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生活方式与政治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方式论文,自觉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学界和政界已经有不少关于中国道路之合法性和未来走向等问题的讨论，在这些讨论当中有一个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的方面，这就是文化问题。这固然与中国近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提升有关系，但更多与目前中国国内各项发展所面临的深层困难有关联。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固然令人惊叹，但这种快速发展的光环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令人忧虑的深层问题。比如，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这种发展方式所引导的消费方式对于个人价值认同的正负面影响问题，都迫使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存在哪些问题，我们的未来设计需要什么样更为可取的文化价值观念？由此来看，如何重新认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学界一般认为，这个文化传统至少应包括鸦片战争之前的古代文化传统、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建立前的近现代文化传统以及新中国建立60年以来的当代文化传统三项内容)，如何在重新认识这些传统当中激发我们对于未来中国和世界的积极可行的政治想象，显然已经成为一个紧迫而重大的文化战略问题。
为了深入讨论这一文化战略问题，我们首先应认真回顾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渐活跃的诸多有关“文化自觉”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文化自觉”的观念和思潮可以看做是学术界对于以上所述文化战略问题的积极回应和探索。
一、“文化自觉”说的由来和沿革
学术界一般认为，“文化自觉”说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费先生最早是在1997年1月4日召开的“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正式提出“文化自觉”这一观点的，随后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于1月上旬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做了更为详细的阐释。
费先生首先从90年代以后全球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来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他想用这一理论范畴“表达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①；当然，他更多重视的还是中国学术界自身的文化自觉问题。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已经进入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但“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②因此，他认为，各民族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即要思考如下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③
费先生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就是“文化自觉”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④。他还补充说，早在1990年，他在80岁生日答谢词中就提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并明确指出这16个字就是对“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⑤
费孝通先生所提“文化自觉”说，决不是文化回归，也不是文化“复旧”，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与“全盘他化”，而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⑥因此，它不仅仅限于对中国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及文化传统的重新思考，还希望我们既能重视自身传统，又能理解他人优点，为人类创造新的文化前景。也就是说，它有更高的、趋向于未来的文化期待，希望我们培育出富有时代前瞻性的文化政治想象。费先生将“文化自觉”称之为“开创学术新风气”的大业，其实就是着眼于一种宏阔的全球文化视角，并对中国社会转型充满一种责任担当意识。
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论述，虽然基于个人的学术反思，但实际上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他的相关论述，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和多族群生存状态以及各自的相互依存关系，都进行了针对性的理论描述。受此说法影响，中国学界出现了诸多与“文化自觉”相关的学术论坛和会议。其中，以2004年开始举办的“中国文化论坛”最具有代表性。这一论坛每年举办一次，已经将“文化自觉”说拓展到如何认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如何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创新中国文化政治制度这样一些更具实践指向意味的理论探讨层面。
“中国文化论坛”的主要组织者，如甘阳、汪晖、王绍光等人，大多具有较长时间的海外求学或访学经历，都很关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独特发展道路在全球范围内所呈现出的独特性问题。汪晖认为新中国前30年的探索是一种独特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意义，并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是西方那些所谓的“普世”理论所无法包容的，它本身具有非常独特而复杂的思想意义。甘阳则提出应重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倡导要在新时代“通三统”，即要把古典中国以人情为核心的孔夫子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和邓小平时代的市场传统这三者进行恰当的深层融合，以此开辟适合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文化道路。⑦这些表述，对学术界一段时期长期流行的那些过度“否定”前30年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探索的各种言论和思潮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这些学者的表述与官方一直提倡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具有一定的切合性和关联性，思想界左、右两派人士都从中看到了一些与他们自身的论断相关联和相冲突的地方。因此，他们对于中国道路问题的思考，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影响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路。
我们也注意到，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目前有很多人对甘阳、汪晖这种强调中国特殊性的表述方式持有怀疑态度，认为他们过于强调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很多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期待的公民社会是有矛盾的，有人甚至认为他们在有意回避或掩盖中国当今政治经济领域出现的诸多负面现象。在一段时间里，汪晖作为被自由主义者封号的“新左派”领袖受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猛烈攻击，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当然，汪晖等人所说的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其实是个相当复杂的国际结构问题，远远超出了批判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于全球结构的认识水平。
二、“文化自觉”说泛滥引发的疑问
无论学术界有关“文化自觉”的争论到了什么样的深度，还有多少复杂的思想尚未被明确表达出来，但事实是，学界有关“文化自觉”的讨论，已经迅速扩散到政治宣传、商业传播和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这套最初发源于学界、试图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尤其是经济和政治制度)道路之独特性进行辩证探讨的思想线索，最终在“智库”和一些行政机构那里，被改造成另一套强大的主流话语表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即，要从对中国道路独特性的充分肯定中确立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的“文化自觉”，并在这种自觉中确立一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自信”，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道路的独特与伟大，从而树立起“文化自强”的信念，推动“文化自强”的行动，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稍加注意，我们会发现，这套关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的强势话语不只是一个提法，它通过一系列的政府文件和媒体宣传的强化，现在已经成了某种“不言自明”的表述方式，成了许多文化商人和“智库”制定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开展文化建设甚至推动经济生产活动的政策依据。从现实的社会管理层面，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在搞任何行业的，只要想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和扶持，往往都会说自己所搞的事情关系到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信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和自强。这套“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述语词，由于着眼于民族复兴、政治文明和文化大发展等宏大的政治目标，似乎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扩张力和感召力。我们并不否认，这套话语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正面影响，比如不少地方政府开始重视面向普通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服务，免费开放公共博物馆、建设民众休闲文化广场等，但总的来看，这种被过度政治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话语，由于大都停留在口号和商业开发层面，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实践后果。
依照费孝通先生和其他学者当初的设想，“文化自觉”意味着中华民族要增强文化自主意识，要对自己的传统、发展道路、未来发展方向有“自知之明”，应当以“和而不同”、“殊途同归”的友好方式来看待和处理自己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甚至以中国的新发展给世界树立新的发展范式。这么说来，“文化自觉”的确关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它至少应该涉及两个面向：一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和中国发展道路在世界格局中的积极角色？二是为了担当这种积极的角色，应该如何改善中国党政机构的管理方式和广大国民的生活方式？从现有的表述来看，其中涉及的“文化自觉”论断似乎更多强调要更加自觉地理解文化发展对于执政党的管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意义，甚至希望用文化自觉来重新确认中国经济管理模式、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在经济危机时代的优势。⑧换句话说，现有表述更多强调了对中国独特道路的“文化自信”，而对如何改进执政党自身的民主管理和国民的生活方式强调得并不充分。
现有表述对于如何改进执政党自身执政方式和如何改良民众生活方式的忽视，其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大问题。在笔者看来，所谓“文化自觉”，必须思考我们中国人(从执政党、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向世界展现一个什么样的“正面形象”这个问题。我们究竟想给全世界展现一种什么样的新型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给世界展现这种新型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
鉴于中国政治由上至下、由党到政的管理特征，现有有关“文化自觉”的宏大叙述，似乎本应该首先对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机构提出严格的要求，让它们痛下决心改进自身的形象，为塑造新的、负责任的中国文化形象奠定扎实的组织和管理基础。但从目前太容易看到的那些有关“文化自觉”的强势宏大话语当中，我们似乎还看不出有关这一方面要求的很充分的论证。显然，讨论政党和政府管理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由于牵涉更为复杂的政党政治和社会阶层结构等问题，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我们在这里要追问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些关于“文化自觉”的宏大话语究竟对以个体形态存在的每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文化自觉”论对于个体的生活方式、政治参与和政治想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三、“文化自觉”与“文化”概念
如果我们想对“文化自觉”说与个人生活方式、政治参与和政治想象之间的具体关系做进一步探讨，恐怕还得回到“文化自觉”说的基本概念上。也就是说，首先要对“文化自觉”说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清理。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混杂多变而又容易引发民族、国家和类群联想的概念，但是国内流行的思想观念往往倾向于将文化当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问题来处理。比如，我们一般都将社会看作一个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基本结构，容易将文化看成是悬浮在经济、政治之上的精神领域里的存在形态，而忘记了文化就是与每个个体的生产实践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实践领域。从本源上看，“文化”(culture)是与“自然”(nature)相对的领域，是人类通过劳动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人化自然”。因此，“文化”就是人类生产实践影响、改造原初自然界的成果，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某种独特的表现。因此，文化的存在至少会呈现出以下三种方式：(1)带有物化形式的文化存在(如，各种工业、工程和工艺产品)；(2)某些更具精神特征的法律制度、文学艺术形象或宗教伦理形象存在(即普遍意义上的、精神性的“文化”概念)；(3)作为个体和群体的某种带有自我建构特征的、有符号表达意义的生活方式性的文化存在。
也就是说，“文化”概念不应该仅限于指称那些精神性的产品或存在，不应该仅限于某种复数性的意识存在(比如民族、国家、政党的文化)，还应该直接涉及个体的或某些群体的生活、生存方式及对于这些方式的符号呈现问题。如果把文化只当作精神性或复数性意识存在的概念，要充分理解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关系确实有一定困难，但无论是马克思的著作，还是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都告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理解成与个体实践和生活方式相关的概念。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雷蒙·威廉斯(Ramond Williams)就指出，“文化是日常生活”⑨，“文化表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或一个群体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⑩。他的这些界定实际上揭示了那种有符号表达意义、以个人或群体生活方式所呈现的文化样态的存在。当然，他也非常重视文化的这种现实存在方式(即生活方式)，并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工农群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政治想象力。
通过对“文化”概念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自觉”应该是对以上三种形态的“文化”成果存在样态(即物化形式的文化成果、物态化形式的精神性文化成果和生活方式的符号化表现成果)所进行的一种自觉的反观和思考。因此，对于“文化自觉”的探讨不能仅限于民族、国家、政党这类宏大主题，更不能仅限于对中国自身发展独特性的“合法化论证”，还应该深入到对个体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反思当中去。唯有如此，这种“自觉”和反思才可能有助于为普通中国公民寻找某种适合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的生活方式这一重大政治目标，而不再仅限于为某个民族、某个集团或某个时代寻找功利性的权宜之计。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开始讨论生活方式问题，并将这一问题上升到公民政治的高度。比如陶东风先生就多次提出要推动一场“我们需要好生活”的大讨论。尽管他未能充分强调中国身陷国际生产分工和消费结构中的特殊处境，而将“好生活”更多地与政治权利的落实、公民权利的保障和社会正义的伸张联系在一起，但强调了要对流行的“好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比如经济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及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改善等功利目标)进行反省的紧迫性。(11)在笔者看来，有关“好生活”的讨论可以启示我们，“文化自觉”首先意味着要反思那些影响当今个体生活方式的流行观念和消费机制。
四、“文化自觉”的生活方式维度
说到生活方式(life style)，我们应该参考一下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本人参阅了一些较为通行的社会学论著，发现社会学学者更喜欢用“社会生活方式”这种更为概括的提法。他们往往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社会生活方式进行界定。广义的社会生活方式被理解为“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方式，既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又包括它们的消费方式”。而狭义的理解，则把社会生活方式这一概念限定在“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范围内”。(12)从广义的层面来看，社会生活方式涉及各阶级、各民族、各社会集团以及众多的个人生活活动在各个方面所体现的特征，是一个有群体性、阶层性意味的概念。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学者和文化研究者似乎更为关注个体层面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方式。因为人们发现，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个体的消费活动对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和精神生活、闲暇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和剧烈。对商品生产起直接决定作用的消费活动，为了刺激消费而推动的宣传造势活动，已经渗透到每个个体的血肉当中，成为他们看待社会、看待自身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
社会学家不只发现了个体消费方式对于社会生活日益普遍而直接的影响，还发现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更多个体的符号表达行为——他们用生活方式来符号化地表现自身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和趣味风格。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就指出：“尽管提到具体的地位群体独特的生活风格时，生活方式这个词有一种更为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但在当代消费文化中，它则涵蕴了个性、自我表达及风格上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的身体、服饰、谈吐、遵照时间的安排、饮食的偏好、家居、汽车及对假日的选择等，都被认为是他自己的或者说消费者的品味个性和风格的认知指标。”(13)费瑟斯通敏锐地发现了个体通过消费方式追寻自身审美趣味和身份认同的普遍现象。
不难看出，个人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方式)已经被很多个体和文化商人、文化学者赋予了风格“区隔”的功能。在商品消费泛滥的时代，个人的消费活动已经成为某种带有身份政治色彩的公共行为。不难发现，那些政治、财经和娱乐明星穿戴什么，吃什么，与什么样的异性(同性)交往，往往都是大众传媒关注的焦点，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追逐者(粉丝)的消费取向和政治偏好。如果从这一点来观察，我们前面一直在讨论的“文化自觉”是不是应该换个思路？直面消费社会崛起的时代现实，我们似乎不必仅仅局限于国家、民族或政党的层面来谈“文化自觉”，是不是应该对个人生活方式、尤其是个人的日常消费方式进行一些批判性的思考，从而完成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呢？
五、对于生活方式的“文化自觉”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生活方式上的“文化自觉”，不仅有别于当今流行的“文化自觉”论(即关注民族、国家、政党或政治模式的伟大独特性及伟大传统的延续性)，也有别于费瑟斯通所说的那种对于消费者个性的风格化表达和身份区隔的迷恋，而是要以批判性的态度重新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笔者认为，对于生活方式的反思，也是所有世界公民“文化自觉”的应有之义，甚至是他们展开“文化自觉”的起点。
对于这个时代的所有个体来说，从个人生活方式上进行“文化自觉”已经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文化自觉”首先应该源于我们对自身生活方式的反省和批判，而且应该将这种批判和反省深化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可以对如下诸多生活方式问题重新进行思考。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穿衣，应该少穿或不穿哪些材质的衣服，应该怎样洗衣服，才能最节能、最节水、最低碳，才能不至于剥夺其他物种和弱势群体的生存权，不至于为了穿羊绒衫而将美丽的草原变成荒漠？我们每个人的饮食结构究竟如何搭配才能既能保证基本的营养均衡，又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人类最宝贵的粮食、水和土地资源？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调控我们的住房供给结构，应该如何使用环保建材，如何优化设计和施工方案；我们的普通居民应当如何调整住房心态，如何学会用自然方式净化、绿化居住空间，才能真正实现人人有居所、家家户户有安全保障、有低碳追求和清洁空间的住房理想？我们的居民如何调整自己的出行方式，才能做到尽量坐公交、少买车、少开车、多走路，才能让祖国(世界)少损失一片绿色的田野和湛蓝的天空？
有人可能会反问，反省这些事关衣食住行的生活琐事，有那么大的文化意义吗？对树立中国形象有帮助吗？但在我看来，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文化自觉”，是重塑中国美好国际形象的开端。“文化自觉”不应该是宏大而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应该是我们每个人要做成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的基本条件。
因此，对于个人生活方式的反省，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推卸的文化政治责任，是个体真正的“文化自觉”。大家可以想见，只要有了对于个人生活方式的真诚的“文化自觉”，就有可能最终促成整个社会生活方式乃至政治管理方式和民众政治交往的重大变革。而后者正是我们从个人生活方式角度进行文化反省的真正目标之所在。因此，我们与社区邻里的公共交往方式，我们参与社区政治的方式，我们教育子女的方式……恐怕都可以纳入个人生活方式反省的行列当中，因为个人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未来政治想象的指标。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全球性大转型的时代，但也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从生活方式角度开展“文化自觉”，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我们每一位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俯下身子来重新思考“文化自觉”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所能敞开的最大限度的潜在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潜在的意义决定了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我们要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人际关系、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能期待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和世界？这恐怕不只是政治家们和精英们所要回答的大问题，也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可以有所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②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215页。
③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218页。
④同上书，第232页。
⑤同上书，第233页。
⑥同上书，第232—233页。
⑦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两种版本分别载《天涯》1997年第5期和《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载《读书》2007年第6期。
⑧参见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载《红旗文稿》2010年8—9月号。另参考《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网址http://www.gov.cn/jrzg/2011-10/25/content_1978202.htm。
⑨Raymond Williams,Resources of Hope:Culture,Democracy,Socialism,Verso,1989,p.3.
⑩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Revise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90.
(11)参见陶东风：《何为好生活——论后神学时代的好生活问题》，载《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5期；另参见陶东风在其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aodongfeng)当中发表的数篇相关文章及其回应。
(12)吴曾基主编：《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13)［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