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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巨变，主要西方国家的政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美国，1992年民主党人克林顿大选获胜，冲破了共和党对白宫的控制；在西欧，各国右翼政党在选举中纷纷下台，欧洲几乎成了左翼政党的天下。目前，在欧盟15国中，除西班牙和爱尔兰外，其余13国均由左翼政党单独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随着左翼势力的迅速发展壮大，改革和探索新道路的浪潮日益兴起。西方的政治领袖们纷纷涌向政治上的中间地带，标榜超越左右翼的中左立场，他们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日益重视。在这股浪潮中，站在潮头浪尖上的领路人正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
一、“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张及特点
所谓“第三条道路”，也叫“中间道路”，是西欧左翼政党和美国民主党为解决当今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或理论，也称“永恒的修正主义”。它主要是一种治国理论和解决国内问题的战略。布莱尔认为它既超越了以西欧社会民主党为代表提出的“国家干涉主义”的“老左派”理论，又超越了以里根—撒切尔为代表提出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新右派”理论。克林顿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
“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张强调“四个平衡”：
1、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平衡。这包括三个方面：(1)转变政府职能。主张缩小政府规模，还权于地方政府；在经济上，强调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参与，增强其宏观调控能力和服务性功能。(2)鼓励企业精神，提倡自由经济。通过开放资本增强企业实力，支持企业自力更生与革新，加大企业私营化力度，调动企业积极性和竞争能力，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条件。(3)强化市场机制作用。强调每个人都应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参与经济活动。
2、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平衡。(1)强调“社会公正”，反对“野蛮资本主义”。认为社会公正须基于所有个人的平等价值之上，主张制定再分配性的税收政策，提高以财产总额为收税计算基础的税率，降低以工资额为税收计算基础的税率，减轻中间阶层的税收负担，最富有的人通过交纳更多的税收来帮助最贫苦的人，以加强社会团结。(2)增加教育与培训投资，将高质量的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作为解决失业问题、提高国民素质和维护社会公正的根本手段。(3)建设“参与制社会”，提倡机会平等。主张建立一种参与制经济，吸收每一个人参与决策，而不是让少数人主宰一切。为此，政府应采取行动制止歧视和偏见。(4)重视解决失业问题，一方面为创造就业机会开拓新思路，开拓新的就业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减少工时等方法扩大就业，保证公民的工作权利。
3、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强调“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人们享受的权利应当反映其应承担的义务。提出扬弃传统左派“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制定能够鼓励自立、放弃依赖社会的政策，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为人们创造更大的经济活动空间，使每个公民既愿行使劳动的权利，又有发展的机会。
4、国家利益与国际合作的平衡。认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重蹈保护主义或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老路是没有前途的；有效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国家间的政策协调，有利于促进全球的协调和发展。法国总理若斯潘还提出要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经济规范、社会准则和生态标准，使国际合作与国家利益相兼顾。
“第三条道路”的特点可概括为“三性”：
1、务实性。这主要表现为：(1)淡化意识形态，强调实用主义。试图把长久以来格格不入的自由思想和保守思想融合在一起，为己所用。布莱尔的名言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能够实施的也就是行得通的”。对经济的管理既不是左翼的问题，也不是右翼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2)承认“第三条道路”没有统一的模式。认为各国应该遵循上述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但在具体问题上，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并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修正。
2、差异性。由于欧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第三条道路”在每个国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美、英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主要指的是在“自由主义和国家干涉主义之间的一种选择”；法国若斯潘避免使用“第三条道路”的提法，提出“左翼现实主义路线”，主张“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更多地强调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努力维护社会公正，因而被认为保留了较浓的“老左派”的色彩。
3、不成熟性。“第三条道路”最早起源于80年代，但在西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则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尚未形成一整套完整严谨的理论体系。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确切含义以及政策内容仍比较混乱，存在着诸多不明确、不确定因素。
二、“第三条道路”兴起的背景
（一）“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既是冷战后资本主义改良的产物，也是左翼政党为争取选民、谋求上台执政的需要。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影响力急剧下降，西欧政坛也出现了两个新情况：一是左翼政党受到疏远，纷纷下台沦为在野党，二是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均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感到束手无策。比如，既要提供社会福利以维护社会稳定，又要寻求经济活力以加强国际竞争力；既要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又要限制自由移民；既要鼓励生产线外移以降低成本，又要解决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西欧政坛出现的这两种情况迫使在野的各国左翼政党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第三条道路”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来的，一方面要在传统左右翼之间寻找平衡点，以更好地解决各国面临的新问题；另一方面要吸引选民，以图东山再起。
在美国，克林顿第一任初期仍试图实行民主党自由派一贯实行的政策，将里根和布什的政策“向左转”，要求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实行增税和彻底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等。但这举步维艰的自由改革在1994年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后便宣告失败。克林顿于是重整旗鼓，把握住广大选民既不赞成民主党自由派的传统自由主义主张，也不赞同共和党保守派的传统保守主义立场的思想脉搏，转而提出介于开明的民主党人与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之间的温和“中间路线”，向中间偏保守的方向调整其内外政策，得到广大选民的普遍支持，以至他在1996年大选中竞选连任成功。英国工党从中受到鼓舞，其领袖布莱尔效仿克林顿，在竞选中也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在去年的大选中一举击败执政长达18年之久的保守党。西欧其他国家左翼领袖也争相效仿，纷纷挤进改良主义的中间地带。
（二）“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是对经济全球化作出的反应。90年代以来，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商品、资金流动自由化趋势加强，各国经济命脉互动增大，经济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阻挡，并向政治、文化全球化拓展。全球化形成的工作岗位竞争跨国化、生态问题、犯罪问题、移民甚至税收问题等，对各国政府都构成了挑战。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西方政治家们开始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最知名人物、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在最近问世的《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写道，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已经过时。面对新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
（三）教育的普及和中产阶层的扩大为“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目前，西方经济、社会处于一个大调整时期，正在从工业时代旧的经济形态向信息时代新的经济形态转变，国际竞争的核心已演变为知识的竞争，“知识经济”正悄然形成。认识到这一点的西方领袖们或以“教育总统”自居，或发表重教演说，纷纷制定向教育倾斜的政策。随着高等教育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受到空前重视，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队伍在这些国家不断扩大。这些人遍布各行各业，普遍持有“求稳、怕变、怕乱”的心态，厌倦党派之争，不满极端保守和极端自由的政治取向，支持中左政党推行的“中间路线”。他们不仅在经济活动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是各国主要的选票来源。为争取这些选民，左派或自由派政党的领袖们认识到走“第三条道路”的必要性，因而大力推出迎合中产阶级的政策方案，保障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维持了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
（四）“新生代”领导人成为“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和实践者。“第三条道路”之所以得到克林顿、布莱尔等人的“推崇”和“厚爱”，除形势所迫外，与这些人成长的经历及其个人特点也有重要关系。这些战后出生和成长的“新生代”领导人身上具有一些共同的品质，即虽出身低微，却受过良好教育；渴望成功，具有坚韧不拔的性格；不受左右翼意识形态束缚，注重实际效果；注意争取中下层人民，在处理问题时主张采取温和、宽容、灵活的态度，避免走极端。有人将克林顿等人的这些共同特征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的独特精神。
三、“第三条道路”发展前景及启示
（一）发展前景
一些西方舆论对“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前景较为乐观。一方面，作为一种理论，“第三条道路”还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目前仍处于不断探索和发展阶段，也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西方理论界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争论十分激烈。有人大唱赞歌，有人则不以为然，也有人公开唱反调。唱赞歌者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是在“意识形态斗争时代之后”处理一切问题的“钥匙”，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崭新的政治理论和解决现代政治、经济问题的途径。吉登斯称，“第三条道路”是“当代西方唯一可行的面向新世纪的政治哲学或理论，它将至少在西方世界风行20年”。持怀疑态度者认为，“第三条道路”本身“定义不清，概念模糊”，是将左右翼理论以不同方式相混合而成的拼盘，或新的保守主义。反对者认为，它只不过是给旧选举策略贴上的一个新标签，是“具有人道面孔的机会主义”。
另一方面，作为政策取向而言，目前“第三条道路”在欧美各国得到选民的普遍支持，且在社会实践中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效。克林顿在“性丑闻”严重困扰下仍得到多数公众的支持，民主党在本党总统受弹劾调查的不利条件下仍在中期选举中获胜，主要得益于克走“第三条道路”所带来的良好经济和社会状况。布莱尔执政一年后，民众的支持率比刚上台时还高，英国舆论称其为“漫长的蜜月”。由于“第三条道路”得到了选民的广泛支持，左翼势力的地盘日益扩大，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另外，随着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日趋严重，“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已把目光投向国际合作领域，开始探索以此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新问题的可能性，制定一项国际合作战略和全球性法规的倡议也日益受到重视。随着左右翼政策界限趋于模糊，“中间道路”将会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即使这条道路的主要倡导者将来下台，“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核心也不会发生重大转变。因此可以说，在较长时间内，“第三条道路”将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
（二）几点启示
1、“第三条道路”具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预计今后首先在欧美地区将兴起的“第三条道路”会蔓延到其它地区，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愈演愈烈的“中间道路”热。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失败使之决定修改过于保守的政策方针，向中间路线倾斜；欧盟右翼的“最后堡垒”西班牙阿斯纳尔政府最近已被迫公开宣布，将探索一条改良主义性质的中间道路。事实表明，就连亚洲和拉美不少国家也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冲击。我们应高度重视，加强研究，及时提出因应对策。
2、“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强调“把教育置于特别优先的地位”。近来，欧美中左政府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提高教育质量和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的措施，预料这些举措将确保西方发达国家在新世纪仍然牢牢控制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在知识经济时代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我如不及时跟进、进一步加大教育、科技发展的力度，我们与西方国家之间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这可能成为我们在世纪之交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3、“第三条道路”强调团结与合作的精神，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和平主义”，主张“建立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这或许预示着“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将试图运用调和、折中的办法来处理一些国际争端，将对今后维持世界和平和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4、“第三条道路”虽是西方左翼领导人为解决其国内问题而开的“药方”，但其中一些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值得我国在改革实践中借鉴。如在就业和福利政策方面，通过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帮助弱者自强；改革福利政策，鼓励自立就业。在强调发展经济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注重维护社会公正和环境的保护。在保证公民权利的同时，强调个人的职责，对犯罪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等，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