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根源：1960-2012_中等收入陷阱论文

阻碍中国经济加速增长之源：1960-2012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之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50年代，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很多国家顺利晋升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这些国家中仅有少数国家能通过进一步努力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多数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2012年，世界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及地区至2008年仅有13个成功跨过高收入门槛，即赤道几内亚、希腊、中国香港、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波多黎各、韩国、新加坡、西班牙和中国台湾。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很多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至今很多国家仍未跨出中等收入行列，有些国家甚至仍在中等低收入阶段徘徊。在亚洲，马来西亚和泰国成为经济减缓以至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例证。尽管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但在20世纪末这两个国家的生产率水平几乎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准，然而这些国家发展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出口模式在过去20多年一直没有改变。与此同时，它们要面对来自其他低成本生产者，比如中国、印度，以及当前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

       2011年，世界银行把划分不同收入阶段国家的标准界定为：通过采用Atlas测度方式，人均GNI小于等于1025美元的国家定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NI在1026美元～12475美元之间的国家定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大于12475美元的国家定为高收入国家。其中，又将中等收入国家划分成中等低收入国家(人均GNI大于1026美元小于4035美元)和中等高收入国家(人均GNI大于4036美元小于12475美元)。费利普等人(Felipe et al.)基于这一标准，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用按1990年购买力平价核算的人均GDP对不同收入国家进行划分，标准临界值也相应变为2000美元、7250美元和11750美元。[1]同时，艾肯格林等人(Eichengreen et al.)通过研究快速增长经济体出现的增长减缓，指出增长减缓容易发生在人均GDP(以2005年不变国际价格衡量)位于16700美元处。[2]艾肯格林等人(Eichengreen et al.)进一步研究表明，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往往要经历两次增长减缓，在人均GDP位于10000美元～11000美元处增长减缓同样容易发生。其分析指出，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前很有可能发生阶段性衰退，而不是在某个时点上人均收入迅速下降。当发生增长减缓时，人均GDP增长率会从5.6％下降至2.1％，平均降幅为3.5％。[3]菲利普等人(Felipe et al.)同时对如何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进行了数值化界定，发现中等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至少在4.7％才能避免落入中等低收入陷阱，而中等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3.5％才能规避中等高收入陷阱。[1]这些研究都内在地表明，当一个国家跨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的加速增长，将无法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其结果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归纳学者们关于增长减缓研究的解释路径，即当某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或中等高收入阶段时，在快速增长的初始阶段能带来高速增长的要素和优势(即低成本劳动力和对国外技术的模仿)就会消失。在初始阶段，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国外技术生产劳动密集型、低成本产品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些国家通过将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重新配置到生产率高的制造业中实现生产率很大程度地提高。然而，一旦这些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农业没有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被消耗殆尽，工资开始上涨，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将逐渐消失。由部门间要素的重新配置和技术赶超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消失了，同时工资上涨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中也丧失优势。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相继进入到快速增长的阶段而与之竞争。换句话说，增长减缓与增长过程中的某个时间点紧密相连，当到达这个时间点时，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能带来生产率的提升，同时引进外国技术产生的收益开始下降。

       根据以往的相关文献，皮雷斯佩雷斯(Perez-Sebastian)指出，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模仿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但如果经济体达到技术前沿，基于国外成果的创新(即新想法、技术的应用，以及生产性活动的进行等)就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4]这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如果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及早调整其结构性因素，寻找提高生产率新的方式。实现高生产率的主要方式就是将产业转移到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生产上，发展本土创新活动，而不是一味追求对国外技术的模仿。换句话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模仿活动转换为基于国外技术的创新策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研究表明，不仅对于马来西亚和泰国，还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提升产业价值链，通过发展知识和创新密集型产品及服务来与发达国家竞争，是实现自己快速增长的一条路径，然而这一发展路径并未达成共识。[5]艾肯格林等人的研究显示，增长减缓发生时往往伴随着前期的高速增长、不合意的人口特征(尤其是高老龄依存率)、高投资比率及汇率低估。同时他们发现，中等和高等受教育人口比例高的国家以及出口以高科技产品为主的国家很少经历增长减缓。[3]因此，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不断提高受教育程度和科技水平。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正是由于高人力资本的缺失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反，韩国也正是由于中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得其顺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行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0年经济增速维持在9％以上的水平，持续的高速增长吸引了世界广泛关注的目光。尽管如此，一些因素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成为引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推力。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平稳过渡是关系到占世界多数人口的福利问题。其次，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2008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作为全球引擎的发达国家暴露出很多严重的问题，如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和令人困扰的金融体系等。而中国比预想更快地从这次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并努力使中国经济实现中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中国强劲的市场需求也能带动德国、日本等国的资本品输出，同时带动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商品输出，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密切的贸易往来也对恢复其经济正常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危机后推动世界经济回暖的主要引擎，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高速、持续增长以及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从而为中国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实证依据和数字参考。

       本文以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经济增长加速和减速的界定与计算；第三部分为刻画和分析阻碍中国经济加速增长之源；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最后为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经济增长加速和减速的界定与计算

       笔者借鉴艾肯格林等人关于增长加速和增长减缓的界定，[2]同时考虑本文重点关注中国以及各省的经济波动情况，放宽对人均GDP的约束，界定增长减缓和增长加速的时间点分别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式中，

为依据2005年不变价格测算的GDP年均增长率；

分别表示t-n到t以及t到t+n时间段内GDP年均增长率的平均值，借鉴艾肯格林等人的经验研究，[2]笔者取n=7。第一个条件要求增长减缓之前的7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3.5％；第二个条件要求增长减缓下降的幅度要不低于2％。

       同理，筛选出的增长加速的时间点必须满足的条件为：

      

       式中，第一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之后的7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3.5％；第二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上升的幅度不低于2％。本文GDP年均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WDI)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60-2012年。

       根据上述对增长减缓和增长加速的界定，笔者对中国1960-2012年的数据进行筛选，计算结果见表1。

       通过表1可以发现，1960-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共有6个增长减缓时间点。这6个经济增长减缓时间点主要分布在20世纪70年代(1970年、1971年和1975年)和90年代(1996年、1997年和1998年)。而中国经济增长共有14个增长加速点，其中，分布在20世纪60年代2个(1967年和1968年)；分布在20世纪70年代3个(1977年、1978年和1979年)；分布在20世纪80年代4个(1980年、1981年、1982年和1983年)；分布在20世纪90年代2个(1991年和1992年)；分布在21世纪共有3个(2002年、2003年和2004年)。

       以上计算结果表明，第一，1960-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出现了较多年份增长加速时期，但部分年份也出现了连续的经济增长减缓，并且从总体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处于周期性的波动状态。第二，不管是经济增长加速点，还是经济增长减缓点，基本上是在连续时间内出现的。这些结果内在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惯性”特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处于减缓时期，在没有引致中国经济增长其他因素变动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三、阻碍经济加速增长之源：现有理论描述

       这一部分我们重点考察阻碍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一些影响因素，并做出初步的判断，主要基于结构性因素、社会与环境因素、官员腐败因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结构性因素我们主要分析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情况对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影响；在社会与环境因素方面，主要考察收入不均等、环境状况以及老龄化问题对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影响；进一步我们关注中国的腐败问题对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影响。

      

      

       (一)结构性因素与经济增长

       1.产业结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经验对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对增长加速的影响可以提供一些感性认知。米切尔(Mitchell)的历史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为10％左右，而其他国家普遍位于30％的水平。[6]之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劳动力被吸收到现代产业，尤其是服务业部门。到了20世纪70年代，除个别国家(如西班牙1970年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为29％)，多数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份额均降低到10％左右。与此同时，库茨涅茨规律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情况中也得以体现，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下降，连同从第一产业中释放出的劳动力，均被发展迅速的第三产业吸收。目前，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基本成熟，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为20％～30％，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一般为70％左右。不同产业就业情况的变化也间接体现了产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状况，20世纪50年代前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发生了一个逆转，而这种逆转对于理解长期增长路径至关重要。[7]

       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伴随着改革的步伐同步进行的。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地区，1978-1985年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刺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农业产值的增加；而在工业方面，主要是对原先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因此，改革之初，中国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随着80年代中后期工业化和改革的深入，第一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份额持续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地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在此期间，个体私营经济形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向着更合理的方向调整。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同时也为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之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外资的涌入增加，实现了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高峰。我国加入WTO之后，以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加入国际竞争，低端制造业迅速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减慢。由此可见，改革过程中的制度演进、资本积累以及区域要素流动性增强，极大地促进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不同产业间要素禀赋发生改变，而这种变化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起到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的服务业起步较晚，而且发展缓慢，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所占比重至今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不能为经济增长产生很强的推动作用，阻碍了经济增长。

       关于产业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学者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有些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促进不同区域和部门的要素自由流动，生产要素会从低生产率部门或地区向高生产率的部门或地区流动，从而实现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8]其中，刘伟和张辉将产业结构从要素生产率中抽离出来，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增长的贡献份额呈现下降的趋势。[9]而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却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红利”对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李小平和卢现祥通过对中国制造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上述结论。[10]

       2.人口年龄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一直受到学者们很大关注。以往的研究多数集中于人口规模和人口质量上，而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增长的影响。处于不同年龄的人口，其经济行为有很大的差别，如劳动年龄人口生产性强，储蓄率高，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恰好位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那么就会获得由人口生产性带来的额外的经济增长，即会获得“人口红利”，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王德文等人通过对中国的实际研究指出，我国享受到人口红利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并会一直持续到2015年左右。[11]库克(Cook)的研究基于对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考察，指出尤其是中国和越南的高速经济增长，与由农业转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业的经济结构转变和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密切相关。[12]

       (二)社会与环境和经济增长

       1.环境污染。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个层面因素：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其对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释。首先，从供给方面考虑，自然资源作为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之一，其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的资源耗竭会阻碍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其次，可以将对良好环境质量的需求纳入到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考察环境质量如何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此类研究基本遵循拉姆齐—卡斯—库普曼(Ramsey-Cass-Koopmans)的分析框架。最后一类研究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同时考察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对产出和消费的影响。这些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发现环境和收入呈现库兹涅茨倒U型的关系。

       2.老龄化。李和梅森(Lee and Mason)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经济发展的“二次人口红利”。[13]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进入老年化阶段的最初一段时间，劳动年龄人口会出于即将退休考虑而增加自己的储蓄动机，此时整个社会的储蓄增加而社会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劳均生产资本数量增加，单位资本收入实现持续、快速地增长，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如尹银和周俊山通过使用1990-200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即产生了人口的二次红利。[14]但另外一些学者对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面临即将退休人群的储蓄动机带来的储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能构成与“人口红利”相媲美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老龄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上升会带来代际分配问题，对未来经济增长将产生累积性负向冲击，因此，老龄化将持续阻碍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15]

       3.收入不均等。针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部分东亚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而与南美国家增长停滞并存的是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就此一些学者展开研究，认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经济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盖勒和莫维(Galor and Moav)的研究表明，经济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时，物质资本回报率高，物质资本积累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物质资本积累加速，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当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时，人力资本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而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低收入群体由于自身信贷约束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阻碍经济增长。[16]巴罗(Barro)的研究指出，由于资本积累边际报酬递减的属性会导致条件收敛，使得当潜在产出一定时，增长率与实际产出负相关；当实际产出一定时，增长率和潜在产出正相关。收入差距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改变潜在产出，进而对增长率和人均产出产生影响。[17]

       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以实证分析为主。如王少平和欧阳志刚认为，改革初期收入差距扩大会促进增长，而现阶段则变为抑制增长。[18]汪同三和蔡跃洲分别研究了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投资和增长的影响，其结论显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使得投资中重工业所占比重加大，促进了增长加速；而农村的收入差距对投资和增长的影响不显著。[19]贺大兴和姚洋指出，公平的社会环境能有效促进增长，而我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可能会破坏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增长丧失社会基础。[20]米增渝等人将财政政策引入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中，构建了三者间的动态关联理论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当实行对富人多征税、穷人多补贴的财政政策时，收入差距会缩小，经济加速增长；反之亦然。[21]

       (三)腐败问题与经济增长

       理论上关于腐败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般可归纳为促进论、阻碍论和中性论。持腐败会促进经济增长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代表模型包括腐败有效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排队模型和拍卖模型等。促进论认为，腐败可以通过克服官僚主义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从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该理论的支持者通常用东南亚国家发展的现实进行佐证。东南亚地区有些国家评估出来的腐败程度很高，但却仍然伴随着较高的GDP增长率。巴雷托(Barreto)试图从不对称信息和公共部门自由配置的角度对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腐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2]阻碍论认为，腐败会对政府政策造成扭曲，使得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会由生产性领域大量转移到非生产领域，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其中，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包括人力资本的次优配置，即企业中有才能的个人会专注于寻租活动而非生产活动本身，不利于企业创新。同时，腐败的目标是要获得递增的回报，这增加了增长的成本，严重阻碍了私人部门的发展，使穷人利益受到损害。还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持中立态度，认为腐败在竞争的环境中有可能促进增长，但当面临的是集权环境时，腐败必然会造成经济发展停滞。[23]

       而实证分析的结论，几乎与理论研究的结论相悖，即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利的。还有一些研究并没有就腐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一致的结论，认为这两者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关系。腐败会促进还是抑制经济增长会因样本地域差异或发展程度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结论。如洛克和博涅特(Rock and Bonnett)对东亚国家的分析，表明腐败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样本变为拉丁美洲、印度、菲律宾或非洲国家时，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变为不利的。[24]米罗诺夫(Mironov)用1996-2004年141个国家的数据样本进行分析，腐败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在制度不完善的国家样本分析中得以体现，对发达国家的分析得出腐败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25]

       国内学者对腐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是以实证分析为主。陈刚等人对我国1998-2006年各省数据分析发现，腐败虽然会显著阻碍经济增长，但也能明显改善我国经济效率，其研究显示，腐败增加1％，增长速度会下降0.4％～0.6％，同时技术效率改善率会提高3.9％～4.1％。[26]宋艳伟用我国1998-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腐败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关系，表明腐败程度的加深，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和掠夺，会显著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27]阚大学和罗良文以1999-2008年跨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其结论表明，当样本为发达国家时，腐败抑制经济增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他们指出，中国目前处于倒“U”型的后半段上，即腐败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28]李国璋等人使用我国1980-2008年数据研究了增长和腐败的关系，结论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和腐败之间表现为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腐败程度较低，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腐败程度也逐渐提高，并在达到某个高度的时候会出现下降。[29]

       四、阻碍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说明和变量选取

       由于本文实证检验各种阻碍经济加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刻画经济加速增长的变量。对此，艾肯格林等人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设置了二元被解释变量，即在经济增长加速的年份取值为1，其他年份取值为0。[2]笔者可以根据表1选出增长减缓和加速的时间点，将其设定为被解释变量的取值。

       由于所研究问题的被解释变量取值为1和0，采用二值响应模型(Probit模型)可以克服线形概率模型的偏效应问题。因此，本文也借该方法考察阻碍经济加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同时，为了克服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笔者还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进行估计，本文采用解释变量一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具体模型为：

      

       式中，p(y=1/x)表示为经济加速增长发生的概率；β为待估计参数；x为阻碍经济加速增长决定因素的向量指标。通过式(5)简单变换，我们转化为以下线性形式：

      

       基于如上理论描述，笔者主要选择如下因素来实证检验各种阻碍经济加速增长的原因：

       (1)工业产值结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因此，笔者认为工业产值结构可以作为刻画产业结构变迁阶段性特征的替代变量。工业产值结构用工业产值所占比重来衡量。

       (2)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蕴含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二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未必都参加生产，被抚养的人口未必不参加劳动，因而最好使用参加工作的劳动力人口所承担的抚养人数，即抚养人数与劳动力人数之比来衡量。

       (3)腐败。由于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体制很不健全，通过腐败能使资源按私人部门的意愿进行分配，进而提高经济效率。但是，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政府管制的减少，腐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正面影响。因此，腐败对经济加速的影响也具有拐点效应。本文借鉴张德荣用国际腐败指南(ICRG)中的腐败指数作为衡量腐败的替代指标。其值由低到高，0分代表最腐败状态，6分代表最清廉状态。[30]也就是说，随着腐败指数的上升，国家的腐败程度也越来越低。

       (4)收入差距。本文用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替代指标，即用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度量。

       (5)环境污染。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往往会牺牲环境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此时，环境质量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加快而恶化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居民对健康环境的需求会越来越强，政府改善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此时政府部门会减少甚至取缔污染严重的企业，将更多的增长成果用于改善环境质量，导致环境污染降低。

       (6)居住环境。笔者用单位面积人口数量，即人口密度来作为居住环境的替代指标。同时，人口密度也可以反映一国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7)老龄化程度。老龄化程度用65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占总人口数量来表示。

       除此之外，笔者还选择抚养比、通货膨胀率和出生率等影响经济加速增长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分析框架中。其中，抚养比用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数量占劳动人口总数的比值来表示；通货膨胀率用消费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胀率来表示；出生率用单位妇女生育小孩的个数来表示。本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即WDI数据库)、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时间跨度为1960-2012年。以上本文所涉及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2所示。

      

       (二)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首先我们分析具有拐点效应的变量，根据表3所示，工业产值比重变量、人口红利变量和腐败指数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这些因素对经济加速增长具有拐点效应，并表现出倒U型关系。

       第一，对于工业产值比重来说，随着工业产值所占比重逐渐提高，中国经济增速的可能性先增大后减小，这表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因此，应在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变迁，充分发挥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

       第二，尽管人口红利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资源禀赋的人口红利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衰减期，这将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实质性影响。中国过去20年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大于总人口增长，这带来了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使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较大地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这是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下降，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以“民工荒”和劳动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已经进入衰减期，这将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而腐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由于一开始体制很不健全，通过腐败能使资源按私人部门的意愿进行分配，这提高了经济效率。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体制的完善，政府管制的减少，腐败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正面影响，腐败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另一个因素。

       其次，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加速的影响，一次项显著为负，而二次项系数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加速的作用并没有呈现出倒“U”型的变动趋势，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它会显著阻碍经济加速增长。可能的解释是，要素自由流动使得收入差距的存在必然会推进劳动、资本甚至技术等从要素报酬低的地区流向要素报酬高的地区，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从而阻碍了经济加速增长。

      

       接下来，我们实证分析不考虑拐点值时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的第(1)列中首先分析了老年抚养比、人口密度、出生率和老龄化率对经济加速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老年抚养比和人口密度均会产生负向影响，而不管各列控制变量如何调整，老年抚养比和人口密度对经济加速增长的影响始终为负，因此，以上实证结论是稳健的。而出生率和老龄化率会对经济加速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但是并不显著。如上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老年化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负担问题已经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同时，中国由于庞大的人口所产生的居住环境恶化也对中国的经济加速增长产生阻碍作用。

       表4的第(2)列进一步考察通货膨胀和贫困差距对增长加速的影响。笔者发现，通货膨胀变量系数显著为负值，而贫困差距变量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这表明近年来中国面临的物价上涨并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对中国的经济加速增长产生了显著的阻碍作用。尽管某些价格上涨(房地产价格)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并不必然引致经济加速增长，在长期可能阻碍经济加速增长。但是贫困差距变量系数尽管不显著但是为正值，这表明，国家对贫困人口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强使得贫困人口的消费支出水平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加速增长。

       表4的第(3)列分析了环境污染对经济加速增长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环境污染变量系数显著为负值，即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以上理论分析表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两个层面因素。20世纪中国粗放型的要素投入方式不仅使得中国的资源出现制约性瓶颈效应，同时使得自然环境恶化，成为后续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阻碍力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环境问题将是引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基于稳健性检验的目的，笔者在表4的第(4)列把所有变量引入到模型中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发现，当把所有变量引入到模型中时，以上各个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都保持一致，这说明以上的实证检验结果是稳健的，并且是可信的。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理论分析表明，当一个国家跨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的加速增长，该国将无法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其结果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需要加速增长阶段，对于已经跨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更是如此。本文借助艾肯格林等人关于增长加速和增长减缓的界定，[2]同时考虑本文重点关注中国以及各省的经济波动情况，放宽对人均GDP的约束，构建出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和增长加速时间点的两个约束条件。通过对中国1960-2012年数据进行筛选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共有6个增长减缓时间点和14个增长加速点。进一步，笔者在现有理论文献的基础上，从结构性因素、社会与环境因素、官员腐败因素三个方面实证考察了阻碍中国经济加速增长之源，并得出如下几个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对于工业产值比重来说，随着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逐渐提高，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可能性先增大后减小。这表明，当前应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变迁，充分发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

       第二，尽管人口红利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资源禀赋的人口红利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衰减期，这将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加速增长造成实质性影响。

       第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体制的完善，政府管制的减少，腐败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正面影响，腐败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另一个因素。

       除此之外，收入差距、环境问题(包括居住环境)、老龄化程度等因素也是阻碍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针对本文实证分析所得出结论，笔者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首先，就产业政策而言，主要是调整当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制造业自身的产业升级以及向服务业的转型，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体而言，各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制定适宜的产业调整政策。当前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而又面临高技能劳动力短缺的情形，劳动力结构不能很好地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因此，政府应努力提高教育水平，短期可以通过在职培训等方式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化劳动力结构。同时，要积极推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其次，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可以为国家和地区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但这种转变只存在于某一发展阶段，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政府需要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相应的政策来延缓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应在大力提倡通过发展教育和在职培训促进劳动者技能普遍提高的同时，对人口流出较多的地区给予经济和政策扶持，增加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教育、科研投入，避免高技能劳动者的流出，优化当地的人口结构。

       最后，完善市场秩序，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减少经济活动中的腐败行为。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要加快对政府机构的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减少阻碍市场发展的行政审批程序，实现市场秩序统一、透明和公开。要进一步完善腐败预防、监督机制，将政府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提高腐败发生成本，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

       与此同时，我们在注重经济发展、关注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还要时刻警惕环境污染引发的居住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的发生，其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也会对经济加速增长起到阻碍作用。因此，我们应着力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避免我们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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