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后学袁黄师承、交游及著述考略论文

阳明后学袁黄师承、交游及著述考略

林志鹏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5)

摘 要 :袁黄(袁了凡)是晚明著名思想人物,其生前已是耆宿名士,身后更以三教会通的思想特色及对民间伦理道德的影响著称于世。师承上,袁氏是阳明高第王龙溪的及门弟子,亦推崇泰州学派罗近溪之学,属于阳明后学的一员。交游方面,他与晚明阳明学派学者、社会贤达及佛道二教中人过从甚密。此外,袁氏著述丰硕,涵盖经史子集,但流传至今而又广为人知者寥寥。

关键词 :袁黄;阳明学派;师承;交游;著述

袁黄(1533—1606年)即袁了凡,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坤仪,初号学海,后改号了凡。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年)生于浙江嘉善魏塘,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年)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任宝坻知县,后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适逢朝鲜“壬辰倭乱”(1592年),袁氏以军前赞画身份随军入朝,不逾年即遭削籍,返乡后隐居吴江赵田,著述教子,行善积德。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年)逝世,享寿74岁。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征倭功”,追赠其“尚宝司少卿”。明思宗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袁黄、袁俨父子同入吴江贤祠。

袁氏一生跨越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活跃于晚明[注] 笔者对“晚明”这一历史概念的界定,依照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一书的划分,“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约略相当于西历16世纪的下半期以及17世纪的上半期”。参看嵇氏著:《晚明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1页。 时期。其于《明史》并无专传,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他亦未能名列其中,属于“《明儒学案》所不收”而又“和《明儒学案》中的若干位又实在不无交涉的人”[1]。袁氏生前,与冯开之、钱明吾被誉为万历年间“秀水三名士”;袁氏身后,又以《了凡四训》及其提倡的“功过格”对世俗伦理道德影响深远,名垂后世。[注] 明末清初张履祥(1611—1674年)指出当时士人群体奉持了凡功过格的风气之盛,“袁黄功过格,竟为近世士人之圣书。”清代彭绍升(1740—1796年)则指出,“了凡既殁百又余年,而功过格盛传于世。世之欲善者,虑无不知效法了凡。”参见(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7页。(清)彭绍升:《居士传》,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第242页。

《了凡四训》流行数百年,其所宣扬的“立命之学”及报应思想深入人心,世俗社会因此多将袁氏视为佛教居士,亦有以士绅身份目之者。笔者认为,这些看法皆不足以尽其底蕴。长期以来,由于学者对袁黄与阳明学派的渊源及其交游、著述疏于考究,遂使其真实面目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中。探究袁氏的师承、交游及著述情况,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明晰其人其学,因而具有相当的思想史尤其是儒学史意义。

一、师承

欲考证袁黄的师承渊源,先要从其父袁仁(1479—1546年)说起。袁仁,字良贵,号参坡,居于浙江嘉善,“以医为业”,藏书甚富,“吴下推为文献世家”。袁黄乃袁仁第四子。[注] 关于了凡的家世渊源,可参见章宏伟:《袁了凡生平事迹考述》。 袁仁与阳明门人弟子多有交往,亦曾受王心斋(1483—1541年)引荐,亲向王阳明问学。王龙溪(1498—1583年)《袁参坡小传》云:

心斋王艮见之(笔者按:袁仁)于萝石所,与语,奇之曰:“王佐之才也。”引见阳明先师。初问良知之旨,师以诗答之曰:“良知只是独知时,自家痛痒自家知。若将痛痒从人问,痛痒何须更问为?”瞿然有省,然终不拜。弟子有谤则告,有过则规,先师以益友待之。嘉靖戊子,闻先师之变,公不远千里迎丧于途,哭甚哀,与余辈同反会稽。

由此可知,袁仁并未向阳明纳贽称弟子,阳明也仅“以益友待之”,但无疑在学术思想上接近或倾向于阳明学派。而从阳明殁后“不远千里迎丧于途,哭甚哀”的行为表现来看,说他私淑阳明也不为过。此外,龙溪直言与袁仁“相知甚深”[2]816,也透露出袁仁与阳明学派的密切关系。龙溪即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人,王阳明高第弟子。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授南京职方主事,不久以病告归,升兵部武选郎中。后乞休,致力于阐扬阳明“致良知”学说,讲学吴山越水之间达四十余年,“讲舍遍于吴楚闽越,而江浙为尤盛,年至八十犹不废出游”[2]830,卒年八十六岁。其思想以“四无”为核心,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皆无善无恶,主张在先天心体上立根,以顿悟为工夫,强调“一念之微”“见在良知”。

据《袁参坡小传》,龙溪十分厚爱他的学生袁表(即袁黄),但起初并不知道他是故人袁参坡之子,当知晓其家世后,龙溪欣然记述这一因缘。其云:

薛应旂(1500—1575年),字仲常,号方山,江苏武进人,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授慈溪知县、江西九江府儒学教授,累迁南京考工郎中。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因忤严嵩,谪建昌通判,后复起浙江提学副使。罢官归家后,潜心理学,著书立说。著有《宋元资治通鉴》《考亭渊源录》《四书人物考》《方山文录》等。袁氏曾向薛氏请教作文之法,他告诫袁氏:“作人作文,皆以求放心为急。心是一身之主,百骸万应,靡不关焉。此心常在腔子内,则动而应事,必中规矩,下笔为文,定然可观。”

武塘即魏塘,袁表即袁黄。袁仁逝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据此推测,袁黄游学于龙溪之门约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后,其时龙溪69岁,袁氏34岁。这段经历,亦与《分湖志》的记载两相契合。《分湖志》云:“黄好奇尚博,四方游学,学书于文衡山,学文于唐荆川、薛方山,学道于王龙溪、罗近溪。”[3]13也就是说,袁氏自幼兴趣广博,曾分别向当时名士学书、学文及学道。此处所谓“道”是指身心性命之学,是包含学术思想、价值观念在内的一种学术传承,涉及到哲学体系的构建,自然不同于其他专业技能的学习。笔者所谓“师承”,正是就这一层面的师从与传承而论。

云谷法会(1500—1575年),法名“法会”,号“云谷”,浙江省嘉善县胥山镇人,俗姓怀,幼年立志出家,投在本乡大云寺一老和尚座下,剃度为僧。十九岁时,到处参访善知识。翌年,受三坛大戒。后修习天台止观法门。恰逢法舟禅师在天宁寺闭关,便去参访问道。“一日受食,食尽亦不自知,碗忽堕地,猛然有省,恍如梦觉。复请益舟,乃蒙印可。阅《宗镜录》,大悟唯心之旨。从此一切经教及诸祖公案,了然如睹家中故物”。袁氏登第之前,曾于南京栖霞山拜访云谷禅师,受其点拨遂了悟“立命之学”(详见《了凡四训》)。此外,袁氏自称:“幼受云谷老师之教,即知静坐摄心,或经夕不寐,或经旬不出。”[6]450可见,其静坐之法很大程度上得自云谷禅师。

滑床主要由三叠系下统大冶组(T1d)强风化、中风化泥灰岩组成,岩层产状94°∠44°,与主滑方向115°为顺向关系。

纵观资本发展的历史,总是伴随着野蛮,总是会表现出其最丑陋的一面,往往是货币成了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同时,货币把所有东西都降低为某种抽象的观念,在自己的运动中把自己降低为某种量化的存在。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历史暂时性之后指出,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现实基础,而这又是社会长期发展的自然产物。

《四书删正》是袁氏兼具四书诠释和举业参考双重性质的一部著作,曾广泛流传于晚明,其孤本现存日本内阁文库。[注] 关于《四书删正》一书的写作、流传及禁毁情况,参见拙文《袁黄〈四书删正〉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3期。 在此书中,袁氏言及“从先师闻阳明之教”,此处“先师”即指王龙溪。袁氏学无常师,却独奉龙溪为“先师”,正是将“道”置于其他专业技能之上的表现,同时亦可印证他是龙溪及门弟子的事实。

在袁氏晚年所著《训儿俗说》中,他直言:我在学问中,初受龙溪先生之教,始知端倪。[4]9

显而易见,袁氏承认其学术思想得自龙溪。既然如此,其师从龙溪的具体情况怎样呢?袁氏《光禄寺署丞清湖丁公行状》云:

2.1 队列人群基线特征 基线时用MS诊断标准将队列人群分成两组,MS组467人,非MS组867人。基本体格特征和实验室特征比较,除年龄、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外,MS组的体质指数(BMI)、腰围(WC)、收缩压(SBP)、舒张压(SBP)、空腹血糖(FPG)、TG、HDL-C测量均值均高于非MS组,两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1。

初,东浙王文成公倡道东南,其门人龙溪先生独得文成之正传,天泉桥证悟可考也。侍御公(笔者按:丁宾)同余先登龙溪之门,闻言契悟,深识世儒之支离之谬。[4]1458

所谓“清湖丁公”是指丁宾(1543—1633年)之兄丁寅。丁氏兄弟乃嘉善望族,亦是袁氏挚友。由此可见,袁氏是与丁宾一同拜入龙溪之门的。尤为重要的是,此处提及阳明心学历史上的重要公案“天泉证悟”,表明袁氏坚信中龙溪“四无”之论代表阳明心学“正传”,更加证实其龙溪一派的思想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龙溪殁后,袁氏作为门人参与了《龙溪王先生全集》的编辑工作。其中,“全集”卷五《语录》署名“门人袁黄坤仪辑、丁宾礼原校”[注] 包括:一、蓬莱会籍申约,包括敦德业、崇俭约、恤患难、修礼节、严约规、明世好、申约后语等七篇;二、竹堂会语;三、南雍诸友鸡鸣凭虚阁会语;四、慈湖精舍会语;五、颖宾书院会纪;六、天柱山房会语(与张阳和、周继实、裘子充问答);七、书同心册卷;八、与阳和张子问答;九、万松会纪。参见(明)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03-128页。 ,卷十五《杂著》署名“门人袁黄坤仪编、丁宾礼原校”[注] 包括以下篇章:一、先师画像记后语;二、跋名贤遗墨漫语;三、跋徐存斋师相教言;四、私警录后语;五、云间乐聚册后语;六、书耿子健冬游记后语;七、书庐野永思卷后语;八、易测授张叔学;九、图书先后天跋语;十、明儒经翼题辞;十一、莘疇记迹题辞;十二、法华大意题辞;十三、苇航卷题辞;十四、调息法;十五、自讼长语示儿辈;十六、自讼问答;十七、天心授受册;十八、盟心会约;十九、册付应吉儿收受;二十、册付光宅收受后语;二十一、册付炯德收受后语;二十二、册付丁宾收受后语;二十三、册付养真收受后语;二十四、册付梦秀收受后语;二十五、册付云凤尚袞收受后语;二十六、趋庭漫语付应斌儿;二十七、北行训语付应吉儿;二十八、遗言付应斌应吉儿;二十九、若赞(先生像赞也);三十、黄松轩像赞。参见(明)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10-444页。 。龙溪讲学数十年,名声显赫,弟子众多。而“全集”的编撰涉及学术思想的传承,绝非寻常小事。一般而言,能得到先师首肯、同门推许的高第弟子方有资格参与此项工作,这也从侧面说明,袁氏作为龙溪门人,是得到同门的许可与推崇的。

此外,倘若《分湖志》的记载属实,袁氏亦曾师从阳明心学另一位重要人物、泰州学派巨擘罗近溪(1515—1588年)。那么,这一渊源又是如何呢?今按《耿中丞杨太史批点近溪罗子全集二十四卷》,其扉页署名“东吴门人袁黄”所作“近溪罗先生像赞”云:

儒者曰:汝学似禅;释者曰:我法无是。超然直透本心,以俟圣人百世,此昔人赞象山先生之言,予赞先生无异。(罗汝芳《耿中丞杨太史批点近溪罗子全集二十四卷》)

可见,袁氏对近溪之学推崇备至,亦自称近溪门人。罗近溪,名汝芳,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师事颜山农(字钧,1504—1596年),尽受其学,得泰州学派真传。嘉靖三十二(1553年)进士,曾任太湖县令,后历任刑部主事、知宁国府、东昌府、云南副使、参政,万历五年(1577年)致仕。一生宣讲哲理,教化士民,其学以“求仁”为宗旨,以“孝弟慈”为核心内容,提倡“赤子之心”“当下即是”,主张顺适自然。

袁氏本人坦承受近溪思想影响颇深,其在任宝坻县令期间(1588—1592年)所作《答杨复所座师书》云:

药理学研究表明人参皂苷Rc在保护中枢神经系统、抗炎、抗氧化、抗肿瘤、抗糖尿病、调血脂等方面都有良好的作用,在预防骨质疏松、促性功能、镇痛等方面也有疗效。人参皂苷Rc有良好的药用价值,但是其具体的作用机制还未阐明,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同时其在临床疗效、不同药物和剂型配伍等方面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某自受官以来,轻徭缓刑,颇得民和。每朔望,群弟子员而授之经,讲《论》《孟》之遗言,而实示以现在之至理。生童之属,环明伦而观听者不下数百人,诵义之声达于四境,此皆先生及罗先生(笔者按:罗近溪)之教也。[4]1315

杨复所即杨起元,为袁氏丙戌进士及第之“座师”。袁氏赞之曰:“岂曰寻常之座主,实惟衣钵之明师。”[4]1105可见,二人志同道合之默契,交往密切之程度,远非一般关系可比。而复所本是近溪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其思想学术之源头活水正是近溪。此处将复所与近溪之教并称,既表明袁氏对二人学术之服膺,又说明他对近溪学说之了解很有可能来自座师复所。

与复所并称“近溪门下二大佬”曹明府(胤儒)《盱坛直诠跋》云:

选取VXEEM而非VIX(标普500ETF波动率指数)主要有两方面的优势:1)未来原油的新增需求主要来自于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经济下行影响原油需求预期,VXEEM冲击OVX上行,而VIX受影响相对较小;2)油价受内部因素冲击产生的波动反过来影响新兴市场的通胀预期、经常账户差额和外汇储备,股市、汇率的波动率增加,OVX冲击VXEEM上行,而美国在页岩油气革命后的原油进口依存度减低,且WTI价格低于布伦特油和迪拜油,VIX受油价影响较小。

立雇身文字人立[朵]……/钞用,今为身闲,别无[营]……/人阿兀丁家内作杂用……/每月工钱中统钞……/不令拖欠。如有雇身……/独身,乃连死伤,一……/当罪。并不干雇主之事……/本人一面承当。一写……/悔者罚钞一面无词……/用。/至正十一年九月初……/同雇身……/知见人……/知见人……

万历丙午初夏,不佞儒过了凡袁丈于吾苏之开元僧舍,相与扬榷斯学,盖溢志而尽其事已。袁丈曰:“迩来理学先生立言于世,没而不朽者,莫过于旴江近溪罗先生。先生近宗王文成,远溯程宗正,弘洙泗之风而悬诸日月,恨予相遇之日疏也。犹幸座师岭南复所杨先生为先生门人,予时窃聆其绪言。杨先生今亦弃门生矣。予欲自适而不可,将参验而必之。子亲受业于罗先生且久,其何以道予先路?”不佞爰少述先师诲人大义,重以一二微言,袁丈则竦意而听焉,悱然若有所深解焉。[5]

万历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袁氏逝于是年七月,二人此番对话正在辞世前三个月。对话蕴含的信息十分丰富,其一,袁氏对近溪推崇备至,认为其学说“近宗王文成,远溯程宗正”;其二,袁氏之于近溪甚有“相遇日疏”之恨,说明他并无长期从学近溪的经历,最多是听过近溪讲学而已;其三,袁氏由于座师复所之机缘而得以亲近近溪之学,因之“时窃聆其绪言”,这也印证了上文推测。

按照黄宗羲《明儒学案》划分,王龙溪是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罗近溪则为泰州学派巨擘,“二溪”同为阳明心学后起之秀。袁氏是龙溪的及门弟子,同时崇信近溪之学,无疑属于阳明后学[注] 亦称“王门后学”,主要是指阳明之后尊崇并推广其学问的士人群体。 的重要一员。

二、交游

“道学”师承之外,袁氏师友尚多。在其七十四年生命历程中,与许多社会贤达以及佛教中人都有密切交往。按社会贤达、丛林中人进行分类,罗列其主要交游如下:

(一)社会贤达

唐顺之(1507—1560年),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江苏武进人,嘉靖八年(1529年)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氏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破倭寇于海上。后升右佥都御使,巡抚凤阳。唐氏理学文章为时人推崇,其理学思想得自龙溪者为多。袁氏曾向其请教文章之道,唐氏勉励之曰:“吾弟于世情颇淡,今将一切闲书尽从屏省,只将此三经(笔者按:指《楞严经》《维摩经》《圆觉经》)从容熟玩,句句要悟透本心,字字要消归自己。”[6]178他推许袁氏云:“适见王龙溪,道吾弟(笔者按:即袁黄)负一方盛名,浙中士子俱视为准的,吾弟之身正,则一方士子俱正,否则一方皆颓靡矣。”[6]179同时告诫袁氏:“六经之言,皆是古昔圣人以其心之精微形之副墨者,不可全靠他人讲贯……既有醒悟,而后观前辈讲章与先儒传注,皆是梦中说梦。故善读书者,当借传以明经,不可驱经以从传;当尊经而略传,不可信传而疑经。”袁氏《四书删正·凡例》引唐氏之语云:“荆川先生云:‘学者当借传以明经,不可驱经以从传;当尊经而略传,不可信传而疑经’。卓哉!”[7]

殷迈(1512—1577年),字时训,号秋溟居士,南京人。《居士传》卷四十二载,殷氏“性淡泊,虽处清要,不耐交际苛礼”,曾“屏居山寺,反求诸己,期于自得”。在官13年,告归闲居17年,“耽释氏书”,深研《楞严经》《金刚经》,并撰《赘言》一卷。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中直称殷氏为“金陵法侣”,“少求格致之义,不得其说,参证内典,澄思静照,久之忽有省,自此皈依佛学,栖息天界寺”。《本朝分省人物考》(天启刻本)卷十三云:“殷迈,字时训,嘉靖丁卯举于乡……丁卯穆庙改元,起元官,视学两浙。”《了凡四训》记云:“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曰:‘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于窗下乎’!遂依县申文准贡。”也就是说,袁氏正由他批准补贡进入北京国子监学习。

公(笔者按:袁仁)没后二十年,武塘袁生表从予游,最称颖悟,余爱之而不知其为公之子也。后询其家世,始知为故人之子。因作《小传》以授之,以志通家之雅。[2]816

耿定向(1524—1597年),字在伦,号楚侗,又称天台先生,湖广黄安(今湖北红安)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官历行人、御史、学政、大理寺右丞、右副都御史至户部尚书。隆庆初为大理寺右丞,万历年间任福建巡抚。耿氏学宗王守仁,亲近泰州学派,以“不容己”为宗,即“莫致莫为,原自虚无中来,不容着见”,圣人“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即是此义。作为阳明后学,耿氏积极推动讲学运动,注重纠偏救弊,改善社会风俗,其部分主张成为东林学派的先声。袁氏推重耿氏云:“耿天台先生督学南中,专尚德行,奖恬退,抑奔竞,讲孔孟之正学于流风靡靡之时,而管登之、焦弱侯辈,遂翕然奋起。”[6]465又曰:“予从先生游,见其内介外和,量宽心细,不以气节沾沾自喜,而以委曲济时为中道。每传坐听教,觉其精神常贯满于一堂之中。凡所启发,不以悟门为急,而以行门为先,循循有序,闻着莫不动心有进,真如春风发物,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6]466

杨起元(1547—1599年),字贞复,号复所,广东惠州府归善县人。其学承自罗近溪,尊奉罗氏为“圣人”。杨氏之学既有深刻的阳明心学印迹,又有冲破俗套、自立门户的见解,展现出泰州学派“非豪杰之士不能”的独特性格。杨氏为袁氏丙戌进士之“座师”,其《赠袁了凡诗》云:“自从晓事来,知子海内杰。敢以文字知,屈在弟子列。”又曰:“每忆了凡向在灵济宫会中,同志谈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了凡徐应之曰——且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生时一闻此语,与欲镂膺刻骨。凡吾人之学,所以不到实际,不及古人,小而不能大、近而不能久者,正坐欠此一着。虽有超脱妙悟,不过添知识、增机智而已。黎文老平日少所许可,至我了凡,则每云‘吾无忧矣,吾无忧矣’。”袁氏推许杨氏云:“复所杨先生祖述尧舜,宪章圣祖,融二氏之教,开百代之迷。其学授之盱江罗公,而广大精微多所自得。”又赞其文章曰:“杨侍郎起元,心同赤子,量比沧溟,讲千圣之绝学,起末俗之支离,故其为文,借假谈真,直透理窟,如天风环佩,遗响白云。”[6]466杨氏之学不讳佛禅,曾作《决科要语》宣扬阴骘思想。袁氏《当官功过格·序言》云:“《道藏》有紫微帝君功过格,吾师复所杨先生刻之感应篇中,余取其有切于官守者增损数条,用以自警。”可见,袁氏编制此格受到杨氏启发。袁氏从政名著《宝坻劝农书》,特请杨氏作序;而在杨氏身后刊刻著作的门人中,袁氏往往名列其首。

丁宾(1543—1633年),字礼原,初号敬宇,晚号改亭,浙江嘉兴府嘉善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万历二年(1574年)出任南直隶句容知县,万历八年改授御史,万历二十六年起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后历职于南京光禄寺、太常寺、鸿胪寺、都察院等,天启元年(1621年)以南京工部尚书致仕。后加太子少保,卒谥清惠。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已是举人的丁宾与尚为诸生的袁黄一同拜入王畿之门,二人最终成为龙溪晚年得意弟子。隆庆五年,袁氏与丁宾等十人同赴会试,断言丁氏必定高中,他如是说:“君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承顺、小心谨畏如敬宇者乎?有受辱不答、闻谤不辨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犹将佑之。”[4]895-896袁氏《送丁敬宇书》极称其贤,曰:“足下真实之心,恺悌之行,事不敢为天下先,而举世让步,若言讷讷,而能使听者醉心,以至柔而胜天下之至刚,以无为而胜天下之有为,实当世之伟人,而理学之巨擘也。”[4]1316

冯梦祯(1546—1605年),字开之,号具区,又号真宝居士,浙江嘉兴府秀水人。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后罢官,盛负文名。他喜佛好禅,曾礼紫柏真可为师,与密藏道开、云溪祩宏、憨山德清等著名僧人交往甚密。冯氏与袁氏同乡,隆庆四年(1570年)同科中举,尝以学行相砥砺,堪称一生挚友。冯氏为万历丁丑(1577年)进士,《了凡四训》记云:“丁丑在京,与冯开之同处,见其虚己敛容,大变少年之习。李霁岩直谅益友,时面攻其非,但见其平怀顺受,未尝有一言相报。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祸有祸先。此心果谦,天必相之。兄今年决第矣。’已而果然。”[4]896冯氏《寿了凡先生七十序》云:“所叹天下皆知有先生而先生竟不为天下用,其仁心惠政仅试于宝坻一邑而已。颜氏之言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余于先生亦云。”(冯梦祯《寿了凡先生七十序》,《快雪堂集》卷六)又曰:“汉而下,道术裂而为三,先生能一之,著书竖义为后学所宗。盖天将以万世木铎寄之。”(冯梦祯《寿了凡先生七十序》,《快雪堂集》卷六)冯氏殁后,袁氏撰写祭文云:“忆岁庚午与公同升,有善相助,有过相惩,游从稍久,德义日增。及丙子谐上公车,修业燕京,谈经讲艺,一惟予之是凭。昼扃丈室,夜对清灯,既搜孔辄,亦证佛乘,扫少年之狂荡,慕前辈之庄矜,遂变钩棘之习,而以大雅自绳。”又云:“寂寂实阶,人非路圯,知己交情,如君几人?寝门之悲,恸彻苍旻。”[4]1445痛失故人之伤痛,情见乎辞。

中心机房是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的核心组织结构,完善中心机房安全管理策略可以从技术与角度两个入手,从而提升中心机房安全管理质量。

陈于王(生卒年不详),号颖亭,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曾任福建按察使,为万历朝“循卓名臣”。万历三十四年朝廷谕令,认为其“品著清廉,心存忠正”,赐祭勒碑,于嘉善县建祠。袁氏与陈氏同年进士,相交甚笃。其《与陈颖亭论命书》云:“我辈平日辛勤刻苦,为子孙创业者,死来皆用不着,所可待以瞑目而释然无憾者,惟此修德行义之事而已。大抵人受命于天,生来之福有限,积来之福无穷。”[6]450又曰:“然从此而遍交天下豪杰聪明智慧者,如麻似粟,并无一个半个知归根复命者,是以世智浮慧愈高,而去本地风光愈远。纵步步圣贤,早已错用心矣。弟知世儒学问迷误已久,不但佛教不行,即孔孟脉络,居然断灭,故从来只和光混俗,未尝敢以真实本分之事开口告人,而今特举以告足下,为爱足下不同众人也。”[6]451又赞其子陈龙正“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限量”。

由胸径、冠幅的变化也不难发现,高密度条件下,油松之间竞争激烈,无法提供油松正常生长所需的营养和水分,再加上高密度条件下,油松之间容易发生机械作用,影响油松的正常生长,增大到一定的程度个别油松趋于死亡;而低密度林分条件下,油松个体间竞争减小,拥有足够的营养空间,有利于林木的树高、胸径及冠幅的生长。

李世达(1534—1599年),字子成,号渐庵,晚年又号廓庵,泾阳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官授户部主事,后改吏部,历考功、文选郎中。万历二年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又进右副都御史,后改抚浙江。他历任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政声显赫,以耿介闻名于世。袁氏早年即与李氏相交,据李氏记述:“予家去终南山最近。尝裹粮深入,遇梅翁于古松涧,与谈合变,纵横无穷,异而订交焉。了凡袁子下第,谒予,谋隐于终南。时予方废弃,亦有终焉之志。因与同造梅翁,了凡持一缣,以师礼事之。梅素信予,受而不辞。是夕,语至夜分,梅变色曰:此吾师,非吾友也。稽首,而还其缣,且约之同谒其本师。既见,尽以其学授之,促令出山……明年,予起官赴淮,旋自南转北,而了凡以会试至,相见欢甚。”[4]310他对袁氏推崇备至,曰:“予交了凡二十余年,见其乐善如饥,好学不倦,日间非静坐即观书。虽祁寒盛暑,不令隙虚。其与人交也,胸怀洞然,至情可掬,孳孳欲人同归于善。听其教,激励裁抑,具于片言之中,贤愚皆获其益。觌其面,如春风发物,鄙吝潜消,未有不爽然心服者。六艺之学久不讲,而了凡能以身通之;二氏为世所大忌,而了凡则笃信而行之。大而天文地理,小而三式六壬之属,靡不开其关而入其奥。”[4]311

管志道(1536—1608年),字登之,号东溟,江苏吴县人,隆庆五年进士,历任南京兵、刑二部,万历六年,上疏陈事忤张居正,出为广东按察司佥事分巡南韶道,寻遭弹劾,降盐课司提举,次年以母老乞归。著有《周易测六龙解》《孟义订测》《从先维俗议》等。《明儒学案》卷二十《江右王门学案五》称其“受业于耿天台,著书数十万言,大抵鸠合儒、释,浩汗而不可方坳”[8]。袁氏评价其文章云:“近日诸名家如管佥事志道,资禀高明,闻道最早,守礼之矩,会禅之精,以三教之宗师,为一方之标榜。”[6]465其《答管东溟书》曰:“世间一切顺逆好丑皆系宿业所召,不可脱离,不容欣厌。其遇逆与丑也,反躬自励,借境进修,不求减轻,不计效验;其遇顺与好也,应缘忖德,不胜惭愧,常恐顺境多魔、淫佚日肆。《中庸》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者,岂特随缘顺受已哉?正有一段正己工夫,不怨不尤,始有下落。”

王肯堂(1549—1613年),字宇泰,金坛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万历二十年(1592年)因上疏言事及政治事故而辞官回乡。王氏曾追随袁黄问学,对袁氏有关“福祚、阴谴”的观念印象深刻。其《律例笺释·自序》曰:“余久欲锲行(《读律私笺》)于世。闻袁了凡先生言:流传法律之书,多招阴谴。惧而中止……世之司民命者,倘因余言而有感焉,体圣祖之心,遵圣祖之训,则刑为‘祥刑’,而皋陶迈种德之一脉,为不断矣!福祚且流及子孙,而又何阴谴之有?故余与虞倩来初捐俸流通之,固了凡先生之意也。”袁氏曾告诫管氏云:“欲养气,先要息心,随缘练习,从粗入细。盖志为气之帅,未有帅不宁尔气能顺者也。又要知蹶趋之类,能扰吾心。行须缓步,语要低声,百尔动作,安详徐整,使冲和之气充于四体,而塞于两间,我与天地万物同在一点太和元气之内,即此便是致中和之实学。”又评价王氏文章曰:“王检讨肯堂,性敦孝友,学绍家庭,谦厚冲抑,不以才高自眩,故其为文,细密谨严,会词切理,如三代法物,模范秩然。”[6]465

周汝登(1547—1629年),字继元,号海门,浙江嵊县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累官南京尚宝卿。周氏学宗龙溪,属尊悟一路,主张心体“无善无恶”之说,提倡儒佛汇通。《明史》称其“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周氏极为赞赏袁氏,支持刊刻袁氏《立命篇》等书,曾曰:“上士假之游戏以接众生,中下援之钩引而入真智。启之入门,诱之明了,兹文(笔者按:即袁黄《立命篇》)有无限方便存焉。余早年不知是事,有从兄剡山者,乃苦行头陀,与我谈不能入。一日会袁公(笔者按:袁黄)于真州,一夜之语而我心豁然,始知世间有此正经一大事,皈依自此始。余迄今不能一日忘此公之恩。公于接引人,固有缘也,兹文之行,利益必广。”(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六)周氏早年即与袁氏相识,其思想亦深受袁氏启发。

(二)丛林中人

第三代路虎发现已经不再是当初的中型SUV,4.8米的车身长度配合上仅用直线和直角勾勒出的轮廓,它所具备的阳刚气质让SUV概念重新回归到了原点。

砀山县有关部门要完善绿色酥梨有关法律法规,为绿色酥梨市场保护提供依据,保证绿色酥梨市场的良好秩序,同时对绿色酥梨生产加工等的生态环境进行严格监控,严格按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要求进行标准化生产。此外,应根据砀山酥梨绿色营销的需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培养绿色营销人才,可以选拔一些有知识、有文化、有经营头脑并有志为砀山县绿色酥梨产业发展做贡献的年轻人,送他们到高校或研究所等学习提高;亦可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或经验丰富的营销人员,来砀山开设绿色营销辅导班,传授绿色营销知识,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做好砀山酥梨的各项绿色营销工作。

素庵真节(1519—1593年),讳真节,湖北襄阳人,俗姓钟,幼习理学,少为诸生,行年二十五,宿根内萌,即辞亲割爱,投南阳留山寺,从泯庵休上人祝发。继而飘然一钵,走伏牛,入五台,后进京依秀法师精研经论十一年,因学富内外,被诸方推为教下龙象。后负锡南下,朝礼普陀,游历金陵,主摄山栖霞寺讲席,畅演《华严大钞》《法华经》《楞严经》等大乘经论,“众逾三百,教备五乘”(幻为如惺《大明高僧传》卷四,《卐续藏》第134册)。栖止十年,格顽导愚,道声大振。慈圣宣文太后钦其德业,特赐金缕僧伽黎衣一袭,以示褒崇。袁氏《圆通精舍募田碑记》云:“江之浒,有六朝古刹,曰栖霞寺,云谷老人尝栖止其中。余曩就访之,获接素庵法师,聆其绪论,豁如也。后游金陵,必访师,师道业愈隆,法席愈广。秋溟殷先生素慎许可,独重师,命余依止,以求解脱。余壮年阔步,实勃勃有遗世之想,一堕尘网,倏焉廿载。癸巳岁,得师手书,索作长生田记,余心诺之,未暇也。今秋,其徒如敬不远千里谒余赵田草堂,求曩所诺文,则素师逝矣。”

除以上列举的名公巨卿、高僧大德之外,袁氏与当时士庶大众之接触与交游亦广,包括众多的中下层士子、佛道中人等,在此无法一一详述。

妙峰真觉(1537—1589年),讳真觉,又号“百松”,江苏昆山人,俗姓王,二十一岁落发于杭州锅子山,后往苏州竹堂寺,从虚白禅师受具足戒。至崇明寿安寺闭关,读《楞严经》,出关后在与虚白禅师论议,“其锋已不可当矣”。再从湖州月亭明得法师学《法华经》,并阅大藏,得四明尊者《妙宗钞》,宛如夙契,遂潜心天台一家教观,深悟一心三观之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于锅子山开演《法华经》,翌年,长住天台,相继开演《楞严经》《法华经》《妙宗钞》《法华玄义》等经。二十六年间,“岁无虚席,远近风向”。冯梦祯称誉妙峰法师“梵相奇古,身不逾中人,而言论风采如大火轮,不可撄触”。妙峰法师出月亭明得之门,但其所传心印,则与本迹相齐、金口祖承之付嘱无异,故被尊为继四明尊者之后的天台宗第十八祖。袁氏深受妙峰法师影响,其《静坐要诀》云:“余又交妙峰法师,深信天台遗教,谓禅为净土要门。”

密藏道开,名道开,号密藏,江西南昌人,原为儒生,后出家,因紫柏真可誉满士林,志心师从,著有《密藏开禅师遗稿》《密藏禅师定制楞严寺规约》《藏逸经书标目》。万历七年,袁氏与紫柏真可、嘉兴知府陆五台(光祖)等人发愿刊刻《大藏经》,后由密藏道开主其事。袁氏《刻藏发愿文》记曰:“明年甲申,遇密藏师兄与嘉禾之楞严,相与筹划(刻藏事宜),颇有次第,即命余草募缘文,而请益于吾师五台先生。厥后具区、洞观、健垒、宇泰诸兄弟相竭力谋之,事遂大集。”《大藏经》原无版刻,版刻始于北宋,自宋至元不过七八副。明初,诸方之板已尽废,明太祖命刻于南京(称“南藏”或“南版”),明太宗又命刻于北京(称“北藏”或“北版”)。但两版均系梵策,浩繁笨重。而《径山藏》改梵策为方册,易印刷,便流通,并经严格校勘,正确度高,故在历代《大藏经》中占有重要地位。

紫柏真可(1543—1603年),讳真可,字达观,晚年自号“紫柏老人”,江苏吴江人,俗姓沈,与云溪祩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合称明末高僧。紫柏与袁氏早年即相交甚笃,据袁氏养子叶绍袁记曰:“(紫柏)少游四方,参契道奥,英气高情,挺然云霄而立,与袁司马公(笔者按:即袁黄)心宗密友也。司马家多藏书,故大师在湖上闭关三年,尽司马公诸书而去。以此益名闻天下,凡偈颂诗文操笔立就,皆琳琅金石。”二人虽然路途分疏,但感情深厚,不时有书信往来。紫柏寄袁氏诗云:“华岳山人辟谷方,先生独得已休粮。悬知天上增仙籍,岂恋人间转烛光。玉液常吞肝肺润,金丹能转鬓毛苍。青山不远终相见,知己新添一少郎。”袁氏《紫柏可上人六十》诗曰:“六月十一是何日?悉达宫中钟磬鸣。花甲已周尝世变,苦辛历尽见人情。新愁黯黯寒烟积,故里萧萧春昼晴。我已七旬君六十,莫留燕市滞浮名。”

三、著述

袁氏博学多通,笔耕不辍,自言平生“绎古今,删述经史,所著书毋虑千卷,而刻行者凡三十余种”[4]1317,由此可见其著述之丰富浩繁。其弟子韩初命万历十八年(1590年)所作《刻祈嗣真诠引》云:

先生(笔者按:袁黄)登进士,名重于天下,天下士传诵举子业如《心鹄》《备考》《疏意》等书,令都市纸增价。又作《经世略》三百卷、《通史》一千卷,皆未梓,世莫睹焉。[4]67

按《心鹄》《备考》《疏意》皆为科举考试参考用书,盖袁黄是受当时士子推崇的举业大家,出版商亦对其趋之若鹜。

另一弟子杨士范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所作《刻了凡杂著序》云:

先生(笔者按:袁黄)又以其余力发挥古先圣人之书,读《易》则有《袁氏易传》三十卷,读诗则有《毛诗袁笺》二十卷,读《书》则有《尚书大旨》十二卷,读《春秋》则有《义例全书》十八卷,读《礼》则有《礼记略说》《周礼正经解义》共二十卷,读《四书》则有《疏意》二十四卷,外古使有《袁氏通史》一千卷,今史有《皇明正史》四百卷,皆未梓行。[4]1-2

可见,袁氏既有关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著述,又有《袁氏通史》《皇明正史》等史学著作。

其养子叶绍袁《湖隐外史》云:

袁司马先生(笔者按:袁黄),有《图书解》《历法新书》《屯田马政治河考》《农书》《易说》《尚书中庸疏意》《举业文规》《心鹄》《群书备考》《两行斋集》。[3]253(按:《两行斋集》是袁氏本人文集,包括其文章、尺牍、诗词等等。)

本组70例病患都接受CT和磁共振检查,详细如下:(1)CT检查。指导取仰卧位,选择双层螺旋CT扫描仪,并设置层间距10~15mm,层厚20mm,然后再对病灶进行全面的扫描,同时选择病灶5mm厚度的部位进行加层扫描。(2)磁共振检查。指导取仰卧位,利用体线圈,便于成像。利用磁共振仪对患者施以全面的扫描,设计层厚为4~9mm,然后再对病灶施以4mm的薄层扫描。

《了凡杂著》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亦即袁氏去世前一年)由“建阳余氏”梓行。1998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收录该书,包括著述十种:《训儿俗说》《静坐要诀》《祈嗣真诠》《袁生忏法》《静行别品》《劝农书》《皇都水利》《诗外别传》《历法新书》《宝坻政书》。

In this study, we prepared ZnS thin films using RF cathodic sputtering for use in solar cells as a buffer lay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F-power on the structural optical and morphology properties of the films was investigated.

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其《中国善书研究》中列举了现存袁氏著作,包括:

1.日本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收藏:《立命篇》《省身录》《广生篇》《祈嗣真诠》《阴骘录》《四书删正》《袁先生四书训儿俗说》《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游艺塾续文规》《袁了凡先生汇选古今文苑举业精华四集》《新刻经世文衡》《两行斋集》《历史大方纲鉴定补》。

情,但是面对大量不认识的词汇和短语,往往找不到有效的方法,寻找不到规律,显得有点束手无策。相对而言,大二年级的学生由于在大一期间,有了一定的积累,同时为着备考英语四、六级做准备,词汇量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是词汇混淆度比较高,如何准确区分词汇的差别,以及部分单词出现记了又遗忘的现象。大三大四的学生由于通过四级考试后,没有保持继续学习的状态,英语水平反而更加下降,在词汇和词汇丰富度上存在种种问题。词汇量少,词汇容易混淆始终是困扰大学生英语学习的通病问题。

2.除以上各种外,《四库全书》收录:《皇都水利》一卷、《评注八代文宗》八卷。

3.除以上各种外,《千顷堂书目》录有:《宝坻政书》二卷、《宝坻农书》二卷、《袁生忏法》一卷、《诗外别传》一卷、《静坐要诀》一卷、《历法新书》五卷。

4.日本内阁文库藏《袁氏丛书》收录袁黄校订、增订的其父袁仁的著作:《毛诗或问》《尚书砭蔡编》《春秋针胡编》《一螺集》《纪年类编》《庭帷杂录》。

嘉善县政府历时四年,在《了凡杂著》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收集整理了国内现存袁氏著作,于2006年委托线装书局出版了《袁了凡文集》。该文集共3函20册,收录袁氏著作影印版十七种:《训儿俗说》《静坐要诀》《祈嗣真诠》《袁生忏法》《静行别品》《河图洛书解》《劝农书》《皇都水利考》《诗外别传》《历法新书》《宝坻政书》《禹贡图说》《了凡四训》《摄生三要》《两行斋集》《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史汉(定本)》。

按线装书局版《袁了凡文集》收录了袁氏大部分著作,但仍有欠缺,如具有珍贵思想价值的《四书删正》《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等均未能囊括。总体来看,袁氏著述涵盖经史,相当丰硕,绝不仅仅是世俗眼中的“善书”作者、佛教居士。然而,这些著作或生前并未梓行,或刊行后因禁毁、年代久远等原因而亡佚,流传至今而又为人熟知的仅有《了凡四训》《祈嗣真诠》《摄生三要》《静坐要诀》等寥寥数种。倘能系统梳理袁氏有关著述,无疑有利于吾人全面、准确把握其人其学及其学术地位,因此极具思想史尤其是儒学史价值。

参考文献 :

[1]柳存仁.和风堂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36.

[2]王畿集[M].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3]分湖三志[M].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吴江市档案局,编.扬州:广陵书社,2008.

[4]袁黄.袁了凡文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6.

[5]罗汝芳.盱坛直诠[M].台北:广文书局,1956:297.

[6]袁黄.游艺塾文规正续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7]袁黄.四书删正[M].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明].

[8]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467.

Verification of Inheritance ,Friendship and Works of Yuan Huang of Yangming -School

LIN Zhi-peng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3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Yuan Huang (Yuan Lefan) is a famous fig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e was a famous celebrity and known as the influence of Sanjiao Huitong and his influence on folk ethics. As for his thought, Yuan is a student of Wang Longxi, Wang Yangming’s student. He also praises the Taizhou School, especially Luo Jinxi, and therefore is a member of Yangming-school. In terms of friendship, he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cholars of the Mingyang-school, the social elite, and the Buddhism and Taoism. In addition, Yuan’s writings are rich, covering a subset of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 but few of them are still widely known.

Key words :Yuan Huang; Yangming-school; inheritance; friendship; works

中图分类号 :B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6133(2019)02-0021-07

[收稿日期 ]2019-02-13

[作者简介 ]林志鹏(1980-),男,河北石家庄人,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阳明心学、文化产业与文化发展。

[责任编辑 刘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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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后学袁黄师承、交游及著述考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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