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兴趣与制度——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念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兴趣论文,制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06)05-0023-08
所谓研究文化，是指以学术研究为业的学者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和制度的产物。就仅有20多年学科发展历史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而言，凭借着不断的反思、转型，虽已成为一份弥足珍惜的学术经验，但研究文化的发展却依然步履维艰。随着中西研究文化交汇的不断深入，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文化会如何发展和它应当怎样发展，不仅成为一个厚重的话题，而且对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也已然构成了严峻挑战。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深入一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广泛文化议题。借助文化的历史向度和问题路径，我们试图勾勒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传承与发展的新图景。
一、语言冲击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危机
个人在科学研究上的两大根本局限在于：生命的短促和经验不足。作为启蒙思想先驱的笛卡儿认为：“要排除这两方面的障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所发现的一点东西毫无保留地、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请求有志之士继续努力……把多数人的生命和成绩汇合在一起。”[1] 要做到这点，必须保证研究本身值得信赖，而且是可以交流的。而信赖和交流在学术过程中都是通过语言完成的，语言是学术活动中一个关键的要素。
一种语言是为着一种存在而存在的。存在变了，语言自然就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在这一快速激烈的文化演进中，必然地受此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受到的严厉指责中，概念含混、语义不详就是重要的问题。对于中国经验而言，这种指陈则更是非同一般。其实，在面临多元文化冲击的时代，语言乃至文体的变迁均是在所难免的。“欧洲文字衍声，故古今之差变剧；中国文字衍形，故古今之差变微。”[2] 在西方可以迅速发生的语言变迁，在中国研究中则循序渐进。加之，我国历来以翻译为主，翻转之间，因为许多无法传递表达的信息等等，也难免造出来的语言与原意有别。更何况不少新语言的介绍者并没有本着穷根溯源的学术态度。从阐释学角度来看，我们忽视了每个概念背后大量的社会事实和问题，以及那盘根错节的知识体系，忽视了语言只是而且仅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才能被接受。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层出不穷的名词之间，不难发现此类迹象。舶来的概念轮番登场、谢幕，匆匆的关照、解读，最终成了持续的语言冲击。故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清理我们的语言。
以“质的研究”为例。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中国传统方法论的外国版本，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创造。究其实，它就是西方学术文化进境的一种表现。只有把它放在西方学术发展的历史之中，这个语言才能被理解。它所着力表现的新的方法论，作为对实证传统的修正，实际上早已在持续不断的进行着；[3]“质的研究”作为一个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科学概念，本身是一个跨学科的创造。当我们用学科观点去解释的时候，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学术语言，它依然是学界争论的话题。更何况“质的研究”目前依然缺乏有效而且可行的标准和规范。[4] 因此难以掌握并熟练操作。虽然库恩坚持认为，“缺乏一种标准的理解以及可以简约的共享的规则，并不会影响一种范式对研究的指导和影响力。”[5] 但现实呈现了相反的状态：“质的研究者预计的实证研究的衰败就像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的没落一样并没有如期出现，反倒还呈现了一种新的复兴。”[6] 与此同时，质的研究虽然成为众多研究者的自觉选择，但成功的案例却鲜为人知。对于我们来说，与其加入这场学界的范式争论，倒不如认真地分析、研究所谓的“质的研究”的成功作品。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有针对性的借鉴和尝试。
“精英与大众”高等教育的说法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这两个概念在西方的语境中有着特定的涵义，是一组对称词组。精英包含了身份、地位以及教育乃至生活方式和礼仪典规等复杂内容，是欧洲传统贵族制度的一个缩影。在美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在教育领域逐渐演化为一种相应的观念、内容、方法的体系。他们坚持教育的博雅性，注重人文素养，基本是以小班教学方式完成教学(一般在20人以下)，注重辩论及研究能力的培养，坚持学术优异的原则，在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是小型私立文理学院。他们代表着传统教育观念和制度的延续，是学问和研究的现代继承。与之相对的是大众高等教育，它完全是美国制度的产物，主张民主平等，推行广泛的竞争合作，最具代表性的大众高等教育机构，在20世纪50、60年代是社区学院，现在则是那些巨大的盈利性高等教育组织。这些组织是以技术开发的形式推销教育产品，打通资本市场，以全国连锁的方式经营管理。精英教育主要面对社会中产阶级，学费昂贵，大众教育主要面对下层民众，学费较低。这些概念直接引入到中国会导致很多问题。其一，容易令人对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其二，在解释中国高校的教育服务时出现困难；其三，中产阶级在中国历来不存在，现在也只是在生成中，[7] 我们显然还没有相应的教育类型与之符合。而且，中国在引入“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的概念时，过于关注两种教育在“量”上的标识，即“适龄人口毛入学率低于或高于15％”；对二者“质”的差异，即作为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之间的差异关注不够。
语言的传递、交流经历了“抽象化”和“流行化”两种潮流。这两种潮流不仅深刻地反映着一种时代病症：思想失落与精神虚无，也造成了人们对语言的盲目崇拜和追随。借助全球空间的强大市场力量，语言比思想走得“更远”。其实，对于研究者而言，有了问题，才需要语言，也才能找到语言。完美的言说是研究者和语言的相遇。伯顿·克拉克早期成功的高等教育组织学研究和“组织传奇”这个词语联系在了一起，一个词语也因为一个研究获得了新的学术生命。[8] 无独有偶，前不久关于“大学”这个称谓的争论也成为一个有趣的反证。阿特巴赫在严厉指责打着大学招牌的各种营利性组织或者冒充者的同时，对于“大学”这个称谓的强烈捍卫，[9] 究竟不是为了这个词语本身。就像对民办高校必须冠之“职业培训学院”的称谓一样，语言站出来的时候，总是有更多的东西站在后面：那个用语言织就的世界。尼采曾深刻指出语言的革命性力量：命名就是定下规则，世界的秩序就在于命名。近来学界对“话语权”的兴趣也正是力图表达一种新秩序。语言的力量得到释放，是知识科学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人文社会科学语言正在经历又一次“白话运动”。这种运动是由科学知识的内在力量和本质精神所引发的。科学以更加快速、有效的解决实践问题，增进人类的福祉为本质追求，这种精神和追求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他们以此积极地加入到科学的社会建构，这是现代社群社会的模型，[10] 也是对现代学科话语运动进行结构性分析的典型。以杜威为典型，他带头进行了教育哲学的语言变革，也因此被分析哲学家指责为语言含混、语意不详的一个糟糕写作者。但是构成讽刺的是，分析哲学很快衰败了，杜威的哲学再度焕发勃勃生机，与此同时，美国当代教育哲学也开始了世俗化、大众化的转型。[11] 那么，潜藏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语言冲击背后的又是什么样的文化危机呢？
在一个关于概念和体系的科学哲学语言时代，逻辑起点、对象、理论、规律、范式曾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词语。自由、理念、科学、知识、文化、价值、市场等语词的出现，则表达着科学时代的一般特点和独特反应。与此同时，解放、解构、建构、彰显、运作、治理、组织、制度、国际化、全球化等词语的出现，则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正经受着语言文化汹涌而至的考验。在外来语言的强大攻势下，我们的本土体系则逐渐处于被“遮蔽”和“失语”的状态，表现在两个方面：传统的概念和语言体系逐渐被搁置；不同领域和群体间的语义传递出现障碍。这些都和国外科学语言的流入直接相关，随着越来越多外来语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关键词，不仅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对话发生了障碍，研究者对自身现实问题的解读也显得有些可疑。其实，中国本土研究语言的发展根本无法回避外来语言，仅就引用外来的概念、观点而言，既有一个如何联系“原”语境尽可能解读出原意(减少丢失)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在中国的语境中解读、“点化”它的问题。这后一条就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学术文化根基。如此看来，我们自身学术思想的空泛和学术研究积淀不深才是根源所在。若从研究文化视角审视，缺乏学术信念、远离学术兴趣和不完备的学术制度，就是危机的表现，根源则是自我的文化迷失。至于把“吸收外国的观念、思想和知识同用以解决这些现实大问题的迫切要求混扯在一块，”[12] 并导致语言泛滥，都只是其自然结果。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只有从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开始，真正的学术研究从来就扎根于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为此，我们必须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的问题及走向。
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的发展：途径与境界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不满和抱怨中外概莫能外。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需求和学者所谓学术使命之间的激烈冲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研究？以及学者们想要什么样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应该如何判断？由谁来判断？这种斗争充满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从研究文化要素分析，这是一个关于学术兴趣、学术制度和学术信念的话题。学术兴趣是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注意强度和维持程度，是学术文化的动力源泉；学术信念是研究者对研究活动的价值判断，表达了研究者对其研究活动和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坚定认识，是研究文化的内核；学术制度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是研究文化的规则保障。三者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成熟的研究文化要求这三个要素的高度契合。研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学术信念是“灵魂”，对研究活动发挥着全面的、潜在的指导作用；学术制度扮演“规则执行者”的角色，直接影响研究的全过程；学术兴趣则是“发动机”，这种发自内心的强大力量激发、支持着个体克服一切困难去做，并不遗余力的去“做到”。这样的研究才是一个对“心事”的交代。由此看来，研究文化的基本结构是学术兴趣与学术信念在学术制度规范下的完美结合。依照上述文化要素分析，高等教育研究文化历史呈现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真理文化：这应该说是一种传统学术文化的延伸。其中综合了各种关于纯粹知识和学问的认识与想象。其核心价值是“真”，将这一超越性的“真”与人类活动相结合才产生了善与美的标准。而且，“真”惟有坚持彻底的批判性，才能超越善与美的人为标准。因此，学术成为了学者群体的事业，这个事业的准则虽然历史地受到了既成体系的概念和理论的规约，但从本质上却能够时时保持检讨和质疑的精神与勇气。这是批判文化的精髓。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下，研究者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是“旁观者”，承担审问和判断的职责；市场、政治等外部力量总是被视为潜在的威胁。这种学术文化是欧洲学术传统的中坚，也是中国学术传统的精粹。[13] 迄今为止，依然在中西方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表现着强大影响力。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而言，这种传统以对学科发展矢志不渝的追求集中表达了出来。这种文化完美地阐释了信念在学术文化中的力量，可称之为一种真正的“信念文化”。
第二，学者文化：中国人文学者历来坚持“与道合一”的自然化人的方法。学者的研究不在于揭示真理、发现知识，而在于促成事实和言说真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人文知识从来就不是什么客观的真理性认识，而是一种“道相与和”所产生的现象。因此，我们要努力认识不同事物自身的道，然后看到这不同的道之间如何运筹，从而产生一个事实。因此，中国学者文化中，筹谋、筹划，自然的与道相合，才是一个真正的理想。在儒家文化中，学者文化现实化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们学者文化中强烈的实践意识和使命意识。这种文化也代表了相当西方人文学者的共识，这种文化类型中的研究者是典型的“合谋者”和“幕僚”。这些特点也集中表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上。成立伊始到现在，不仅对理论倾注心力，也时刻保持着对实践的高度关注，并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学术文化传统，必须借助于发自内心的强烈学术兴趣，而且以社会价值的自觉承担者为使命；因此能够将学问与修养高度融合，堪称典型的“兴趣文化”。
第三，专家文化：以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为代表。研究者大多具有两种及以上的学科背景，一般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经验，[14] 培养项目和研究者的研究都紧密结合了市场需求和个人的学术兴趣。研究者长期在一个领域探索，进而成为该领域的专家。这一方面符合高度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研究的细化和深化。院校研究就是孕育这种文化的温床。随着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基本格局的形成，专业化也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主题。为此，他们不断探索不同专业领域及其相应的理论基础和技能要求。这种文化的发展需要社会条件、知识条件、个体条件和群体条件。诸种条件彼此配合，从而构成了一种现代“制度文化”的代表。此种文化类型中的研究者是典型的“参与者”，对社会事件本身的介入程度处于前面两种类型之间。他们既关注到了现实问题，常常被要求提供技术解答，但是介入实践的深度是有限的。只要能够满足解释和说明的目的，他们常常中止对事实本身的继续干涉，学者文化中研究者的使命则是干涉到底。
从学术追求而言，真理文化与专家文化、学者文化不同，前者追求一个外在的、独立的客观存在；后者均立足对现实需求的满足。从具体支持条件看，专家文化依托客观知识传统，学者文化体现的则是复杂思维。从文化形态差异看，真理文化是要发现一个真理，学者文化是要创造一个真理，专家文化则是在观察一个真理。研究文化的发展总是在不同流派纷呈的局面中进行的。不同类型的研究文化表达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而一种成为主流的文化，则需要充分的社会条件。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而言，真理文化已经完全演化为一种信念的力量，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制度变迁和文化演进，信念的实现方式和表达方式出现了本质不同。我们虽然不再坚持离群索居的研究方式、生活方式，却必须始终坚持对真理的信念。如此看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传统是竭力去承袭“学者文化”，同时又尽可能廓清并营造“真理文化”追求的一个历史创造。在多元文化空间，“专家文化”的发展则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市场需求。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未来发展将是这三种文化之间的结构演进。
这个问题显然将我们从文化变迁的种种表象引向深层的结构。虽然，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经验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化元素：知识、市场与自我，但是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对比和结构显然与西方不同。西方经过了长期的知识逻辑的培植，形成了一种深刻的自由传统，因此，在面对市场挑战时，知识领域具备充分的实力与之对抗。中国的问题一方面由于这种力量的匮乏，完全经不住驰骋国际空间的市场力量的冲击、利诱和胁迫。另一方面还面临着自我的迷茫。在不断的文化断裂中，我们对自己的传统乃至未来的文化选择仍然在徘徊犹疑之中，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文化变迁成了市场力量的独蹈。要知道，这种力量的肆虐并不仅仅是各种经济势力的纠结。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而言，固然一方面要“改善知识体系，使之符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要求，便于学习，便于操作。”[15] 但是缺乏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离开真正的学术研究和真正的研究者，知识体系就无从谈起，改造更无从谈起。由此看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的关键就是自我确立，即文化的成熟。
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始终是在中外、古今多元文化碰撞中进行的，其实从头到脚就是一个中国经验的注脚。首先是思想的介绍引入，这就是目前的状态，是一个非均衡的交流态势；然后是中国经验的介入，其表现就是中国文化符号的融入，本质在于我们为高等教育研究贡献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这个过程的推进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的成熟为前提条件，而研究文化成熟的核心标志就是学术信念的确立。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演进中，“真理文化”始终不能成为主流，从而导致学术信念缺位。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制度演进看，“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饥无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16] 若从文化特性看，群己不分的传统文化既不能提供科学的学术制度支持，对学术兴趣的引导和激发也乏力，这种情况下，学术信念更无从谈起。学者是要学会怀疑，但怀疑必得是科学的，就要仔细求证、认真修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的发展，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的演进：问题与求解
研究文化的实质是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真正的学术研究需要真正的研究者，真正的研究者需要严格的学术训练。学术训练不单是一个科学训练的过程，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文化熏陶的过程。参与到这个由学科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活动演绎的文化演进过程，后来者很快可以理解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研究者。有着深厚的学者文化传统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坚持的是复杂思维，学术制度弹性较高，这无疑给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更为广阔的个性空间，学术兴趣应该说一直受到了一种特殊的鼓励。但表达方式则是含蓄的，因此，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的解读不是靠“读”，而是要“听”。
从文化要素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发展中，学术制度的完善构成了一条明线，学术兴趣的激发和表达则成为一条暗线，并且通过领域开放得以实现。从课程设置来看，对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的关注是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努力。对于研究方法的关注是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共同现象。针对这个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的方法简单、粗糙的批评，[17] 不少学者萌生了专门的兴趣。[18] 在这种方法意识指导下，国内各主要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都为研究生开设了研究方法的课程，对新方法的探讨也已推进到应用层面。这无疑大大加快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制度化进程。这些议题和研究兴趣相结合进而深化为不同学派的学风，显示了新文化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被改变了。仅从学术兴趣的表达来看，已经开始改变过去含蓄隐讳的方式，常常借助于新语言的革命性力量，在这种力量推动下，“听”的文化开始让位于“读”的文化，这个过程伴随着研究者的角色转型，从“合作者”、“幕僚”转向“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技术专家”。这种转向表现着高等教育研究文化结构的演进。
“院校研究”的发展可谓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它不仅应用、表达了新的研究方法，而且切实推进了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虽然，这个主张很早就以理论问题的形式被提出来了，[19] 而且这种思路也在一些长期坚持工作研究的学者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20] 可是目前进行的院校研究，和前期的相比，显然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前者依然在进行理论研究的探索，后者则完全进入了实践研究的层面。如果说前者还是坚持旁观者立场，后者则完全转变为参与者乃至合作者的立场。新文化的发展继而从少数学者的活动特征开始演化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文化星火。
至于高等教育学研究，这个最根本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在这个研究文化的多元化时代，已经完全还原为学术信念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造成的危机，可以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得到启示。从学术文化发展看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他们呈现了不同的经验。伴随着美国高等教育50年代的扩张、60年代的不安、70年代的动荡彷徨，8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终于迎来了历史制高点。这个过程中，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也逐渐呈现了从真理文化、专家文化向学者文化的迁移。对于目前的状态，伯顿·克拉克曾如此评价说：“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人类努力的一部分，在近些年已经变成了一个广阔的跨学科工作。与半个世纪前相比，高等教育研究变得广阔多了，……现在它是非常分散，不同的国家探究不同的问题，好的一面是，研究现在变得更加深刻；坏的一面是，研究迷失在无谓的琐碎之中。”[21] 这种琐碎和研究者对高等教育研究未来发展的悲观都表明了深刻的学术信念危机。当然，这一危机一方面也是方法论转换的必然结果。对美国学者而言，他们经历着由简到繁的方法论转化，条件增加、图景模糊必然导致对整体发展的判断缺乏信心。与之相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经历由繁到简的转化，其表现是要培育简单明了的真理文化，发展专家文化，坚持学者文化。虽然我们少些琐碎的烦恼，但是我们却面临着严重的空洞。尽管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的开放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缺乏坚定的信念支持和科学的制度规范，依然让我们对避免空洞充满担忧，要避免这种空洞，还得从信念开始。为此，我们要检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研究问题、方法论问题和研究倾向问题。
第一，历史研究的问题。作为学术信念的根基，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式决定着学问的方式，从而深刻地反映着其文化的类型。历史研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诸多经典著作中，不乏理论与思想性很强的哲学类著作，写作者大多是具有丰富研究经历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以我国高等教育学界耳熟能详的布鲁贝克为例，他就是在长期的高等教育历史研究基础上，[22] 完成了那本著名的《高等教育哲学》，从而达至他一生学问的顶点。与此对照，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扛鼎之作也无不奠基于深厚的历史研究。但眼下历史研究式微了。在高等教育学学术培养体系中，历史研究遭遇了碎片化和轻描淡写两种问题。
思想是明智的历史认识。作为一名研究者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这样的现实究竟说明或者掩盖着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到了反思我们的历史态度和历史研究的时候了？其实，历史观的变革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至少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国际学界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国内教育学界的反思也已从话题转为行动。无论我们如何解释历史，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无疑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部分。其活跃在于它参与社会整体进程的方式和能力。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区区百余年的演进历程，也正是凭借着独立、自由、自主的学术精神和文化传统。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而言，如何将表面断裂的教育变革，从文化演进的层面进行重述，进而展现真实的历史走向，才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历史研究课题。何况，历史不再是缓慢的渐进过程，而是要依靠知识的力量实现突进和飞跃。时间正通过不断削平所谓传统的力量和权威的控制力，释放出更多的创造冲动，促成更多的创新举动。我们的文化因此而变得年轻、多元，从而缺乏主题。这一切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而言，是更加紧迫的压力。我们必须在新的挑战面前尽快重现中国高等教育演进的整体文化图景。为此，“不应当注重历史应当如何地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地展开。”[23] 于是，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西方科学实证方法的尝试，[24] 专门史研究也不断出现突破，近年来，也不乏史学界相助，还吸引了国际学界不少同行的关注。尽管如此，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历史研究空白。即便专项研究，对历史的挖掘一般均非常肤浅。造成目前高等教育历史“贫乏”乃至“无知”的根本其实是大历史观的缺乏。美国高等教育短短几百年历史仍不断被书写、检讨。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而言，“我们虽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时间内目击木叶之成长，在长时间内却可以体会它在继续成长，而且无从后退”。[25] 中国高等教育大历史研究亟待开始。
第二，“跨学科研究”的问题。“跨学科研究”，发端于20世纪后半叶。不同于多学科研究，“其基本原理是‘横跨’和‘超越’不同学科以求达到学科语义和实践上的统一性”。[26] 这类研究不仅关注视角和过程，对结果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果说，多学科研究是对同一个问题不同视角的分析研究，“跨学科研究”则要求在一个研究中呈现视角的综合，是“全息照片”。这种学科研究方法论其实是博弈论思想在学术领域的反映，体现的是复杂性思维，充分表达了了人文社会科学解释与理解的后现代路径，与中国学者文化传统所坚持的方法论高度契合。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而言，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困难来自学科研究基础和跨学科实践两个层面。“跨学科研究”要求有相对成熟的学科研究作为支撑。而我们的本土学科发展还远不成熟，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学科研究也非常滞后。虽然，不少研究机构要求学生跨专业、跨院系选修课程。目前看来，作为学科发展理论基础的心理学、社会学等课程却未纳入到学科培养课程体系之中；而且和国际学界的学术交流依然不够深入、持久，并且机构之间的差异极大。这些都是跨学科研究的基础障碍。从跨学科实践本身而言，则需要研究者做好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准备。将复杂的实践问题转化为明确的理论问题，依靠相当的学科组织能力，对问题解决进行新的努力。只有这种层面的创新，才能真正发展高等教育研究的自我品质，其学术信念也自然得以确立。这个层面的核心要求在于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者必须面对高等教育实际，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进行问题提升，这个过程伴随着跨学科研究中学科知识群和方法的呈现过程。人类学研究、组织文化研究、区域研究、院校研究、战略研究等等都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充满挑战的跨学科实践。这类研究的杰作在给人以更多启迪的同时，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众多学科领域的经典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功的高等教育研究，常常是在问题牵引下由于自觉的方法创新导致的跨学科现象。对问题的识别和解读是至关重要的部分。
第三，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这个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在研究中心从体系建构转移到问题研究后，有学者批评说，细节问题研究多了，实证研究多了，理论研究冷落甚至荒弃了，特别是对于所谓的问题研究也提出尖锐批评。[27] 对于类似现象的分析，有学者指出，根源在于研究者缺乏科学气质，其核心是“求真”的个体准备不足。[28] 也有人认为在问题研究本身，从而建议通过方法论的建构加强研究规范性。[29] 从对问题的分析看，显然从表面的现象进入了学术文化的深层结构。其实，一种学科的研究方法论一面和学科的发生学特征紧密结合在一起，一面和学科的发展路径相互映衬。从学科发生的社会机制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导致高等教育学产生的两种动力之中，社会需求远远大于学科的内在逻辑。这种发生学特征不仅充分说明了高等教育学的应用学科性质，同时更预示着这一学科的根本生存之道。从学科发展路径分析，研究的倾向受到知识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制约。以美国为例，经验研究之所以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突出特点，表面看来是因为其学科建制，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制度。经过杜威等一批美国思想家的改造，经验这个哲学概念和知识这个科学概念，成为了一对孪生词语。二者之间的学科距离被消解，成为了一种行动的语言。对于那些在后来的行动中表现出指导意义的经验，就可以被称作知识。并且，知识成为社会制度安排的重要力量和高等教育活动的核心。这个时候，知识自身的力量就演绎为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力量。它集中的表现为社会组织性和协调性。没有建立良性运转的知识体系，缺乏知识安排下的有效的制度供给，经验研究的发达是很难想象的。理论研究之所以成为我们的首选，是与我们的社会制度模型和高等教育体制特点内在关联的。这种体制、制度要求并支持对统一性和普遍性的追求，理论研究在这个更根本的层面受到了鼓励。随着多元化进程，这个局面已经大为改观。经验研究的发展成为逐渐广泛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迫使研究者开始角色调整，这种调整将深刻的影响到我们的高等教育学术信念，从而改变我们的研究文化。“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之文化进展，必赖有此等人。”[30] 这种中国先辈的“学者的人格”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第一代学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是在他们的辛勤耕耘、筹划和积极努力下，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参与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变革的过程之中。薪火相传中，挑战和危机也时时相伴。从西方学术文化演进看，真理文化基本是前现代的研究文化样式，专家文化则是现代的研究文化样式，学者文化则是后现代的研究文化样式；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而言，真理文化受到太多局限，专家文化边缘化，学者文化因此先天不足。在这种文化状态下，二者的交汇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要积极应对就必须首先确立学术信念。
无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以何种方式进行文化结构演进，缺乏了真理文化的导引，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的议题将无从谈起；在这个个性化的文化空间，学术信念无疑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文化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