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政治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6)03-0056-05
一、政治现代化动力的理论解析
第一，精英推动说。美国学者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中强调了精英对于政治现代化的作用。他指出，政治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从墨守传统体制的政治领导向赞成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转化。政治现代化的领导有两个基本来源：其一是来源于执政的传统领导自身；其二是出自对传统领袖不满的人。布莱克认为政治现代化依赖于政治领导个人的重要作用，认为“他们能在危急关头独立负起整个社会发展选择政策的责任。”[1] (P58)由此布莱克得出结论，政治领导人的更替将极大地影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J·西格利和M·波顿在1989年发表了《民主过渡与受挫中的精英变项》一文，讨论了精英变项对于民主过渡的重要意义。他们指出，一种不团结的国家精英会形成一系列介乎独裁与民主之间的不稳定政体，而这种精英类型是最常见的。如果经济及其他必需的条件允许，共识型团结精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政体，这种政体可能会向现代民主政体演变。除非在政体变化之前有或伴随着精英的改造，否则这些政体就会是短命的。向民主转变情况下的精英改造是指从不团结精英转向共识团结型精英，在民主崩溃的境况下则是指从共识团结型精英转向不团结型精英[2]。可见，社会转型或曰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其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精英集团的形成和改造的过程。
第二，经济推动说。李普塞特对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关系作过专门论述。他在统计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民收入、教育机构、医疗发展、通讯发展、大众媒介发展的有关指数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民主政治要求较高的财富积累、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3]。亨廷顿则发表了似乎前后矛盾的观点。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他对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联系的态度很悲观，他认为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政治发展，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社会里，经济增长率和政治衰败是成正比例关系的，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两者之间无明显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成反比关系[4] (P49)。1991年，亨廷顿又发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对经济增长有利于政治发展的论点表达了积极的看法。他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从短期看，迅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会瓦解威权政权。在第三波中，经济发展的实质程度与短期的经济危机或失败相结合是最有利于威权政权向民主政府过渡的经济公式[5]。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达尔的分析要更加有说服力一些。他认为，发达经济是造成某些多元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条件，但是它无法造成所需要的全部条件。在经济低水平的社会里，经济发展与多头政治是反向的密切关系；在经济高水平的社会里，经济发展与多头政治是正向密切关系；经济水平中等程度的社会里，经济发展与多头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松弛的[6]。
第三，阶级阶层推动说。摩尔在其经典著作《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运用阶级阶层分析法对各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进行了分析。他发现，在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是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由于各国的农民和土地贵族的状况不同，从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政治现代化模式。第一种是以英美法为代表的渐进式政治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是因为土地贵族要么已经资产阶级化要么在内战和革命中被扫地出门。农民也是如此，要么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保持一致，要么无足轻重，或者像在美国一样真正的农民阶层还不存在。另一种是以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式政治现代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他们于是与没落的土地贵族构成联盟，从而在短暂和脆弱的民主制度之后就蜕变为法西斯主义。第三种是以中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式政治现代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资产阶级非常弱小以至于没有推进现代化进程却集聚了大批农民。没有商品经济化的农民阶级，在外来世界的冲击下每况愈下，构成了毁灭性的革命力量[7] (P1-5)。亨廷顿主要讨论了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以及军人对政治现代化的作用。游民无产阶级的第一代是保守的，但是第二代是激进的力量。产业工人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经济上是激进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政治现代化的最活跃的力量。农民在政治现代化中扮演着“钟摆”角色，要么是最稳定的根源，要么就是最革命的根源。军人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过渡性角色[4] (P175-274)。
第四，政治文化推动说。派伊、阿尔蒙德、维伯和达尔都很重视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意义。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一书中，派伊提出：运用政治文化来分析政治发展的问题，可以明晰支配不同发展模式、导致国家发展过程前景受挫与无望的主要因素的价值之间的联系和布局。在有些社会里，传统政治文化为民主的演进提供了现成的基础；而在其他的社会里，它们则与威权统治更加契合[8]。阿尔蒙德和维伯通过对美、英、德、意、墨五国的调查研究表明，政治文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变量。他们指出，任何一种现代化的道路，其中都有某些公民文化的种子[9] (P552)。公民文化与稳定和有效的民主政体具有亲缘关系。他们得出结论，“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9] (P546)亨廷顿和多明格斯也认为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是密切相关的。他们指出，“在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之间处于和谐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政治变革。由于不满而产生的要求变革的动力可能很小，或者可能受到被认为是合法的内部化或外部化的控制。当政治文化同结构之间的和谐受到侵蚀或瓦解时，就出现了政治变革。”[10]
二、政治现代化动力的中国与西方比较
第一，从动力向度的角度看。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是属于“内生型政治现代化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一国或地区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是来自该国和地区社会内部，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造成了这三个子系统之间的某种特定的张力。这种特定的张力经长期的历史运演，积淀到一定程度，就会要求其政治系统发生质的变化：其政治体制从传统走向现代[11]。内生型的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本国家或地区社会系统中各系统之间的矛盾运动，外部环境对其国内政治系统的变迁影响较小。这种动力下的政治变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社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良性互动。政治系统、文化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运动是齐头并进的，它们之间不存在时间上的断裂。其次，社会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均衡。再次，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之间存在着传承。最后，政治现代化的内外压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比较平缓的。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中国后发外生型政治现代化模式面临着以下问题：首先是西方冲击的双重面孔。西方的冲击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现代社会的产生，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社会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资源匮乏、社会分化严重，传统权力结构无法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来应对社会的“全面危机”。其次是示范效应的导向和幻象。西方现代政治的示范效应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源之一，但是这种来源于外部的模式存在着中国化的问题。“外国模式的刺激在后发现代化社会是一种强烈的、激发活力的力量。但是，除非这些社会的领导具有才智，区分清楚现代性的普遍适用功能和源于外国传统的制度形式，不然外国模式的影响可能会转移他们对经验试验的注重，并且妨碍有区别地考虑本土传统思想和制度遗产对现代功能的适应性。”[1] (P89)最后是作为西方冲击副产品的民族主义的双重作用。民族主义的兴起可以促进国家认同，有利于政治动员和扩大政治参与。但是，民族主义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现代化——的手段。争取独立的斗争大多是长期的且代价高昂。在这种斗争中激起的情绪非常强烈，以至民族主义常常淹没了现代化，并使之偏离主航道[1] (P66)。
第二，从动力主体的角度看。西方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出现在社会领域，其推动力量是公民社会。13世纪中后期和14世纪初期，市民阶层的发展迫使封建政府改变行政管理形式，新兴市民阶层作为补充僧侣和贵族等级的第三等级跻身于封建“等级代表会议”中。在英格兰，市民出席了1265年的国会和1295年的所谓“模范国会”；在法国，第三等级出席了1302年首次“三级会议”[12]。随后，公民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政府权力重心的转移，世俗王权战胜了宗教神权。从14世纪末，欧洲君主与新兴市民阶层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宗教神权。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起来了。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截止到15世纪，出现了民族君主国，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版图[13]。当然，民族国家的建立也推动了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市民社会促进了政府权力彻底地世俗化和理性化，改变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从16世纪到19世纪，绝对君主制的王权不断膨胀，严重阻碍了欧洲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对王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现代民主政体逐步在西方建立。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已经建立起了初步成熟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仅促进西方政治现代化的成功转型，也是其民主政体稳固的基础。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主要出现在政治领域。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党和国家。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下迅速地、全面地瓦解，从而出现了派伊所谓的政治发展危机，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14]。在中国，这些危机不是依次出现的，而是曾同时全面爆发的。经济和文化手段在推进政治现代化方面是一种间接的和局限性的力量，他们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全面危机”。所以，在清末民初时期，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念只是昙花一现，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间没有什么号召力。救亡压倒了启蒙，革命压倒了民主，政治压倒了经济。“中国的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政治的共同渊源是二十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15] 可见，中国这种全面危机的解决只能诉诸于政治手段，并且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来解决。
根据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必然面临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政治现代化一方面表现为政治参与的爆炸性增长，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现代政体之有别于传统政体的标志；另一方面，政治现代化又表现为权威的合理化，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党可以同时满足政治现代化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正如亨廷顿所言，“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有能力做到两条，第一条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达到先发制人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无法展开，第二条是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4] (P381)所以，政党具备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所必需的必要条件。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旧国家政权已遭到了破坏，但新中国的公民社会并没有发展起来。而中国共产党经过严酷的、长期的革命洗礼则发展成为了一个结构严密和组织完善的政党。所以，在建国后真正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政治现代化任务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现代化启动之前，由于未建立起独立的商品经济体系和市场调节机制，因而现代化前期，不可能依赖市场机制来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只能依靠国家和政府自身来逐步调整。”[16] 因此，在社会自治能力和国家管制能力都比较虚弱的情况下，政党通过控制国家和社会组织来创制和贯彻一些现代化的政策，从而启动和推进现代化进程。
第三，从动力资源的角度看。西方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比较适应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变迁。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主要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他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来理解，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是分不开的。新教伦理中的个人主义、精神平等和心灵自由观念是资本主义精神重要起源，它与现代化政治的基本政治价值和信仰——自由和平等具有亲缘关系。
西方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多元结构，这种多元结构具有弹性。首先，这种社会结构大多是封建制结构。在封建制结构下，社会的权力是分散的和支离破碎的。这种社会结构在面临现代化的挑战时不像中国的官僚制结构那样具有很强的抗拒能力。其次，这种社会结构是比较分化的。它们由较为特殊的和复杂的群体与阶层组成，诸如各种土地贵族、从事多种经营的农民以及强大宗教团体和组织。这些复杂的集团和阶层对王权的膨胀起着抑制作用，客观上为市民社会冲破传统社会的藩篱创造了空间。正如摩尔指出的，“在英国民主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拥有土地的乡绅和贵族具有不依赖于王权的独立性，这是很重要的。”[7] (P30)这种比较分化和多元的社会结构富有更多的弹性，能够比较容易地容纳新生的现代阶层和现代政治制度，对现代化政治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政治现代化的动力资源。中国传统政府的权威、效力和适应性无法对内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对外也无力应付外敌的挑战，国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的现代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政治现代化所必需的两个先决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4] (P32)，政治现代化无从起飞。相对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官僚制比日本的封建制更难向现代政治转型。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力与认同感使中国社会在面临来自国外强大的现代化压力情况下，仍然能保持自身的完整，因而耽搁了政治现代化的转型过程[1] (P111)。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惰性这一点在西方学者眼里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对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的研究颇有建树的美国学者派伊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步履蹒跚的重要原因。他指出，“中国人普遍认为，由于他们过去曾经拥有伟大的文明，因此他们现代化的经验一定和其他不具备这项条件的国家大相径庭。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遭到劫难的巨人，而不是一个试图适应现代化生活的老顽固。这便是中国近百年来无法应付外来强烈挑战的关键性因素。”[17] 罗兹曼对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比较，也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像日本那样顺利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转型，其原因在于传统中国体现在官方意识形态规范理念中的中国世界观有碍于中国人的灵活应变性[18]。
三、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变迁
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总体上主要有两种模式，即毛泽东时代的“激进主义革命模式”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渐进主义改革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主体、组合、来源都有很大的差异。从“激进主义革命模式”转变到“渐进主义改革模式”，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完成了从单一动力到复合动力的变迁。其变迁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单一的政治动力到政治、经济、文化动力的复合。在“激进主义革命模式”下，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都处于政治的统摄之下。在经济方面，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绝对的主体地位，政党和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控制着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在文化方面，政党和国家掌握着意识形态的绝对解释权，社会不存在与主流政治文化相左的文化形态。经济政治化，文化政治化，经济和文化完全被政治所控制和主导。经济和文化无法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为政治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撑。
在“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下，中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比较多元的文化格局。市场经济是相对自主的经济，它要求政党和国家的权力收缩。市场经济所蕴含的平等、自由和契约精神，都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注入了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分化，它是现代化政治的必要条件。正如李景鹏先生所言：“经济利益的分化会为政治改革、民主发展在深层次上提供基础，这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它甚至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19] 市场经济更是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从而形成了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落差。这也势必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权力结构。在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社会也为其他思想文化的输入和生长提供了一定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就是这种多元文化格局的反映。
第二，从单一的内源动力到内源动力和外源动力的复合。在“激进主义革命模式”下，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国社会与外部环境之间几乎没有信息流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外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不可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产生作用(即使有压力也是有限的，主要局限于精英)。因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政治系统的内部，包括领袖的政治心理和个性、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竞争以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互动。
在“渐进主义改革模式”下，中国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涌入中国。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结果就是加大了西方政治文化对中国政治的冲击。其次，中国加入WTO对中国政府治理和法治建设提出了挑战。再次，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支撑。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是国家一体化过程中，香港、澳门以及台湾政治模式对中国大陆政治的影响。随着中国收回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一国两制”在中国变成了现实。在“一国两制”下，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加强了对香港、澳门的政治影响。反过来，香港、澳门相对独立的、法治和程序民主程度比较高的政治模式也对大陆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压力。相对于香港和澳门来说，台湾的政治经济实力更强，独立性和程序民主程度更高。大陆在对台湾提出国家一体化的要求时，台湾则以大陆政治民主化作为回应。
第三，从单一的政党动力到政党、国家、社会动力的复合。在“激进主义革命模式”下，中国的政治结构是强政党—弱政府—弱社会。执政党是整个社会和权力运行的中轴和动力之源。因为执政党不仅控制着国家权力，而且也控制着社会的利益表达和综合。执政党居于国家和社会之上，既扮演着中介者又充当着领导者的角色。国家组织运作效率低下、相对独立性差、适应性弱。社会自治能力有限，社会组织丧失自律、自主、自立的能力，依附于执政党和国家。社会组织没有独立的资金来源，没有独立的运行规则，也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管理人员，社会组织形成了对执政党和国家的全面依附。长此以往，社会组织就没有了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自我生存的能力。由此，在强政党—弱政府—弱社会的政治结构下，弱小并缺乏独立性的政府和社会无法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之源，只有执政党以国家的名义来创制现代化的法律、制度和政策。
在“渐进主义改革模式”中，政府和社会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从而发展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源。一定的政府自主性比较有利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政府自主性的获得也促进了国家职能的扩张和国家能力的增强。强大的现代政府在中国开始出现，很大程度解决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政治权威、政治整合和政治渗透问题。同时，社会也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公民社会在中国开始萌芽，相对自主的社团迅猛发展。据民政部统计，早在1989年初，全国性社团即已发展到1600多个，相当于“文革”前的16倍，地方性社团猛增到20多万个，相当于“文革”前的33倍[20]。公民社会的兴起对于在中国确认个人的价值和公民的社会地位，对于重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实现社会自治、建立民主化的社会条件、奠定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等诸方面，均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从单一的体制内动力到体制内动力和体制外动力的复合。在“激进主义的革命模式”中，中国的政治结构是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在这种结构下，执政党和国家通过现代化的物质手段和强大的组织力量把公共权力渗透到社会中的各个角落。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处于执政党、国家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融合在一起。执政党和国家的触角延伸到它们所能到达的所有空间。在这种政治结构下，政治体制所涵盖的范围是绝对的，体制外的组织或个人没有赖以生存的空间。所以，社会中不可能有体制外力量的存在。
在“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中，政党和国家逐步从社会中撤离。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开始出现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有限分离。由此，政治体制所能涵盖的空间范围也逐步缩小。这就为体制外力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长，体制外力量的发展势必拥有更多的空间，从而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形成压力。
当然，从“激进主义革命模式”转变到“渐进主义改革模式”，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完成了从单一动力到复合动力的变迁，并不是意味着原有的动力来源不存在了。只是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结构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原有的发展动力和新生的力量构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复合动力结构。然而，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结构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政治现代化的必然加速，原因是，政治现代化是否能加速还要看多元化的动力之间形成怎样的结构，即各动力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还是形成相互阻碍的负相关关系。显然，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看，上述各种动力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有时候形成正相关关系，从而促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有时候形成负相关关系，从而阻碍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厘清政治现代化各动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能否加速的关键。而21世纪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向度和速度如何一定意义上决定着21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向度和速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作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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