首次把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赫胥黎的《天演沦》等八种科学名著泽成中文（古文体）出版，为在中国传播现代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注意科学普及和科学启蒙。留学生在介绍国外科学的新发现、新成果的同时，也注意介绍一些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如胡达撰写的《说虹》、张准撰写的《论水》、竺可桢译述的《说风》、唐钺撰写的《雷电说》、胡达译述的《彗星》等，澄清了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的错误认识和迷信思想，不仅具有科普价值，对社会改良也有作用。第三，注意挖掘整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竺可桢、胡先啸对传统农学、植物学的整理，茅以升、钱宝琮对传统数学的阐述，赵元任等对传统天文学和星象学的考证，王进等对传统化学的探析，都以现代科学法则为立足点，从中外科技史的客观比较中得出结论。留学生从对西方科学新知的介绍和传播，到对祖国传统科技历史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可看到他们为东西方文化整合运动所做的贡献。第四，审订科学名词。名词术语的审定是引进和传播西方科技的首要条件，留学生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1916年，中国科学社专门成立名词讨论会，《科学》月刊经常刊登讨论科技名词翻译的文章。
早期的留学生学识广博，也许算不上精和专，但他们涉及领域广泛，为后来者学习、研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打开了大门，成为开拓荒原的引路人，这是他们的突出贡献。著名考古学家李济这样评价丁文江：“从好些方面看，他是一个划分时代的人。他可以算是中国提倡科学以来第一个好成绩。固然，严格的说起来，他没有写很多的报告，他没有发表很多的论文；关于这一类的工作，现在已经有比他成绩更好的人，但他是开创这种风气并且使之实现的人。”[3]从留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任务就是开辟前进的通道，这一目的也已经达到。
留学生作为西方新思潮的载体和传播者，在近代中国思想界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介绍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猛烈轰击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学说，从而结束了儒学“惟我独尊”的局面，形成古今中外各种学说流派多元并存的格局，对国内知识界影响甚大。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引进，给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中国文化纳入了世界文化的格局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留学生的启蒙之功不可磨灭。[4](P250)
五四时期，留学生移植西方思潮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译办书刊。译介西方哲学、政治思想的文章和著作，在一些有影响的杂志上刊载；出版国外某派学说的专号，最后汇集成册出版。(2)口头传授。许多留学生进入高等学校任教，传授国外新思想，对国内知识界的影响往往比译书刊更快。(3)邀请国外的宗师来华讲学。1919年二三月间，胡适、蒋梦鳞等一批杜威的学生筹集资金邀请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的杜威来华讲学。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也来中国讲过学。
留学生在移植西方思潮的过程中也有许多缺失，主要表现在：第一，缺乏审慎的选择。留学生在不同国家留学，接触不同思想，回国以后竞相转贩。一些没有多大用处或不适合的东西也被大力移植和提倡。第二，教科书式的接受。留学生无暇阅渎西方重要的典籍，往往从教科书中得到一知半解，大多“现炒现卖”，对国外教科书进行机械式的照搬模仿。第三，一元论式的接受。留学生往往接触到什么，就以为什么是西方文化的代表，缺乏对西方文化广博而深入的了解。第四，趋新与急功近利。1920年代以前，留学生所移植的西方思潮大多是西方近代思潮，到1920年代中期和1930年代以后，西方古典思想如德国古典哲学等逐渐被介绍进来。西方近代思想被输入，主要是当作救国的武器，而不是一般的文化思想。留学生在国外最先接触的是当时西方社会所流行的思想学说，以为新的就是好的，他们只愿接触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导致西方强盛的思想，“民主”与“科学”更迎合了当时人们的需要。[4](P260-263)
留学生开风气之先，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风尚。
二
众多留学生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心血，许多人成为一些学科在中国的带头人，并卓有建树。
1909-1945年留美学生总数达到三四千人。留美归来的詹天佑主持设计、修建了京张铁路和京沈铁路上的滦河大铁桥。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座越江大桥——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建成通车，总设计师茅以升1921年留美。叶企逊（物理）、吴有训（物理）、胡刚复（物理）、赵忠尧（物理）、胡明复（数学）、施汝为（物理）、秉志（生物）、梅贻琦（电机）、何杰（地质）、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周培源（物理）、竺可桢（地区、气象）、侯德榜（化学）、张钰哲（航空）、顾毓琇（电机）、杨石先（化学）、钱学森（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等分别是各届庚款留美学生。这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很多人成了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为中国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人才。
从1915年开始，中国知识界的李石曾（1902年留法）、蔡元培（1907年留德）、吴稚晖（1901年留日）等鼓励青年向西方学习，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募愿赴法求学的青年。至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延续了20多年，培养了大批栋梁人才，为以后中国的政治、科技、文化、艺术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严济慈、童第周、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都随此潮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
蔡元培1907-191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在袁世凯当总统时干了半年教育总长后辞职赴德法两国继续学习和研究，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思想，汇集了一批优秀人才，呈现出新气象。1920年10月至1921年9月，蔡元培被派往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他拜会过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1923年7月至1926年2月，蔡元培又一次赴欧洲讲学和考察。他对西方现代科学与教育事业有相当深入和系统的了解，主张科学救国，提倡学术自由，一生奉献于科学和教育事业。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留日回来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分别在三角级数、微分几何方面，留英归来的华罗庚在解析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均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叶企逊1921年在美国时与杜安和帕尔默合作测定了普朗克常数的值，1925年回国后创办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培养了一批高足。吴有训1925年在美国参与了物理学家康普顿主持进行的研究工作，为康普顿效应的发现做出了贡献。在美国学习天文学的张钰哲1928年发现了一颗小行星。赵忠尧在1930年代与英国、德国科学家合作研究，最先观测到了正负电子对撞的湮灭辐射现象。竺可桢研究中国气候的历史变化，提出了中国气候的脉动说。李四光（1904年留日，1917年留英）研究东亚大陆板块的构造和运动规律，创立了地质力学。
一些留学生师从名师，取得杰出成就，如周培源在1928-1929年间师从德国科学家海森堡（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和奥地利科学家泡利学习，1936年又到美国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研究。曾任复旦大学物理系名誉系主任的王福山在海森堡的指导下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王淦昌1930-1934年间在德国柏林大学师从后来发现重核裂变的迈特纳，获博士学位。陆学善1934年在英国师从最先用X射线研究晶体结构的布喇格。1934年出国的谈家祯在遗传学家摩尔根指导下学习。1937年赴法的钱三强在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学习研究，因成就突出于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奖励。1936年赴美的钱学森在冯·卡门指导下学习，在1940年代成为空气动力学方面的一流专家，1950年代回国后领导发展“两弹”事业，1980年代后为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在我国的兴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赴欧洲的张宗燧追随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尼尔斯·玻尔研究量子场论。1938年赴英国和爱尔兰留学的彭桓武在著名物理学家玻恩指导下学习，分别取得了哲学和科学两个博士学位。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中国学者发表的700多篇重要科学论文中有400多篇是在外国刊物上发表的。抗战期间，留学人数锐减，从1938到1941年仅有300人左右出国留学。抗战胜利后，出现了新的留学热潮。李政道（物理）、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化学）、孙本旺（数学）、张瑞先（化学）等于1946年赴美。也有一批学者和留学生在困难时期回国。留德博士陈康白、屈伯川等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1948年8月，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派21名青年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1950年代都回国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老一代科学家们召唤学子们回国工作，滞留在各国的留学生和学者（到1950年有5000多人）中的相当一批人急切寻求回国之途，遭到了美国、日本、英国等政府的阻挠，他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归国。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于1950年回国，领导开创了新中国的地质事业。1940年代末，钱学森在航空、航天、火箭理论和技术方面卓有成就，为美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却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遭拘捕，保释后又被扣留五年多。朝鲜战争后，经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的援救，他才和一批被美扣留多年的学者（如赵忠尧、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侯祥麟等）返回祖国。钱学森1954年在美国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开创了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受到全世界科学界的赞扬。他们为开拓和发展新中国的科技、教育、国防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成立，1955年首届学部委员（不含哲学社会科学部）共172名，有158位是归国学者，占92%。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成立，首批院士96人，留学专家46名，占48%。[5]
新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央即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4年以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1950-1960年代派出的18000多留学人员全部回国，成为后来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5]
然而，1950年代运动不断，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大乱，白白荒废了20多年的光阴。其间，也有一些部门如国防科技取得了很大成就。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受奖者中21名是归国学者。1950年代留学苏联的王永志，担任“神州5号”载人飞船总设计师，获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三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地位，打开了与西方各国经济技术交流的大门，为交换留学生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年7月后，中国陆续与美国、英国、埃及、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被中断和抑制了20多年的留学渴望进发，由此掀起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
1978年12月首批50名赴美留学人员到达华盛顿，进入各高等学校。1980年代初，李政道教授发起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CUSPEA)，到1986年安排了700多名学生进入美国各著名大学。康奈尔大学的吴瑞教授于1981年倡议把CUSPEA扩展到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简称CUSBMBEA）。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多林教授于1981年发起了中美化学研究生计划(CGP)。丁肇中先生于1982年提议设立实验物理研究生培养计划。陈省身先生1982年倡议并组织实施选择赴美数学研究生项目，等等。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定也得到了海外民间和官方各种基金会的热情赞助，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有美国李氏基金会(1982)、包玉刚捐设的包兆龙留学生奖学金(1983)等。1986年6月成立了“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委员会”，每年支持350-420名中国研究生和学者到英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学习和学术研究。留学生出国留学，初期以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为多，后逐步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50余万人出国留学，很多人陆续回国，成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高技术产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新一代骨干力量。留学归国人员追踪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高科技产业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是由从海外归来的一批人兴起的。1995年，从美国回来的张树新创立了“瀛海威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中国互联网商业领域第一家公司，担当了ISP（网络服务提供商）角色，而且提供网络教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的张朝阳1995年回国，1996年创建了爱特信公司，1997年爱特信信息平台上的内容成为中国主干网(CHAINNET)上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推出网上搜索引擎(Sohu)，成为中国访问人次最高的中文站点之一，同年张朝阳被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评选活动评为“50位全球数字英雄”之一。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总裁田溯宁1987年赴美留学，1992年获得德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1994年参与创办亚信股份公司并任总裁，1999年6月就任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2000年1月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网络人物之一，还获得亚洲《商业周刊》“亚洲风云人物”称号。网络的发展，为科技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20世纪出现了一批世界著名的华人科学家，如数学家陈省身、丘成桐，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朱棣文、崔琦、朱经武，化学家李远哲，力学家林家翘、林同炎，光纤专家高琨等，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也对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有很大的促动。
中国作为世界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必然要与其他子系统发生联系和交往，中国到海外留学的留学生就是这种联系和交往的体现。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信息，才能聚集和增强发展动力，才能使系统迅速、稳健地成长。相反，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会导致无序性的增长。中国历代留学生在中外科技、教育、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收稿日期：2004-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