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方式、途径和手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中国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发展道路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战略、模式、动力、方式、途径等。笔者曾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战略和模式》①一文中，对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目标、战略和模式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就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方式和途径进行探讨，以便于更加全面、更加完整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一、政治发展的动力：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复合动力系统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往往不可同时进行。因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所依赖的条件是不同的，而且这些条件不可兼得。在一个国家里，有对政治改革有利的经济环境，也有使经济改革更为困难的政治环境；有对经济改革有利的政治因素，也有对政治改革不利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在推行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经济改革先行，以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通过经济改革和市场驱动来推进政治发展。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中国选择生产关系较为简单的农村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尽管人民公社的取消，改变了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从总体上看，它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中国的改革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理念是一致的。邓小平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②由此，他提出了“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这个重要论断，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扭住这个中心不动摇，其他一切工作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除非发生战争，中国才可以偏离这个中心。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中国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善于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和解决政治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中去解决政治问题。“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③
然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政治领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上逐渐出现了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提出了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他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④“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⑤。
这也就是说，中国选择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整个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当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当政治体制掣肘经济体制改革时，或者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当“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时，政治体制改革自然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然，这不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它可能起决定作用。列宁曾指出，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要地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⑥。胡锦涛同志也指出：“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产生决定性作用。”⑦
以经济改革推动政治变革的政治发展动力设计具有明显的优点。经济改革需要强大的、具有权威性的政党和政府来领导。如果先进行政治改革，则可能使政党和政府软弱无力。在西方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里的各种反对派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争争吵吵。结果，有关经济改革的各项政策难以出台，政府无力有效地打击各种利益集团的分利倾向。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使民众获得平等、法治、自由等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因为民主政治的许多基本原则和规则，不过是商品经济的原则、规则和规范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和投射。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改革会为政治发展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之间虽然不完全存在线性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认为民主政治建设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生活贫困的人以谋生为第一要务，既无兴趣也无闲暇从事政治参与。许多民主理论家强调了这一点。科恩认为：“严重贫困的群众，根本无法获知参加公共事务的足够信息，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⑧利普塞特正确地指出：“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从亚里士多德迄今，一般的论点是，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不受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的蛊惑。”⑨亨廷顿的经验研究表明，财富的增长是引起民主转型的重要诱因。他甚至夸张地说：“如果在七十年代中期有一位社会科学家想要预测民主化的前景，他只要扳一扳手指，算一算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带中的国家就能预测得很成功。”⑩
当然，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并不仅仅是经济变革所带来的经济动力。事实上，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是一个复合系统，除经济动力外，还有政治动力、文化动力、社会动力、国际影响等。
政治动力。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政治发展存在两个重要弊端，一是把苏联经验神圣化，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极“左”思想。1976年，粉碎“四人帮”及中央与地方党政军干部队伍的调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即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反思与批判奠定了政治前提。后来的一切改革与开放的思想和行为均得益于对极“左”思想的全面反思与批判。这一政治动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深刻意义，至今国内外学界和政界的认识还是不够充分的。当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主要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政治发展时，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人认识到，不进行进一步的政治改革，不剔除政治弊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可能被葬送。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里当然包括政治改革。由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政治意志，中国形成了现代化(其中核心是经济发展)导向的政治权威。20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和政府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推行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改革，开展法治国家建设，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发展等等，均是党中央以政治改革为动力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的表现。
文化动力。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通过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此后，党中央要求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是党和国家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法宝，“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11)。因此，“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12)。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中国形成了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氛围。此外，教育的发展、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使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些都从文化方面为中国政治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社会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分配方式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等新现象。这对政治系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政治系统拓展政治参与渠道，健全各项民主制度，巩固和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出现了变化，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说法已不能反映中国的社会现实。新阶层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定政治要求的提出。在新阶层参政压力的推动下，党中央首先对新阶层的性质和地位进行了政治定位。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3)这就为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当选人大代表，进入现存政治体系创造了条件。这个过程，显然也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
国际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继承，扬弃、改造和发展。尽管战后资产阶级民主有所发展和进步，但决不像托克维尔、现在连他本人都不敢这样说了，本文却从正面加以肯定等所认为的，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归宿”，各国不可避免地要趋同于自由民主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被“民主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学者所还说：“方兴未艾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正在创造着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迹’：民主化在波兰用了十年，在匈牙利用了十个月，在东德用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十天，在罗马尼亚则只用了十小时。”(14)面对西方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中国决不能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而必须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这样，我们就能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应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宏观理念上说，宪法等权威性文件已经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显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理念的彻底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宏观理念化为可操作性的程序和制度，把选举民主与政治协商、多党合作更好地结合起来，让社会主义民主更好地运转起来。这不仅有益于中国政治发展，而且也有益于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二、政治发展的方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中央对原有政治体制弊端的体认。“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陷入内乱，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原有政治体制弊端的总爆发。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将长期和平共存。社会主义制度要赢得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改革某些政治弊端，不断推进政治发展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强力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积极克服改革过程中的阻力和障碍，自上而下地启动和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一些人对改革措施并不积极支持，甚至有不同意见。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15)在改革成效的示范带动下以及党中央的舆论宣传引导，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改革的优点，并切身体会到改革的效益，从而为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
为了更好地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进而推进政治发展进程，党中央在详细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正确地把握改革时机，灵活地采用改革策略，把改革的力度与社会的心理承受程度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指出：“既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又要考虑到国家、群众和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相适应。”(16)此外，党中央在作出重大决策时，首先在局部地区进行试验，在总结试验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改革进程。邓小平指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7)这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思维和政治发展模式。
应该肯定的是，基层人民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为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模式。中国农民是富于首创精神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人民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当家做主的基础，它的进一步完善将推动国家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坚持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进一步加强社区的民主建设，通过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基层民主，确保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8)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19)
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公民进行利益表达的渠道越来越畅通，利益表达的机制更加健全。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系统增强了对公民和社会的回应性，更加重视公民的利益需求。一种表现是，公共决策能够更好地反映社情民意。比如，农村政策的制定就是这样。“农村每一项重大政策出台，都建立在基层和农民群众实践创造的基础上，因而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和深厚的群众基础。”(20)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上下结合”的政治发展模式。即政治系统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倾听群众呼声的基础上，制定政治发展的举措，解决各种政治问题。上下结合的政治发展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密切执政党、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否则，执政党、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认为好的利益需求塞给社会和公民，而社会和公民却有可能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恩赐的利益就会变成强加的痛苦。应该说，“上下结合”的政治发展模式与中国共产党对群众的态度是联系在一起的。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什么叫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已经讲清楚了。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21)因此，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巩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必须把政治系统的权威性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结合起来，而“上下结合”的政治发展模式正是这种结合的最好形式。
三、政治发展的途径和手段：理性借鉴、制度创新与培育公民意识
任何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是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各种政治发展思想无不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并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中国的政治发展要从国情出发，认为这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起码要求和前提条件。邓小平指出，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22)江泽民同志指出，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总想把他们那套民主制度强加给我们，总想让我们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西方国家一直进行尖锐的斗争，“我们千万不能上这个当。我国有十二亿多人口，搞西方的那一套三权鼎立、多党竞选，肯定会天下大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一定要清醒”(23)。胡锦涛同志也指出：“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为警戒。”(24)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方式等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物质文明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依靠优势的物质文明，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制度文明。因此，明确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照搬西方，要坚持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不仅不能照搬西方国家，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批评一些人把苏联政权建设的经验神圣化。比如，有些人否定设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确性，主张完全照搬苏联的做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毛泽东认为，这一做法不适合中国国情。“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我们这里少数民族的人口占百分之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这是不对的。”(25)又如，中国建立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实行议会制；叫“人民代表会议”而不叫苏维埃代表大会，也都是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考虑的。
但是，坚持政治发展从中国国情出发并不是盲目排外、故步自封，拒绝学习他国的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做法。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政治管理方面积累了一些相对成熟的做法，其中反映现代化规律、符合人类政治文明要求的，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应该看到，自从英、美等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后，这些国家政局较为稳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和政变，从而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指出：“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26)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权建设过程中吸收过英国内阁制的某些有益的因素。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在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机构或制度上，也隐隐约约地打着英国影响的印记”(27)。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在政治发展进程中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成果。邓小平强调，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8)江泽民同志也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29)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途径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借鉴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之外，还包括内部的制度创新、培育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等。
制度创新。党中央主张把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旧制度周围建立新制度。1980年，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此后，执政党制度建设、人大制度建设、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等日益受到重视。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在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执政以来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特别突出了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江泽民同志指出：“注重制度建设，是这次全会决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0)2003年，胡锦涛同志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上强调了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31)。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党中央在建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建构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效能政府等方面均作出了许多创新性制度安排。
培育公民意识。政治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熟。公民通过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可以学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处理各种问题和彼此间的分歧，进而培养民主意识和价值观。同时，有些社团以民主的方式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管理内部事务，这也会提高社团成员的民主技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结社活动使得“每个人都学会了各种技艺、获得了各种看法、懂得了尊重各种规则，从而使得他或她在那个称之为社会的巨大抽象实体中成为一个能起作用的参与者”(32)。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党中央提出要培育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33)。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不该由政府管的事要坚决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34)。也就是说，培育公民意识本身虽然不是政治发展的内容，但政治系统要走向高效和民主，没有具有较高自治能力的公民意识的成长，没有科学厘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权能边界，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论探索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既有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政治发展思想中的正确成分的继承和发展，把他们提出但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也有对他们政治发展思想中错误成分的反思与克服，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没有再重蹈毛泽东晚年的曲折道路；更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理性新思考和新创造。因此，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它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主要理论指南，更是指导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重要理论依据。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6期。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5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页。
⑥《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8页。
⑦新华月报：《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6页。
⑧科恩：《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11页。
⑨利普塞特：《政治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3页。
⑩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72页。
(11)《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5页。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
(1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12页。
(14)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1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75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18)《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1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20)《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0页。
(2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38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23)《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2页。
(24)新华月报：《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76页。
(25)《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58页。
(26)《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8页。
(27)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序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29)《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3-554页。
(30)《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0页。
(31)新华月报：《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71页。
(32)林布隆：《政策制定过程》，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05页。
(33)《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34)新华月报：《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2-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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