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生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主体论文,意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干预生活”这一创作口号的倡导与实践，无疑得益于“双百”时期相对宽松自由的整体思想文化氛围；然而部分文学史著述却因此无视史事编年，将其全然归结于贯彻“双百方针”的“成果”，似乎自上而下一道旨令，“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便能在某一被恩准的历史时刻迎来文学界群花齐放。鉴于上述粗疏，本文拟先稍加考辨史料，以期更清晰地展现知识者主体意识与国家意识形态上下互动、双向同构的轨迹。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次总结讲话中，首次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全面的工作方针提出；5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向党外高层人士重申“双百方针”的必要性①。以上两次讲话，均未公开发表。对于“双百方针”的公开传达最早见于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年5月26日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次月该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而早在是年1月，对文学界百花凋零现状心存忧虑的作家们呼唤春天的心绪，便已藉引进苏联“解冻文学”之风初露端倪。在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围绕苏联的三部作品：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与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的一次讨论会上，以及2月15日《文艺报》刊出的四位作家的发言中，即屡屡倡导“干预生活”精神。4月，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人民文学》“编者的话”以及随后引出的多篇评论对作品“积极干预生活”精神的激赏②，标志着“干预生活”的倡导终成正果。
据上所述，“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与实践，不仅是春赐的花蕾，亦是催春的战鼓，破冰的利刃。后者凸现了知识分子主观能动的积极作用。其重要意义恰如识者所言：干预生活“恐怕不止是对新社会背景中官僚主义现象的指责，还包含着知识分子意识在同样背景中的‘觉醒’这一有意味的精神现象”。③
值得关注的是，《文艺报》刊出的四位发言者文中，康濯、刘白羽、马烽与郭小川均是彼时的主流作家，言说立场自然很大程度地贴紧、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如称《区里的日常生活》的“干预”是为“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党性”云云……学步苏联的“解冻”意念每每束缚于意识形态的规训，其发言多少有些含混其辞、言不由衷，然而无形中却唤醒了知识分子既有的对现实批判、反省的职能禀赋。尽管这层赋予几近无意为之。
相形之下，唐挚与黄秋耘的“干预生活”论点似更具知识分子情怀，在漫漫无期的冬令时节昭告了一场久违的春暖还阳。唐挚在《必须干预生活》一文中强调：作家创作时，“要倾全身心去支持他所爱、所赞成的东西，要倾全身心去鞭打他所恨、所憎恶的事物。而且，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形象本身才能带着这同样火辣辣的力量闯到生活中去积极地干预生活”④。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几分不久前刚遭到激烈批判的胡风派所力倡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意味。
黄秋耘则满怀知识分子的底层关注与悲悯。《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一文竟打破共产主义的乐观，面对“十二年后，在这土地上，谁都不会有忧愁”一类的诗性预言，他不失清醒地指出：“至少在今天来说，这样的‘天堂’还仅仅是一个幻想”，直言现实中“还有灾荒，还有饥馑，还有失业，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呼唤“以坚持真理的战斗精神”，“写出人民的爱憎喜怒，离合悲欢”⑤。彼时恰是将工农形象高度符号化、纯粹化、超验化的时代，工农形象突然被褪除光环，还原出其弱势的地位，如此不合时宜的话语难怪要在随后的“反右”中首当其冲地被批判。
较之上述评论家的理论激情，刘绍棠、王蒙、刘宾雁、秦兆阳等作品中的“干预”主体则以含情带血的文学形象抒发了彼时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刘宾雁到“桥梁工地上”做特写，又将“本报内部消息”曝光——以其知识分子的主体积极干预生活。然而时过境迁，当他写下《关于“写阴暗面”和“干预生活”》一文⑥，回顾自身因“干预生活”而遭致批判的这段公案，兀自当局者迷，仅仅将视点局限在干预对象上，一味地辩解社会主义社会“绝非尽善尽美”，而未曾意识到干预小说的主体问题：无论揭露、批判的对象是机关、报社抑或工厂、工地，其干预主体皆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知识分子灵魂。倒是曾经的批判者旁观者清：1957年，《人民文学》11月号同栏发表了李希凡的《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与姚文元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二文就人物类型归属的解读可谓如出一辙：“黄佳英式的‘干预生活’的‘英雄’”，“实际上都是对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于党的领导怀着极大的不满，向党争取资产阶级‘自由’的‘战士’”⑦；“作者把黄佳英当作英雄的先进人物来表现的，在黄佳英身上寄托了他反对‘官僚主义’的全部理想。然而黄佳英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反现状’的个人主义者。”⑧批判者对于干预主体身上强烈的知识分子气息自然嗅觉灵敏。
不只是锋芒毕露的黄佳英，《在桥梁工地上》中的“我”亦具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情怀。其最初犹隐藏在一派冷静、理性、客观的“侦察兵”风范之下；行文过半，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渐次昂扬，从惋惜罗立正知识分子诗情的逝去，到不满于罗立正不加检讨、大而化之的官僚主义做派，直至最终对以罗立正的办公室为表征的僵化体制产生“激烈的失望感”，目睹窗外“为春天扫路来了”的“暴风从夜的黄河上呼啸着、翻腾着飞过”，满腔压抑的激情不由地迸作最后的呼唤：“春风啊，你几时才吹进这个办公室呢？”⑨
无独有偶，当年姚文元批判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时亦强调小说的干预主体——区委代理书记刘秋果“是一个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气味的干部”。⑩自然姚氏话语中的“小资产阶级”一语，与前引“个人主义者”相类，皆是彼时习用的“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值得注意的是，在知识分子叙事中，叙述者干预每每成了知识分子主观突入的方式。叙述者不仅以刘秋果“独自一个走出黑洞洞的会议室”一类富有感情色彩的语句(11)，隐喻区委机关的阴暗面依然存在，更在结尾似乎已取得了胜利时，犹将知识分子如陷“无物之阵”的悲愤，扩张于农村妇女杨红桃身上。在那个高傲、激情、孤独、倔强、忧伤的杨红桃形象背后，分明能见出叙述者乃至作者的干预印痕。姚文元称：“说她有十二年党龄，但在她身上很少看见一点共产党员的党性，倒像一个变态的知识分子女性”，剔除“变态”一类的针砭，像“知识分子女性”恰道出了小说中知识分子主体的移情。
干预者着意“侦察”、“揭露”现实中的矛盾，如此这般的思维导向，容易使干预者或干预对象先在地趋于“本质化”、“符号化”。幸得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干预，每每是有情的干预，笔下有时甚至呈现出主观精神“扩张”、“拥入”客观世界的形态，一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干预者林震所说的：“我希望不要只作冷静而全面的分析……”(多情的“他没有说下去，他怕自己掉下眼泪来”。)只是这份“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与激情缘何而生？或许恰是因着知识分子那多愁善感、忧生忧世的禀赋及道德洁癖，令干预生活小说若隐若显地渗透了某种淡淡的哀愁乃至浓郁的悲剧色彩：除前述《田野落霞》结尾那一抹猩红凄厉的主观色调外，《沉默》的结末也着力凸示县中教师方冠芳在“干预生活”后“一种有话说不出来，又像是无话可说的又愤怒又痛苦的表情”(12)；而《寒夜的别离》更是让那对因不得不服从所谓的“组织性纪律性”导致生离死别的有情人陷于“沉默，难堪的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中，任满腹难言的心声外化为“火车的汽笛声在寒夜中颤抖着，仿佛是一个孤独的夜行者，用大喊狂奔来摆脱旷野的寂寞，来鼓舞自己继续向前走的勇气”。(13)
作者在营构知识分子干预主体的同时，每每强化了外在大场域对他们的压迫与规训，从而有意无意地生成了一个个国家体制对知识分子压抑的空间隐喻：如组织部、桥梁工地队长办公室、报社编辑部、大学党委办公室乃至法院机关；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知识分子精神栖居、寻求慰藉的潜在家园、港湾形态：如湖心岛、“绝域”、江边沙滩、火车软卧包厢、晚霞下的田野小道等等。不仅僵化体制的空间隐喻与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精神家园适成对照；干预主体与干预主体之间，亦渐次衍生了一种“共时”与“历时”双重谱系链上的精神血缘、情态呼应：林震深觉过去自己“想象的党的机关不是”像组织部那样的，去赵慧文家却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而《本报内部消息》中，那个最终跳出意识形态桎梏、也步入干预者行列的总编室主任马文元来到江边的沙滩，便顿觉“多么开阔，多么舒畅！”“仿佛从一只密闭的又黑又小的箱子里刚刚跳出来！”(14)倘若说单个空间隐喻，不过只是彰显局部环境；那么，所有空间组织成一体，却成了令知识分子备感压抑、难以脱颖而出的“一体化”时代大环境的写照。
知识分子“干预生活”文本兀自透露出独特的文体意味。文体与叙述皆属形式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文体的特殊恰为叙述的别样追求所致；而叙述的越规亦每每折射出不同寻常的文体异象。
回顾前述作协创委会对三部苏联作品的讨论，有作家指出：他们“采用特写、短篇小说的形式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15)。从中可见，“干预生活”既指涉内容，亦关乎形式。干预生活所蕴含的创作的“时事性”与叙述的时空性，在透露出众多的文体意味。事实上详加辨析应将干预作品归入何种文体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恰是藉此穿透隐藏在这一特殊文体形式后的信号。特写更多地强调新闻性与社会性，着眼于刻画现实场景与社会事件，“干预生活”意向每每令作品迂回偏侧于特写/小说、时事/故事、新闻性/文学性之间的文体模糊性地带。
试读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自从今年一月建庄以来，五百五十五户困难户几乎没有一天不伸手向农庄主席要粮食，更不用提一百二十三户‘五保’户了。至于牲口饲料，也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短短一个春季，在一千六百四十五头牲口中，由于缺少饲料，喂得不好，有三十七头倒下去了。”(16)如此具体的现实问题、浩繁的数据统计！如果说，该作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曾被专置于“特写”栏目；那么，当我们从一向被史家视作小说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发见了多为既有研究失察的报告文学的叙述症候时，便耐人寻味了。小说对许多无关紧要、大可一笔带过的数据、细节都有一种仔细统计、认真勘探的自觉——“组织部的干部算上林震一共二十四个人，其中三个人临时调到肃反办公室去了，一个人半日工作准备考大学，一个人请产假。能按时工作的只剩下十九个人。四个人作干部工作，十五个人按工厂、机关、学校分工管理党建工作。”(17)——不由令人揣测作者或许已心有旁骛地思虑着现实中这么一个组织部的人员配置与布局是否合理？
而“麻袋厂”作为“组织部”这一主体空间之外的次要场域，本应只有叙事结构意义上的作用，即如作者所言，为着“在这一麻袋厂事件中，责备刘世吾的‘哲学’，支持林震的‘基本精神’”(18)；然而，在实际叙述中，却衍生出了别样的意义。林震犹如报社的记者、军中的“侦察兵”，实地侦察，现场探勘。视野所及，种种无关宏旨的琐杂细节历历在目，甚至不惜在讲究精炼紧凑、主次分明的短篇小说中，植入一大段“麻袋厂发展工作简况”。一系列数字与事例尽管有揶揄官僚主义式总结套路的叙述功能，却大可不必如此翔实具体、繁冗芜杂。此中恰可见出作者着意“特写”，不止是关注思想主题、人物性格、情节发展，还试图探究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作者颇有几分以虚击实的勇气，通过对虚虚实实、相辅相成的“组织部”与“麻袋厂”的典型抽样，步步深入，挟带完成一个现实社会体制的缩影。
倘若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小说比之小说更“纪实”；《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爬在旗杆上的人》等特写则显然比特写更“虚构”。如《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中时有小说家言；又如《爬在旗杆上的人》的首句便称——“这故事发生在一年前。也有人说，这故事还在发生……”——着意假想现实事件为复沓出现的虚构“故事”。或许正是缘于某种类似特写、报告文学介入现实的文体关怀，让作者们不时忘乎虚构/纪实的二元边界，从而形成一种界限消弭、彼此混融的异质文体，产生小说与现实事件亦幻亦真的叙事效果。
洪子诚指出：“从体裁特征上说，刘宾雁当时所写的‘特写’与写真人真事，有真实姓名、地点、时间的特写(报告文学)有所不同。正如奥维奇金在《谈特写》(《文艺报》1955年7、8号)中所说，这一种特写，叫‘深思的特写’，或叫‘研究性的特写’。”(19)然而，奥维奇金《区里的日常生活》缺乏情节的经营、故事的匠心、结局的巧妙，读来着实如其自况的：“特写不必象小说一样有完整的情节，有开端、高潮和结尾。”《本报内部消息》却不时体现着作者谋篇布局的处处匠心：从黄佳英忧患于报社体制僵化切入，串连起马文元被带动的“干预”，再转入黄佳英与张野的内心拉锯，直至最终收煞于支部大会讨论黄佳英的入党问题。围绕其能否入党，种种思想观念的交锋与冲突一并爆发。正可谓小说式结构之起承转合，一应俱全，且不时机趣横生，令读者拍案惊奇。
此外，《区里的日常生活》立足“特写”惯有的作为外在观察者的叙述站位，叙述者除记录人物的公开言行之外，几乎无法触探其内在的思想、情绪及动机；《本报内部消息》却取消特写、报告文学中习用的实体作者“我”的站位，代之以一个小说化了的叙述者或黄佳英的主观视角。采取小说的全知视点，便于不时深入洞察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乃至秋毫毕现；而借助黄佳英第三人称的“内聚焦”视点，则无疑有助于在无情的“政论性的叙述”中融入有情的干预。《本报内部消息》在文体意味上即便较之当下的“非虚构文学”而言，亦属僭越与超前，更遑论彼时的特写。作品中，无论是以马文元横渡江河、中流击水隐喻其人生观的微妙变化；抑或藉张野对黄佳英的感情摇摆之心理描写折射他的政治姿态，皆体现出小说文体习用的形象化的隐喻编码。
刘宾雁始终反感于“否定文学积极影响生活、推动生活前进这个功能，取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企图使作家成为编造故事的工匠或钻到‘象牙之塔’里雕琢二十年后人们才有能力赏识的杰作”(20)。正是这种执着于现在、与现实短兵相接的执念令其觉得小说无为，而择取特写这一更有现实意义更具战斗性的文体；而鉴于特写中的人物、事件无论怎么加工，总受限于现实世界中的原型，唯有小说人物、事件，更易于作者从中灌注生气，最大程度地放大干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又使其多有汲取小说家言。1983年，当作家们重获自由得以“说真话”之际，刘宾雁发表创作谈《不应锈蚀的武器》。内中便有如是几句极富意味的话语：“能否写带有一定虚构成分的报告文学？我一九五六年写的《本报内部消息》便全是虚构的。苏联的许多特写，也是虚构的。美国盛行‘非虚构小说’实即带有虚构成分的报告文学。”(21)对于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以来压抑已久的知识分子而言，“干预生活”无疑是一次思想情感的尽性释放，使其得以藉由一个较高的站位，平视乃至俯视渗透着意识形态权力的社会机制及现实政治。而一并激发的何止是知识分子独立思想的理性禀赋，亦包含了某种奔放不羁的诗性气质(即彼时语境中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刘宾雁是记者，亦是诗人，客观报道的特写、报告文学文体规范每每不能羁绊作者如火炽热的济世激情以及旁逸斜出的幽怀诗绪，制约的修辞遂被越规的修辞取代。
迄今为止，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几乎都被史家含混地纳入特写、报告文学等不甚妥帖的文类归属中(22)，却难以兼容其“全是虚构的”这一显系小说化的异质。偶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报告体小说”，这一命名触及了其文体玄机，可惜未能深入阐释。(23)
如果说刘宾雁可谓诗人型记者，前述二作可命名为“报告体小说”；那么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且编发了《在桥梁工地上》的秦兆阳，在“作家”与“编辑”的错位中，则更心仪于作家型编辑，其在《人民文学》上所撰文艺短论及编辑按语，也属于一种“作家型批评”。
较之其他干预小说作者，秦兆阳兼以编辑/作家这双重身份干预生活。在1956年4月号《人民文学》“编者的话”中他写道：“我们应该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本刊这一期所刊登的‘在桥梁工地上’就是这样的特写。”(24)
有学者提出“超级作者”这一概念，用以指称十七年时期作为“文艺风向标”的期刊编者按，谓其往往糅合了特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下的某种“集体商量”与“深思熟虑”，而并非编者本人独立的感慨、导向(25)。藉此观点审视以上“编者的话”，秦兆阳虽不能不顾及其所代言的意识形态立场，但毕竟以身试法地摈弃了“超级作者”那种经院式的八股腔，貌似时调的外壳中，所谓“我们”一词不无暧昧，因其具有前述知识分子主体的潜在性，因其以《在桥梁工地上》的作者为示范，遂让“侦察”、“探索”、“打击”这些词语连通了拯救、启蒙、批判等秉承“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主题词。
编者按中的“秦兆阳”观点鲜明，小说创作时的“秦兆阳”想来更能见其真性情？然而有意思的是，他创作小说《沉默》特取笔名“何又化”(似含“为何又化名”之自嘲)；文本中的“我”也一并隐忍，面对某区长仗势欺压百姓，始终旁观不语，形同虚设，直到末尾尽管其“心里也很难受”，却依然“不声不响地跨出了门槛”。“我”的“沉默”——亟待仗义执言然又每每欲言又止，渴望“干预”不平之事却又无力为之的黯然形态，恰成彼时置身早春天气而又深惑乍暖还寒的某类知识分子怯于“鸣放”的隐喻。
同为秦兆阳主体人格的分身移形，编者按中激昂勇敢的声音与小说中“我”的耐人寻味的“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临了，小说只得借重县委书记的爱人这一身份放言无忌，干预生活；而隔岸观火的“我”却徒显知识分子敏于思而拙于行的“多余”。一部干预小说竟落得以官场权力话语反制官场权力话语的境地，如是何尝不是一种反讽！
与秦兆阳相类，其他作者在挺身干预的同时亦不同程度地显露出底气不足的症候。小说中亟待干预的生活往往都已是过去时态的，而现在却总是一片光明。如《在桥梁工地上》，不时从叙事时间闪跳到现世时间：“这一年年底，工人们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反对右倾保守、加快建设速度的指示。工人们说，‘毛主席给咱们撑腰了！’”不仅将罗立正的行径归咎于毛主席反对的“右倾保守”思想，称曾工程师的行为获得了有力支持；亦暗示了作者的“干预生活”自有最高领袖的某种认同。纵然是所谓少年狂妄的刘绍棠，在其《西苑草》中，亦不得不让独立不羁的主人公致信中宣部求助，寄望于上级部门的“毕竟圣明”。结尾，总算盼到了中宣部来信，“这真是‘曲终奏雅’，令人如释重负”！(26)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林震亦间或跳出知识分子的情感耽溺，以一种“党工作者”的话语风格发言：“我们应该检查一下区委组织工作中的缺点：第一，我们只抓了建党，对于巩固党没给以应有的注意，使基层的党内斗争处于自流状态。第二，我们明知有问题却拖延着不去解决”，“党章上规定着，我们党员应该向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理性地(抑或“策略地”)将“干预生活”纳入遵从党章、党性的原则这一合法性的轨道上。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一书与“娜斯嘉”形象在干预小说中反复出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特意植入这两个特定的“干预生活”符号，以强化“干预”这一思想意蕴。在此后的检讨中王蒙却提到：“我不想把林震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我觉得娜斯嘉的性格似乎理想化了些，她的胜利也似乎容易了些”，“甚至于，我还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生活斗争是比林震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里读到的更复杂的。”(27)从中自可见出，不失世故的作者未尝不敏感中国国情的复杂万分，亦曾预想到林震“娜斯嘉方式”的干预面对盘根错节的党内矛盾必然受挫。此外，原作中娜斯嘉的形象完整合一，而这一符号一旦植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即从林震、刘世吾、韩常新等人物形象出于不同站位对其的向往、保留或质诘中，折射出几分作者于“娜斯嘉方式”(亦是林震式)干预生活的复杂微妙心理。
林震对《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以及“娜斯嘉”的钟情与前述作协座谈会的推荐一致。正如康濯认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是一部好作品，这在苏联也是公认的。这个作品在苏联不仅得到读者的欢迎，甚至农业部长都会把它揣在口袋里，在会议上随时拿出来作为推动工作的参考。”小说中，“林震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兴高采烈地登上区委会的石阶，对于党工作者(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的)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值得注意的是，括号中叙事者的插叙已藉影像/现实这一虚实分殊暗自消解了“神圣憧憬”的幻美，警示了“全能的党委书记”的渺不可及，从而为林震“干预生活”的政治单纯埋下了隐忧。
虽不无隐忧，作者仍然未及让林震“等到自己‘成熟’了以后再干预一切”，仍然倾心于林震式的干预，因着同为知识分子的作者心灵深处与林震的息息相通——那“对于生活的‘单纯透明’的幻想”，惯于独立思考的禀性，不喜欢“伤感”却又对现实生活怅若有失的精神世界等等。至于后来王蒙在检讨中所谓的主观上小说意在揭示“林震是不值得效法的”一说，则显然是托词。
当“双百”时期已衍为“十七年”知识分子“松绑”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被频加回溯、纪念时，其时犹未能尽然摆脱“思想改造”的框限的这一语境却每每为人忽视不计。尤耐人寻味的是，彼时知识分子所著的哪怕总体基调乐观的时论，字里行间依然暗藏忧虑。如费孝通的名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鼓吹百家争鸣时犹抱琵琶半遮面，以“争鸣”即是“进一步的思想改造”作掩护：“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入工人阶级。”(28)
综上所述，无论是费孝通、秦兆阳一类中老年知识分子，还是王蒙、刘宾雁、刘绍棠等青年才俊都未尝不谙中国国情、政治风险，其言说叙事中不时援引高层指示、时令口号乃至党章党性为保护伞、免斗牌，即是思想有顾虑、心理有压力的明证；然而，他们毕竟是书生，兼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士之风骨，且如是一厢情愿地神往着“百花齐放”的愿景——“现在可以说是早春寒意渐消，暖流徐徐而来。天一暖，花就会开”(29)——却不知肃杀冷峻的“严冬将至”。
①参阅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页。
②如洛人的《重要的是必须干预生活》、李扬《要探索和思考》等评论文章。《文艺报》1956年5月15日。
③程光炜：《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④唐挚：《必须干预生活》，《人民文学》1956年2月号。
⑤秋耘：《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⑥刘宾雁：《关于“写阴暗面”和“干预生活”》，《上海文学》1979年第3期。
⑦李希凡：《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人民文学》1957年11月号。
⑧⑩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11月号。
⑨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人民文学》1956年4月号。
(11)刘绍棠：《田野落霞》，《新港》1957年3月号。文中引文均出自此刊，不一一注出。
(12)何又化：《沉默》，收入《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文中引文均出自此书，不一—注出。
(13)阿章：《寒夜的别离》，收入《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269页。
(14)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
(15)马烽：《不要绕开矛盾走小路》，载《文艺报》1956年第3期。
(16)白危：《被围困的农庄主席》，原载《人民文学》1957年4月号。收入《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305页。
(17)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收入《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66页。文中引文均出自此书，不一一注出。
(18)(27)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第7版。
(19)洪子诚、李平编著：《〈中国文学〉四》(当代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4、75页。
(20)(21)刘宾雁：《不应锈蚀的武器》，收入张德明编《中外作家论报告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234页。
(22)两部作品最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都被置于“特写”一栏。
(23)关于这一命名，史家仅在注释中寥寥涉及几句：“刘宾雁的两篇作品，历来称为‘报告文学’。但1980年代后有人提出质疑，因为这两篇作品都有明显的虚构，因此可称之为‘报告体小说’。这里暂从此说。”黄修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24)秦兆阳“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56年4月号。
(25)程光炜：《从〈文艺报〉一个栏目看五十年代文学的问题》，收入《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174页。
(26)参见鲁迅《病后杂谈》：“这真是‘曲终奏雅’，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28)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第7版。
(29)陶大镛：《早春寒意消，园丁快育苗》，《人民日报》1957年4月27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