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脆弱性与南北关系的发展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前景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关系论文,脆弱性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北对话陷入僵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严重困境。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斯蒂芬·克拉斯纳抓住了这一国际关系的重大现实问题，运用当时最新的国际制度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发表了力作《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克拉斯纳在该书中对发展中国家国际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分析，对发展中国家减轻国际脆弱性的三种方式，以及缓解南北冲突的三种途径的论述，对我们有不少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脆弱性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脆弱性是克拉斯纳分析发展中国家国际行为的逻辑起点和基本术语：“我假设第三世界国家，如同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国家一样，担心其脆弱性和威胁；而且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制度，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方面，本质上是虚弱的。”他认为，第三世界实现自己“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改变各种各样国际问题领域的游戏规则”。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艰难的尝试与北方长期的利益不相容。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必定发生冲突。除了改变被工业化国家所钟爱的原则、规范和规则之外，大多数南方国家将无望克服它们的国际脆弱性”。[1](P3)
他认为“政治的虚弱和脆弱性是第三世界行为的基本原因”，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以及自身政治制度的无力和虚弱。国际脆弱性无疑是发展中国家国际行为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因而，这是一个正确地分析和把握发展中国家国际行为的最重要因素。然而，这里有两个矛盾的问题，克拉斯纳未能解决。
第一，在国际层面上，发展中国家要克服其弱势地位和脆弱性，就必须改变发达国家所钟爱的、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制度，如果不改变现行的国际制度，“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无望克服它们的国际脆弱性”。可是，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脆弱性，它们无力改变现行的国际制度(注：在西方学术界，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与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regimes)常常相互混用。尽管二者在词义上有一些区别，但由于本文的目的不在辨析词义。为行文方便，特别是为了与主流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相衔接，因而将这两者一概译为“国际制度”。本文所指的国际制度，以目前得到广泛认同的克拉斯纳的定义作为“国际制度讨论的基础”，即认为国际制度是“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Principles)、规范(Norms)、规则(Rules)以及决策程序(Decision-makingProcedure)”，“原则是关于事实、原因和公正的信念；规范是以权利和义务定义的行为标准；规则是对行为特别的指示或禁止；决策程序是做出和应用集体选择的普遍实践。”(StephenD.Krasne:StructuralCauseandRegimeConsequences:RegimesAsInterveningVariabl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6,No.2,Spring,1982,p186;StructuralConflict,TheThirdWorldAgainstGlobalLiberalism,Californi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5,p4.)有关二者词义的辨析，可参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二章第三节；王杰：《国际机制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第一章第一、二节。)。这样，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陷入了一个无力自助的困境。其结果是，在国际行为中，发展中国家试图改变国际制度的国际战略往往难以奏效。这个结论虽然被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行为所证实，但是，克拉斯纳并没有解决如何走出这个怪圈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指导减轻脆弱性的战略”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如从增强自身力量入手，从加强区域合作入手，减轻脆弱性，从而在实践上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二，克拉斯纳认为“除了改变被工业化国家所钟爱的原则、规范和规则之外，大多数南方国家将无望克服它们的国际脆弱性”，按照这个观点，发展中国家只能在改变现存国际制度方面行动，否则根本没有减轻国际脆弱性的出路。这个“无望”实在是一个过于悲观和消极的观点。然而，克拉斯纳在分析南北关系的前景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增强实力，减轻脆弱性的三种途径，这又与“无望”相矛盾。
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虚弱和脆弱性方面，克拉斯纳还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产生政治虚弱和国际脆弱性的因素。他说：“这种虚弱既是内部因素也是外部因素的产物。在外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力极其有限，由国家领导人支配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不可能改变北方行为者的行为，或者改变国际机制的性质。南方国家受制于外部压力，它们不能通过单边行动来影响之。大多数欠发达国家(LDCS)在国际上的脆弱性因其内部政治和社会体系的不发达而加剧。它们的社会结构是僵硬的，而且其中央政治制度无力通过社会调整来对外部冲击起缓冲作用。它们面临国际体系的振荡，不能摆脱它，仅仅有限地控制它。”[1](p3—4)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虚弱和脆弱性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内部，有政治和社会体系的不发达、结构的僵硬、中央政府无力缓解外部冲突等因素；在外部，有国力有限、受制于外部压力、不能通过单边行动来影响北方行为者的行动从而达到改变国际制度性质的目的等因素。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既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脆弱性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当外部因素限制了其减轻国际脆弱性的行为时，可从内部因素着手减轻自身的脆弱性。
二、发展中国家减轻国际脆弱性的国家行为方式
自发展中国家独立以来，在国家层面上，它们采取了三种方式减轻其脆弱性。第一，“脱离(disengagement)世界经济”，如中国、印度等大国在其发展中曾采纳过这种方式；第二，拥有特定资源的国家“介入(intervention)国际市场”，如石油输出国；第三，使国家的生产要素具有充分的灵活性(mobility)，“对国际市场的变化做出有效的调整”，如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1](P295)这三种方式是符合实情的，但在实践中能否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则结论不一。
1.关于脱离世界经济。克拉斯纳认为，“总的来看，很少有这样的国家，其经济规模能够大到使它摆脱世界经济波动影响的程度”。[1](P295)为此，就得脱离世界经济，从而免除它的影响。这是克拉斯纳为大国开出的“药方”。他说，“中国和印度是两个真正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还可能继续保持下去。它们无需像小国那样，关注国际制度的性质”。[1](p296)实践证明这个论断是错误的。特别是这种方式是不可能使发展中的大国减轻其国际脆弱性的。
以中国为例。建国后的许多年里，中国采取了封闭式的与世界经济脱离的方式发展自己。这种方式并未给中国带来繁荣和富强，更没有减轻其国际行为的脆弱性。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开放式的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式，才使中国初步达到了小康水平，其国际行为的脆弱性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克拉斯纳在认定这是发展中的大国改变国际行为脆弱性的方式时，中国正在否定这种封闭的与世界经济脱离的方式，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p117)“中国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问题恰当地解决了”。[2](P288)以后，他又多次指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2](p202)“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2](p260)遗憾的是克拉斯纳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的这些重要思想，也没有注意到中国的这种变化，更没有预测到这种变化所产生的未来结果。
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大国，同样不能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就其当前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软件业来说，如果采取与世界经济脱离的方式，根本就不可能具有今天的这种竞争地位，更谈不上减轻其脆弱性了。
克拉斯纳在书中列举的其他三个发展中的大国——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当时已落入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之列，沉重的债务使它们根本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而获得发展，其国际行为的脆弱性也因此越来越严重。
事实上，在不能摆脱世界经济影响的情况下，与世界经济脱离的选择是一种极其被动的选择。如果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这种选择，就会陷入封闭——僵化——不能求得发展的境地，根本不可能减轻其脆弱性，更谈不上摆脱在世界经济中的“外围地位”。
2.关于有特定资源的国家有效地介入国际市场。克拉斯纳认为“石油是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持续控制市场的一个独有的例子”。[1](p297)但是，此后这些国家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控制力便不及70年代了。然而，即便是这些发展中的石油输出国能更长时间地控制石油市场，有几个问题也是必须予以探讨的。
其一，这些发展中国家能否有效地介入国际市场?如果能有效介入国际市场，其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对于发展中的石油输出国来讲，20世纪70年代的确是其利用石油武器，取得辉煌成果的年代。然而，其影响力并不是持续的。因为发达国家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逐步调整了石油政策，并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研制和开发了新能源，减轻了石油危机的压力。因而，发展中的石油输出国介入国际市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它们的介入也只能是国际市场的特定领域——石油领域和特定时期——20世纪70年代。
其二，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外围地位并没有因其拥有特定资源而得到改变。如前所述，这些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和单一的，因为它们所掌握的是特定资源。特定资源的单一性决定了其对国际市场影响力的有限性，进而决定了它们对国际制度影响力的有限性。在世界经济的其他领域，它们不仅难以介入，而且不能对其产生影响。
其三，最重要的是，掌握了特定资源，并不等于减轻了国际脆弱性，而且特定资源也因其内部脆弱性而受制肘。特别是这些国家由于拥有特定资源而产生的某种优越感，使它们往往产生惰性，难以激发变革国内经济结构的紧迫感和主动性。其国内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往往成为长期发展的巨大障碍。
3.关于使国家的生产要素具有灵活性，对国际市场的变化做出有效的调整。克拉斯纳指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例子表明，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框架内求得有效发展至少是可能的。”因为“有灵活性生产要素的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它们不能控制日益变化的国际市场环境，也能根据日益变化的国际市场进行调整”，而且“很多国家可以发展有活力的国内市场和有效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样国家可以同开放的国际市场共存，因为，即使它们不能控制国际市场，也能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做出调整”。终归只有“南方国家的国内发展才能为缓解欠发达国家与市场导向的国际制度的矛盾提供最大的希望”。进而他说，“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能走新兴工业国家所开辟的道路”。[1](p297—298)
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国际行为的脆弱性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外部因素已无力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脆弱性问题，那么，从内部着手解决脆弱性是一个现实而有前途的途径。因为，从内部着手克服国际脆弱性的设计权掌握在发展中国家自己手中。它与从外部着手克服国际脆弱性的根本不同在于，从外部着手克服脆弱性，需要发达国家的密切配合，需要南北双方通力合作，需要双方有良好的互动关系。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北双方已失去了70年代的那种互动关系。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发展中国家仍然坚持从外部着手减轻脆弱性，达到改变现行国际制度的目标，是行不通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反思80年代其国际行为的困境时，开始寻找新的途径来克服其国际行为的脆弱性，以增强自己的国际行为能力。通过反思，它们开始从国家内部寻找经济陷入困境、国际行为失效的原因。它们认识到，没有根据变化了的世界经济形势和自身发展状况适时调整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是其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认识到，经济调整和改革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内部经济结构上的缺陷和体制上的弊端。只有改革经济体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才是摆脱危机、解决国际行为脆弱性的根本出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内部经济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所采取的做法也有差异，但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多样化和外向化。
三、当前的南北关系和发展中国家改制的前景
南北关系紧张是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原因，对于解决南北问题的途径，克拉斯纳认为“可能有三个发展趋势会减轻南北冲突的强度”：第一，“发展中国家增强实力”；第二，“国际制度的衰落”；第三，“南北脱钩(delinking)”。除第二种以外的两种途径发展中国家曾经和正在进行探索。
从本质上来说，南北国家同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南北问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南北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长期发展的结果，南方国家在谋求发展的进程中，根本不可能与现有的国际生产体系、国际贸易体系以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脱钩。南北双方都不能无视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或不对等的相互依存关系)，为谋求各自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在世界体系内，通过制度途径来解决其结构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制度也不可能衰落。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两大趋势的推动下，南北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北方国家一改80年代对南方国家的冷淡态度，争相发展与各区域的南方国家的关系。南北区域性对话与合作关系有了较快的发展。它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寻求新的途径解决体系内部的问题，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前的南北关系表现了两个不同以往的特点：[3]
第一，在南北政治关系方面，北方发达国家针对整个南方国家，采取集体联合行动，在主权、人权、安全、军控等问题上，向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全面的攻势，以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从而为当代资本主义长治久安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第二，在南北政治经济关系方面，北方国家——美、欧、日分别采取单边行动，向亚非拉区域性集团展开了全面的对话与合作，以缓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美国在亚洲，倡议召开了西雅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随后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固定会议机制，以协调与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大中东地区，不仅取得了中东和平进程的主导权，而且取得了反恐斗争的主导权；在非洲，设计并实施着“21世纪美非伙伴关系”的蓝图；在拉美，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启动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欧盟在亚非拉三大洲，分别召开了洲际首脑会议，建立了欧盟与三大洲发展中国家的洲际对话机制；在非洲、加勒比海以及太平洋地区，欧盟将与这些国家的《洛美协定》发展为《科托努协定》；在次区域，建立了欧盟—地中海国家定期会议机制，发展了欧盟—东盟的合作关系，启动了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跨区域合作；欧盟还建立了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首脑定期会晤制度。[4]
日本以亚洲为战略依托，加紧了对亚洲市场的开发，加强参与中东事务的力度，并通过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与该组织中的发展中成员国的对话合作关系；通过东盟“10+3”机制，协调与东盟国家的关系。
区域性南北关系的发展，无疑给陷入改制困境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希望。至少在下述方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内推进公平合理国际制度的建设：
其一，区域性南北关系的发展是以发达国家的主动行动和发展中国家的积极配合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三大力量——美、欧、日之间的竞争态势，决定了它们在单边行动中将采用不同的政策和态度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区域集团。这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合作中进行最有利的选择，获取最大利益。同时，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动态度，将使区域性国际制度建设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其二，区域性南北关系的发展为区域性国际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发展中国家将重新获得国际制度建设的空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创制行动。特别是这个平台以发展中国家的区域集团为基础，能够较好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团结问题，比较容易达成思想的统一和行动的一致。
其三，区域性国际制度的形成、发展和确立基本上是在主权平等，主权自愿让渡和共享基础之上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将获得创制的主动权，从而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并协调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好，构建双赢结果的区域性国际制度。
其四，区域性对话与合作机制已具雏形，如果这种对话合作机制进一步深入发展，其“溢出效应”将有利于南北方加强政治领域的对话，扼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
其五，区域性国际制度的发展方向将是区域性国际制度的深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推动区域性国际制度向全球性国际制度的扩展，从而促进全球性国际制度的改制、转制和创制的行动，最终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