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高峰论坛会议综述
□ 于东兴
2017年12月29日至30日，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国家语委科研机构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承办的 “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指导，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政法学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语言战略研究》杂志、上海辞书出版社参与联合主办，上海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和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协办，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学术支持。
本次高峰论坛作为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 “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研究”的重要环节，是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2017年学术活动月的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也是中国语言学界2017年的一场高级别、大规模的压轴性学术盛会。该高峰论坛围绕 “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这一主题，开展学术对话、扩大视野、聚焦问题、启发思考。
教育部语用司、语信司司长田立新和上海市语委副主任、教委秘书长王从春作为指导单位领导出席论坛并分别发表讲话。本次高峰论坛不设分会场，主讲嘉宾有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胡壮麟、陆俭明和戴庆厦；我国语言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知名学者、领军人才：文秋芳、苏新春、赵世举、刁晏斌、张建民、赵蓉晖、张治国和沈骑等；以及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本次论坛受到了广泛关注，来自全国60多所高校的100余位专家学者、教师学生注册参会。
教育部语信司、语用司司长田立新指出，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研究是语言文字事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举措。做好围绕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研究，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分析论证语言文字事业在国家安全体制和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研判国家安全中的语言需求和语言问题，提出面向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的语言战略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并尽快研制出面向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计划草案。
上海市语委副主任、教委秘书长王从春表示，近年来上海语言文字事业在追求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正逐步将服务国家语言文字事业作为一个新的目标和着力点来进行整体的谋划，并积极推进落实，我们深刻认识并体会到服务全国是上海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上海的语言文字事业只有瞄准国家战略，主动服务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才能具有更高的立意，体现更大的价值，从而获得自身更大的发展。
戴庆厦介绍了景颇语的跨境特点和景颇语跨境影响的两面性。并提出要科学认识跨境民族、跨境语言影响的两面性，以助于我们采取正确的对策，促进有利影响的一面，而抵制消除不利于社会语言安全的一面。从而增强跨境地区的实力，以达到维护跨境安全的目的。
33位学者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政策规划的领军人物李宇明教授率先破题，指出语言与国家的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三方面：语言问题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问题，语言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语言是维护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手段。语言能力涉及国家实力，国家语言能力的提高需要有国家政策的引导。在语言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要做出政策上、制度上的顶层安排，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重要举措。要充分发挥语言在国家安全中不可代替的作用，把我们国家真正建设成一个能够具有安全感的语言强国。
赵世举认为，有两个视角，可能更利于观察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角色：语言与国家安全各个领域的相关性和语言在国家安全扮演的功能角色。就功能角色而言，语言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要素，语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语言是文化的结晶和载体，语言不安全，文化就不安全。一个国家的语言储备往往构成了这个国家安全需求的重要资源，具体包括语言专业人才资源、国民语言能力资源、语种资源、语言技术资源和网络空间语言资源。
张建民指出，人们使用语言产生言语，而安全就是以言语行为方式对威胁进行建构的社会进程。区域性语言中的 “语言”一词兼具语言学和政治学上的含义。世界上语言种类众多，但这些语言在国家安全中并不处于同等地位，一些国家会基于自身安全来选择区域性语言进行教育。区域性语言实际上是指特定地理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语言，是按照人类语言活动的空间分布状态来划分的，和一个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活动活跃度密切相关，具有跨国界的区域覆盖性和互通性。在特定区域里说这种语言的人的身份背后反映了它的经济实力、人口体量、社会发展进程的水平。可以从两方面来选定区域性，一个是自然地理，一个是网络空间。区域性语言的选择实际上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军事战略，也关系到经济和信息安全、国际反恐等问题。需要不断地探索区域性语言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其发展的规律。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不仅要加强国际通用语言的教育，同时也要采用切实措施加强区域性语言的教育，这样就可能为化解和解决相关问题提供语言的支撑，从而实现语言互通的目的。
苏新春指出，语文教材、教材语言其实并不只是纯工具、纯知识的传授。它必定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要求，反映了国家的主流意识、主导意志，这是由教材的性质与功能决定了的。民国小学语文教材具有很强的国家意识。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民国小学语文教材是中国人民整个奋斗过程中的阶段产物，那个时代的思想，深深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教材。2017年，国家成立了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了教材局， “教材反映了国家意志”是对教材大改革的集中概括。
盛静指出，国家安全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首次提出，语言是横贯总体国家安全观各种领域的重要元素，因此可以从多个不同的维度探索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第一个维度是世界政治，语言是世界政治的晴雨表。政治安全是核心安全，语言是探索和了解世界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第二个维度，是语言和身份认同的维度。我们需要关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零散事件。通过这些零散生活中的事件和细节，整合话语身份认同，最终能够构建出政策规划实践的方向。对待语言与国家安全这种重大和宏观的问题，关键是如何找到实证方法，把研究做扎实。
文秋芳认为，母语在学术界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创新力和文化知识的传承力，同时母语也影响到学科知识范畴化的民族自主性和学者身份的自我认同。政府应该鼓励中国学者学术成果双语发表，在自然科学领域可以先英文后中文，在人文社科领域应该是先中文后英文，应做到信息安全为先，中国立场为上。
马晓雷指出，军队国防语言能力建设重在如何执行。在军队层面，语言政策的出台进程十分缓慢，需要多方的考量、论证和合力。军队外语能力是对一种外语资源的管理能力，国家的战略、军队的使命决定着外语能力的主要目标是要服务军队执行重大任务的现实需求。必须要从军队系统自身的特点出发，采取系统观的方法来进行军队国防语言能力规划。
贾春燕认为，新疆高校外语发展没有得到合理规划，英语处于一枝独秀的状态，俄语紧随其后，其他通用语种鲜有涉及，应重视跨境语言的语言安全，增强跨境语言活力，新疆现有世居的13个主体民族中，有7种民族语言为跨境语言，其中4个为疆内急需的语言。要制定特殊的政策，培养具备行业技能的多语人才。应结合信息技术，加强对周边国家舆情和网络语言生态的监测，助力边疆稳定。
在中国古代木结构被应用到文化、宗教、住宅等建筑中，另外在大型构筑物与桥梁中也得以应用，木结构的历史漫长，是人类智慧的凝聚，同时也是人与自然的媒介，木结构的发展为我国建筑事业发展注入了生命力。
已有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1）多维度论述了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语言对国家安全的意义与作用；（2）对照各传统、非传统安全领域就相关语言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表征；（3）对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语言规划进行了初步建构。同时，已有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碎片化状态，不同维度的研究与思考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价值理念上的冲突，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进一步予以综合性、系统性、宏观性、战略性的价值思辨和理论建构；特别是在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 “语言安全”问题上，相关研究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传统安全思维特征。
他建议，研判语言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建构国家安全语言规划，应主动对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部署，自觉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综合、系统思维、科学辩证的理论品质。以对语言多样性的管理为根本使命的语言规划、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语言规划，首先应当确立对语言多样性的价值认知。不论是面向国家内部，还是面向全球，都应秉持 “优态共存”的原则，处理好多样性语言之间的关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在国家安全 “高政治”化的背景下，在 《国家语言文字事业 “十三五”规划》“向国家战略聚焦”的要求下，语言规划有必要再一次向 “高政治”领域转化。
二、何谓语言安全
方小兵认为，语言安全其实是一个本土术语，中国学界的语言安全，与西方的语言不安全感内涵差距较大。语言安全必然渗透于国家政治方方面面。语言安全是一个多学科和跨学科的伞状术语。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语言主体安全，语言主体间安全，语言在非语言领域的安全作用。语言安全有三个特征：内嵌性、多维性和持久性。建议基于活力、语言关系和语言能力三方面，构建语言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适当增大调制器的调制指数m，可以提高DD-MZM输出信号光谱的边带功率.选取适当的m值，可实现OCS信号的11阶边带仍具有较高的功率值.因此，DD-MZM的输出信号光场可进一步表示为
尹小荣指出，国内语言学界对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的关注，是近十年的事情。她认为需要对安全概念和安全观的演化、语言问题安全化的现状和不足进行理性反思，这对制定语言安全规划具有积极意义。她运用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检视了我国语言安全研究的现状及问题，指出当前语言安全研究中，对安全的内涵界定过于狭窄。应当超越传统的客观性威胁定义，加入具有主体间性的国家话语和社会认同安全。国家在语言问题上并未积极承担启动主体的责任，虽然各部委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和催化的作用，但部门沟通和各行为体间的相互作用仍有待加强。将来的语言安全研究不应过多片面强调威慑与战略，而应建构个体、家庭、社区、职业、地区甚至是区域的和谐认同，建设 “安全条件”以实现持续的安全环境，消除危险的被动局面。
In the study,Phonological Awareness Test,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of Vocabulary Memorizing and a questionnaire are used to get the data.
图4b为浮标站2016年各月小时极大风速≥5级的频次分布情况,冬春转换时节以及台汛期出现5级以上阵风概率会明显增加。日常预报工作中,当出现5级及以上阵风时,监测责任区就要进入关注状态。
张治国认为，语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次分支领域，属于国家安全类别下的更低层级的安全，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的第一层级。语言安全的分类研究较少，因此提出“三维一体”的分类方法：首先，根据国家的语源把语言安全分为内源性语言安全 （语言安全源自本国语言）、外源性语言安全 （语言安全源自外语）和双源性语言安全 （语言安全源自本国与外国间的跨境语言）；其次，根据语言的地位和性质找出并划分上述三类语言安全的客体 （主体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跨境语言、外语和语言关系）；再次，根据语言政策的种类从语言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来划分上述三类语言安全中语言客体的具体安全内容。
张日培则指出，“语言安全有利于国家安全”只是一个前提性的逻辑预设，已有研究中 “语言安全”概念的主体变动不居，有的是语言，有的是语言的使用者或使用族群，有的是国家。由主体困境导致的概念混乱，使这个逻辑预设被打上了问号，至少它已不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规范命题。因此，建构国家安全语言规划必须超越 “语言安全”。超越 “语言安全”、立足 “国家安全”，不仅有助于厘清相关理论问题，还有助于实践中对各类语言问题的迫切性的认识与把握。
2)解锁力：限幅机构的解锁力与钻进机构的加载力裕度相关，解锁力不大于钻进机构在极限工况下的裕度Fm，Fm=70 N；
三、国家安全视角下的汉语文化传播
陆俭明认为，提升个人的语言能力是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实施当中整个语言文字的基础性建设问题。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是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程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汉语走向世界无疑将会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但应把精力放在培养当地汉语教师上，而应避免派出缺乏专业训练的汉语教学志愿者教师，传播浅层次的文化技艺。
韩晗指出，国家文化创新可分为三个部分：对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对舶来文化的吸收与创新、对革命文化的继承与辨析。语言安全在广义上是文化安全的一个部分。国家语言安全存在两个现实问题：互联网+语言，大量网络词汇，甚至亚文化、低俗词汇，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外来语对母语的入侵，造成一种母语自卑感。国家文化创新必须与语言安全并举。但要谨防两个误区：文化保守主义和语言民族主义。我们时刻处于一个开放的世界当中，今日的中国是全球化的推动者而非终结者，国家文化创新和维护语言安全两者之间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审慎对待，不能以安全或创新为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强晓云指出，俄语固有语汇中，没有非传统安全这个词。因为在俄语的内涵中，安全代表着与国家安全、民族安全相关的所有东西。俄语的安全逻辑有四方面：俄语安全有两重性，俄语关乎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和人口安全。俄语安全对内是俄语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国家认同相关；对外是俄语与俄罗斯的对外文化影响力相关。俄语的海外传播已经做到了最高级，而且是由总统直接来管理的。
(3)加大政策在资金方面的倾斜力度，为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提供间接支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需要和实际出发，综合运用财政贴息、财政补助、奖励、投资参股、购买服务等工具手段和激励措施，鼓励和引导农村成立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完善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补贴，探索多种形式的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保险制度，增强返乡就业创业大学生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形成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利益导向机制。同时，完善具体配套措施，协调有关部门，简化相关手续，建立大学生农村就业创业的绿色通道，为返乡大学生提供税务知识培训服务，对就业创业初期予以税收、行政事业性费用减免，间接为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刁晏斌认为，全球华语实际是以传统国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早期国语是普通话和港台国语的共同来源。全球华语同根同源，有共同的方向，随着语言的不断化异求同，全球华人的语言认同也会越来越强。
潘文国指出，汉语在印尼作为华人族语实际已经濒临消亡，速度很快，而且是从华文消亡开始的。对华人来说，汉语已不再是他们的“根”，即使现在要学习，也是一门与其他外语没有什么不同的 “外语”。这对我们是个深刻的警示和教训。在文字产生以后，不是文字依赖语言，而是语言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文字。在印尼，正是从华文的被禁开始导致了华语的走向消亡。汉语，特别是普通话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候，确实不存在危机，但是书面语，或者叫 “中文”，却存在着极大的危机。《危机下的中文》写于十年前，经过十年，书里说的危机现在多数还存在，因此汉语，特别是中文的安全问题实在容不得我们掉以轻心。传统诗词和繁体字都利于优秀文化的传承，但目前已经形成断代失传的危险。印尼21世纪以来的华文教育难以成功恢复的教训告诉我们，语音与文字是两件事，口语与书面语是两件事，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是两件事，外语教学与母语教学是两件事。要多教一些中文和中国文化知识，而非把国外的华文教育变成国内的推普工作。
张萱认为，自媒体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高度的参与性，自媒体本身具有一种意义再造的机制。以 “哥大寝室门口汉语名牌被撕事件”以及由此形成的网络自媒体传播现象为例，一方面是 “汉语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国际传播成绩斐然，另一方面是国内网民的 “汉语冲突”以及 “文化非理性”问题不容忽视。自媒体环境中汉语国际传播的国家安全战略可从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建构，即建立汉语安全系数测定和风险评估机制以及应急预案手段的一套纵向流程；横向打通汉语语料库与我国网络舆情研究案例库，形成两个领域的跨界合作。
(±s)表述,计数资料使用频数进行表述,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分类资料使用Wilcoxon检验。检验水准为0.05,即当P>0.05时,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时,具有统计学差异。
四、国家安全视角下的外语规划
沈骑认为，深入探讨语言规划和 “新安全观”或总体国家安全观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建构和探索，是中国可以为国际学术界做出贡献的一个领域。从非安全领域，可以提出多个可作为现实议题的安全领域。包括政治安全领域、经济安全领域、文化安全领域、舆论安全领域、信息安全领域、教育安全领域、社会安全领域、公共安全领域。现状是把外语战略限定在外语语种规划、外语专业设置和外语人才培养等这些教学实践层面，这就难免忽略了作为一项战略的宏观价值和顶层设计的维度，由此窄化外语战略研究的问题领域，难以揭示出外语战略规划的战略内涵。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价值取向。语言安全应成为外语战略规划的重要价值取向。中国外语战略规划可以分6个步骤进行：战略设计、外语调查、外语规划报告、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规划评估。
张哲馨认为，国际话语权的缺乏，让中国在议题设置和推进方面处于劣势，给国家的经济利益、安全等方面带来很多挑战。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普遍语言能力不过关，参与互动和讨论少。一些中国特有的概念和表达方式让外国人不理解，甚至产生误解和异议。外语教育规划首先需要对关键语言的能力评价标准进行差异化管理；在教学评估要求上，应该更多以实际应用，而不是以考试成绩为导向；在语言教学中增加更多的文化因素，比如模拟联合国、模拟商业谈判、模拟法庭，等等。
王立群认为，应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不能认为语言测试只关乎科学、不关乎政治，应从语言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加外语测试语种，建立外语测试的监管机构，加强对各类外语测试的监控。
张日培指出，国内关于语言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安全学界于21世纪初提出 “系统安全观”时开始关注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文字问题，并将其视作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文化安全的重要构成要素。第二阶段是美国2006年发布 《国家安全语言计划》、提出 “关键语言”战略后，语言学界 （特别是外语教育界）开始关注国家安全中的多语种外语能力问题，述介美国经验、探讨中国外语教育改革方略。第三阶段是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 “总体国家安全观”后，国家安全中的语言问题进一步受到语言文字、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国防军事等多个学科的广泛关注，迅速成为一个学术热点。
五、他山之石与以史为鉴
文琼指出，孔子学院建设是提升国家软实力，提高国家话语权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目前在14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现有中外专兼职汉语教师4.6万人，各类学员232万人。13年来累计派出中方院长、教师和志愿者10万人，各类学员916万人，开展各类文化活动22万场。文化活动受众达到1亿人次，70个国家和地区把汉语教学纳入了国家教育体系，170个国家开设了汉语课程，孔子学院大大推动了全球范围的中国热、汉语热，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平台，为推动中国语言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各国文明互鉴，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各国语言文化推广机构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孔子学院是一个中外平等合作办学的项目，目前外方投资已经超过中方投资，是有效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长期战略举措。作为东西方软实力竞争和意识形态博弈的前沿据点，孔子学院一直受到西方敌对势力和五毒分子的攻击和诬蔑，国内媒体和各位专家学者应加大正面宣传力度，积极为孔子学院正言，共同来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CNN的主要结构包括：卷积层和池化层，是提取特征的核心模块，通过梯度下降法对网络中的权重矩阵不断进行调节，以训练出最优模型。
漓江画派自2003年正式提出，就紧密结合国家社会文化发展需要开展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注重利用广西特有的地域特色、人文内涵和民族艺术资源优势，创作出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同时，漓江画派坚持把团结和培育具有优秀品格、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建立并稳定了一支画家队伍，培养了一批基本素质良好、创作能力较强、逐渐成为画派骨干力量的青年画家。十多年来，漓江画派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从总体上来看，人才队伍的现状同新时代、新任务和漓江画派发展新要求还不相适应，人才队伍建设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梁云指出，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鼓励发展民族语言、维系各民族联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保持社会和谐方面表现出成功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在吉、乌集中的南部地区采取措施，削弱乌兹别克语的社会使用领域，也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吉尔吉斯斯坦族和乌兹别克族之间的语言竞争，是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社会矛盾的反映，同时又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这是其语言政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
胡壮麟指出，美国的语言战略问题，主要是围绕英语，一直都没有明确英语是国家语言或官方语言。美国企图通过宪法和政府的教育法案，来推行它的语言政策。另外，美国各个州可以制定自己的语言政策。汉语在美国已经变成第四大语言，美国现在强调汉语研究和汉语教育，是因为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
选择统计学软件SPSS19.0对本次检验数据进行分析和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差异用X2检验,若检验结果P<0.05则表示数据有统计学意义。
赵蓉晖指出，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语言对现实的反映跟现实的关系实际上是二重构的关系，语言当中的概念是对基本现实进行抽象后的心理概念，人们在习得语言后又会再用这些语言概念去反映现实。在语言政策、语言社会学角度讨论的语言问题实际上更多是把语言当成一种社会问题，或者一种社会过程的表征，像是一种指标，用它来观察和考虑世界，全部来自我们对社会的认识，来自语言所发挥的众多、丰富的社会功能。作为文化的语言，既可以是分裂力量也可以是统一力量。语言能够表现和塑造意识形态，世界语言和文字的分布图，与当今世界格局的不同形态领域划分，具有高度相关性。语言是一个观察世界非常好的窗口。建议中国学者从国家建构的视角考虑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即从宏观的角度，从族群间、国家间的语言权力关系，考虑如何更稳定地保护这种结构和让其良性发展。
周灵霞指出，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苏格兰这三个地区都是西班牙和英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在最近几年都有过不同形式的独立运动。这三个地区始终没有放弃对民族语言的追求，一直在积极为本地区语言权利和教育立法。但三个地区在政治目的、执行力度和效果上存在差异：加泰罗尼亚采取激进语言政策，使西班牙语失去主流语言地位，形成了自己新的霸权。而巴斯克地区非常注重双语，甚至三语教育。苏格兰非常重视地区语言官方地位，但是语言因素并不是苏格兰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苏格兰民族认同主要体现在相对独立的行政和法律层面，而非语言层面。
晁瑞指出，明代在东北亚边疆区，忽视了满蒙因文字联合而走向政治联合带来的军事威胁；充分尊重了西藏文化，巧妙利用了维吾尔语言沟通中亚。在东南沿海贸易区，前期有效规划了贸易领域语言；后期对西欧语言因商业竞争带来的安全威胁缺少足够防范意识。在东亚文化区，成功传播了汉语，并凭借国家外贸语言的多样性成功侦探了日本军情。明代语言管理成就与疏漏告诫我们：经济贸易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外交语言和平时期是文化交流媒介、经济贸易媒介，战争时期是国家安全通道。明代依靠语言规划，建立了新型国际关系，使中国成为东亚、东南亚、东北亚的中心。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应思考设置哪些 “关键语言”更有利于中国发展，围绕 “一带一路”制定语言政策，应分领域、分地区，因地制宜制订规划。
六、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边疆语言规划
图3中：PN为EM断路器内部导体的稳态载流功耗；PW为外壳功耗；TN为内部导体的热点温度；TW1和TW2分别为EM断路器外壳内外金属壁温度；TH为周围的环境温度；QL和QF分别为内部导体与外壳间气隙的对流和辐射传递热量；RL和RF分别为对应的对流热阻和辐射热阻，由于这段较小的距离内两者同时存在，故以并联关系表示；RTC为热量从外壳内表面传到外表面的传导热阻；RWL和RWF分别为外壳与周围空气间的对流热阻和辐射热阻；QWL和QWF分别为外壳与周围空气间的对流和辐射传递热量。由此可见，若要求得EM断路器内导体的热点温升，须先求出载流导体的功耗和各个热传递环节的热阻等建模参数。
《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据此，在市场上出现多个相似商标时，为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可以请求驰名商标保护。山东德衡（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农资法律专家李宝星表示：“如果被认定为驰名商标，那么拥有驰名商标的企业在保护商标专用权上更有主动权，商标局会驳回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注册申请，但知名商标、著名商标受到的保护力度有限。”
孙宏开指出，中印边境的领土争议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这个地区的语言状况复杂，分布着操藏缅语族语言的族群近20个，领土争议很难在短期得到解决，因此要做长期准备，做好这一区域语言状况的调查和研究。
南杰·隆英强指出，民族边疆地区稳定发展及国家安全等长治久安的重要事业，应多吸收精通文史哲和民族区域历史文化方言的专家来主导和推动国家语言文字规划、普及、保护。要加强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实证研究，因地制宜推动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和区域性方言的合法合理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方言的有效保护要协同发展，让多种语言文字和多种文化资源及区域性方言，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国家整体发展过程中提供发挥作用的足够空间。
李建军强调，语言观是基于世界观的，民族的语言代表民族的精神。在对抗批驳敌对势力所建构的族群语言观的时候，首先要批判他们的世界观。由此建构起的语言安全观，要有历史意识和互动意识。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应是一种包容或同约的族群观，大逻辑统摄小逻辑，大前提统摄小前提，大道理统摄小道理，是治疆视域下的语言安全观的基本原则。
吴强指出，反恐怖主义斗争有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我国恐怖主义的渊源是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所以打击恐怖主义一定是与打击 “三股势力”联系起来，是与防范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联系起来。第二，恐怖主义不仅是对无辜人群的生命和肉体进行侵害，也是让人的思想受到毒化和心理遭遇恐惧的过程。第三，恐怖主义的行为不仅仅是暴力行为，也包括制作传播恐怖主义音视频、书籍等宣传品的行为。这三个层面都直接跟语言相关，其中当然也包括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使用、多民族语言的和谐关系，以及国家语言的治理能力，是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基础性、战略性议题。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程度、双语教育质量水平和政府部门对语言生活的治理能力，与反 “三股势力”斗争强度有着直接的关联性。关注并思考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既要研究民族地区普通民众，还要关注各类专业群体的双语能力。政府部门和教育、司法执法、宣传媒体等领域专业人员的双语表达、阅读和书写能力，具有示范意义、传播功能和政策制度设计价值，是维持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观点的表达工具，而且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情感纽带和政治工具，成为国家非传统安全的核心要素。着眼于民族地区更为有效地抵御 “三股势力”渗透、维护国家安全，应强化处于与 “三股势力”斗争前沿的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普及。要把双语普及、语言障碍基本消除纳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重点任务，双语学校建设下移到双语幼儿园，完善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纵向衔接的双语教育体系。要优化重点管理部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双语专业人才的招聘、培养和激励政策。普遍建设民族地区司法等系统的双语培训中心，统一开发标准化的专业教材，统一调配高水平师资。加速跨民族文化交融。要根本上扭转个别地区双语教育和普及能力不足、“三股势力”乘虚而入的局面，既要坚持继续发展双语教育，严打严查严管 “三股势力”，还要着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产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的人员流动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为双语教育和使用提供必要条件和良好生态。要积极抢救濒危民族语言，培养面临失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专门人才。加快制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基础规范标准，推进术语规范化，统一国家政策法规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规范性翻译。重点开发双语和多语智能翻译系统、涉暴涉恐音视频和信息监控监测系统、双语教学培训系统。
七、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实践与可持续发展
大会主席潘文国在做总结发言时指出，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是个顶天立地的大题目。顶天，因为关系到国家的语言战略和语言文化战略，还有相关的一些重大政策。立地，因为它关系到语言教学、语言传播、语言翻译等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处于两者中间的，还涉及各个层次、各个界面的语言研究。
2010年宇明先生首次提出 “语言是资源，不是问题”这个新命题。这句话的起点之高，说明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对语言的根本认知改变了。以前总认为语言是问题，语言研究就是寻找问题，找出解决办法，进行这样那样的改进，甚至根本改造。现在认识到语言是资源，那么所有研究就会围绕着怎么发掘资源、利用资源、保护资源等来进行。语言安全涉及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体现了新时代语言研究的特色，也符合国际语言研究新潮流。
因此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 “高峰”论坛，甚至可以叫 “顶峰论坛”。参加的有国家在语言方面的最高行政领导，也有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会场到快结束了还是座无虚席，没有人 “逃会”，这也是现在开“学术研讨会”不多见的，说明会议确实有吸引力。这次论坛时间不长，但讨论的问题很重要、很深入、发人深思。这是一次引领性的讨论，后续需要研究的内容还非常多。
语文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非常紧密。教师作为语文教学的引导者，肩负着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教师一定要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自觉加强语文和文化修养，使语文课堂不但成为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课堂，而且也是学生接触和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课堂。
大会主席李宇明在总结发言时指出，语言规划学和语言规划学者本都应有实践的品格，正视中国发展中的语言问题，通过科学的方法研究这些问题，并致力将研究成果付诸应用，应用于智库，应用于学术，应用于社会大众。
本次论坛的特点可总结为四方面：话题意义重大。涉及内容广泛。有问题，有思路，有举措。会议参加者都秉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具有“家国情怀”。
李宇明将与语言相关的安全问题归结为如下方面：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 （国语）的推广问题。民族地区多语种人才培养的问题。港澳台地区的语言认同问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一带一路”的语言问题。全球华人的语言传承及华人文化认同问题。孔子学院的形象、功能及其发展问题。语言资源保护问题。网络语言及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问题。语言智能的发展及其引发的伦理学问题。普通话的规范使用和母语教育的问题。语言与认同的问题。我国自古以来，就较为缺乏语言意识的问题。一些语言生活、语言规划中的常用词，如 “母语、国语”等，在中国的语境中却较少使用的特殊词语问题。
［本文为国家语委 “十二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 “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研究” （ZDA125-2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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