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与法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百科全书论文,法国论文,四库全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 （2006）07—0183—06
公元1772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在西方世界，由狄德罗编纂的法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大百科全书》正编28卷（文字17卷，图册11卷）全部出齐；而在东方世界的中国——正值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乾隆皇帝下诏各省征集图书，开始了我国古代征缴、编辑规模都堪称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东西方这两大出版活动，是偶然地发生在1772年么？而当时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东西方发展的不同命运——西方的光明与强大，东方的黑暗与落后，竟然会与这两项出版活动紧密相关。以下分别对18世纪下半叶东西方这两部大书的编纂过程及出版后的影响作以比较。
一、编纂背景之比较
18世纪，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为大规模从事封建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明末清初以来学风的递嬗，汉学取代理学成为清代的“显学”，于是，封建统治者文化政策有了改变，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期进行聚书编书活动。清王朝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聚书、编书的传统，尤其是满族入主中原后，对一些触犯君主的文字著述视为“异端”、“悖逆”，统治者不允许这类含有诋毁、造反之意的书籍文字留存下来，在讲求文治、控制思想方面可谓煞费苦心。例如：顺治在江南地区尚不稳定，仍处于战火纷飞之时就下令编纂《明史》；而到了康熙、雍正年间，统治者“御纂”、“钦定”的诸经注疏及各种类书、工具书等，即达数十种之多。[1]12 其实，乾隆早就有心编一部大书，在他继位的第六年（1741年），就以“稽古右文”的名义，下令广搜异书来充实天府宝藏，由于地方官吏执行不力，拖延了30年之久。[2] 后来，当朝进士周永年提议编辑《儒藏》，以与《大藏经》和《道藏》鼎足而三，加之朱筠奏请校办《永乐大典》，从而促使乾隆决心编纂《四库全书》。
在西方的18世纪初叶，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和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迫切要求掌握政权，为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但是，守旧、落后的封建统治和教会势力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凭借其所把持的政权，竭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反对、迫害甚至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一个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法国资产阶级首先在思想战线举起了斗争的旗帜，他们撰文立说，猛烈批判封建主义，反对宗教神学，大力宣扬资产阶级学说，提倡唯物主义，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编写并陆续出版问世的。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在时间上，这两项出版活动并非偶然地发生在18世纪，而是有着各自深刻的社会背景：中国编纂《四库全书》是封建君主炫耀文治、统一思想、排除异己、巩固政权的产物；而法国狄德罗率领“百科全书派”编纂的《大百科全书》，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之后，迫切要求掌握政权，为大规模地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的产物。不同的社会背景，直接关系到后来的编纂过程、编纂内容和成书影响。
二、编纂目的之比较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居于统治地位，激起了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乾隆借修书为契机，寓禁于征，对蕴含民主思想和民族思想的文化典籍、图书遗产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大清剿，借此消灭具有反清意识的历史记载及各种著述[2] ，以保证其政治上的集权统治。并且，通过这样一部“兼收并蓄”、“载籍报博”的大书，继他的“十全武功”之后，再加上“文治之盛”的美名，这才是纂修《四库全书》的根本目的。[3]
对于狄德罗的《大百科全书》来说，其宗旨是“汇集世界上分散的各种知识，向现实同我们一起活着的人们阐述它们的普遍体系，并将此书传之于我们的后人，从而使得过去时代的业绩对未来的时代不是无用的东西，让我们的子弟因为更有知识，从而更有道德、也更幸福，使我们与世长辞的时候无愧于人的称号……”[4]62。从根本上说，《百科全书》的宗旨是伦理的，它通过教育来改善人类的命运，提高他们的行为水准，使他们成为更加幸福、更富有创造力的个人[5]15， 即以科学的政府和人类无限进步的信念，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人类的普遍幸福。由此可见，法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目的就是要在理性这一思想原则的指导下，把知识写入条目，进行反宗教迷信、反封建专制统治的宣传教育，从而塑造自由人。[6]
编纂目的决定了编纂原则并指导编纂过程。如果说，《大百科全书》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号角，那么，《四库全书》就是清王朝统治者维护其封建统治的工具。
三、编纂者之比较
《四库全书》的编成，是千百人历时十余年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真正对《四库》起作用最大的，关系最为直接的，不是别人，正是乾隆本人。只需看看《四库总目》卷首的二十几道“圣谕”便可洞察乾隆之用心良苦。他时而踌躇满志地自诩：“稽古右文缅祖训，牖民迪世有深资”；时而大发雷霆地严饬各省督府学政，加快查缴进度；时而又从书中剔出一些违碍语句，借题发挥，下令把几万卷书重新清洗一番[3]；甚至连抄书这一环节也不轻易放过，朝政之暇， 他常常驾临四库馆进行查检，从中找出一些脱节遗漏之处，督促经办官员注意质量，各守其责，如果情节严重，还要克扣有关人员的俸禄。[2]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是法国18世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百科全书派首领。他出生于法国的朗格尔，童年时期曾在耶稣会学校受过教育。19岁时获得巴黎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因为他不愿按照父亲的要求学医或学法律，父亲停止了对他的资助，他只好自谋生路。在此期间，他广泛接触社会，磨炼了自己的意志。他青少年时代聪慧好学，性格狂放，富有自由思想，生活朴实，待人忠厚。他成长的时代，是衰败的封建制度和正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思维敏锐、洞察力强、思想解放、勇猛顽强的狄德罗，便逐渐成长为坚决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勇敢冲击封建制度的民主主义者、善于创新的文学戏剧家、宣传进步思想的启蒙运动者和辛勤编写百科全书的著述家。
为了编撰《百科全书》，狄德罗召集了达朗贝尔和卢梭等开明、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为其撰稿，他们宣传自然科学知识，提倡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蒙昧主义。尽管受到政府和教会的打击迫害，《百科全书》多次遭到禁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坚持下来，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尤为重要。而乾隆作为外族入主中原的一国之君，不但有丰富的汉文知识，而且根据编书的政治目的控制了《四库全书》的整个编纂路径，强制编纂人员不得不遵从他的旨意，封建帝王的淫威势必造成了对中国古籍的危害。
四、编纂过程之比较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要编一部巨大的丛书，首先就要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征集图书，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活动。《四库全书》的征书始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乾隆在这一年的诏谕中说：“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以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以彰千古同文之盛。”[2] 但是，征书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各地督抚的重视。将近一年，“未曾见一个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7]。并非督抚州县玩忽法令，沉得住气， 实在是对异族统治的“文字狱”心有余悸，不敢走在前头。乾隆于是大为恼火，迭次严催，再次下诏：“凡民间所有藏书，无论刻本、写本，都要为官借钞，仍将原本给还”，即或“字义偶有触碍，亦是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何必过于畏首畏尾”？并且声明：“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或有妄诞字句，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藏。”[2] 如此这般，各地才采取了众多的搜访措施，并对进书者进行了奖励：进五百种以上者，“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一百种以上者，“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1]31。此外，或题咏，或记名，从而把这场声势浩大的征书活动推向了高潮。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全国范围搜访图书的工作进入尾声，但拖延至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征书工作才全部结束。
在此期间，征书成果显著：图书总数共达13501种（内含272种重本），其中包括不少举世罕见的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既保证了《四库全书》的来源，又有利于提高编纂质量。但是，征书活动给私人藏书事业却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许多藏书家即使不情愿也不得不把家藏善本进献出来，少则数十种，多则数百种，然而绝大部分都没归还，使得许多藏书家多年珍藏为之流失，此后多年难以恢复元气。
搜集了大量的图书后，乾隆又趁民间流传的大量书籍都集中于京城这个机会，查缴、清理古今书籍，销毁所谓“违碍”、“悖逆”之书，在文化领域实行专制。销毁的办法是分类进行全毁、抽毁或改窜。全毁，即将某书全部销毁；抽毁，即将书中涉及清朝忌讳的部分抽出毁掉，剩下的予以保留；改窜，即将书中某些忌讳的字句加以改换。[8] 乾隆要求下属起草《查办违碍书籍条款》，对宋代以来的历代野史杂史、诗赋文集应当如何加以全毁、抽毁和修改字句，都作了明确规定。此后，查毁的范围又扩及到地方志、小说、戏文，等等。这部丛书之所以没有全部开刻付印，而用人力抄写，一方面是为了省时节费，整齐美观；另一方面，恐怕就是为了篡改的方便。鲁迅先生曾用旧钞本校订改窜过的《嵩山文集》，他指出：“‘贼’，‘虏’，‘犬羊’是违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违的；‘夷狄’当然是要违，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这样修改之后，“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2]
继征书之后，又进行了一场查缴、销毁所谓有“违碍”、“悖逆”书籍的禁书活动。禁书活动始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八月，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禁书活动毁坏的书籍数目长期难以确定，清人姚觐元辑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分别为《全毁书目》、《搜毁书目》、《违碍书目》和《禁书总目》，可以说这是乾隆藉修《四库》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的铁证。[9] 据民国年间陈乃乾的《禁书总目》考证，到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全国累计被全毁书达2454种，抽毁书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又经今人黄爱平多方考察，得出“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板达八万块以上”[1]74 的数据。无论哪个数目更接近实际，都反映了禁书活动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摧残。
乾隆为了编纂这部丛书，特设了四库馆，吸引了很多学有专长、名重一时的文人学者，并召集了大量的办事人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专门机构。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馆正式开馆，乾隆命刘统勋、永瑢等十六人为总裁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三人为总纂官，还有总校官、校勘官、监造官等，共计360人。[10] 可谓组织完备，机构庞大。编纂开始后，数百名著名学者济济一堂，按照一定的取舍标准，对通过各种途径集中到四库馆内的数以万计的书籍进行了甄别采择、爬梳辑校、考订辨正和整理编目的全面清理工作。历时15年、经过数百人的共同努力，直到乾隆五十二年，终于修成此书。
由此可见，封建学者既在对书籍进行辑轶、校勘、考辨等整理，也在从事着销毁、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保存古代典籍的同时，又在摧残文化，帮助封建统治者禁锢百姓的思想。尽管这是无法避免的时代局限，但也为中国后来的落后埋下了隐患。
在西方，1728年至1729年，伦敦印刷了英国人爱弗拉尹姆·钱伯斯编的《钱伯斯百科全书》；1745年，一个英国人来到巴黎想把它译出来，以飨法国读者。拥有专用出版权的书商勒伯勒东为了赚得利润寻找翻译者，经人推荐，他请来年轻的法国杰出思想家、科学家狄德罗。狄德罗详细地审核了原定的计划，认为钱伯斯编纂的词典距离当时已经15年了，而当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单纯的翻译已显得不合时宜，不如召集当今最优秀的学者，重新编纂一部向全人类介绍一切最新科学成就，汇集一切主要知识的百科全书。出版商同意了他的想法，“狄德罗越想越觉得《百科全书》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也许还是唯一的事业”[4]65。于是，他以百倍的热情、极高的效率组成了《百科全书》的工作班子，并由著名自然科学家达朗贝尔担任副主编，而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雷尔已赫等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都聚集在“百科全书”的大旗之下，成了主要撰稿人。这群志同道合的学者结成了“百科全书派”，这个派别的首领就是狄德罗。
为每一位撰稿人分配不同领域的撰稿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没有变更和争执。这一位希冀某一题材，而另一位无论如何不愿意割爱，很多条目如有关手工业部分则无人问津，它们被看作微不足道，枯燥、吃力不讨好，这些工作都由狄德罗一人承担。为了做好这一部分，他跑遍了工厂和车间，把艺匠们请到家里来，阅读、摘录、抄录了上千本解释性和描述性的小册子。然而，出版商支付的月薪越来越不够用了，他只好冒险，让人出版了《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算得上法国第一篇唯物主义的著作，结果引起了政府和教会的不满，被指控“写作出版宣传自然神论和违反道德的文章”[11]227，于1746年7月24日遭到法院逮捕入狱。在此期间，《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踏步不前。但是，狄德罗在狱中对百科全书的编纂却有了新的构想。后来，出版商们想方设法弄到了国王封印的签署文书，11月3日，狄德罗获释。一出狱，他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编辑、撰写和组织工作中来。
1750年11月，百科全书派印制了8000份“征订说明书”，它宣布了《百科全书》的编纂目的和出版计划，并向读者进行征订[11]227—230；1751年10月，《百科全书》第一卷A字部分出版，此书全名为《一个文人学者团体编纂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卷首的《前言》由达朗贝尔撰写，文中表现出一种克制、坚定、严肃的治学精神；1752年1月，《百科全书》第二卷（B字和C字的一部分）的条目出版后，狂热的耶稣会派信徒们以惊人的速度促使御前咨询会议发布命令，查禁前两卷《百科全书》。于是，政府再次搜查，已印出的第三卷前25页亦被抄走。尽管如此，狄德罗毫不动摇，这年夏天，他向撰稿人发出号召：还有希望，《百科全书》在前进。
1757年，《百科全书》第七卷F字出版。 达朗贝尔撰写的“日内瓦”词条批判了新教在日内瓦的活动，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年，《百科全书》的死对头佛勒龙在其主编的《文学年鉴》上大肆攻击百科全书派，由于卢梭与狄德罗、达朗贝尔早有分歧，对“日内瓦”一文也颇为不满，他写信给达朗贝尔，与《百科全书》决裂。在卢梭的影响下，许多撰稿者也纷纷与“百科全书派”脱离关系。
1759年，法国许多达官贵人、御用文人认为：亵渎宗教的是由一个叫爱尔维修的思想家撰写的《论精神》一书，而此书是从《百科全书》中摘录出来的，它对社会道德和宗教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百科全书》是法兰西“民族的耻辱”。于是这年的3月6日政府正式宣布：吊销《百科全书》的出版权，禁止已出版的书再出售，否则处以重刑。由此，正在印刷中的第八卷被迫停止。出版商们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发誓仍用指导前几卷的精神和自由原则完成后几卷的编辑出版工作。获准之后，他们又苦干起来。“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两点，狄德罗关在上了三道锁的房内，对任何人都不开门，他像个苦役犯那样编写《百科全书》。”[4]160 1762年，《百科全书》图册第一卷出版，文字说明由狄德罗执笔；1764年，《百科全书》图册陆续出版，正文各册继续秘密付印；1765年，图册第四卷出版，正编文字部分后10卷（第8至第17卷）全部出齐；1772年，《百科全书》图册11卷全部出齐。 狄德罗呕心沥血21年，其间屡屡遭受耶稣会派的强烈反对、政府的查封，可谓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大功告成。出版商为此而致富，狄德罗赢得的是无上光荣。
从编纂过程的比较来看，《四库全书》是乾隆为了消除对封建王朝统治的不利因素，才下令把民间的书籍都搜集上去，始终采取了“寓禁于征”的反动政策，亦即假编书之名，诱骗藏书家献书，以肆行其毁书、焚书、改书之实。[3] 在征书的过程中带来了长期的禁书和文字狱，不但对中国古籍和文人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摧残。而《大百科全书》编纂者本身就是狄德罗、达朗贝尔、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他们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在编纂过程中体现了资产阶级不畏艰难、勇于进取、为争取合法权益而不惜牺牲的精神，所以，其成果自然成为确立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指导思想的重大武器，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五、主要内容之比较
《四库全书》对历代典籍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主要囊括了我国清代乾隆以前的历史、民族、社会、政治制度、宗教、天象、地舆物产、文艺、哲学、工商、算学和百家杂学等内容。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意即四部中的书籍毕集于该书之中。经部所包括的书，从学术角度看分属哲学、文学、历史，同时兼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史部收入的是记事之书和考辨史体以及评论史事；子部所收的是能成一家之言的书，计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共14类；集部所收的都是诗文词曲、散篇零拾之作，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述等5类。[12]
《四库全书》收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每部书装订成36300册，7部抄本连同正本共8部，合计290400册，再加上《四库全书荟要》2部，22502册，共计312902册。
《四库全书》最大的特点是：将凡能收入的内容全部完整收入（除了删、毁的内容），体现“述而不作”的传统精神；崇尚权威，膜拜经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儒家的思想学说为准则。其中，经部书籍被抬到惊人的高度，置于最显赫的位置，与其他各部书籍的关系也被视为源与流、干与枝的主从和支配关系。而有关生产工艺、科学技术一类的书籍，却被贬为“奇技淫巧”而受到排斥。因此，在《四库全书》著录的3400余部书籍中，经部各书“甄录最宽”，所收高达600 余部，接近全部著录书籍的1／5；而关于手工业、科技一类著述，除某些为封建统治所需要的项目如天文历法、数学、水利、农桑外，其他方面收录的则寥寥无几。即使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有关科学技术的著作，也挂一漏万，阙略颇多，造成经部书籍与生产、科技、工艺一类著述畸重畸轻，比例失调。[1]387
《百科全书》作为一部知识辞典，它采用词条的形式，把各门科学知识汇集一书并分门别类加以论述。每一词条，作者都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对该命题的范围、含义、历史渊源以及发展现状，做出全新的阐释或详细的记述。一方面，它含有封建制农业改良者和进步资产阶级要求得到的情报、技术细节；另一方面，它从新生的自然科学已获得的成功案例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性质的哲学构思，如实验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等。这就使得《百科全书》不仅描绘出当时法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典章制度、风俗人情等各方面的全貌，而且反映了18世纪下半叶欧洲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水平，表达了那个时代各个领域启蒙学者的要求与呼声。由此可见，基本上说来，《百科全书》并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可以称之为“百科全书”的那种工具书，而是一部采用百科的形式夹叙夹议的思想政治论文集，甚至是一部“杂文集”[5]4。书中所包含的大量的议论，不仅有撰写者自己的见解，而且还批评或抨击了别人——主要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例如：《圣饼》谈的是宗教仪式的浪费；《嘉布遣僧袍》嘲弄了教会派别之间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煞有介事的争端。在这个词条的最后一段，狄德罗写道：“我的神父们，在我看来，我们正在进行无谓的叫嚷。我们脱口而出的谩骂无助于斯科特斯① 的吹毛求疵，要是我们能等到那现下正在扩展的健康哲学的启蒙运动也多少透进我们的修道院时，我们也许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位博士的深思，就如同我们的先人在嘉布遣僧袍的尺码问题上纠缠不休一样的荒谬。”[5]144 又如，在“百科全书”这个词条中直接批判了保守势力：“这些人不懂得他们在这个地球上，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他们的有生之年，在地球的生存史上，还不及白驹之过隙。然而为了这一粟和一瞬，他们却不惜牺牲人类未来的幸福。”[5]162 《徐西亚羔羊》最有趣，这是把一个莫须有的传闻列作一个条目，然后再来揭穿它，以证明为什么看问题应持科学态度，而不能听信讹传，并以此引发出我们应当根据什么原则来判断事实这样一个科学哲学问题。[5]11 所有这些，都是狄德罗的精心策划，也正是要通过这许多表面上不引人注目的“小条目”来借题发挥，以达到宣传民主与科学的目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恰恰促进了启蒙运动的开展，催生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对比起来，狄德罗的《大百科全书》是在《钱伯斯百科全书》的基础上，经过实地考察并查阅词典及有关资料编纂的，编纂者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做法，唯物而且务实，他们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毫不顾忌、毫不畏惧地向封建保守势力展开最直接的斗争，思想自由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已成为人们神圣的追求。而《四库全书》经历了全毁、抽毁和改窜最终成书，面目已非，在内容上有不可相信的和缺失的文献存在，如果要作为严格考据的证据来源，会有谬误。另外，它重道轻艺、淡泊科学技术的倾向，与《百科全书》所具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是大相径庭的。
六、成书后的影响之比较
不可否认，《四库全书》的纂修，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它不仅对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促进了各门学科学术的兴盛。清代乾隆以后，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总结整理阶段，许多濒临亡佚的古书得以发掘复出，残缺脱误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难以卒读的古籍也再经疏通证明。另外，四库馆的开馆，直接促成了北京琉璃厂书市的兴盛。当时江浙等地书贾利用朝廷征书、纂书的有利时机，纷纷辇书至京城琉璃厂一带售卖。四库馆的编修文士经常“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书肆访之”。文人墨客也经常聚集这一带，访书题咏，使琉璃厂一条街成为真正的文化街。[8]592
然而，更大的影响是负面的：《四库全书》是推进封建教化，实现思想禁锢、文化独裁的官定教科书，编纂此书的本质仍然是为清朝统治者炫耀文治、统一思想、巩固政权服务的。在纂修此书的影响下，乾嘉时期，绝大多数学者热衷于钻进故纸堆中，从事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证、辑佚的研究，几乎不去注意中国以外的世界，也较少接触现实的国计民生，造成当时整个学术思想界相对沉寂的局面。[1]129 全书在内容上，极力推崇经学，忽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国力强盛，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但就总体而言，已经落在了西欧强国的后面。尽管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也曾传入一些新鲜的自然科学知识，但实际上未能对传统文化产生决定性影响，中国历史的巨轮，仍然在相对封闭的封建轨道上缓慢地运行。并且，由征书而相伴的文字狱更是妄图毁灭历史文化，愚弄人民，以延续封建专制统治，结果打击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削弱了民族的创造力和战斗力。从此，中国由盛至衰，社会更加黑暗衰败。文化乃至经济、社会的长期落后，导致了中国近代面对外来侵略的彻底失败。
《大百科全书》的出版，不仅在世界百科全书编辑出版史上是一座丰碑，而且反映了时代的呼声，适应了斗争的需要，在世界近代史上被称为动摇法国封建制度基础和确立18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指导思想的重大武器，也是掀起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的伟大旗帜。这并不是说，“百科全书派”的活动就是大革命的一个基本的、直接的起因，推翻旧政权的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力量，但必须指出，《百科全书》的影响是同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孔狄亚克等人的著作，以及其他人如米拉波、丹东、马拉赫、罗伯斯皮尔等关于革命的论述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伟大的思想反过来也会推动社会中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形成。[5]29 因此，《大百科全书》的意义还远不止作为伟大革命的先兆，它还在西方文明中建树了一个强有力的传统：追求幸福和对自己时代的探索；思想自由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已成为人们神圣的追求。
东西方文化底蕴有很大的不同，这两部巨著又各有风格：《百科全书》重创造，着眼于现实；《四库全书》重因袭，沉湎于历史。它们产生的时代相差无几，但各自产生的土壤，编纂的目的、方法以及思想内容、社会作用，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如果说，《百科全书》熔铸了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取得的全部文化成果，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那么，《四库全书》则是汇辑了中国漫长历史进程中留下来的丰富遗产，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如果说，《百科全书》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号角，那么，《四库全书》就是清王朝统治者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工具。
从以上六个方面的对比中，不难看出，《四库全书》与法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给18世纪及以后的东西方世界带来的重大影响与结果。这说明，图书出版对社会、对文化、对一个民族、对整个国家的作用都是不可小觑的。在今天蓬勃发展的中国，我们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通过繁荣出版事业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一切以符合“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坚决抵制对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有害的出版活动，让我国的出版事业欣欣向荣、蓬勃向上，为人民谋福祉，为民族立尊严！
［收稿日期］2006—04—16
注释：
① 13世纪苏格兰哲学家John Duns Scotus， 他提倡经院式的形而上学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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