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笔谈二十一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二十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未来的“女性小说学”
刘思谦
“女性小说”这种提法如今已经约定俗成地得到了认可。可是认真想来，这究竟只是按照作者性别而作出的小说分类，还是一种独立的小说文体？究竟什么是“女性小说”？这个问题就像“究竟女人是什么”一样难以回答。最近集中阅读了几部被称之为“女性小说”的长篇小说，感到还是有一些文体学方面的东西值得探讨，并且预感到将来很可能会有一部《女性小说学》诞生。
小说在欧洲曾经被称为“适合女人的文体”，那是在产业革命时期小说这种近代文体方兴未艾之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小说的日常生活性比较贴近女人的生活经验。当时的英国小说所拥有的一大批女读者和女作者，是小说畅销书的重要市场，这当然与生产力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大批中产阶级妇女有钱有闲去阅读小说、进而试着去写小说有关。伍尔芙曾经分析过，由于女人的大部分时间在家庭起居室和厨房度过，天长日久，养成了在日常生活中观察、揣摩各种人的性格、心理的习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小说的艺术虚构性便于满足女人既能在小说中发现自己、又能巧妙地隐藏自己的心理需要。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人，在关乎个人的性别身份和生活隐私方面都相当谨慎和矜持，她们一开始全用化名。我国的冰心、庐隐、凌叔华、梅娘等也是这样。冰心这个笔名，便是她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发表时启用的。当时她的表兄刘放园在《晨报》做编辑，私自在“冰心”两个字后面加了“女士”二字，冰心看到后很不高兴。庐隐这个笔名，她自己说就是要隐藏起来的意思。隐藏自己，也就如福楼拜所说的小说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里如同上帝，随处可见，又无处可寻。小说的艺术虚构性把作者、叙述人、女主人公这三者拉开了距离，女性日常生活经验通过艺术虚构和小说叙事达到审美性升华，使女读者或女作者在阅读与写作中享受到审美性的自我认同感。可是90年代以来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一些女性小说由隐藏自己变为有意无意地暴露自己，有意无意地暗示读者把女主人公与自己等同起来，自我解构了小说的虚拟性。特别标明的所谓“一部半自传体小说”字样，便是对读者接受心理的一种诱导。如果把这几个字看作是作者的一种可以理解的自我包装、自我推销，那这种商业行为的得和失完全是一种不等值的交换，因为她所付出的是无价的保护个人隐私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在今年的金华小说年会上，我发现对这类女性小说，女读者和男读者的接受心理是不一样的，女读者无论年龄大小均感到心情沉重而不愿意言说，男读者的态度则有所不同。这说明小说学和接受美学中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还是有性别因素在起作用，可以从创作心理与接受心理的互动方面作出合理的解释。
如何在个人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穿透平庸琐碎的生活表象，升腾起艺术想象的翅膀，一直是一个难题。一般来说，女性小说大都存在过多的个人经历痕迹，在人物关系设置、日常生活细节方面自我重复和雷同，缺乏艺术概括的厚重感。从文体学方面来说，是小说文体意识不成熟的表现。
现代都市是女性小说的生长空间和生态环境，也是她们无处可退和无可逃离的生存土壤。可都市是一个欲望的海洋，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第一部以女人作为欲望主体的女性小说，可莎菲在自我欲望的苏醒和男性欲望的包围中进退两难，最终以孤独为代价守护了自我精神的独立和尊严，拒绝了被物化和沦为有性标记的商品、广告的诱惑。面对都市金钱、权力和性的多重诱惑，在欲望这一双刃剑的夹击中守护灵与肉的统一，就要敢于拒绝和敢于选择，真正明白自己究竟要什么。在这方面，林白、陈染的个人化写作作出了她们可贵和严肃的探索，书写了女性天然合理的欲望在压抑中的苏醒，又力求有理性和诗意的守护，然而逃离意识已经把她们的小说逼到了一个十分狭窄的艺术空间里。这是因为女性欲望和身体的觉醒永远也逃不脱男性这一对象化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铁凝的《大浴女》把女性成长小说推向了一个广阔得多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艺术空间，在母女、父女、姐妹及男女等多重关系中展开女性身体欲望和精神的成长历程。铁凝也写女人性的觉醒，但这是一种生命力的激情，是有爱之性，是男人和女人由动物性的自然关系上升到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庄严的成人洗礼。“大浴女”是灵魂的洗涤和精神的自审自重，是免于沉沦的自我灵魂的拯救。这一切的起点发生在一个觉醒的生命对一个幼小无辜的生命的原罪意识，发生在珍爱生命这一人文主义价值观。结尾写女主人公尹小跳“拉着自己的手往心灵深处走”，自己发现了自己心房里的“第一株嫩芽”，并由此成就了一座“心中的花园”。
不过，结尾处尹小跳把陈在“还给了”万美辰，我以为是一个败笔。问题倒不在于这把女主人公给圣洁化了，而是在有意无意间又跌入了先验的和无谓的“牺牲”、“奉献”模式中。可以追问：难道陈在是一件东西可以“完璧归赵”吗？“还过”之后，最大的可能是三个人都没有了爱，没有了幸福的可能。女性小说这一男女两性关系模式的吊诡，也是一个无形的陷阱，值得未来的“女性小说学”认真研究。
读解女性文学
白烨
女性文学悄然升温变热，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个80年代的“星星之火”，到90年代不断蔓延发展，眼下已有“燎原”整个文坛之势。当前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作品，多数为女性创作。这里有属于50年代人的池莉的《来来往往》、王海鸰的《牵手》、铁凝的《大浴女》；有属于60年代人的林白的《玻璃虫》、皮皮的《比如女人》；更有属于70年代人的魏薇、周洁茹等人的作品。这样的一个事实已无可置疑，但这样的事实所提出的问题却费人猜详：是否女性作家最适于市场经济下的文学写作，抑或是她们的作品最能打动市场经济社会的各色读者？
无论从作者的构成看，还是从创作的追求看，女性写作显然是不同个体的文学集合，本身就是丰繁而多元的。对于这样一个多种多样又变动不居的创作群体，笼统地谈论其问题所在，实难切中腠理。但作为同属女性、共事创作的一群，人们仍可发现贯穿于她们创作之中的一些共同性的东西。比如，女性作家大都摈弃宏大叙事，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的个人角度看取社会，长于以小见大或以小见小，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传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这或可用一个公式来表述，那就是“社会生活化——生活个人化——个人感觉化”。如果约略作一些分析，从中也不难窥见女性文学长足发展的个中秘密。
文学作为社会与人生的随行物，其创作与欣赏都必然与时代变动和社会演进相联系。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90年代以来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个人化”写作，决非来自文学创作者单方面的原因，那是社会生活开始重视个体的人和个体的人进而觉醒在文学上的必然折射。女性写作在根本上是顺着这样一种社会潮流应运而生的，她们是文学“个人化”写作的始作俑者和推波助澜者。还在80年代后期，以池莉、方方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初显文坛，人们当时还多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下认识她们，并未看到她们的创作拒绝宏大叙事、凸显个人生活的真正意义。池莉的创作发展到《来来往往》，这一点应当看得更为清楚了。铁凝的新作《大浴女》，基本上是一位女性从一己的经历看社会，自传性的内容与个人化的叙事已表露得相当充分。到了林白的《玻璃虫》，社会生活的背景进一步隐退，个人的遭际、个人的情感已理直气壮地占据了作品的中心。生于70年代的卫慧、棉棉等人，基本上是一群天然自在的“个人化”写作者，在她们的作品里，除了“我”还是“我”，“我”的一切即作品的一切，除此之外的东西很难进入作者的视野，因为“你的生活与我无关”。与这种描写对象的“个人化”位移相关联，女性作家又以善讲故事，敏于感觉，长于煽情的文学技艺，使她们的作品动人殊切又感人至深，从而把“个人化”叙事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推向了极致，使“个人化”文学创作由个体的自出机杼而达到整体的花样翻新，而这又恰巧适应了市场经济下越来越多的读者渴望心灵慰藉的审美需要。
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女性文学似乎缺少一些东西，如对历史风云的关注，对社会纠葛的把握，但这种缺失又不无其合理性，正如同那些反映“风云气”的作品缺乏“儿女情”内容一样。因此，对于女性文学整体的走势等问题；不应急于下结论，更多的工作应放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读上，在读解中了解，在了解中理解。
女性写作的危机
朱水涌
在无意识中寻找女性，从“自己的房间”开始心灵上的自由，这是我看到的中国当下女性写作最典型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女性的叙事文本中，便是用门、墙、浴缸、窗帘等空间性意象，来制造小说世界和映现人物的内心境象，让女主人公在一个便于自我裸露的与外界隔离的环境里，通过向“自己的房间”诉说，向自己诉说，向自己的同伴（往往是同性恋者）诉说，独语式地展示了自我的孤独幽闭、个人的身体以及与个人相关的欲望、梦幻、记忆和潜意识，以一个自闭、疲惫的性别形象，来释放人性中被禁忌的记忆，追求构成一种反抗的“她者”形象，用“我手写我心”和“我手写我身”，来呈现出女性主义者看来是被男性霸权所遮蔽和挤兑了的私人生活和私人领域。然而这种被女性主义批评家称为“女性真正解放”的“私语化”、“身体化”写作，是否便是文学创作的初衷或旨归？
作为一种写作立场，女性写作（准确说是女性主义写作）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假设过去的历史是男性霸权话语下的历史。于是，女性写作要以一种相反于过去的性别视角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探究世上最悠久的区别——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通过破坏男性具有权威和独调的叙事，寻得女性乃至人类的自由和认知女性生活的本质，瓦解以男性为准绳的价值观念。然而，就在当下的中国女性文本中，我分明感觉到女性写作的种种危机：其一是将“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肉体靠在一起就回到了家”当做女性寻找到的心灵栖息地。这种以肉体为精神栖息地的选择，恰恰抽空了文学独特的灵魂挣扎与拷问；其二是用“自己的房间”隔开了时代的生存问题和生命的价值意义，当女性写作用“私语”的方式咀嚼着性别的悲欢与疼痛时，文学是否还直面了人类自己所背叛了的梦想和人类所忘却了的罪恶？其三是那些暴露隐私的典型叙事，它实际已经走向了女性写作立场的反面，不仅未能抵达反抗男权文化的创作初衷，反而不自觉地让“身体化”、“私语化”的叙事成了男性实现窥视欲望的空间；还有那袒露出来却被消费了的女性潜意识、那被作为商家卖点的掀起了盖头的女性隐秘，这一切都或隐或显地呈现了当下女性写作的危机。
事实上女性写作立场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说激进的性别政治、以二元对立的先在价值将男性作为“敌人”的叙事是否是女性写作的准确定位，单就那将世界划分为男女两极的文化立场，就足够使女性写作陷入无力自拔的境地，因为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中，中国女性叙事的“敌人”首先不是“男性”，而是“东方主义”、“殖民化”，还有那后现代语境下女性被物化的危险。
女性文学：人性表现的陷阱
毕光明
女性写作似乎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其成绩斐然。可由于批评的投入不够，女性文学在思想与艺术上的进展或突破的意义，还远未得到充分揭示。要是我们注意到私人化写作在90年代几乎成了女性写作的专利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把知识女性的顽强的自我表达看成是两性关系得到重大调整的新文化时代悄然降临的表征。经译介进入新时期文坛的女权主义理论，即使在女性世界里也没有得到一致的回应。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代社会的解放早就给“女权”赋予了另外的含义，并已使之成为社会化的一种共识，男权中心的阴影已构不成对女性命运的笼罩。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内，如果说还存在人的权利不完整的话，那么这种不完整已经不是性别间的差异，所以经过“第二次解放”之后，新的生存理想的内容比女性进一步挣脱男权文化的禁锢要重要得多。但女性的生命诉求反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解体之后，国人男男女女取得的一个重大权益，是对自身的身体支配有了较大的自由。但纵欲的社会暗流也不可遏止地产生了。80年代以来，性在文学中不加掩饰地出场并与新经济生活中的人生行为相呼应，成为世纪末的文化风景。不容忽视的是，在作为新时期文学变革的一个重要表现的性讲述中，女性成了极为活跃的主体：女性不再只是被讲述，而且成为讲述者。女性的私人化写作几乎成了性讲述的代名词。这一性讲述发展到90年代后期，终于挺进为年轻女性的“身体写作”，这种写作似乎使女权主义的谈论显得过时，也超出了我们这个性观念足够开放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承受限度，于是出现了新千年的第一本禁书。这一文化演进中所包含的信息太丰富了，值得我们花时间花力气去发掘。
身体消费作为消费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并不是我们所要指出的世纪末新文化的重要含义。女性文学在90年代以来的新形态及特质，给文学与社会、历史、世界、人的关系提供了更有启发意义的说明。漫长的人类生活史上，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男权中心的时期，并且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幸免？关于它的原因我们很容易追溯到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形式这些外在于人性的社会历史因素上去。而新近的中国女性文学却给我们开拓出了新的视点。
就中国而言，近两千年的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其核心是性的专制。假如是这样，性的解放就是女性解放的标志。新社会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实行一夫一妻制，寻找到的好像就是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女性，至少是那些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都处在较优越地位的女性，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性自主的权力——或在观念上，或在身体上。在女性文学中，我们欣喜（有时是瞠目结舌）地看到：向来都是由男性赋予其意义的“性”，有了来自另一性——女性的阐释。“性”不再是单向性的，而成了双向性的，它从平面变成了立体，从静态变成了动态。当从来噤声的女性终于也张口说“性”时，男权中心的危机就来临了，它的彻底崩溃似乎已为期不远。毫无顾忌地讲述女性的欲望，毫无遮饰地描写女性欲望的实现形式，成了90年代小说的最引人注目的景观。这样的创作，带有充分的女性特点，以自我为中心，关注自身，自恋自虐，自说自话。所谓“私人化写作”，正与这一特点相联系，体现着女性文学的创作动机：让女性的生命体验得到自我表达。
小说的文体特性因此而受到挑战，虚构性不再成为一种写作规范，类似于自传的女性欲望历程的书写，模糊了纪实文学与小说的界限。在这样的创作中，它的虚虚实实的人物故事、生活细节与感觉情绪，让我们确信这些若不是作者的亲身体验就无法达到如此独特而真实的程度，感到文学不再是这些女性作者的白日梦。但是，这些由作者的文学素养与才华所支持的精湛的艺术表现，又叫人无法否认这类写作的纯文学特质。当我们着眼于前者，即它是女性的创作，而来考察其文化意义的时候，发现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写作很快地走到了极端。如果说林白的创作借助于叙事权力的建立，隐约表达了对女性性魅力的自我肯定，而男性成了这种魅力的镜子的话，那么，卫慧就把女性欲望实现的渴求抒发到了非理性的疯狂状态。叙事中的超现实主义的迷恋，透露了女性欲望中比因男性受压抑更深因而能量也更大的原始本能。在两性关系中，情爱连一块遮羞布的作用也起不到，欲望像决堤的洪水使不幸的涉情者陷入灭顶之灾。为了体验肉身欢乐的极限，赢得一己生命欲望实现的最大值，不惜狂乱地践踏人类两性情爱关系中的纽带——义。在女性欲望的火光里，男性忽又变成了弱者。不管作者在有史以来的女性文学中第一次淋漓尽致地写女性欲望贪婪的可怕情景时是否有所反省，作品招致的道德批评都不可避免，而如若超越简单化的道德质问，我们完全可以追寻到男权中心的文化规则里所包含的人性起因，具体说，是对女性生命特性的恐惧。假如是这样的话，女性文学向人性纵深地带的拓进，掘出的也许是一口陷阱。
走出“房间”的女性文学
杨剑龙
8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介绍，由于西方女性文学的引进，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逐渐形成文坛的热点，不少女作家开始用其独特的女性意识、女性视角、女性话语进行创作。林白、陈染、伊蕾、翟永明等都为颇具女性意识的作家，在她们的创作中展现出对于女性自我主体的寻觅与确认，对于女性逃离男权控制拥有自己空间的渴盼。这使她们的创作中常常出现女性主人公自我欣赏自我审视的幽闭房间，她们往往在这属于自己的房间里凝视与感受自己的美丽胴体，她们常常在这远离男性的空间中寻找守护自身的精神家园。林白的《说吧，房间》、陈染的《私人生活》、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翟永明的《黑房间》等，都呈现出以幽闭房间抵制男权侵犯与控制的构想，从而突出对于女性意识的坚守与执著。
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的写作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一些年轻的女作家们不再将幽闭的房间作为女主人公对抗男权社会的阵地，而是让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走出房间，走向社会，在公众场所里展示女性的独特魅力，在社会生活中突出女性的主体意识。走出“房间”的女性文学虽然克服了以往自恋自赏的倾向，但是却呈现出值得思索的另一面。
走出“房间”的女性文学，呈现出去理存欲的倾向。充满了房间意象的作品大都将女性性意识的觉醒作为创作的主要内涵，或描写女主人公性意识的生成与萌动，或展示女主人公对青春胴体的自赏。这些作品虽然带着自恋甚至自虐的倾向，但却仍然具有鲜明的理性色彩。对于男性社会的远离和躲避，对于受伤心灵的安抚与自慰，构成了其具有理性意味的内核。走出“房间”的女性文学大都将女主人公对于欲望的追求与满足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忽视任何伦理的、道德的规范与约束，并且她们常常将情爱的追求和性欲的满足分割开来。在一些女作家的作品中对于欲望的恣意描写与渲染，对于性生活的细腻描绘与展示，将女性的欲望追求性欲满足放在绝对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忽视任何理性对于欲望的抑制与规范。
走出“房间”的女性文学，呈现出对于女性意识的消解倾向。虽然，作家们在作品中也常常强调女性意识，但是在作品所设置的情节中，女性意识却往往被消歇。作家们常常构想女主人公优裕的生活环境，可以让她出入于高档的酒吧、咖啡馆、宾馆、商厦，可以乘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而在不少作品中女主人公优裕的生活条件，都依凭其男友，小说中的这种构思是对于女性意识的解构，也使作品常常有着过于虚幻的意味。
走出“房间”的女性文学，呈现出颓废落寞的姿态。充满了房间意象的作品虽然也细致地描写女主人公的孤独，甚至是变态，但是却并未颓废。走出“房间”的女性文学却在对人物生活的描写中，呈现出颓废倾向。女主人公常常是极度物欲化的人物，对于生活的失望与绝望常常弥漫在主人公的内心，缺少生活的亮色，充满了颓废落寞的世纪末意味。
近年来女性文学写作的如上变化，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与思考。
女性主义：我们需要的神话
陈晓明
最近十年来，再也没有什么理论或思潮像女性主义这样在中国名不符实。然而，谁能设想，如果没有这件“皇帝的新衣”，我们的写作和理论、我们的大学课程和市场化运作还有多少冲动和想象？
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刊物和出版社、传媒和大学研究生论文的首选题目。这些版面和论述，都令人耳目一新，想入非非。我们已经不再思考：中国有女性主义吗？中国有什么样的女性主义？前者的追问会使追问者和被追问者都陷入本质主义的泥潭，而后者只能是错上加错。因为女性主义已经失去了前提和参照，它只能在“中国”这个巨大的遮蔽物底下来谈论——所有的理论，在这个遮蔽物底下，必须要进行“修正主义”式的发挥。
女权主义在西方是一项广泛的社会化运动，它的准确含义应该是女性主义。我们已经很难去追寻西方女权主义的历史，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也乐于把最早的妇女解放运动划到女权主义的名下。但女权主义批评则是60年代激进主义运动的产物，它是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的副产品。女权主义批评的出现，随着其声势日渐浩大，20世纪早期的那些妇女写作都被“重新发现”，它们被称之为女性主义写作。很显然，这在西方的女权主义文化中，也是一次理论化的改写：女权主义理论对早期妇女写作的研究，无形中使它们具有了女性主义特征——它们成为女性主义文化史的宝贵遗产，这就使女权主义文化史变得源远流长。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写作的研究者对此种做法表示怀疑，例如，罗瑟琳·科渥德写了《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该文曾收入伊莱恩·肖瓦尔特编的《新女性主义批评》（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85）一书。 把所有妇女写作都看成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一部分，即使在西方也是值得推敲的。
在英文中，feminist是指女性的写作还是女权主义写作，有时还颇难界定。但在中国的翻译中，显然都一概具有了女性主义的内容。但女性主义如何与女权主义区分？这又是汉语玩的一个小诡计，以为把女权主义换成女性主义就降低了水准，似乎女权主义的政治诉求和社会性质可以悄悄抹去。在汉语中也许可以重新界定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区分（但这项工作迄今为止尚未有人认真做过），但即使如此，女性写作的尖锐性和挑战性也应有最低限度的保证，否则就连女性主义这种说法也不必使用。以此标准来看中国的“女性写作”，依然是差强人意的。
作为一则短文，我很难在这里一一评析那些被称之为女性主义小说的作品有多少女性主义意味。人们可以列举，从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王安忆的“三恋”、残雪的作品开始，随后就出现了更为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家，她们是陈染、林白、海男，还有徐小斌、迟子建，虹影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女性主义作家。最近几年，一群70年代出生的作家风行一时，其主体大部分都是女性，她们也在不同的程度上以女性主义的词汇加以武装。客观地说，放置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来看，这些女性写作大多数都是相当不错的。它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了女性的故事，表达了女性的特殊感受和语言风格。但这些女性写作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反抗男性phallus。 在关于女性与男性关系的写作方面，要么简单化地把男性处理成一些恶棍和性欲狂，要么一味地逃避到女性内心世界；更多的女性写作依然是按照男性的欲望化目光来塑造女性形象。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女性写作无法把女性的命运和历史性的社会批判结合起来，女性的诉求过于个人化和内心化。
就在关于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批评热闹非凡之际，女性写作中所呈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却明显弱化。最近出版的林白新著《玻璃虫》，虽然还可见到对女性身份和身体的辨析，但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化幻想已经占据主导地位。陈染新著《不可言说》和《声声断断》，前者作为访谈录，依然被社会化地塑造为女性主义，乃至于一些激进的同性恋主题；但后者则是个人化的思考，更多的是一些形而上的思维，奇怪地表现出陈染探究事物本质的愿望。特别是其中出现了一个少有的男性角色R ——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一人物所折射的那种温馨浪漫，已经与女性主义大相径庭。
很显然，更年轻一些的女性写作更加倾向于把商业时尚与女性的欲望相混合，制造这个时代的意淫景观。但是，我们的理论和批评已经没有退路，除了把它们（她们）进一步塑造成为一种挑战性的文化现象之外，别无选择。当代文学和文化已经没有多少资源可供利用，写作者和传媒、市场正在创建一个全新的文化时代，而评论者却在喝彩。没有什么情景比评论者在这个时代更具有悲剧色彩。但评论者至少有必要意识到，女性主义在中国就如同时装表演中的女性身体上的比基尼，它的内容不多也不少——它是遮蔽，也是呈现。但我们不能把比基尼夸大为旗帜。
面对心灵和面对市场
陈骏涛
写作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女性写作更是如此。古往今来有多少哲人、思想家和文学家都以他们各自的语言发出类似的声音：言为心声！即使是面对现实（外界现实）的写作，也不能不经过写作者心灵的过滤。与写作者心灵无涉的作品，如果不是“矫情”和“伪饰”之作，至多也不过是毫无灵性和诗性的文字堆砌罢了！
市场化和世俗化的时潮，给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却使精英文学和严肃文学面临着新的困境，女性写作亦然。面对着汹涌如潮的“隐私文学”、“性事文学”、“女性独白”、“言情小说”和“准言情小说”的此伏彼起、此消彼长，真正严肃的女性写作者的确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如果你坚持为心灵而写作吧，你的作品可能不会走俏于市场，甚至将面对着长久的寂寞，当然就不可能有丰厚的经济收益了；如果你摈弃心灵的写作，完全去面对市场，那么你的作品有可能获得短暂的市场效应（甚至是轰动效应），并获得较丰厚的经济收益，但那至多只能满足大众读者短暂的消闲欲望，迎合男性读者“窥私癖”罢了！何去何从，的确是当下女性写作者面临着的严肃课题。
新近我读到两位年轻女作家关于女性写作问题的言论，颇有感慨！这两位女作家都出生于60年代，都是近年比较有成就的女性写作者。一位是陈染，她无疑是90年代以来所谓女性“私人写作”的代表。陈染的写作自有其局限，这是无需讳言的——谁的写作又能没有局限呢？但她是真正坚持为心灵而写作的作家，因而有人将她的写作称为“灵魂写作”。陈染在她新近完成的《声声断断》和《不可言说》两本文体颇为独特的书中，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我把我们貌似平淡安然的日子注入了无限的诗性、哲思和感悟，我身边的朋友看了，写信对我说：你用敏锐深挚的触觉和探幽索微的目光，直抵生活及人性的内核，令人猝不及防、怦然心动又感怀深思。”究竟实际情况如何，自然还要经过读者阅读的检验。不过陈染坚持她的“私人写作”的路子，但不原地踏步，又不事张扬，而是用诗性的言说和智性的哲思，给自己的作品注入了不同于凡俗的高贵品味，从而区别于那些浅薄的“隐私文学”的女性写作，却是确定无疑的。
另一位是虹影。这位旅英女性作家两三年前写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这部小说把一个十八岁少女的“双重饥饿”（“食饥饿”和“性饥饿”）放置在大饥饿年代的特定背景下，把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融为一体，通过这位少女对她十八岁以前的生活和情感经历的回忆，贯串着一种超越时空的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这与陈染的“私人写作”路子尽管有所不同，但仍同属于一种“灵魂写作”。虹影对当下一些青年女作家越来越注重销量，越来越看重市场，甚至不惜以低级趣味的东西去迎合市场的倾向表示忧虑，并大声疾呼：“中国的女作家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虹影的批评显然有些言重，过于苛刻，但也的确道出了如她所说的当下一些青年女作家写作中的一种严重的“精神贫血症”！
我一直坚持一种也许是十分守旧的看法：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一定要有一种比较深沉的思想和深邃的人性内容来支撑，要有一种或历史、或人生、或哲理的深度。对于女性写作者来说，不管你是面对心灵的，还是面对现实的，是面对私人生活的，还是面对公共生活的，是面对“小我”的，还是面对“大我”的……或者是上述二者之胶合，都必须追求一种深邃的精神境界，多少给人留下一点值得回味的东西，而不仅只是作为各种各样浅层人性欲望（性、金钱……）的宣泄物，或者单纯地去投合市场和读者的胃口。否则，女性写作的路子只会越来越窄，一些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消解男权中心”的理论不仅不能得以实现，反而可能走向它的反面。但愿这只是我的一种“杞人忧天”！
在终结处追问
张清华
尽管“女性主义”作为理论话题依然热闹，但女性主义的写作却呈现了某种不容讳言的衰退。这种衰退有两种表现，一是比较“概念性”的女性写作的沉落。所谓“概念性的女性写作”，是指具有某种明显的理论自觉和女性话语的集中的“规模性生产”的写作——如陈染、林白式的写作，她们的时代似乎已经成为了历史。当然，这与其说是她们自身的衰退，还不如说是批评界和女性主义理念的推行者的兴趣他移。始乱终弃，当代的批评界几乎永远是这样一个热情不能持久的薄情寡义者。眼下他们又把热忱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另一拨据说名誉不那么好的新人。这也就是接下来的第二个表现：标示一种“新新人类”概念的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们，已经把女性写作由“潜意识场景”变成了现实的身体力行——她们不再设定男性中心主义的强权靶心和流连于女性苦难的深仇大恨。男性不再是独立的一极，相反而成为她们生活中可以互为游戏愉悦的对象与伙伴。我不知道这是女性主义精神运动的现实结果呢还是深渊。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说今天女性写作者的性质和作用。“新新人类”女作家的写作是否还可以看作是女性写作的自然延展？她们是继承者还是背叛者？很显然，由于写作姿态与价值立场的改变，女性话语的创建与生产在她们那里已经中断。无论是历史维度、道德维度还是性别界限，在她们的叙事中已经完全消失。她们的“新人类”的概念的最大特征就在于这一点：由于取消上述价值带来了另一种漂浮、放任与“不能承受之轻”的焦虑感，由原来的女性写作表现内心生活的压抑和反抗所产生的精神超载，变成了一种由放纵的身体和过剩的物质所引导的叙事的自动滑移与“行为写作”。我不知道这尖叫着的一群正在她们的文本中所演示的是最后的自救呢，还是彻底的自轻自贱；是女性写作的终点呢还是起点。
我始终相信女性问题既是永恒的问题，又是虚构出来的问题：大地在天空之下，但谁是统治者，是天空还是大地？因为我认为作为虚妄的批评话题该结束了，因为一切的饶舌最终还是逃不出“男人／女人”、“天空／大地”这样一种二元并存的游戏格局，用这样一种游戏去审视女性和世界，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智者，第二天就会陷于偏执，第三天就会变得无聊和滑稽。因为对那些常态的女性写作（铁凝可以看作是一个代表）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用女性主义的批评视角去对她们进行无谓的解释。因为女性生活着，同时需要男人能够提供的一切。她全部的苦难和希望、痛苦和快乐都是从来如此、自然而然，这正像十五年前的翟永明所说：“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
她们有什么问题？
林丹娅
记得多年前，我也曾异想天开地写起小说来。我当然天生不会写小说，所以客观地说我能写小说自然是自小拜读其他小说而潜移默化的结果。那时，写小说的人在社会上似乎很受人敬仰，感觉连带着我也小小沾了那么一点点光。但是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一个我素昧平生但显然不是文盲的社会人，在听说我也发表了那么几篇小说后，是那么不以为然地看着我——他的长相至今于我仍是模糊的，但他说话的那种神态与口气却至今清晰异常——他说：小说写得好的还是男的，你看，名作家哪个不是男的？接着他又说，就是写女人，也是男的写得好，你看，哪一个名女人不是男的写的？他甚至有点放肆般幸灾乐祸：你们女的写自己都超不过男的，还想写什么？那时我的脑子里闪电般出现一些古今中外的名男作家与名女主人公，立刻便气馁。我有点怏怏然、愤愤然。但我必须承认这是事实，而且就几乎是真理了——只是把这个事实说出来的恰巧是位男性而已。我敢肯定，处在这样的历史事实情景之下，换一个女性，她也只能这样说。这种事实感是如此压迫着并浸淫着无言的我，使我很可能在自以为有了一把年龄和资历后，也会对着胆敢写小说的女后生“揭示”这个事实，让她们也彻底气馁。因为屈从事实惯常是理性使然。社会话语不是常明示暗喻女人要摆脱劣等一族，首先就是要加强理性么？这段体验使我在读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女性主义作家凯勒（Evelyn.Fox.keller）的经历时，面对种种形式的差异性， 连愣都不打一下就直接进入感同身受。当凯勒走进哈佛大学的校门，出入于理论物理教室时，我能听到包括历史声音的现状在无时无刻地对她说着什么并如何地影响着她的心灵：你能看到哈佛有一个女生成功地成为理论物理学家的历史与现状吗？
也许要感谢这些女性身上缺少的那份总被男性化社会话语所提醒的“理性”。她们竟然不屈从于事实的告诫。于是，新的事实便如此诞生：凯勒如愿以偿做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成为自己想要做的人。中国女作家到今天也把小说写得风生水起，有模有样，写得社会再不能对其不屑与忽略，写得我们打小就习以为常的这个观那个观在性别差异的范畴内不知不觉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那些近二十年来一直处在写作中、或不断进入写作中并让自己的文本一直在发生变化的女性本身一样。当然，关于女性写作行为与她们的写作文本，男权中心历史化与社会化的“女性问题”言说，永不可能就此终结，甚至只会更趋复杂化——从被忽略的空白，到不屑的冷漠，到眼下热闹得呈扑朔迷离状。这是因为对于进入公共空间试图进行任何交流的女性文本来说，在雅各布森所述交流六要素的任何一项环节上，她们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同化为操作机制的一部分。误读、曲解、遮蔽、利用、篡改乃至代言……以天经地义的名义，以理所当然的强势，使我们的男男女女心旌摇荡，信以为真，找得到北。但话说回来，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正是在这种现状中，澄明与破解、修正与改变才可能相倚而生。具体到女性的小说写作来说，只要她们还在写，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关于写作的某些新事实就不断诞生在成为过去的事实中，譬如，人们——有男有女——对凯勒成为科学家与作家，对中国女性会写小说、写好小说满怀欣赏这个新事实。
女性文学的自在形态
施战军
我向来不赞成总是将女性文学放到别的什么东西的对立面上去看，那样就把女性文学当做了遭到压迫、饱受委屈的弱势对象。这种将如今的女性与旧式的妇女等量齐观的心理，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即便在自作多情的怜香惜玉之上又加上些许激赏。女性文学在这种另眼相看的定势里，一味强化男女之别的底线，反抗也就成了迎取，颠覆反而演变为展示，如此这般的女性文学就会落入圈套，在笼中做“解放秀”。
我强调女性文学的自在状态。如今，这不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且更是在实践当中的问题，本来是简单的，说起来就常常复杂得多。我担心一提“自在”，就会有人怀疑我在支持女性文学的“自闭”倾向，进而肯定“自恋”甚或“同性恋”。恰恰相反，我希望的正是走出某种一味的自闭自怜，以赢得更大的公共空间。从目前女性文学所透示出的艺术敏锐性和深刻程度上看，这该不是谵妄之想。
先说女性文学的个性与群性。个性的解放与自由，是20世纪初叶的人学强音。它在90年代被重新奏响时，文学情境已经有了巨大变化。但是，当我们把那时丁玲、淦女士、庐隐的小说与近年陈染、林白、海男等人的主要作品放在一起，你会感叹女性文学的空间竟越来越逼仄狭小。批评界的命名也使女性文学的含义趋向缩略——由个性到“个人”。如果说“个人化”还是针对着“新生代”这个不分男女的青年作家集体的写作倾向而言的话，“私人化”则是对女性文学在90年代的特指。批评界所发的标签不是毫无道理的，它积极的一面是将女性文学写作推向了个性的极致。接下来，应该是极顶之上的张望，由私人向人群、进而向世界表达女性自身的看法，“女人”便从此开启了面对“人类”叙述的可能。个人的怨尤情绪与反抗姿态，转化为倾诉与控诉式的表达。在90年代文学中，女性文学在这方面表现为远离群性体验的私语特征，表现为离文学的自在形态有一定距离，因为表演性姿态的介入成分相对多了些。个人的记忆、经验和想象，必须抵达群体的意识与潜意识的深层界面，才能使文学具备强大的艺术穿透力。私语是方式，而不是目的，就像服饰是方式、美是目的一样。个性转换到艺术表达的层面，必须发挥极大的发散功能，即不是群性的代言，又具备群性的观照力。女性文学的目标不仅仅是个别的自语，应该充分敞开辐射，向无所谓性别的人际世界献上艺术的言说。“女性”也许是基点，但“她”所面对的，是人类群性中个性的境遇和存在形态。我反对将女性自身泯灭于“超性别”的倡导，只是期盼着解除女性文学对他性及群性的恐惧、防范，因为悖反式的写作永远只是阶段性、过渡性的写作。
再说一点女性文学的青春精神与母性情怀。我觉得这是女性与文学的内心相通与生命遇合问题。90年代女性文学曾一度缺少“青春精神”，像海男的《蝴蝶是怎样制成标本的》以及一批更年轻的“70年代人”的作品，是对涵纳青春激情的生命精神的修复。直到林白的《玻璃虫》、铁凝的《大浴女》在近期出现，青春精神才以一种自在形态鲜活、自主地呈现出来，女性的身体、欲念、思虑和日常生活都与变动着的时代气韵、不成熟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由生理到心理的多种成长痕迹与青春精神化合——这是充分自在的女性文学生长空间，我们完全可以从此预想到女性文学视域宽广而又活力盎然的前景。
女性文学贪恋自身的“私人化”倾向还严重地存在着，它可以作为多元中的一元继续发展。但另一种事实是，女性文学焕发了“青春”的现时激情、怀旧感伤后，却鲜有表现出最具感染力的“母性情怀”之作。女性文学绝对不只是青春文体，也不只是单身文学或性爱小说，它应该葆有伟大的母性光辉。缺少“母性”的女性文学，与“弑父”泛滥的男性文学，都是非正常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超越“男性中心”的任务的话，最自然也最便捷的做法是：塑造大他们一辈的“我”。而母性情怀又不仅是“母亲”形象所能涵盖的，它有脱掉小气、走向大度的吁求。
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困境
徐坤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的引进算来已经历经了一个不短的时期，它在我国大陆具体批评实践中的普遍运用也曾经是那样轰轰烈烈、喧嚣一时。不仅仅是理论批评，在创作领域中，各种女性主义思潮也几乎是自觉自在地渗透到女性自我创造书写之中。一时间批评和创作互动，形成了90年代中期大陆女性书写的一个短暂的高潮。我国大陆的女性写作几乎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西方用几十年时间才完成的过程。这发展到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却似乎渐渐地令人有黔驴技穷之感。刚开始时的那种思维勃兴的局面再也找不见了，剩下的只是低水平重复。对于批评者来说，理论资源匮乏的问题渐渐凸现到思维层面上来。在将西方舶来的女性主义话语普遍操练、与本土生成的文本榫接的同时，“断裂”和“接合”的问题尤为女性主义研究者所焦虑。这也是将任何一种理论引进本土时都会遇到的问题。为此，寻找和开掘本土理论资源，在与外来理论的对照中形成一套自己的女性主义诗学就变得尤为重要。但是，就目前来说，恐怕没有人能承担起这项浩繁的工作，它需要古典文学理论修养以及扎实的西方文论的功底。除却学识和才力不逮等原因之外，这个信息爆炸时代，日益浮躁的商业氛围使人心气浮躁，很难有谁能清净地坐下来踏踏实实搞学问。“板凳要坐十年冷”在现时代几乎成为一种奢侈。由于理论资源的匮乏，理论基石建筑在哪儿就成为一个疑问，研究水平未获新意也是必然的。
除却资源匮乏这个因素以外，由于商业操作的介入，大众传媒的爆炒，致使女性写作在成为公众流通领域的新兴“宠儿”之时，却也背负着无形的重负。公众流通领域一方面对女性话语兴高采烈地混淆和误用着，同时，又不负责地将某些严重指斥建立在其混淆和误用的基础之上。诸如，原本属于女性主义躯体修辞学范畴的“身体写作”概念，被简单挪用和误读，成了女性“没脑子”、不会用大脑思考写作，甚而成了“黄色”和“淫秽”的同义语。“以血代墨”的女性“身体写作”不再是学术用语，而是变成专用来贬损女性身体和思想的词汇。其实这种现象不是现在才有，而是自古有之，女性对它的反抗也一直都没有停息。尤其是从近代以来，经过几代优秀女性作者的努力，她们以其深邃的思想力度和出色的感性体验向文化强劲冲击之后，人们对于女性写作的认识曾经有过拨正。不幸的是，近期由于商业因素对于女性写作的过分“青睐”以及其他种种文本以外的原因，致使这种贬损又出现了。为此，每一个真正有思想的女性作家、批评家、诗人都应心怀忧戚，面对当前文化的混淆状态充分提高自己的警惕。
精致的女性主义文本难寻也是一个问题。自从新写实主义和先锋派瓦解掉了宏大叙事之后，文学书写当中对于“个体”的关怀成为一个重要的母题。尤其是在新兴的女性书写当中，“集体”甚至遭到厌弃，“个体”上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个体的成长毕竟不能成为文本当中循环往复百说不厌的母题。创作中的自我重复亦如批评中的不断原地踏步一样，不但令他人无趣，同时也令自己缺乏激情。女性写作中普通存在的资源匮乏问题，值得这个性别群体中的成员、同时也包括对女性书写感兴趣的男性批评者去深思。
漫话女性“自我”的探索
盛英
书写个人生活、凸现个人体验的女性小说，常常是女作家关于女性“内在性”的外化和延伸，是一种女性的“自我探索”。
记得乐黛云先生说过，我们“没有属于个人独立的‘内在性’的成熟”。是的，由于传统和文化的原因，中国人对个体的人的认知，总是被某种模式所限定、所遮蔽；对个体的女性的自我探索就更其艰难了。自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来，女作家对女性的自我探索什么时候顺利过？女性在表达个人意愿（包括期盼解构男性中心文化）、个人权利（包括性权利）、个人选择（包括生活方式的选择）的时候，在显露较为个性化的独立人格的时候，不总是要遭遇到各种麻烦或各类非议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的女性小说呈繁复情状，躯体化话语也愈来愈裸露，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和非议。更令人头痛的是，男性文化圈将其当做“热点”、“卖点”进行炒作，致使本来可以分析的文本在“传播”中失真。不少女性小说原先是在进行自我探索，只要引导得当，自由的探索和讨论是能开花结果的，但它却落得个“零落水云间”了。
当今，女作家在小说里描摹女性自我时，有一点必须给予肯定，即她们几乎都在“突围”男权社会。从张洁、铁凝、王安忆到徐小斌、陈染、林白，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是男性中心文化的叛逆者、逃离者；女性自我偏重于自主意识：自我权利意识和自我发展意识。这样的女性自我，既能冲击传统的、封闭的女性文化心理构成，又有助于解构超稳定的男尊女卑的男性中心文化，我们没有理由去贬斥它们；相反，我们在对她们的作品作出求实分析的同时，还应褒扬其对女性权利的伸张，理解其对人类性命题的思考。当然，在一些有关女性自我探索的小说里，主要是在某些个人化、躯体化作品中，也确实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它们在传播中又存有某些不良倾向，这是不能不指出的。
首先，女作家对女性自我的探索，须找回真正的母性之根，谨防过分的“自恋”，以及霸气、戾气、俗气的滋生和发展。对女性自我作深入探索，是为了促进女性的精神成长，以求更好地同男子一起平等地参与社会事业，而过分的自恋，只会阻碍乃至耗损其精神成长，而落后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女性争取个性自由、解放的文化权利，是为了开发自我潜能，促进人性全面发展，从而真正地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而暴戾之气和媚俗之相，则只会削弱和销蚀这一目标的实现。我欣赏瑞典女权理论家爱伦凯关于母性之根的观点。她认为，母性之根在于利他主义，母性有了这个根，才能消融人类所有的冲突，包括利己和利他的冲突、灵和肉的冲突；倘若母性不能得到充分、健康的发展，那么，将是世纪之患。女作家倘若找不回母性之根，即利他主义，对女性自我的探索同样会走很多弯路，甚至走到歧路上去。
其次，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躯体化话语，须服务于女性自我探索之需，谨防“西化”，以及跌入男权主义、商业文化所设置的被物化、被消费的陷阱。个人化、躯体化话语，因它的裸露性、可感性，总会直接作用于读者的感官，产生某种“暗示效应”，因而，女作家要用爱心去处理好灵与肉、情与性的关系，避免产生负面的诱发作用。
由于我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西方迥异，对西方小说躯体化话语的借鉴，要慎而又慎。由于我们社会已进入以商品经济为重点的消费社会，男性中心文化圈更容易把女作家作为“被看”对象，对女性进行物化、商品化；该圈（包括批评界、出版界和各类传播媒体渠道）或将女作家的躯体化话语作为自己“欲望化”的窥探目标，或直接对女作家及其凸现个人性体验的作品加以热炒，以获取他们精神和物质的利润。近几年来，对一些个人化、躯体化小说不负责任的包装、哄抬，呈现了一幅幅消费社会消费女性的景象，令人愤慨。必须指出的是，有些女作家不太自重，自动投入到被窥探、被消费的炒作过程中去。我想，过于欲望化的自我表现，最终会销蚀了自己。女作家对女性的自我探索，只有深入下去才可能日趋成熟，女作家们既要警惕更要自重啊。
女性批评与女性小说
谭湘
毋庸置疑，现在是任何一种话语、任何一种叙事模式都不能包打天下的时代。就像宇宙不能穷尽，真理总在发展，一个个体、一个集团在相对的时间内只能在一种立场的执著中获得一个或者几个但决不是全部视角。尽管中国女性批评（或曰理论）迄今在相当的学术场合（不是“环境”）遭遇不同程度的质疑、诘问和某种优势话语的抵制，经历压力、尴尬和边缘、弱势状态所带来的艰辛，但它近年来对于女性写作愈来愈不能被替代的阐释、发言，证明这一话语权力存在的必要。
与其相伴相生的女性小说在这些年亦是有声有色一派葱茏。女性作家以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百分之十二左右的绝对少数，轻取了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她们创作的一些作品甚至成为出租车司机、超市售货员、胡同退休老人的谈话资料，几近家喻户晓；“业内”或者“业外”人士的“喝彩”或者“喝倒彩”之声一而再地充耳不绝。一部作品可能给女作家挣来百万家资，几本小书可能给书商赚取几十万利润。——女性书写的这种景观，不能全归功于女性群体的性别立场，多个因素中，商业化现代社会的男权中心性别操纵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其首要因素。它以物质和功利之双重诱惑，一方面促使女性文本热销，成为卖点；一方面又使一些女性文本的应有之义在这种粉艳珠光之奢华中被误读被遮蔽；最为“歹毒”的是它有意放大或者篡改了被奥威尔称为“在写作中绝无仅有，在实际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事实”进入女性小说的另类书写实践，直到将其沦为挂满各类性别欲望赘物，被玩赏、被挤兑的商业消费品，成为一种和文本几乎全无关系的后现代行为艺术。这是个别女性书写与商业炒作心照不宣的一次互动合作。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它们是商业行为，而非文学作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极端的范例因其作者的自然性别，和其文本中对女性主义词语的每每提及，使它似乎拥有女性文学的标识或者身份。事实上，这类文本，不仅不能为女性主义的性别政治理论所涵盖，而且是以对性、社会性别、欲望等等女性话语，和对现实所有价值、规范的全面质疑，来煽动在中国有愈演愈烈之势的后现代消费群体。它吸纳了西方近年几乎所有关于“新新人类”的招幌与理论，在性质上更像是90年代才喧嚣于西方的“酷儿理论”的衍生物。它脱胎于女性主义，但决不是女性主义。在哲学上，它只是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有着某种血缘近亲关系。这样说，并非意味着归属女性主义文本就意味着有了“杰出的”、“优秀的”身份和档次，反之则是“末路”、“下流”。我们只是觉得应当加以区分，并认为真正将其区分开来，是要几篇甚至多篇比较长的文字才能详述一二的；而至少是在当下语境中，女性批评还不十分情愿涉足这一文化视域。
我认为中国女性批评的中心是中国女性作家写作的大多数。因为，这些作品不管是在文本上进行了怎样的伪饰和遮掩，其性质和文本基本隶属于女性批评的范畴。虽然，就我的阅读范围，迄今尚未看到一部成熟的完整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本，但是，女性写作业已呈现出的愈来愈好的态势却是不争的事实。女性作家以其卓越的才华、瑰丽的想象对于人性的精心的守候和体贴，对性别、两性关系、人与人、人与世界、女性自身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究和思考。我们看到，她们以各自的努力，表达了对世界对异性的良好意愿，抒发了对生活、对生命、对人类母性的热爱：王安忆对艺术世界穷其究竟的执迷，铁凝对女性自身日渐深刻的审视与反省，池莉、范小青对民间主题永不衰竭的体察与交流，林白、陈染对人性被遮蔽部分的探索与袒露，张抗抗、方方、毕淑敏多方面才华的全线出击，形成了中国女性小说的扛鼎之势。就当下而言，女性批评的重点应当从性别的角度重新观照一下女性作家个人的身份、阅历、文化修养与其创作的关系；观照业已进入主流话语的女性作家和始终处于边缘状态的女性作家写作立场中所发生的某种性别置换；研究部分女性作家在现实层面对权力话语的调适、取悦以及书写中因其文化心理诱因所致的磕磕绊绊。有的女性作家已经决心突围并已投入却因了理论资源的相对匮乏，或者还停滞在两性对抗、性别优劣之早期女性主义阶段，或者基本上还是男权话语的摹仿和翻版等等。正是这些看似无碍的小毛病、小动作，直接影响了中国女性写作的整体腾跃，让人遗憾。
然而，必须肯定或者坚信，正是这样一些不乏破绽和有着种种缺失的女性小说代表了中国女性写作的走向；而且在一种新的价值取向确立之后，她们中间必定会出现真正属于人类命题的不朽之作。它们是中国女性写作的明天。
“男人的小说是关于男人的，女人的小说也是关于男人的，但观点不一样。男人的小说里可以没有女人，女人的小说里却不能没有男人。男人把女人放在小说里，她们的一些部分被删掉了，例如头和手；女人的小说也删掉男人的一些部分，有的时候是肚子至膝盖那一段，有时候是幽默感。女人通常不写男人喜欢的那种小说，但男人是以写女人喜欢的小说而闻名的。男人的小说是关于如何获得权力的，女人的小说也是这样，但方法不同……”——我愿意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不乏偏颇的一段论述“女人的小说”的文字抄在这里，供质疑和赞成女性小说话题的同行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