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模式移植”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02)02-0011-04
一、“模式移植”是大学发展史上的常有现象
我们在讨论一个国家的大学发展时，通常可以归纳出影响大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社会发展状况、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是影响大学发展的主要内部因素：而在影响大学发展的外部因素中，别国的大学模式则是人们经常提到的。譬如，美国比较教育学者菲利浦·G·阿特巴赫认为：“国际性的大学模式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已经发挥了并且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确切的历史，都是由许多因素结合而构成的。例如，某一个国家就常因某种外国的影响造成一种历史的偶然。”[1]
别国的大学模式不仅在大学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模式移植”本身成为世界大学发展史上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例如，人们在研究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时发现，最早的两所中世纪大学——巴黎大学与波隆那大学分别以它们特有的办学模式影响了后来的大学。特别是“一种占有主导地位的模式——以教授为主的巴黎大学——在国际上是最有影响的。它基本上确定了世界上各国大学的体制”。[2]不仅如此，巴黎大学的“四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模式”也为后来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广为效仿。就这一点来看，可以说巴黎大学模式的传播是世界大学发展史上最早的模式移植。
又如，在当代高等教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美国大学的发展史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过这样两次影响较大的模式移植。1636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哈佛学院成立。“哈佛学院完全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式创建的。具体来说，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对哈佛影响最大。从哈佛创办者留下来的明确的声明中，可以发现哈佛的章程是直接取自伊丽莎白时期的剑桥大学章程的。‘按照英格兰大学的方式’这个用语出现在第一个哈佛学位方案中”。[3]在英国统治的殖民地时期出现的其他8所学院也都是以英国大学的学院模式为蓝本建立起来的。19世纪中叶的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大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变化时期，影响这一时期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1862年由林肯总统签署实施的有关赠地办农业和机械工程学院的《莫里尔法案》，另外一个是新型的德国大学模式。当时，德国大学模式对美国大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系的体制就是根据德国讲座制度的概念而建立的，大学的学术工作是根据学科来划分的。2。科学研究越来越被强调为大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博士学位被确定为大学教育的顶点。3.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投资更普遍了。4.随着大学自主权的扩大和可得到的科学研究资金的增加，大学教授的声誉也提高了。”[4]而1876年成立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更被看作是德国大学的翻版，它被人们称为“巴尔的摩的哥廷根大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之后，斯坦福大学（1885年）、克拉克大学（1888年）、芝加哥大学（1892年）等新大学的相继成立和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老大学的改造把学习德国模式推向了高潮，以至于当时的美国大学被认为是“在德国以外比任何国家的大学都彻底地德国化了”。[5]第一次模式移植造就了美国的近代大学，第二次模式移植则直接推动了美国大学的现代化。
再如，许多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后发国家，它们的近代大学往往就是产生在模式移植的过程之中。“印度由于殖民主义的原因，大学就反映了一种英国的模式。日本的大学正是在德国大学很有影响的时候移植了外国的模式，因此，在某方面就采用了德国的模式”。[6]我国也是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后发国家，模式移植同样是我国近代大学发展所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20世纪初，当时的清朝政府以日本大学模式为蓝本建立了近代大学制度。1904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在解释大学堂所设8个分科大学时写道：“日本国大学止文、法、医、格致、农、工六门，其商学即以政法学科内之上法统之，不立专门。又文科大学内有汉学科，分经学专修、史学专修、文学专修三类。又有宗教学，附入文科大学之哲学科国文学科，汉学科史学科内。今中国特立经学一门，又特立商学一门，故为八门。”[7]不仅学科设置，大学堂开设的许多课程也是效仿日本，并使用日本大学的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大学制度是当时大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1954年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总结建国后5年来的高等教育发展时曾谈道：“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暑假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依据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的一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并根据培养国家建设各项专门人才的需要，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条件，普遍设置各种专业，根本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而使学校系科专业设置成为新型而能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8]正是在前苏联政府与专家的协助指导下，在全面学习前苏联经验的过程中，我们用了1950年至1955年的大约6年时间，建立起以前苏联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大学制度。这一制度成为20世纪后半叶我国大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上述一些事例可以充分说明在许多国家的大学发展过程中模式移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对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大学模式移植现象做比较深入的分析的话，可以看到在模式移植的过程、主导、内容等方面的不同特点。而探讨这些特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与理解大学模式移植这一普遍现象。
二、“模式移植”的过程——主动与被动
大学模式移植的过程，如果从模式移植的起因上分析，有主动移植与被动移植两种。
所谓主动移植指别国大学模式移入本国是一种主动的行为、主动的过程。这种主动移植源自于本国大学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例如，19世纪下半叶，美国依靠植入德国大学模式创立了现代大学制度；日本以德国大学模式为蓝本开始了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进程。而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学改革则是大学模式的主动移植的典型事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大学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949年至1952年上半年的第一阶段中，大学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恢复学校秩序，接收教会学校，改造私立大学，在少数大学开展学习前苏联大学模式的试点工作。1952年下半年开始的大学改革第二阶段以全面学习前苏联经验为主要特征。首先按照前苏联的大学体制进行了院系调整，接着在教学制度方面也全面地按照前苏联大学的方式进行了改革。尤其是教学制度方面的改革“从一年级开始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各校教师翻译苏联教材，成立教学研究组，并学习苏联先进教学方法，这是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是改变旧高等教育本质的根本改革”。[9]为了使学习前苏联经验的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使前苏联大学模式能够准确地植入中国大学，当时还采取了聘请前苏联专家，向前苏联大量派遣留学生，广泛开设俄语课程等有力的措施。据统计，在1949年至1957年间全国大学共聘请前苏联专家610人；在1949年至1965年间共向前苏联派遣留学生8414人，占这一时期派遣出国留学生总数（10688人）的78.9%1955——1956学年度俄语专业在校学生人数的比例达到了外语专业在校生总数的88.8%。[10]50年代初大学改革的进程和上述改革措施都充分说明学习前苏联经验、移植前苏联大学模式是一积极主动的过程。
被动移植是模式移植的另一种，它指别国大学模式移入本国是一被动的行为、被动的过程。被动移植往往发生在外力支配、统治着国家的状态下。例如，在殖民地国家，“殖民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殖民地国家实行统治的同时，也从文化和教育上对殖民地国家实行控制，其中包括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大学。这种大学的建立在一般情况下，是殖民者所为。对殖民者来说，虽是主动行为，但殖民地国家则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在被动移植之初建立的大学一般都完全照搬殖民者国家大学的模式，带有殖民者国家文化的鲜明印记”。[11]二次大战后的日本虽然没有成为美国的殖民地，但是在一段时间内美国通过占领军总司令部对日本实施间接统治，因此在当时的大学改革中发生的对美国大学模式的移植属于被动移植。美国对战后日本大学改革的影响主要通过民间情报教育局和美国教育使节团这两个组织机构及其由它们提出的有关政策性建议与报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这份完成于1946年4月的报告书是战后第一份关于日本教育改革的基本文件，内容全面，成为后来日本政府制订各项教育政策的基本依据。美国大学模式影响战后日本大学制度的突出之处是战前多种类型、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被合并、改组为“美国式”的四年制本科大学和两年制短期大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三、“模式移植”的主导——政府与大学
如果以在大学模式移植过程中主导力量的不同作为分类的依据，那么又有政府主导与大学主导两种类型。所谓政府主导，即指政府在大学模式移植的政策制订、过程展开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政府主导，在我国50年代初的前苏联模式移植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50年代初我国的以前苏联模式为蓝本的大学改革是以自上而下、计划性为主要特点的，即大学改革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自上而下的进行的，政府在改革开始之前详细制定了有关改革的目的、内容、方法的方针政策，按照这些方针政策实施改革。无论是院系调整、专业设置，还是教学计划的统一化、教学研究组的设立，都体现了政府计划的主导性。可以说50年代初我国的大学改革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完成，并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大学制度，这主要归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走了学习苏联模式的捷径，二是依靠政府的强有力的主导作用。
大学主导，即大学人决定著模式移植的方向、过程，这是大学模式移植的另一种类型。19世纪下半叶德国大学模式在美国的植入就属于这一类型。德国大学模式对美国的影响主要通过这样3个途径：大批留学德国的美国学生，理解德国大学精神的大学校长和赴美任教的德国人教师。他们好像一个庞大的载体，把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和通过研究进行教学的现代大学思想传播到美国。据统计，在整个19世纪，大约有一万名美国学生到德国留学，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回国后成为大学教授乃至校长，这种横渡大西洋的学者迁徒被视为“高等教育史上文化相互影响的最不寻常的例子之一”。[12]约翰·霍布金斯大学1884年在任53位教师基本上都留学过德国，其中13位在德国大学取得博土学位。[13]19世纪下半叶一些在美国大学发展史上具有影响的大学的校长大都有着在德国留学或考察的经验与背景。如密歇根大学校长塔潘、安吉尔，康乃尔大学校长怀特、亚当斯，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明尼苏达大学校长福韦尔，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威斯康星大学校长亚当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纳德、巴特勒等。[14]正是这些执美国大学改革之“牛耳”的校长们将他们所感悟与理解的德国大学精神融入改革的实践中，为美国大学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以上述的两个大学改革为例，比较政府主导与大学主导两种不同类型的模式移植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至少存在着下面两点不同之处。一是在过程的时间上，政府主导由于有自上而下的行政保证和严密的计划性，因此改革（模式移植）所需时间不长。50年代初期我国从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之大学改革试点开始到1955年基本确立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新的大学制度用了约6年时间。美国的大学主导的德国模式移植过程如若从塔潘1852年担任密歇根大学校长后推行的改革（这一改革未能成功）算起，到19世纪70、80年代以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为首的一批新大学的成立及老大学的改革，经历了二、三十年。二是在模式移植的方式上，政府主导主要采用行政手段、政策导向，以“突变”为主要特征；大学主导则表现出理念渗透、“渐变”的样式。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模式移植的政府主导还是大学主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管理体制的性质。也就是说，50年代初我国政府主导的对前苏联大学模式的移植发生在以集权、计划为特征的大学管理体制下，而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大学主导的大学“德国化”是其分权、自由的大学管理体制使然。
四、“模式移植”的内容——外来与传统
在一个已经建立起近代大学制度的国家，当新的模式移植发生时，往往会出现在外来模式与已有传统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模式移植不可能全盘照搬，全盘照搬则可能引起改革的失误。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19世纪下半叶德国模式的植入推动了美国大学的现代化，美国大学在学习德国模式之后所发生的变化甚至被人们称为“德国化”。但是，如果将大学办学分为管理与教育两个主要部分的话，那么德国大学模式对美国大学的影响仅限于教育部分，在管理上美国大学仍然恪守着“理事会（董事会）领导”这一大学内部管理的基本原则，而没有接受德国大学的“以教授组织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当时成立的新大学，无论是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克拉克大学这样的私立大学，还是州立大学都延续着美国传统的理事会管理方式。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具有漫长历史的理事会管理方式已经稳固于美国大学界；第二，对作为州的财产的州立大学应实施州民代表的集团管理，这种大众控制(popular control)的理念根深蒂固；第三，即使在理事会管理的状态下，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基于学术自由的教授自治被认为是可能的”。“这种在理事会管理之下加强教授组织自治的方式体现了美国大学发展的一大倾向，同时它也是美国大学管理组织的突出特点。”[15]
在模式移植过程中坚守传统的情形我们还可以在二战后日本的大学改革中看到。如前所述，战后日本大学改革是在美国人的间接统治下进行的，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报告书是日本政府制订战后教育改革政策的基本依据，新的大学制度是在美国模式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但是，美国人的建议并没有全部转变为日本政府的政策及改革的实践，新的日本大学制度也非美国大学的翻版。1947年，占领军总司令部曾经指示日本政府将当时的260余所旧制国立高等教育机构除保留10所国立大学之外全部下放给地方政府（显然这是出于美国没有国立大学之考虑）[16]，并要求采用美国大学的理事会管理方式。“理事会作为大学办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教授会只是一雇用性质的机构，校长的任命权及教师人事权集中于由校外人士（企业界、法律界等的有识之士）组成的理事会”。[17]占领军总司令部的这些指示与要求一经公布，立刻在大学界引起广泛的讨论，并招来诸多的反对意见。从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来看，以国立大学为首的国立高等教育机构一直是日本高等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数量上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居多，但是国立大学代表了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此外，在大学内部管理上，德国传统的教授治校深深扎根于日本大学，教授会与评议会是大学内两个层次的决策管理机构，让校外人员决定学校事务是与日本近代以来形成的大学理念格格不入的。由于这些原因，上述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示与要求最终未能被日本大学接受。与19世纪下半叶美国移植德国大学模式同样，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模式对日本大学的影响也主要是在教育部分，大学的内部管理依然延续着长期形成的“以教授组织为中心的管理方式”。
如何处理外来模式（影响）与已有传统之间的关系，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学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上所举两例可以说在这方面都是较为成功的，即它们在移植外国模式的同时恪守了自身的传统。任何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大学制度，总有一些作为制度之基础的内在的、本质的因素。成功的改革应该是找到将这些本质因素与外来影响合理调适的方法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