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183;商务条款》中对北段界的划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对论文,中英论文,条款论文,滇缅论文,商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07）01—0108—04
一
近代的殖民主义发端于15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末期。17世纪中叶，英国人取代了其它殖民国家的地位，把印度变成英帝国亚洲霸权的支柱。
征服印度后，英国从争夺中国市场及获取在中国的优势地位来考虑中国的西南边疆，提出逆长江西进，贯通滇缅、印藏，连接英属印度与长江流域的对华贸易战略。1875年爆发马嘉理事件，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烟台条约》。该条约规定：中英会商滇缅通商事宜，英印派员赴滇。这样为英国由缅甸进入云南，向长江上游发展，最终实现贯通印度与长江流域的设想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实施这一设想，英国接连发动对缅甸的战争。在占据缅甸全境以后，因为统治不太巩固，害怕中国以“藩属”为由，插手缅甸，有稍让中国展拓边界之意。英外交部侍郎克蕾对此也表示英国愿将潞江以东之地，自云南南界之外起，南抵暹罗北界，西滨潞江，即洋图所谓萨尔温江，东抵澜沧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国，南有掸人各种，或留为属国，或收为属地，悉听中国之便。为此负责与英部办理交涉的曾纪泽向清政府建议：“云南掌本系入贡中华之国，当英人果将潞江以东让我，似宜受之，将掸人南掌均留为属国，责其按期朝贡，并将上邦之权明告天下，方可防后患而固边圉。”[1](P78) 对北段界曾纪泽要求英政府不得过赤道以北24度线[2](P2)。曾纪泽认为英国侵缅，中国在八幕并没有设官，于是占之。现为保北界安全，使英勿近我界，要争八幕。“英久占南缅，今图其北，防法取也。泽意宜自腾越西出数十里，取八幕，据怒江上游以通商，勿使英近我界。今英尚未取缅，倘能以口舌得八幕尤佳。署意尚同，泽即开谈”[3](卷61,P16)。曾纪泽甚至说：“请英以八幕为我之商埠。彼灭缅，我占八幕。彼保护缅，我保八幕。当英不允，我即具牍云：英占我朝贡之邦，我甚惜之，但不欲失和，俟后再论之，……彼平缅而我不认，不与议云南商务，彼惧有后患，或易就范”[3](卷61,P37)。
清政府否定了曾纪泽拓界固圉的主张，“朝廷不勤远略，岂有派兵拓界之事？”[4](卷199,P19—20) 事实上对拓界一事，清政府自觉力不从心，况“自腾越城南三百五里至蛮允为滇界，由蛮允至缅之新街计二百八十五里，其间一百六十五里为野人界，向无管辖。”[4](卷199,P854) 中国放弃八幕导致北段界之领土无屏障可言。
对滇缅边界划分，光绪帝特下谕：“界务重大，务须先期考订明确，不可稍有讹错。”强调必须考订明确山川走向后方能进行划界。
1886年7月中英订立《缅甸条约》，关于中缅边界的划分问题，由于滇边情形不明，清政府决定延后解决，故条约规定：“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共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5](P485) 中英的交涉暂告段落，但中缅边界的勘划并未完成，新的交涉只是迟早的事情。
此后英殖民者以印、缅殖民地为依托，企图单方面规定中缅边界走向，迨至1891年薛福成出任驻英公使，清政府被迫进行中缅边界问题的交涉。
二
《缅甸条款》签订之后，清政府的驻英使臣刘瑞芬在其任期内，没有继续同英国进行中缅边界问题的谈判。而英国则有意拖延，一面加紧镇压边境地区人民的反抗，以巩固对缅甸的统治，一面派人以勘查中缅边界为名，进行边界拓展，侵占中国领土。1889年5月经丁宝桢特荐，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与李鸿章有同年进士之谊的薛湘之子薛福成被任命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1891年1月，以“收利权于西国”为己任的薛福成离沪赴任。
1894年3月1日下午3时，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的中英文本上签字。
条约第四条规定：“今议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5](P577)
有的学者认为，只言纬不言经是“文字的技术上则出现问题”[6]；也有学者认为，“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尖高山，在历史上是缅甸国境极北之界。因此，尖高山以北之地，本应属于中国，而条约竟划为瓯脱地，留待将来议定。这就为英国的入侵，留下空隙。”[7] 中缅界务专家张凤岐更明确指出：条款不言经度，暗伏英人向东入侵之机，是“片马问题发生之伏脉”[8](P88)。
薛福成把中缅北段划分为未定界，究竟是功是过？通过对薛福成奏疏、日记的仔细研读，本文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整个谈判的过程我们都可以看到薛氏全力维界、力求展拓的信心和勇气：
薛福成在担任驻英使臣之前，对滇缅边界情况是不熟悉的。一方面为了使谈判能立于不败之地，他到任以后，大量地查阅有关中缅关系和中缅边境的文献资料，了解中缅边界的历史变迁，云南西南边境历代行政建制，疆域所至以及滇缅边境的部落归属和邻近邦国的情况。“惟恐稍涉含混，致滋将来流弊”。
另一方面要洞悉边情，必须事先“预筹查探边情”，他建议请云贵总督王文韶选派人员分途侦察，如“南掌之存亡”，“掸人之强弱”，腾越边外之地势、民风等，“一一查询明确”，以备勘界时有所依据。
1891年薛福成还趁驻德使馆人员姚文栋① 回国途经缅甸等处之便，委托他顺路考查滇缅边界，酌给路费300两。姚文栋花了半年时间，悉心考察滇缅边界情况，写成《云南勘界筹边记》。他向薛福成进言：入滇后，“稽之志、乘旧卷”，遍访边民，才知“野人山实系中国现属各土司之分地，即明史所称南牙山者，本在云南界内，非瓯脱地也”[9](P16)，“山中野人额设抚夷以治之，辖于诸土司，非化外之民也。”[10](P16) 野人山不知者疑为“荒渺难稽之域”，这是“自误也”。“野人山者素属沿边要地，诚不宜有疏失也。”[10](P18) 英得缅，藩篱撤而门户寒，所幸还有野人山之天险，可以“限隔中外”。假若使野人山为英所得，那么英国则可以长驱而入云南，有高屋建瓴之势，而云南更无可扼之险了。为此他提出边防之策有三：“若能如曾侯原议索回新街，以扼门户之总枢，是为边防上策；新街既沦于英而不可返，于是职道有保守野人山九道之议，守吾界以遏其阑入，犹不失为中策；若并九道不守，举野人山而弃之，则日后边防无险可扼，虽使孙吴复起亦无策矣。”[11](P30) 姚文栋的意见使薛福成进一步了解了滇边情形，成为日后谈判的依据。
身为洋务派的薛福成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领土意识很强。观薛氏交涉拓展意识浓厚，即便是退也是考虑某些方面能进。
英国对待滇缅边界问题是其殖民政策的贯彻。手法是先采取军事占领，然后才开始谈判，逼迫就范。因此在吞并缅甸后，1886年英国开始派兵侵入腾越虎踞关内的崩冈（盆干、捧干）寨。1889年崩冈为英所攻占。后英兵继续入侵。1891年英国借口一个英国人被野人山傈僳族烧死，派兵进占野人山，将汉董、户董等寨烧毁。1892年英国又派兵入侵昔董。
薛福成通过外交途径多次照会英国外交部，就英国派兵侵占云南边境的行径提出严正抗议。薛福成在照会中说：英兵过野人山在腾越西北地方，该处人心惶惑，英兵攻打占据该地，现“请英廷发谕退兵，并不准再行前进。伊洛（落）瓦谛（底）江上段东边之地，此处地段，照地理形势，必应归入中国。”[12](P2) 伊落瓦底江上段东边之地，在英国战胜缅甸时，为缅王管辖地之外。现今英在此“焚毁房屋，占踞其地”是“深不合理”的行动，其目的是趁划界未定之前，多侵占地方，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行径。他要求英国政府尽早派员谈判滇缅划界问题。运用国际公法保护边界领土，无疑提升了谈判的档次。
1892年英国外交部照会薛福成《滇缅划界节略》，提出所有伊落瓦底江上游“均归英国管辖”。对此薛福成明确表示，如此划界不能接受。如何划界，薛福成坚持1886年曾纪泽与英国外交副大臣克蕾达成的三点协议，即“允让三端”：一端八幕通商，二端怒江即伊洛瓦谛江自由通航，三端展拓疆界。英国外交部悍然拒绝，交涉陷于僵局。
由于“允让三端”的原则被否，薛福成重新提出谈判原则，“须以力争野人山地为第一要义，至少须以大金沙江为界”，[13](卷5,P14) 以东尽归中国。野人山地的范围，据薛福成的记载：“野人山地，东界腾越、维西两厅边外之雪山，西界更的宛河西境之孟力坡，南界八募、孟拱，北界西藏米纳隆南之曼诸。其经纬线约起赤道北二十四度至二十七度半，京师西十九度至二十三度有奇，全境据伊洛（落）瓦底江及更的宛江上游”[13](卷6,P85—96)。这一地域，一部分在云南省界内，一部分在明朝曾属中国版图，入清以后，成为既不属清政府管辖，亦不属缅甸政府管辖的“瓯脱”（未定界）之地。薛福成认为，按照国际公法，两不管之地应遵循争议双方平分之原则，滇缅之间的瓯脱之地，理应由中国和英国（缅甸）各得其半。但他深知这一要求很难实现，于是仅仅要求这一地域至少应以伊落瓦底江为界，江东尽归中国，江西尽归英国。因为野人山地在伊落瓦底江以东者约占四分之一，在江以西者要占四分之三。这就是说，中国仅得野人山地的1／4，而英国得其3／4。为此，薛福成很有把握地说：“划江为界，英自无辞，因江以西野人山地尚赢两倍也。”而中国若得此一端“则滇西诸土司安如磐石”[14](第2册,P415)。显然，薛福成所以要全神贯注地争此一着，将力争野人山地列为谈判第一要义，“扼定头脑，与之力争”，[14](第2册，P455) 其主旨在于确保云南边境“安如磐石”。为此他指示马格里在谈判时明确提出上述要求，并要求英兵立即退出昔董。因为“此乃自然之理，否则中国索问其地，岂非徒属虚文矣”[15]。
对此英国一方面向中国方薛福成多次声明中国“索问厄勒瓦谛江（即伊落瓦底江……引者）东上游之地，一系观该处实在情形，一系照万国公理”[16](P657)。另一方面派兵攻占腾越边境的昔马，在边境频频施加军事压力，威逼清政府。
1893年5月8日，英外交部大臣劳思伯里照会薛福成，十分明确表达了英国的意图“英廷拟以恩梅开江与色尔温江中间支江水之分流处为中英两国之界线”[12](P9)。英廷开出的条件与中国“相去太远”，中国不能答应。对中国所定边界，“若照公平办法，以迈立开江及恩梅开江中间之地分一界线，较为公允”[12](P10)。英国也“断不能允”。
鉴于薛福成强硬的态度，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在划界问题上暂时做出让步。1894年3月1日下午，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的中英文本上签字。
近代地理学是西学东渐的排头兵，也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桥梁。鸦片战争以来，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很早就成为薛福成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通过这些著作，他逐渐认识到地理学是西方近代科学的关键性学科，是欧洲强国称雄世界的重要资本。作为一个为西方地理学熏陶、提倡与推崇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作为清末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薛福成在条约中出现“文字技术”问题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从客观实情来看：据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记录，（1892年第162页，由委员助理Elliott上尉报告，由J.T.Walker编辑）1890年12月24日在缅甸北部40英里处组成一个探险队，开始了它的行程。31日到达了密支那。密支那……在尹落瓦底江左岸的最高处，……由于是岸边最高的山村，所以先前是缅甸统治者的极边。有一条向西的路可以到达莫冈，……这条路常为中国商人用于贩运珠宝、木材，这儿还是一个较大的出口获利地[17](P7—8)。
1908年，尽管英国的武装力量当时早已侵入尖高山以北，但英国政府测量长郎奇（F·B·Longe）上校指导发行的缅甸地图，仍未敢将尖高山以北地区，公然划入缅境。可见尖高山以北向不归缅是历史事实。然而尖高山以北，担当力卡山以南，印度阿萨姆以东、高黎贡山以西的地带，主要是一些独立的部落地区。这些部落在历史上有的同我国有联系，有的根本就没有联系，即使有联系，这种联系也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它们的独立、半独立地位。清政府的统治力量大体上在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一线。可见尖高山以北，除小江上游地区之外，都是独立部落居住的地方，是中缅两国政府实际统治力量所不及。正如1891年直隶候补道姚文栋实地调查滇缅边界后说这片地区“既未属华，亦不属缅”[11](P28)。因此，我们怎能认为尖高山以北既不属缅，就必属华呢？我们又怎能以尖高山以北属于中国为前提去指责薛福成呢？
另外，英国殖民者出于自身殖民利益的考虑入侵片马，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侵略行为，其责任在英国，怎能把英国入侵片马归咎于薛福成呢？而条约中言纬不言经恰恰是薛氏用心良苦的结果。
其一，援用国际法保护北段界。北段界北接康藏且包括片马等地在内，关系中国西南边疆国防，决不可轻视。英灭缅后，已进据北段，并不断向滇边蚕食，形势严峻。
北段界的划分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对野人山的争夺。野人山等地若失，云南则危，云南如失，全国则危。若中国占据野人山便可居高临下，控制下缅甸。因此野人山地的划分，中缅双方都不肯让步。暂定为未定界，先将此段置于国际法的保护之下，日后，或许英国如果入侵，中国也可依据条约与英交涉。在当时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样处理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处理。后来英果然入侵片马等地，中国政府也正是以条约为据与英周旋。
其二，薛福成打算仿效美国、加拿大的边界来处理中缅北段界问题。“美国北界除太湖外皆以纬度为凭。”[13](卷3,P27) 1812年～1814年的美英战争双方签订《根特条约》，成立联合委员会解决旧边界问题。1817年英美订立《卢希—巴戈特协定》，美国表明放弃兼并加拿大的计划，同意加拿大自由独立；英国放弃利用加拿大为基地进攻美国的企图。很可能与曾纪泽一样，薛福成也打算把整个北段收归己有而埋下北段界英无权过问的伏笔。
其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英国可以用武力侵占他国领土，我们为了国家利益为什么不用武力展拓领土。薛福成为了防止英国乘机侵占，考虑：“野人山地滇图既在边外，无论争之难得，即令得之”[14](第1册,P441)。薛福成私下让姚文栋向云南大吏鼓吹：希望云南地方当局积极向滇西北地区拓展，巩固边防，预杜英殖民者的侵噬。
三
甲午战前滇缅界务的交涉，反映出清政府为维护边疆完整保护国家利益在政府职能上的困境：武力不能与之对抗，外交手段是唯一能维护国家利益的措施。清政府只能启用那些懂得国际公法、善用外交手段与对手周旋维护、挽救国家权利的“洋务派”，薛福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观薛氏的交涉：原则理性化，他始终把边界划分立于国际公法之下来考虑，谈判中援用国际公法保护领土，一方面为自己赢得了主动，另一方面钳制对手的野心；目标实际化，从自身实际出发制定目标，了解对手，进退自如，最终达到预期目标；内外一体化，政府全力支持，同心协力共同维界；自身爱国化，薛福成带病呕心沥血于整个谈判，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他是不会一回国就去世的。整个中缅边界交涉，薛福成所取得的成就不能不说是一个高峰。
（本文得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蔡乐苏教授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6—10—20
注释：
① 姚文栋：（1853年—1929年）上海人，字子樑，号景宪，又号畅垒道人，室名读海外奇书室。龙门书院高材生。官直隶道员。曾随使日本、俄国、德国。著作有：《云南勘界筹边记》、《东北边防论》、《安南小志》、《东槎杂著》、《集思广益编》等，另辑《天南同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