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产业转移动态演变及特征分析——基于相对净流量指标的测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造业论文,流量论文,产业转移论文,特征论文,指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13)01-0012-10
修回日期：2012-11-28
一、引 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沿海地区传统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基础设施供给紧张以及环境管制的加强，使区域拥挤效应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紧缩，传统制造业发展空间日趋缩小[1]。而与此同时，广大的中西部区域和沿海欠发达区域市场需求潜力较大，土地和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为传统制造业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在这种形势之下，传统制造业逐渐向内地转移[2]，并得到了我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
然而，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产业转移究竟呈现怎样的趋势和状态?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少争议。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间产业转移数据难以获取，进而导致定量研究产业转移的学术成果较少，且研究结论偏差较大。目前，学者们对于产业转移的测度研究可以归于两种：一是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来定量测度产业转移。刘红光等[3]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结合1997年和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产业转移进行了测量，认为我国产业转移存在“北上”的特点。二是利用指标的增减来判断产业转移的程度。陈建军构建了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并测算和评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动态趋势，认为制造业转移只存在于长三角区域内部，并没有向周边转移[4]。牛青山采用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与绝对份额指标的区域增减变化来判断产业转移的趋势，认为2003—2004年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06年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向中西部转移[5]。范剑勇分别用产业份额指标测度了全国八大产业转移趋势，用地区专业化水平指标和产业集中度指标的区域增减变化测度了长三角地区内部产业转移趋势，研究认为，我国制造业在2004年前呈现向沿海一带集聚，但在2004年后变为扩散与集聚并存。在长三角内部，同样也存在明显的产业转移趋势[6-7]。从上可以看出，不同的学者利用不同的方法和指标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其原因除了在产业样本选取上的差异外，最主要应归因于测度方法的缺陷。第一种测度方法可以较好的判断产业转移的空间路径和转移规模，但由于受到投入产出表编制时间间断性的约束①，研究时间跨度较大，滞后性强，无法准确揭示产业转移连续性动态演变。第二种方法只能测度产业转移的程度，无法揭示产业转移的空间路径及其相对规模。
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和相关数据可获取的难度，本文在第二种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拟根据区位熵指数和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建立产业转移相对净流量测度指标，从而清晰地揭示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动态演变趋势、路径和相对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的缺陷，探明中国制造业转移的事实，以回应上述有关争议。本文后面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产业转移的含义进行讨论，进而阐释产业转移测度的原理；第三部分讨论产业转移测度方法，重点是构建产业转移相对净流量指标，并说明分析中国制造业转移的数据来源和区域划分方案；第四部分是结果分析，主要是根据定量分析结果，揭示现阶段中国制造业转移的趋势、路径和相对规模；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启示。
二、产业转移类型划分及测度原理
(一)产业转移的含义及类型
产业转移指在区域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空间分布变化的过程。这种空间分布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活动在地理位置上的迁移所带来的空间分布变化。二是由产业自身规模的增加或减少所带来的空间分布的变动②。由于区域之间产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根据产业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进行转移的空间方向，可以把产业转移分为集聚性产业转移与扩散性产业转移。集聚性产业转移是指在一定时期和特定区域范围内，由于初始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以及后来的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向反馈效应，导致产业由低水平区域向高水平区域集聚的过程。扩散性产业转移是指在一定时期和特定区域范围内，由于高水平区域的集聚经济效应减弱，资源、产品的供给或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导致产业由高水平区域向低水平区域扩散的过程。集聚性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区域产业发展的成长和成熟阶段，扩散性产业转移则发生在区域产业发展的衰退阶段。只有把两者区分开来，才能真正搞清产业转移的动态演变，特别是转移的方向和规模。
(二)产业转移的测度原理
我们设计一个一产业三区域的产业转移模型来说明本文的产业转移测度原理。假定有α产业部门和A、B、C三个区域，且三个区域的初始产业规模S是
，它们之间的距离d是
。如图1(a)所示，在t时期，α产业由A区域、C区域向B区域集聚，形成B区域为α产业集聚区且发展水平高于A区域和C区域的区域产业专业化分工格局。图1(b)显示，到了t+1时期，B区域的部分α产业开始向A区域扩散。这种扩散所引起的α产业空间分布的变化，使A区域成为新的α产业集聚区，并诱导C区域的α产业也向A区域转移，从而其α产业的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相应地，B区域和C区域的α产业专业化水平趋于降低。同时假定，B区域α产业主要向A区域而非C区域转移的条件是B区域与A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显著地强于与C区域的经济联系。而且，这种经济联系是区域之间的距离、经济规模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根据上述产业转移测度原理，本文以i区域k产业为考察对象，把产业转移相对量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关联度结合起来，分别以区位熵指数和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为基本测量模型，先建立产业转移相对量和区域经济关联度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构建产业转移相对净流量指标，用以测度产业转移的方向和相对规模。
(1)产业转移相对量测度方法
由于在现行统计体系中没有区域之间产业流量的统计数据，本文对i区域k产业的区位熵指数
进行差分化处理，用来测度k产业的转移相对量，于是有：
(二)数据说明
本文把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具体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包括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5个二位码产业；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4个二位码产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3个二位码产业。
由于2002年我国对制造业分类进行了重新调整，本文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GB/ T4754-2002)，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2000年和2001年制造业从业人口数据进行了微观调整，使得2002年前后制造业数据的拟合度更高。2008—2010年的制造业从业人口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9—2010)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的部分数据。区域间铁路货运量数据来自《中国交通统计年鉴》，各省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其它数据若无特别说明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三)区域划分
参考国家信息中心[9]的区域划分，本文将中国大陆地区划分为八大区域，即东北区域(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京津区域(包括北京、天津)，北部沿海区域(包括河北、山东)，东部沿海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区域(包括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区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北区域(包括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和西南区域(包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和西藏)。由于西藏和海南的区域间铁路货运量数据统计不全，因此，本文没有把它们纳入分析之中。
四、结果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2000—2010年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专业化指数(LQ[k][，i，t])、转移相对净流量(TS[，ij])④，用于分析中国制造业转移的趋势和相对规模变化。
(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趋势与特征
从图2中可以发现，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南部沿海区域是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主要分布区，其它5个区域为非主要分布区。其中，东部沿海区域、南部沿海区域和京津区域是扩散性产业转移的主要转出区域，西北区域是集聚性产业转移的转出区域，东北区域是集聚性产业转移的转入区域。此外，北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和西南区域分别存在转入区域与转出区域的转化。
图2 2000—2010年中国各区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专业化指数变化
注：由于福建省2010年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造业、家具制造业两个行业的数据缺损，因此，2010年南部沿海区域专业化指数缺失。
从表1，我们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国八大区域之间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路径、相对规模和类型变化。作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转出区域，京津区域主要向北部沿海区域、东北区域和中部区域进行扩散性转移，来自这三个地区的转移相对净流出量分别占京津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出量的74.5％、10.1％和8.7％。东北区域主要接受东部沿海区域的扩散性转移。来自该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入量占东北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入量的37.7％。北部沿海区域一直接受东部沿海区域的扩散性转移、京津区域和西北区域的集聚性转移。来自这三个区域的转移净流入量分别占北部沿海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入量的26.5％、26.5％和7.3％。东部沿海区域主要向中部区域和北部沿海区域进行扩散性转移，来自这两个区域的转移净流入量分别占东部沿海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入量的34.7％和21.9％。南部沿海区域主要向中部区域和西南区域进行扩散性产业转移，来自这两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出量分别占南部沿海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出量的47.2％和25.3％。中部区域主要接受东部沿海区域、北部沿海区域和南部沿海区域的扩散性转移，来自这四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入量分别占中部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入量的50.3％、18.2％和19.7％。西南区域主要接受东部沿海区域、南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的扩散性转移，来自这三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入量分别占西南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入量的32.6％、28.0％和11.8％。西北区域主要向西南区域、北部沿海区域、东北区域和中部区域转出，向这四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出量分别占西北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出量的24.6％、28.7％、16.3％和17.3％。
此外，在2003年到2008年期间，京津区域与东北区域、南部沿海区域、西北区域、西南区域之间，北部沿海区域与东北区域、中部区域、西南区域之间，南部沿海区域与中部区域、西南区域、西北区域之间、西南区域与中部地区、西北区域之间分别在不同点发生了集聚性转移与扩散性转移的转换。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发现，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成效并不显著。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八大区域之间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方向、规模等与它们的空间关系(距离)、经济联系(关联度)有密切关系。与中部区域、东北区域、北部沿海区域和西南部区域相较，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区域、南部沿海区域空间距离较远，经济关联度较低，因此，从产业梯度转移的角度讲，需要先推动中部区域、东北区域、北部沿海区域和西南部区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逐步辐射并带动西部区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能操之过急，西部地区应重点加强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与周边区域的经济联系，逐步增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能力。
(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趋势与特征
从图3可以看出，除了东部沿海区域和南部沿海区域之外，其它6个区域的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
均大于1，属于中国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主要分布区。其中，西南区域存在转入区域与转出区域的转换。西北区域、中部区域、北部沿海区域和东北区域总体上为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转入区域。京津区域的在2009年之前比较稳定，之后出现了大幅下降，说明其有变为转出区域的趋势。
表2显示了2001—2009年中国八大区域之间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具体路径、相对规模和类型变化。京津区域的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向北部沿海区域和东北区域进行扩散性转移，来自这两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出量分别占京津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出量的61.9％和11.9％。东北区域主要向东部沿海区域和北部沿海区域转移，来自这两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出量分别占东北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出量的26.3％和23.0％。北部沿海区域主要是接受中部区域和京津区域的转入，来自这两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入量占北部沿海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入量的35.0％和26.0％。东部沿海区域和南部沿海区域总体上受其它区域集聚性转移的影响，主要转出对象区域为北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中部区域的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呈现转入、转出的双向动态过程。一方面，它主要接受来自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和京津区域的转入，来自这三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入量分别占中部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入量的31.0％、19.9％和4.9％。另一方面，它又向北部沿海区域、东北区域和西北区域转出，向这三个区域流出的转移相对净流量分别占中部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出量的35.0％、14.7％和5.8％。西南区域主要向南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转出，向这两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出量分别占西南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出量的32.9％和22.0％。西北区域主要接受西南区域、中部区域和东部沿海区域的流入，来自这三个地区的转移相对净流入量分别占西北区域总相对净流入量的25.4％、17.1％和18.3％。
相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过程中集聚性产业转移与扩散性产业转移的频繁转换，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表现并不明显，只有西南区域和东北区域分别于2004年前后出现了由集聚性产业转移向扩散性产业转移的转换。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资源密集型制造业所需的生产要素及其流动性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劳动力的丰裕度密切相关，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与自然资源的丰裕度密切相关，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可流动性，大大减弱了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规模。东北区域和西南区域呈扩散性产业转移表明，这两个地区可能面临资源短缺，进一步推动产业转移型升级是当务之急。
(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趋势与特征
从图4中可以发现，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虽然较广，但主要集聚在京津区域、南部沿海区域和东部沿海区域。八大区域中，东部沿海区域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主要转入区域，属于集聚性产业转移。京津区域是转出区域，属于扩散性产业转移。西南区域、西北区域是转出区域，属于集聚性产业转移。南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和东北区域既有转出也有转入。
图4 2000—2010年中国各区域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专业化指数变化
表3进一步报告了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路径、相对规模和类型变化。南部沿海区域在2006年之前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入区，其中来自中部区域和西南区域的集聚性产业转移的规模最大，分别占南部沿海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入量的43.6％和21.1％。在2006年之后，南部沿海区域开始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出区转变，其中有48.2％和38.2％的转移相对净流出量分别流入中部区域和东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主要接受中部区域和东北区域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入，来自这两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入量占东部沿海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入量的33.6％和18.3％。京津区域在2004年之前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入区，其中有45.5％的转移相对净流入量来自北部沿海区域。2008年之后，京津区域成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出区，有68.4％的转移相对净流出量流入北部沿海区域。西南区域主要向南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和东部沿海区域转出，来自这三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出量分别占西南区域的总转移相对净流出量的28.7％、24.5％和18.8％。西北区域主要向东部沿海区域、北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转出，来自这三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出量分别占西北区域的总转移相对净流出量的23.4％、20.3％和16.1％。同时，该地区也接受西南区域和东北区域的转入，来自这两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入量分别占西北区域的总转移相对净流入量的40.4％和29.2％。中部区域主要向南部沿海区域和东部沿海区域转出，来自这两个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出量分别占中部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出量的33.5％和29.8％。同时，西南区域、东北区域和西北区域则向中部区域转入，来自它们的转移相对净流入量分别占中部区域的总转移相对净流入量的22.0％、13.7％和7.6％。东北区域基本上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出区，主要向东部沿海区域和北部沿海区域转移，来自这两个地区的转移相对净流出量分别占东北区域总转移相对净流出量的27.4％和26.6％。北部沿海区域除向东部沿海区域转出外，主要承接其它6大区域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其中来自中部区域、京津区域和东北区域的转移相对净流入量分别是34.4％、24.9％和20.3％。
从表1至表3中，我们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均表现出空间相邻、经济联系密切的区域之间的转移规模较大，而空间距离远、经济关联度小的区域之间的转移规模小的特点。有所不同的是，相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更为复杂的集聚性转移与扩散性转移的转换。究其原因在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技术水平紧密相关，而技术流动性远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之上，从而使得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更为频繁和复杂。同时，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进入成熟期，各区域的产业转移类型转换总体上已经完成，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处于发展壮大时期，正在经历产业转移类型转换的过程，因此，在时段上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也会在产业转移类型转换上显得更加复杂一些。
五、结论与启示
总体而言，我国产业转移存在如下特点：
首先，在研究时段内，中国制造业转移始终存在，且对于不同类型的制造业而言，其产业转移的类型、路径和相对规模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我国制造业转移不存在统一的转移模式，对于中国制造业转移的态势不宜作简单化的判断。通过对产业转移的动态分析，我们认为，影响制造业转移差异性的因素主要包括：一是区域间空间关系和经济联系的大小。在上述3类制造业中，均一致地表现为区域之间制造业转移的方向或机会、规模与它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和经济关联度呈正相关关系。二是制造业发展阶段。特定区域内制造业的转移类型及其变化的差异性与其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现阶段，在京津区域、南部沿海区域和东部沿海区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是成熟产业，其总体上是扩散性转移，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正处于积极发展期，所以总体上存在更为复杂的扩散和集聚的转换关系。三是产业要素结构与要素流动性。劳动密集度高、要素流动性强和技术密集度高、要素流动性强的产业，易发生扩散性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度高或技术密集度低、要素流动性弱的产业，更易倾向于集聚性产业转移。具体而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更容易发生扩散性产业转移，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由于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而难以发生扩散性产业转移。
其次，中国制造业转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表现为，在上述3类制造业转移过程中，集聚性转移与扩散性转移并存，且集聚性转移向扩散性转移的转换时间各异，并不存在如部分学者所指的相对一致的转移转换时间，这在不同区域亦是如此。此外，部分区域在不同的时段上存在转入区域向转出区域或转出区域向转入区域的“身份”转换，而另一部分区域则同时具有转入区域与转出区域的“身份”。这一特点表明了我国制造业一直处于较为活跃的动态调整过程中。造成产业转移过程复杂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区域经济规模、区域间空间关系与经济联系、产业发展阶段及产业要素结构与要素的流动等因素外，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2003～2008年是集聚性转移向扩散性转移的转换最为频繁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也是我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关键时期。由此可见，区域政策效应已经显现，并影响了产业转移的进程。
根据所获得的上述研究结论和前述3类制造业转移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当前，我国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差异化的产业转移引导政策，方能针对性地、科学地引导产业有序转移，达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具体而言，一是要搞清楚产业转移的具体情况，根据各个产业的转移趋势和特征，分别制定和实施“顺势而为”的产业转移政策。二是要以科学、深入的研究为依据，根据不同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区分不同的转移类型，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有关产业集聚性转移或扩散性转移的政策。三是要搞清楚产业转出区域与转入区域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依据这种关系确定支持产业转移的区域对象，引导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建立相对稳定和互动的协调发展关系，从而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确立适宜的区域关系架构。四是要重视具体区域的产业转移类型转换，把握转换时点，及时调整引导其产业转移的政策。
注释：
①《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是间隔5年编制一次，数据连续性较差。
②假设A、B两个区域，在整个区域供给和需求均衡的状态下，A区域a产业相对规模的增加与B区域a产业相对规模的减少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因此，即使不存在企业地理位置的迁移活动，但B区域a产业的部分生产能力已转移至A区域，所以，也属于产业转移的范畴。
③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制造业企业，区域间制造业企业的运输主要是铁路和汽车。但由于区域间汽车货运量数据难以取得，我们只考虑了区域间铁路货运量指标。
④由于2010年区域间铁路货运量指标缺损，产业转移相对净流量指标的计算区间为2001年至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