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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695(2009)04-0056-04
一、张爱玲与香港大学
张爱玲与香港的缘分，首先是与香港大学的缘分。换言之，没有香港大学便没有张爱玲。1939年夏，张爱玲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毕业后，参加了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荣获第一名。但由于欧战爆发，不能成行，改入香港大学。1939年秋，张爱玲由沪抵港，在港大办理了入学手续，成了一名港大文科学生。
张爱玲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她连获两届奖学金。根据学校规定，张爱玲港大毕业后，可直接免费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然而，张爱玲始终与英伦三岛无缘。正当她愉快攻读大学三年级课程、次年即可毕业之时，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法西斯不仅偷袭美国珍珠港，而且同时进犯英属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亚等南洋群岛。香港英军仅仅抵抗两周，即宣告投降，香港升起了太阳旗，由英国殖民地变成了日本占领区。港大停课了。张爱玲和她的同学们在战火下充当了临时看护，护理受伤的军人和市民。战事结束后，张爱玲告别港大、告别香港，乘轮船返回上海，她与香港的缘分至此告一段落。
港大三年的读书生活，是张爱玲最重要的学习阶段。她不仅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她的英文程度也获得大幅度提高。返回上海后，她竟然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能考取圣约翰大学；但她却用漂亮的英文为西人报刊《泰晤士报》及《二十世纪》等写下了多篇影评、剧评之类的文章。
张爱玲就读港大的三年，文史系主任是“五四”文学的闯将、文学研究会的12位发起人之一、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宗教学者许地山先生(落华生)。许氏1935年由北京抵港、长港大文学院后，锐意改革，淘汰了陈腐落后的文言文教学与写作，大力推行白话文(包括入学试卷一律改为白话)，文、史、哲三系也明确各自独立了。他的改革精神和教学风范。在香港引起了巨大反响，张爱玲正是许氏改革精神和教学风范的直接受惠者。从小有志小说创作的张爱玲，面对小说大家许地山，其内心崇敬是不言而喻的。她后来的小说《茉莉香片》中的“言子夜”教授，正是许地山的化身。“子夜”，即“午夜”，而“言”边加“午”正是“许”字。言子夜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也和许氏完全吻合。重要的不在一篇《茉莉香片》，而在港大三年，坚定了张爱玲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决心，这正是小说家许地山对她的潜移默化。
在港大，张爱玲的要好同学是印度血统的炎樱，此人对张爱玲的人生和创作也大有影响。张爱玲的有些小说，是她提供的素材；张爱玲笔下有些人物的身上，有她的影子；甚至张爱玲的小说成名作《传奇》[1]再版本的封面，也是她设计的。足见二人友谊之深。
在港大一年级时，张爱玲参加了上海黄氏兄弟(嘉德、嘉音)主编的《西风》杂志创办三周年征文比赛。据张爱玲自己说：“我收到杂志社通知说我得了首奖，就像买彩票中了头奖一样。宿舍里同学只有个天津来的蔡师昭熟悉中文报刊。我拿给她看，就满桌传观……不久我又收到全部得奖名单。首奖题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记得了。我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就等于西方所谓有荣誉地提及(honorable mention)。我记不清楚是否有二十五元可拿，反正比五百字的稿酬多……‘不是头奖。’我讪讪地笑着把这份通知单给蔡师昭看。其实不但不是头奖，二奖三奖也都不是……她看了也只咕哝了一声，表示‘怎么回事？’……她替我难堪，我倒更难堪了……《西风》从来没有片纸只字向我解释。我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征文结集出版就用我的题目《天才梦》。”[2]究竟怎么回事？学界意见不一，有说《西风》出尔反尔的，也有说张爱玲记忆有误的，一时恐难得出结论。即使有结论，学术价值也不大。但此事对张爱玲的刺激很大，以致于事隔50多年后，台湾《中国时报·人间》授给她“文学特别成就奖”，她的得奖感言竟是文不对题的《忆〈西风〉》，把50多年的怨恨和盘托出。她还说：“得奖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所以现在得奖也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件事我们宁肯相信张爱玲的记忆。不过，上述《西风》的做法却激励、玉成了张爱玲，不然，也许就没有后来的《传奇》了。
有一点让人不解的是：日寇的侵占香港、港大的停课、英籍历史老师佛郎士的不幸遇难、战火下的民不聊生和百业凋零……似乎并未引起张爱玲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她后来写的以香港战事为题材的散文《烬余录》[3]当然无法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但似乎连皮里阳秋之笔也找不到，实在太冲淡了。
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张爱玲以赴港大复学为由离沪赴港，接续了她与港大的缘分。根据有关记载，张爱玲是在此年9月到港大联系，并托人从中斡旋的。然而，已经成为红遍大上海的著名小说家的张爱玲，此时已无心向学，因此，她并不把复学当成一回事。在港大规定的办理复学手续的时间，她竟然无故缺席了。原来炎樱告诉她：可在日本为她找到合适的工作。张爱玲喜出望外，便置港大复学于不顾，兴冲冲奔赴日本去了。遗憾的是，炎樱掉以轻心，她根本没有、一时也无法为张爱玲找到合适的工作。张爱玲只好悻悻返回香港。但转眼已到11月，当她再度回港大交涉时，校方则断然拒绝了。港大复学就此泡汤，张爱玲成了无所凭依的“政治难民”。
二、张爱玲与美国驻港新闻处
民以食为天，复学不成而又不愿返沪的张爱玲眼看吃饭成了问题。情急之下，她别无选择，投靠了正在大肆招兵买马的美国驻港新闻处。关于张爱玲投靠美国驻港新闻处的时代背景，香港著名教授郑树森先生有一段简要的记述：
南来作家的左右对垒，很快就卷入当时美苏两大霸权的冷战对峙。1950年6月韩战(作者按：即抗美援朝战事)爆发后，美国加强围堵共产主义在华人社会的蔓延，由华盛顿幕后支持的“亚洲基金会”，在1951年先后资助人人出版社及友联出版社在港成立……大力批判共产主义和宣扬美国文化。但1952年5月创刊的《人人文学》杂志(先后由黄思骋、力匡、齐桓等主编)，则让当时生活困顿、欠缺发表园地的右派文人，较能安稳地开展右翼文艺工作……
50年代另一由“亚洲基金会”资助的右翼文化机构是1952年9月成立的亚洲出版社，由报人张兴国负责，除专题研究(反共专著为重点)，亚洲出版社以文艺创作为主，是50年代香港“反共”小说的大本营(粗略估计当在200种左右)……
美国除间接支援右派文人之外，还直接通过美国新闻处宣扬其文化及价值观。1952年3月创办综合性月刊《今日世界》；稍后以今日世界出版社名义中译及刊行美国文学名著与其他思想专书，先后参与中译的名作家有林以亮、张爱玲、姚克、刘以鬯等；以及替张爱玲出版《秧歌》和《赤地之恋》英文原本(1955和956)，来向西方宣传。[4]
以上郑教授所言，港人习惯称之为“美元文化攻势”，确乎势头凌厉，锐不可当。被美新处网罗进去的著名作家至少有四五十位，写出来的“反华小说”也确乎不下一二百部。这些小说因为有明显的美元背景，而美元又有绿色背面，这些小说被戏称为“绿背小说”。其共同或相近特点是：(1)全方位、多侧面揭露、丑化中共政权、中共领导、中共政策法令以及大陆的社会生活。上自中共主席毛泽东，下至小小村干部，皆成为小说揭露、攻击之对象。(2)号召颠覆中共政权几乎是所有“绿背小说”的宗旨所在，最尖端的乃正面描写农民暴动或反共武装斗争。(3)有不少是化用古典小说的故事情节来影射、攻击大陆的社会现实。(4)大多“绿背小说”沦为逞一时之快的泄愤之作，写来写去变成了“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反共八股”，失去了读者。
让人十分遗憾的是，张爱玲不仅投靠了美国驻港新闻处，而且成了“绿背小说”的主要写手。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是美新处最为得意的“绿背小说”的佼佼者。《秧歌》的中心故事是中共新政权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出现了大饥荒，“土改”积极分子金根成了抢粮暴动的带头人，惨死在中共的镇压下。暗喻中共政权在火山口上，早晚要被农民暴动的火山烧掉。《赤地之恋》不再以点带面，而是全面攻击从“土改”到抗美援朝战争数年间的新中国，诸如“土改”之残酷、高级干部之腐化堕落勾心斗角、抗美援朝战争之失利等，其攻击力度远远超过了《秧歌》。
有些学者极力回避张爱玲与美新处的关系，矢口不谈《秧歌》和《赤地之恋》的“绿背小说”的性质，可谓欲盖弥彰。当时的美新处处长麦卡锡先生的有关谈话便是最好的证明。2002年5月，81岁高龄的麦卡锡接受了台湾旅美学者高全之的访问(以电话与电邮方式)，他说：“我在港六年，主要从事反中共的宣传。”因为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一，便是努力制止毛泽东思想在亚洲蔓延”。具体到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他明确表示是在他和美新处的全力支持下写成的。他说《赤地之恋》不如《秧歌》集中，但仍然是有“高度创意”的。[5]
台湾旅美女作家陈若曦也曾就《秧歌》与《赤地之恋》的创作情况访问过麦卡锡，她写道：“她(张爱玲)怎能写出《秧歌》和《赤地之恋》那样的作品？麦卡锡很得意地告诉我，是他们提供资料，张爱玲便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6]
当时的驻港美新处工作人员、法籍克劳迪·朱里安女士也提供了重要旁证，她说：
在1950年代，驻港美国新闻处为104册图书拨付57万零850美元。这些书籍如果没有本处加以支援，而只从商业目的来衡量，则既无人执笔来写，写出来也不会有人出版。美新处的做法是在作家群中寻找名作家的帮助，向他们要求我们所需要的书籍，而这些书籍的内容都是激烈反共的，从构思到原稿的最后改定，都是由我们监督的。[7]
谈到《赤地之恋》的创作，张爱玲自己也直言不讳：“《赤地之恋》是在授权(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8]连“故事大纲”美新处都要事先“固定”，可见“监督”是多么严密、“领导”是多么有力了！《赤地之恋》写于《秧歌》之后，《秧歌》也是按“绿背小说”的要求写定的。而且以“抢粮暴动”、主人公一家“惨死”作结，“反共”火力相当猛烈。殊不知美新处仍不满意，非要在《赤地之恋》的创作中更严格把关不可。这实际上是对作家的不信任，难怪张爱玲“非常不满意”了。
有人说：“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并非是在反共文艺政策的指导下铸造出来的，而是她在1949年以后留在上海亲身经验的文学反映……它们忠实刻画了中共解放后，上海乡下农民的生活实况……张爱玲小说之所以成功，恰恰就是没有受到文艺政策的支配。”[9]张爱玲确实未受台湾“反共文艺政策的支配”，可惜，美新处的“反共文艺政策”却牢牢“支配”了她。而美新处的“反共文艺政策”较之台湾当年是一点也不逊色的。
三、张爱玲与香港电影
1955年秋末①，“绿背小说”的高潮已过，新中国也经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美新处考虑“回报”张爱玲，决定让她以“政治难民”身份赴美定居。11月中旬，张爱玲只身乘美国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赴美，在美新处的同事和朋友宋淇(林以亮)、邝文美夫妇为她送行。从此，张爱玲远离香港，远离故国，开始了她长达40年的美国之旅。
张爱玲的美国之旅充满了坎坷与辛酸。她原以为凭她的才华、勤奋和英语水平，加上《秧歌》在美国已有一定影响，自己很快就会在美国打响，成为林语堂一样的著名华裔英语作家。谁知事与愿违，美国文坛根本不买她的账，她的长篇小说《怨女》(据《金锁记》改编)无人问津，《秧歌》、《赤地之恋》也几乎卖不出去。这让张爱玲大失所望，紧接着吃饭也成了问题。
一开始，张爱玲申请得到爱德华·麦道韦为期二年的写作基金，到该基金所设文艺营专职写作。在这里，她认识了美国左派戏剧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并闪电结婚。想不到赖雅很快中风病倒，缠绵病榻，于1967年阖然长逝。为了给赖雅治病，张爱玲几乎卖掉了她母亲遗留给她的所有文物，生活十分困窘。为解燃眉之急，张爱玲答应了老友宋淇的约请，为香港电懋影业公司撰写剧本。1961年，已成为美国驻台领事的麦卡锡安排张爱玲赴台访问并搜集小说素材，张爱玲借机由台返港小住，集中精力撰写电影剧本。这次返港，是张爱玲一生中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抵港了。
自1956至1964年，张爱玲为电懋影业公司共编写了八个电影剧本，它们是：《情场如战场》(1957)、《人财两空》(1958)、《桃花运》(1959)、《六月新娘》(1960)、《南北一家亲》(1962)、《小儿女》(1963)、《一曲难忘》(1964)、《南北喜相逢》(1964)。这些电影虽然已成陈迹，但当年几乎皆明星主演，轰动港、台及东南亚。据郑树森先生研究，这些电影大致可分四类：
(1)都市浪漫曲，如《六月新娘》、《情场如战场》；
(2)社会喜剧，如《南北一家亲》、《南北喜相逢》；
(3)问题剧，如《小儿女》；
(4)西文作品改编，如《一曲难忘》(改编自美国片《魂断蓝桥》)。
张爱玲还为电懋影业公司改编了《魂归离魂天》(据英国《呼啸山庄》)，正待开拍时，电懋影业公司老板陆运涛不幸在台湾空难去世，电懋影业公司倒闭，《魂归离魂天》也就不见踪影。
张爱玲的另一部重要电影剧作是为电懋影业公司赶写的《红楼梦》上、下集。不知何故，这个剧本遭到宋淇的拒绝，认为粗制滥造，连稿费也不付给她，闹得几乎反目。随着电懋影业公司的倒闭，这一重要剧作也不知流落何处了——这未尝不是张爱玲研究中的一桩疑案。
注释：
①此据香港学者孙立川《张爱玲文学年表》(费勇《张爱玲传奇》)(广州：广东出版社，2000年)附录。与张爱玲离港时送行友人宋淇的回忆稍异，但香港深秋、初冬相差无几，故亦不好说宋氏回忆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