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8年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平论文,学潮论文,歧异论文,国民政府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国统区的学生运动不断，经常发展成为普遍的向国民政府权威挑战的社会运动。国民政府为应对学潮，调动了党政军警宪特等各种政治资源，但是结果总不免刺激学潮进一步升级，甚至牵涉到其他社会阶层，从而造成严重的政治灾难。以往有关战后学生运动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国民政府对学潮的政策、处理方式及其后果，①但是很少注意到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势力在学潮处理上的歧异；另一方面，以往关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论述大多集中于政治军事资源的争夺，视角较为单一，不太注重不同派系对社会资源的争夺。本文试图通过对1946-1948年北平发生的一系列学潮中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处置歧异的具体考察，细化我们对北平学生运动发展所特有的背景及政治环境的认识，从侧面体认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学潮中的特殊面相。
战后，国民政府成立北平行辕，作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长官驻北平代表机关。1946年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辕，下设保定和张垣绥靖公署，负责华北五省及三个特别市的党政军一切要务。1948年5月裁撤，其职权归入华北“剿总”。另外，常设的北平市党政军机构主要有市党部、市政府、警备司令部以及宪兵和中统、军统在北平地区的下属组织。
北平由于多年的日伪统治，国民党政权接管后，需重建自己的统治，北平自然成为国民党各种势力极力渗透的地区。CC系、陈诚系、政学系、军统、宪兵等中央各派势力纷纷涌入。以北平市政府为例，其中副市长张伯谨是三青团中央委员，与陈诚关系密切；警察局局长汤永咸原是宪兵团长，出自蒋介石侍从室；民政局局长马汉三是军统特务，秘密身份是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除了中央系的势力以外，②这一时期主政北平的还有一些地方实力派或文职官员等非中央系的势力，如文职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新桂系的李宗仁，1948年5月后任华北“剿总”的晋绥系的傅作义等。这样在北平就出现了中央系与非中央系杂处，各种势力交织共存在各级党政军组织机构中，这样在处理很多事务的过程中相应的就会出现各种歧异甚至冲突。
何思源从1946年11月至1948年6月任北平市市长，作为北平的市政地方官，直接参与处理几乎所有的学生运动。何早年毕业于北大，后又留学德、法。1926年回到广州，先后任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法学院主任、政治训育部副主任。“二次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权。1928年起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抗战爆发后，留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战，抗战胜利后，任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在学界有很好的关系网络，这是其主政北平的重要的资源之一部分。但是，何思源是一个典型的文职官员，无组织背景，在中央仅与朱家骅关系较为密切。③1946年11月，何思源被排挤出其抗战时有一定根基的山东省主席的位子，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但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发表何思源为北平市长，只不过是蒋介石给何思源下野的一个台阶，实际上不打算让何思源上任，因为北平前市长熊斌本来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当时陈诚保荐张伯谨任副市长，就是准备接替熊斌任市长的。”④后来，何思源更是由于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及处置学潮不力等原因，遭蒋介石嫉恨，1948年6月被免去北平市市长职务。
新桂系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也是一直参与竞逐中央权力的一个派系，所以蒋介石对新桂系一直保有戒心。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表面上是作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长官驻北平代表机关，负责华北五省及三个特别市的党政军一切要务，其实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虚位的最高长官，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的高高在上，负责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⑤所以任上的李宗仁在北平结交名流学者，利用各种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塑造自己民主、革新的形象，待机而动。
傅作义是从晋系中独立出来的晋绥系，早在抗战时就凸现出自身的实力。1948年5月，国民党政府撤销北平行辕，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但蒋介石出于对非嫡系将领的戒心，指派其亲信陈继承担任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具体指挥华北地区的中央系部队。⑥傅作义极力摆脱蒋介石的控制，排挤中央在平势力，傅利用“七五”惨案，借重自己的军事实力，以辞职相迫，使国民党中央不能不尊重其意见，使其完全控制华北的军政大权。
与上述完全不同的是代表中央系的北平警备司令部陈继承，北平市党部的吴铸人，警察局的汤永咸，市民政局的马汉三，市社会局的中统头目温崇信等，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也最具代表性的是陈继承。陈继承是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出身，资格也很老，早年是黄埔军校的中校教官，参加过东征、北伐、1932年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的第五次“围剿”，随蒋介石经历过西安事变，其后历任洛阳卫戍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军校教育长、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抗战胜利后，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1946年9月，兼任北平警备司令。1947年任保定绥靖公署副主任。同年9月，任北平警备总司令。同年12月，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陈继承是中央系在华北的最高长官，最大程度上代表并执行国民党中央的意志，与李宗仁、何思源、傅作义等严重对立。最终因为“七五”惨案被调离北平，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
由此可见，战后，北平学生运动有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运动不同，国民政府对北平的控制远远达不到沪宁地区那种程度。北平的政治生态中非中央系对中央系形成了一定的制约，这种派分必然伴随着权势争夺，在学潮问题上也不例外。
战后学潮经常发展为整个社会表达不满与抗议的风潮，全国无不受此影响，而“北平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圣地，五四运动后，所有学潮恒以北平马首是瞻”，⑦战后也不例外。1946-1948年北平先后发生了反美抗暴运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反美扶日运动、“七五”血案等运动，很多运动波及整个社会阶层，影响极其广泛。当时，处理学潮成为北平各级党政军警宪特机构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但是在具体的学潮处置中也有不同的处理意见及行为，秉承中央意志的警备司令部、宪兵、党部、军统、中统等系统基本上主张严惩，在学潮的处理过程中措置强硬，往往刺激学潮扩大升级；而非中央系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北平市长何思源与华北“剿总”傅作义等则出于现实的考虑，采取缓治和疏导的办法，避免了一些流血冲突。
早在1946年末的反美抗暴运动中，这种分歧就开始出现，何思源处于国民党政府与学生运动对立的夹缝中，左右为难。起先，何致函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提出抗议，要求惩凶、赔偿、道歉。当北平各校学生到市政府请愿时，何接见学生代表，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严厉指责美军的暴行，并且表示“政府要提出抗议，向他们(指美军)进行严重交涉，学生要为政府作后盾”。⑧但是何的这种行为受到行政院的指责，行政院致电何思源，强调：美军个别人违纪是法律问题，应以法律解决，决不容许奸人借机诬蔑“亲密盟邦”，破坏政府外交。⑨李宗仁此时对学潮也尽力疏导，中统的情报就提到：“行辕李主任恐事态扩大，曾令各方注意维持秩序。”(10)当然反美抗暴风潮时，政府与学生还没有形成尖锐对立，所以北平当局内部的分歧还不是特别突出。
反美抗暴运动稍稍平息，从1947年5月又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北平，5月18日由北大、清华、燕京、天津南开、北洋等13所院校联合成立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当日，北大学生宣传小组在西单做宣传时，遭到青年军208师的袭击和殴打。在当晚的紧急会议上，学联决定：针对这一事件发起新一轮抗议活动，自5月19日起罢课，并决定5月20日举行大游行，向北平行辕请愿。
5月18日，国民政府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称：“京沪等地，竟有若干学校学生……相率集众请愿，迭提过当要求，出以越轨行动，妨害公务，阻碍交通，显系有意鼓动风潮，扰乱社会秩序，破坏行政设施，……实亦政府所难坐视。”规定不得越级请愿；请愿代表不超过十人；如有学生罢课及游行示威等情事，各级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或予以解散；凡不遵守以上规定者，当地政府应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止。(11)蒋介石发表谈话，内称：“国家何贵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为保证整个国家之生命与全体青年之前途，将不能不采取断然之处置”。(12)教育部据此通令各大学：“近来学生之罢课游行，请愿要挟，荒废学业，扰乱治安，逾越教育范围行为，殊应予以纠正”；下令“已罢课者，即日复课，并查明滋事分子，分别主从，从严惩处，为首者一律开除学籍”。(13)
在如何对待学生运动这个问题上，北平和中央政府之间以及北平当局内部存在分歧。天津《大公报》提出：蒋介石发布之文告以其内容与现实不符而“增加了地方当局的困难”。北平对颁布《临时办法》的反应，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李宗仁5月18日召集各大学负责人及教授代表开会讨论时局，认为《临时办法》的用意显然是对付京沪请愿学生的强硬做法，北平拟“在执行上作一弹性之决定，以便兼顾中枢命令与地方特殊情形”。(14)对5月20日的学生游行决定不加干涉，李宗仁还对有武器者郑重告诫：“即使学生先动手，你也不要还手。”并严禁任何武装单位徘徊街头。(15)然而就在这次会商的次日，北平警备司令部以行辕的名义下令禁止游行，并将公文送至各学校，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收到此公文表示，“学校当局昨会联合访李主任，要求当局采疏导态度。本日官方除警备司令部命令外，尚无任何通知”。(16)可见北平警备司令部与行辕之间意见不一。
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与北平军统的马汉三秉承中央严厉镇压的政策，商定在20日派军警埋伏在学生请愿的必经之路，对学生进行镇压。何思源得知消息后，告知李宗仁，希望李宗仁出面制止。李宗仁约见马汉三，马说明了打算通过武力镇压牺牲几个人来平息学潮，李宗仁认为，打死了学生更会造成反政府的借口，要求马汉三速将军警特务撤回，从而避免了学生的流血牺牲。(17)这样，北平学生5月20日的游行基本上没有遭到军警特务的阻挠和镇压，并顺利到达北平行辕，提出自己的要求，李宗仁亲自接见，安抚学生的情绪，然后，学生有秩序地返回了学校。
与北平的疏导和不干涉迥异的是天津、南京、武汉等地在同一天的游行都遭到军警的镇压，学生伤亡、被捕者甚多。对于这种差异，当时《观察》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北平‘五二○’万人游行得以顺利完成，据说是完全因为坐镇北方的一文一武两大员(这里指的是胡适和李宗仁)力争所致。两大员不顾手令，不顾秩序法，彻夜疏通了各机关，撤销了预定埋伏，由此才有了翌日的成绩。天津则不然，飞起了石子、木棍，出动了暴徒。爱国大游行，结果南开、北洋两股主流均遭殴，而不能汇合。这也正说明了地方当局意见的对立。李宗仁、陈继承的斗法，“五二○”事，李主疏导，陈主严惩，两人为此，几致勃豁。北平在行辕脚下，自然得给李主任一点面子，而天津市的指挥决策者，是上官云相。虽然短短240里，却不免有天高皇帝远之感，李主任当有鞭长莫及之叹了。”(18)由此可见，北平当局意见的对立，以及李宗仁对北平学潮处置的影响。
然而，北平并没有因为“五二○”游行而平静，在以后的几天，军警特务寻机挑衅，逮捕毒打学生的事情时有发生。华北学联为抗议国民党最高当局通过《临时维持社会秩序办法》，决定6月2日罢课，以6月2日为“反内战日”。这时，时势演进，环境变迁，国民党中央电令平津地方当局，授以处理学潮全权。在随后的北平行辕会议上，陈继承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决定依临时维持社会秩序法处理。(19)从6月1日开始，北平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如临大敌，全城戒严，在北大沙滩附近设置沙包、铁丝网，清华与燕京之间的电话线被割断，两校之间布满军警和特务，北平警备司令部扬言要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学潮。在此情况下，学生们改在学校活动，但是军警非但不撤除，反而采取了镇压的行动。当局派两辆满载士兵的卡车撞坏北大西斋大门，准备入校镇压，校长胡适打电话给何思源，何思源亲自到北大疏导，命令军警撤除，并立即拆除沙包、铁丝网等障碍物，才避免冲突的升级。(20)
虽然6月2日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高压使得局势更加恶化，学生运动也开始走上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发展到1948年3月，北平警备司令部接到中央电令，以学生联合会为中共策动的组织，各地均已查禁，而“北平学联尚在公开活动，应立即依法查禁”，即通知各学校查禁。(21)在3月29日，国民党军警包围北大沙滩区，查禁华北学联。北大等七校代表决议4月3日起总罢课，表示抗议，并组织保卫学联联合会。4月7日，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以“华北学联首要分子，鼓动罢课罢工”的罪名，要求北大限期交出田余庆、柯在铄等12位同学，4月7日，警备司令部秘书主任汪道涵和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亲临北大，向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出示警备司令部密函，要学校配合逮捕，郑天挺予以拒绝，双方争执不下。陈继承态度强硬，公开宣称要做关麟征第二，不惜动武。北大校方找到何思源出面斡旋，才避免了军警的任意捕人，改由法院依法传讯。(22)
当局还于8日晚，派几十名特务暴力袭击了北平师范学院，击伤多人，逮捕8名同学。各校学生组织起来集结5000余人到北平行辕请愿。北大教务长郑华炽、训导长贺麟、秘书长郑天挺、清华代校长叶企孙约同师院训导长温广汉等与陈继承交涉，要求释放从师院逮捕的8名学生。何思源从中调解，陪同主要大学的负责人前往北平警备司令部要求陈继承放人。陈故意回避，何就同各校代表赶赴北平行辕查问。当时李宗仁不在北平，行辕参谋长王鸿韶立刻将陈叫去追问，陈继承迫于北平行辕的追查和各校师生的要求，不得不于当晚将学生释放。
李宗仁在南京得到北平学潮的消息，即于15日致电北平党政军负责人，指示说：“处理办法，仍宜本过去一贯以疏导说服为主。当兹生活困难，社会不安之极，学生由于苦闷之情绪，一遇刺激，自不免容易发生轨外行动，授奸人以挑拨煽惑之机会。务望兄等与院校协调一致，妥慎处理，使学生了然政府之困难与爱护青年之意，自可觅取解决之途径。至伤人滋事各节，应即依法处理，以示尊重法治之精神。”在此电令下，陈继承、吴铸人与何思源于15日向师院道歉：“查本月9日贵院所发生不幸事件，以事出意外，未能及时防护，至为歉仄。今后自当尽力防止，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3)于是事件逐渐平息。
因为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上，何与陈继承、吴铸人存在矛盾，“何思源与陈继承唱对台戏，引起陈的极大不满。陈继承大发牢骚，说何思源向学生买好，给他制造困难，是为共产党张目云云”。(24)何也曾说明自己对于学潮“力持和平，备受误会，诬为袒护北大，放纵共匪”，(25)可见双方对立之尖锐，所以何在这份给教育部的电报中做这样的自辩。
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副总统，长驻南京，北平行辕裁撤，吴铸人竞选监察委员，也离开北平，6月，何思源被免去北平市长。此后，傅作义任华北“剿总”，坐镇北平，陈继承为“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傅与陈本来就有矛盾，于是，在学潮处理中，开始出现傅作义与陈继承的斗法。
1948年7月5日，流亡北京的数千名东北学生群集东交民巷，抗议市参议会通过的“征招全部东北(流亡)学生当兵”议案。傅作义虽然反对学生游行，但是面对学潮，他还是避免冲突，游行当天，傅作义“严令凡接近学生者，一律徒手，各级警宪官长，亦一再申戒不许流血，更无任何人下达开枪命令。警宪人员，自晨至暮，始终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之容忍精神，在十一小时之长时间中，忍饥忍饿，维护公共治安，虽学生行动激越，幸未发生任何意外”。(26)尽管傅作义有此指令，但陈继承认为局势严重，以电话请傅作义派部队警备，傅指示“士兵不准带枪，更不许打学生”。陈继承即调中央系的青年军第208师搜索营及装甲车4辆全副武装先后到达现场，(27)随后局势开始紧张，最后失控，青年军开枪射击，酿成惨案，学生死8人，无辜商人死1人，伤48人。(28)
“七五”惨案，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7月9日，华北13所院校、东北在平各院校学生万余人汇聚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七五”惨案哀悼控诉大会。会前，万余学生高举“东北华北各院校反剿民反屠杀要读书大请愿”的大旗，先到李宗仁官邸请愿。李因结束行辕事务，正好在北平。李宗仁三次接见学生代表，他表示：“自己有职无权，只能尽量帮忙，向地方及中央转达。”最后同意请愿代表提出的严惩凶手，撤销对集会、言论、请愿的禁令，厚恤死难者家属，建立临大临中等10项要求。近午，警备司令部派来4辆装甲车到李宗仁官邸附近，引起学生强烈抗议，李宗仁表示保证学生安全，并撤走装甲车。(29)事件发生后，傅作义于次日发表谈话，表示同情学生，答应对肇事头目撤职查办，厚恤死难者家属，尽力解决东北学生的生活和就学问题。(30)傅一面派人处理善后，一面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请求“处分”和“引咎辞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撤换了陈继承和市政府其他几个中统、军统特务骨干。最后，蒋介石被迫撤了陈继承北平警备总司令的职务，青年军208师也被调离北平。
“七五”惨案后不久，国民党开始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奉密令成立“清匪除奸委员会”，随即发生“八·一九”事件，传讯、拘捕250余名学生，送特别刑庭“法办”。中共也开始转移学生，国统区的学生运动转为配合解放军进军，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协助解放军接管城市，由此学生运动开始步入低潮。从1946年末的反美抗暴风潮到1948年“八·一九”大迫害，整个学潮的过程中，都可见中央系与非中央系面对学潮问题的宽严之别。
战后学潮基本是社会普遍情绪的一种表现形式，学生运动既起，如同时论所言：“反内战，反饥饿，是人民一致要求，无论何人，登高一呼，自会万众响应，群起支援。”(31)社会各界对学运多持支持至少是同情的态度，因为学潮反映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各阶层。国民党内各种势力，虽然多半反对学潮，但由于受不同的动机、利益、目的和观念的驱使影响，各人对学潮问题，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行动上，都难免会感受不同，意见不一。在北平一系列的学潮处理过程中很明显地分为中央系的严惩与非中央系的疏导两种态度和行为，中央系由于长期受到效忠党国与领袖的思想灌输，素以服从中央及领袖命令为本份，思维通常较为直线而不计后果，在面对政治上的反对者时反应强硬；而非中央系的地方负责人往往比较注意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和前途，处理类似问题基本上会有一些疏解矛盾的作用。
上述的那种分歧只是问题的一面，其实，任何的政治事件都包含着所涉及的各类政治势力的争夺博弈，学潮也不例外。北平学潮处置上的歧异，其实也包含着中央系与非中央系的权势争夺，特别是在争取对包括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力量的支持，甚至还有美国方面的关注，这些无形的社会资本在学潮处置中得到凸现。
在以往关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论述中，往往较为忽视不同派系对社会资本的借重和利用。社会资本包括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主要表现为良好的社会形象及无形的社会声望等。相对于掌握军事政治等有形的“力”的资源的中央系，非中央系及地方实力派更看重社会资本，而这在某些时候会转化为政治竞逐及权势争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砝码。具体到北平学潮处理问题上来看：一方面，由于八年的艰苦抗战，国民政府通过抗战建国的策略，有力地扩大了中央的势力，相应地非中央系受到很大削弱。所以战后，在北平，中央系控制了几乎全部的党政军资源，非中央系往往处于位高权轻或者受中央牵制的地位。这种状况就使得非中央系往往采取结交社会名流、取开明的政策，塑造民主形象，争取社会民意的支持，当然还有美国的关注。李宗仁在北平行辕任上，广交文化、知识、教育界朋友，聘任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为行辕秘书长，北洋大学教授王捷三为政务次长，在行辕内成立座谈会，邀请各大学教授出席，听取他们的意见。何思源本身就是学人出身，毕业于北大，留学欧美，在北平“党政文化各界多为师友故旧”，(32)特别是与北大有校友的特殊关系，而且何本身就是个文职官员，一向温和，所以在北平各界中有较好的口碑。而傅作义虽然是军人，但是也很注意这个方面，傅作义在北平期间，经常约请学者教授座谈，以此来“随时掌握知识界的动态，民众的呼声，社会的舆论”，通过办《平明日报》约请知识分子撰稿自由发表各种政论及建议，傅作义还邀请学者教授参观张家口，请教授学者为所属干部做各种专题报告、演讲。(33)据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忆：到1948年前后“傅作义对于军事部署，如此拖延搁置，整天却在接见政界人士、名流学者、非常忙碌”。(34)非中央系注重结交文化教育界名流，重视社会支持，这既可以成为他们在学潮中主张疏导的一个诱因，同样也为他们处理学潮提供了社会资源，特别是李宗仁、何思源与胡适在历次学潮疏导中的作用可以证明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学潮处理中，非中央系也收获了社会舆论的支持，积累了相应的社会资本，相反中央系势力却屡屡受损害。
李宗仁在学潮处理中以疏导为主，恳切劝谕，收到良好效果，获得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博得了“民主将军”的美名。而且美国方面也对李非常关注，1948年，司徒雷登以调查清华、燕京及北大学生思想状况为名，专门从南京到北平做了考察，回来后，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人物者”，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35)这些在李宗仁日后的政治竞逐中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在1948年副总统选举时，这无形的资本得到了体现，据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葛鲁恩报告：“有一件事很确实：傅泾波与司徒大使坚决拥护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当蒋总统以高压手段干涉时，二人都感到惊恐不已。他们对于李宗仁并不存有幻想……他从前是一位军阀，具有军阀的种种缺陷。但他们觉得他能虚心接受忠告。他是改革的真实象征，且能成为蒋总统与一般自由知识分子间的桥梁。”(36)而这些资本大多是在北平行辕任上因处理学潮得当而获得的。
何思源在任北平市长时，在历次学潮的处理上，多是尽力疏导，尽量避免不幸事件发生，在政府与学生的对立中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得到学界的广泛赞誉。1948年6月，何被免职以后，北平各民众团体、宗教团体以及文化教育界的代表往访者络绎不绝。各界代表为何思源在市长任内对各方的爱护盛意，在25日集体拜访，表示感谢。27日北平参议会特地举行欢送会，授予何思源夫妇北平荣誉市民称号。何思源去职后专事和平解放活动，劝说傅作义、李宗仁走和平道路，联络各界人士进行和平呼吁，并亲自出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洽谈。(37)何思源从事和平运动，利用的主要资源就是其主政北平所积累的关系网络和良好声誉。
傅作义的情况稍稍不同前述二人，因为傅的军事实力以及才能，蒋介石在华北必须要倚仗于他，但是蒋在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的同时，指派其嫡系陈继承担任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具体指挥华北地区的嫡系部队。傅作义虽名为总司令，对这些部队不仅无法调动，而且连人事、兵员补充、后勤补给都难以插手，为此傅作义非常不满，三次电请辞职，都被蒋竭力挽留。(38)最后还是通过“七五”惨案，傅作义首先澄清自己，把社会舆论的注意力吸引到陈继承等人身上，从而掌握主动权。傅还借此向蒋提出辞职，由陈继承继任，以退为进。最后，蒋介石表面上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撤换了陈继承的北平警备总司令，其实是迫于傅作义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傅又撤掉了几个北平市政府内的中统、军统特务，如撤去民政局长军统特务马汉三、社会局长中统特务温崇信等，削弱了中统、军统势力对北平的控制。所以说傅作义是直接借了学潮的势，使自己在与中央系的争夺中取得了主动。
可见，在学潮中，中央系与非中央系的这种分野并不是一种偶然，其实背后有着中央与地方驱使动机、所依持与凭借的资源之不同等因素的不同。但是结果往往是中央政府承受了严重的政治灾难，相反像李宗仁、傅作义等这样的非中央系反而借助学潮的处理收获相应的权势资本。
注释：
①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有：[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三章《反战学潮》，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左双文：《1946年沈崇事件：南京政府的对策》，《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其中胡素珊和左双文的论述中均注意到北平当局内部在学潮处置上的分歧，但限于主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②本文中提到的“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中的“地方”不是相对于中央的一个整体，而是通过在具体的地方场域中存在的“中央系与非中央系”来反映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际状态。
③何思源早年是靠戴季陶的提携进入政界的，在山东时，与CC系的关系比较复杂，有过尖锐的冲突，后来关系又有所缓和，但基本上没有太深的组织关系。主政北平时，在中央主要是依靠朱家骅的支持。具体可参见何思源：《我与韩复榘共事的经历与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左双文整理：《1946-1948年何思源与朱家骅往来函电选编》，《北京档案史料》2005年第3期。
④丁岚生：《回忆何思源先生》(手稿)，转引自王强、马亮宽：《何思源：宦海浮沉一书生》，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⑤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1页。
⑥参见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傅作义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页。
⑦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611页。
⑧丁岚生：《回忆何思源先生》(手稿)，转引自王强、马亮宽：《何思源：宦海沉浮一书生》，第241页。
⑨《北平市政府致北京大学函》(1947年1月10日)，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3页。
(10)《中统关于北平学运的情报》(1946年12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第82页。
(11)《国民政府公布施行维持社会秩序办法》，1947年5月19日《中央日报》。
(12)《主席告诫学生尊重国法自爱自重勿受利用断送前途》，1947年5月19日《中央日报》。
(13)《教育部饬令所属执行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五二○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
(14)《北平会商疏导学潮》，1947年5月20日《大公报》(天津)。
(15)《平津学生昨大游行》，1947年5月21日《大公报》(天津)。
(16)《行辕一纸命令禁止学生游行》，1947年5月20日《大公报》(天津)。
(17)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611-612页。
(18)王水：《北方学潮的源源本本》，《观察》1947年第2卷第17期。
(19)《平行辕对学潮表示》，1947年5月28日《大公报》(天津)。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203页。
(21)1948年3月29日《世界日报》(北平)。
(22)《郑天挺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377—379页。
(23)1948年4月16日《世界日报》(北平)第3版。
(24)万永光：《我所知道的何思源》，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18辑，第47页。
(25)《何思源致朱家骅、胡适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84页。
(26)《傅作义为“七五”事件自请处分致蒋介石行政院电》(1948年8月30日)，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第479—480页。
(27)青年军208师属于中央军，只有陈继承能够调动，傅作义无权调动。参见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傅作义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页。
(28)1948年8月28日《世界日报》第2版、1948年8月29日《世界日报》第3版。
(29)1948年7月10日《大公报》(上海)第2版。
(30)1948年7月7日《世界日报》(北平)第2版。
(31)王水：《北方学潮的源源本本》，《观察》第2卷第17期。
(32)左双文整理：《1946-1948年何思源与朱家骅往来函电选编》，《北京档案史料》2005年第3期，第155页。
(33)焦实斋：《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我经历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傅作义将军》，第266—267页。
(34)李世杰：《北平和平解放中我的经历与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平津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68页。
(3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230页。
(36)《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葛鲁恩八月八日复高德裴尔及鲁斯两氏电》，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史料整理处选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册。
(37)张仲田：《何思源学长的光荣抉择》，《欧美同学会会刊》1999年春版(总第24期)。
(38)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将军》，第276—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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