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占海南时期的经济“开发”政策及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南论文,日本论文,时期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 （2000）01—0027—05
海南岛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其战略地位很重要。因此，在抗战时期，日本军队从其整体的对华战略及太平洋战略的角度出发，占领了海南岛，并维持了长达7年多的占领统治。 海南岛的特产是当时日本已占领的地区所难以提供的（包括台湾），所以日本对海南岛的占领有着其特殊性。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自然无力拓殖边疆地区。自民国以后，国内的有识之士鉴于台湾已被割给日本，号称中国南方门户的两大岛屿已丧失其一，对唯一仅存的海南岛就不能不加以重视。先是有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到海南岛的详细开发方案，继而是陈铭枢主编的《海南岛志》的出版。从此期间发表的诸多文章来看，表现出了对海南岛开发的极大热情。从中可见民国时期人们对海南岛的地位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日本人对于这块富饶的土地也早已垂涎欲滴了。日本自1879年占领了琉球，到1895年占领了台湾，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从地理概念上来说，日本已占有北起库页岛南部，南至台湾的漫长的环东亚大陆的列岛带的大部，若日本进而占有海南岛，则日本向南可遏制当时控制南洋群岛的欧美势力的北上，同时也等于封锁中国于东亚大陆之上，切断其与外部的联系。而更为重要的是海南岛所特有的物产是日本对外扩张、侵略所需要的战略资源。因此，他们投了大批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准备掠夺。
近代日本人来到海南是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海口成为开放口岸之后。日本在1873年6月设驻琼州领事，到清朝结束共有五任领事， 皆由驻香港领事兼任；从民国时期到抗战结束，日本人一直在海口设有领事馆，当时在海口设立使馆的还有英、法两国[2]。目前， 我们见不到这些外交人员留下的有关海南的记述。日本人在占领海南前在此进行长时间的活动，进行调查最多的是胜间田家族。胜间田善作于1896年受伦敦的罗斯·布洛特家族的委托收集海南的稀有昆虫、鸟类、兽类，制成标本送往伦敦，这项工作持续了15年。1910年，他开始独自创立了胜间田洋行，从事贩买药品及中日间贸易的活动，并且在屯昌设立了加工天然丝的工厂，在海口郊外经营草药园及农场。胜间田洋行是战前日本人在海南岛的唯一一家商社[3]。胜间田善作在海南岛生活达40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8月，他被迫离开海南，率其家族到达台湾。在1938年7月他著有《海南岛现势大观》一书。其子胜间田义久在1937年发表了《海南岛最近事情》，1938年12月他还翻译了《最近的海南岛经济》一书在台北出版，之后他在1939年2月还发表了关于海南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论著从一个侧面为日本占领海南岛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因此，益田甫在1939年日本的《雄辩》杂志4 月号上发表了介绍胜间田善作的文章《海南岛和胜间田善作翁》[4]。与此同时， 日本官方和民间的调查人员不断进入海南岛进行活动，其中以台湾总督府所做的工作最多，其调查科有大正10年至11年的《海南岛事情》全三册，1935年又翻译出版了《海南岛腹地旅行报告》。作为个人旅行者后滕元宏在大正年间进入海南，后来在1932年写了《南支那海的一大宝库海南岛》，继而在1939年出版了《海南岛全貌》一书。如此多的著作足以证明日本人长期以来对海南岛的垂涎和觊觎。
为了进一步为其占领海南岛服务，日本方面对有关海南岛的资料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收集工作。如1933年编成《海南岛志》，在1936年即由日本方面译成日文，张维汉在1937年出版《海南岛》一书，此书一年后即由台湾总督府临时南支调查局译成日文版，1940年又由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再次翻译，此书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有藏本。此书的上半部为张维汉的《海南岛》之日译，其后有满铁上海事务所资料室所编的《有关海南文献目录》[5]。另外， 除上述的胜间田善作《海南岛现势大观》之外，在1939年1 月由东京朝日新闻社出版了《香港与海南岛》一书。在日本侵占海南前后，大量研究海南岛的图书出现，比如1939年千叶耀胤写了《贸易奖励资料第23集——海南岛的研究》，同年2 月南洋协会台湾支部编辑的《海南岛》，同年3 月台湾时报发行的《台湾时报——海南岛专辑号》[6]等等。在此前后， 日本各杂志有关占领海南岛的必要性及介绍海南岛的文章则更多，如《改造》杂志1939年3 期太田宇之助的《海南岛的地位》，1936年3 月《中央公论》杂志发表的滕井丰政的《占据海南岛和法的见解》，1939年4 月号《支那》发表了大平善悟的《我们攻占海南岛和国际协定》，1936年第6 期《文艺春秋》发表的《海南岛占领的意义和列国的动向》（现地报告）等[4]。
日本军方特别是日本海军在侵占海南岛过程中是积极的倡导者。正如日本侵华战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侵略海南岛主要是日本海军的主张”[8]，占领海南岛的最初目的是：“1939年2月日本军队为切断中国（特别是南方）的海上运输通道实现对中国的完全封锁，进行了对海南岛的占领，但是当时随着日本所依赖的海外资源输入的日益的困难，另外日本本土内的自给能力也有一定限度的原因，海南岛的占领政策在前述的对中国的军事上的理由存在的同时，另一方面力求依靠对海南岛资源的开发以实现对日本国内所需的物资进行最大限度的补充”[3]。从中不难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在1939年2 月几乎未经损失便占领海南岛之后，实现了第一个战略目标，即强化了对华的海上封锁的目标之后，自然地把占领政策的重点转移到了对海南岛进行所谓的“经济开发”上，故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海南岛的占领政策中经济政策是其重点。日本海军力求使用海南特有的农产品及矿产品来补充其它占领区所不能提供的资源，海南岛的资源开发也就正式的被列入了日本战略物资开发的范围。此点在日本占领海南岛的7年间从未动摇过。
虽然日本从占领海南岛之初即确立了对海南岛资源进行“开发”，以达到补充其国内及其他占领地区所缺乏的战略物资的政策，但在实际过程中这种政策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也有不同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工业方面，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卢沟桥事变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军队已经逐渐认识到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进入到了长期持久战争的阶段。在此阶段的初期，就日军的战略方向而言，虽然日本方面早在1936年8 月广田内阁就把“向南方海洋发展”确定为“基本国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否南进还处于犹豫不决之中。日本军部的基本目标是压迫中国屈服并使之成为日本的仆从国，进而在获得中国的物质资源支持下对南或对北发动进攻，实现其征服世界的野心。基于此目的，日本军队攻占海南岛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断绝中国南方的对外联系，迫使中国投降。同时在日军准备南进之前，即在通过攻占南洋群岛以建立自给自足的富源之前，其所缺乏的战略物资，在海南可得到补充[3]。所以，日本军方对海南岛的占领是一种资源掠夺， 即尽快地从海南取得相应的物质资源，于是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所谓的资源开发。为了通过对海南岛资源的“开发”来推动日本的战时经济的发展[3 ]，因此，这个时期日本对海南岛的经济投入大批的人力、物力。又由于当时海南岛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产业“开发”的原料及工具设备都要从日本本土运来，其中不仅包括了重工业物资，而且包括许多日用品，有材料记载：当时“日本军队及民间开发会社进入本岛稍后一两年内，其必需的除粮食以外的物资，例如衣料、纸张、烟草、饮料等轻工业产品，钢铁、水泥等重工业产品，都是从日本内地及台湾运送而来”[3 ]。为配合产业“开发”，日本方面在海南岛策划兴办了一系列的近代工业，但无论从其规模，还是数量、种类都不构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是为配合基础开发而兴办的一些服务性的小型企业，这就是日本在所谓的中国事变中的现地自给计划，也反映了日本方面急于夺取资源的想法。
日本军队侵占海南岛的第二个阶段是太平洋战争发生到抗战结束。太平洋战争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日本既不能迅速地灭亡中国，在经济资源上又面临的日益加重的来自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从1939年美国废除了日美通商航海条约，1940年上半年美方开始不断扩大对日战略物资的禁运[13]。日本要想继续战争，就必须向当时欧美的殖民地南洋群岛发动进攻。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2年5月，日本军队在6个月内迅速地占领了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日军以为可以轻松地夺取东南亚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了。但不久由于东南亚地区的资源“开发”并不顺利，加上美国军队的反攻，所谓“南方战线”的成功并没有带来日本军方所希望的战略物资，故而对海南岛的政策也就相应地发生变化了，不可能向海南岛投入更多的物资，这样就给日军的“海南岛产业开发”造成了困难。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军方（主要是日本海军）调整了对海南岛占领的经济政策，着手建立在海南的最基本的基础工业部门及保障生活供给的工业部门。在建设物资方面有制铁、水泥、铁工机械、造船、润滑油等，在生活物资方面有纺织、造纸、烟草、造酒、制药、玻璃、火柴等[3]。但从其中筹建的项目来看， 并没有达到日方所预期的目标，如制铁工业在1943年开始建设，1944年就被迫中止，只生产过400吨海绵铁，并没有达到实现生铁自给的目标。 又如水泥制造，1943年为建设水泥厂开始安装火力发电设备，1944年1 月末完成了水泥生产设备的装配，但不久就因原料不足而停止生产。另外又准备在1944年完成月产3000吨水泥厂的建设，但没有完成[3]。 这些基础工业的建设进展得极不顺利，也就谈不上一个整体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因此它对于日本所期望出现的支持自给生产的局面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在上述的两个阶段中，特别是日本占领海南岛之后，日本企业依托于日本军方和日本海军的支持，展开了他们在海南的经济活动。据笔者的统计，各类企业及其子公司的总数达到82家（当然，实际数量可能还多）。这些企业大致可分为5类：1.在海南岛的规划企业， 其中包括农业及水利事业、畜牧业、林业、水产业、矿产业、工业、电气事业；2.商业及金融机构，其下有商业、金融业；3.通信事业，包括军用通讯、民用电话电信事业；4.交通运输，包括陆路运输、海上运输、港口改造、航空基地的建设；5.社会公共事业，包括教育、卫生、新闻等。在上述的82家企业中，如按产业门类来区分，农业29家、商业15家、林业8 家、工业8家、交通运输业8家、水产业5家、矿业3家、银行3家， 造船、烟草、电力、通信各1家。
从中不难发现，农业是日本企业投入的重点。究其原因，可以认为它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满足驻海南岛军队大批企业人员的生活要求，当然其更重要的是获得日本在其他地区所难以获得的热带作物资源（如橡胶、椰子干果等）。其次是服务于驻军的商业。他们是日本对海南岛“开发”政策的支柱；如以兼营三种以上产业为标准，它们分别是：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台湾拓殖海南产业株式会社、三井农林株式会社、日本窒素株式会社、南洋兴发株式会社，其中以日本窒素株式会社最大，其下的企业就是著名的石碌铁矿及昌江水电站。这些企业的相当多的部分就是在二战时期日本的私人资本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国策公司”，其代表就是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应当说，他们不仅忠实地执行日军对海南岛占领政策中的经济政策，并且以此为中心展开他们的活动。
农业在进入海南岛的企业中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农业政策在日本对海南岛的经济政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从各企业设在各地的农场及相关设施的生产物资来看，大致有大米、蔬菜、甘蔗、烟草、菠萝、黄麻、棉花、咖啡、药用植物、橡胶、水果等。各企业所兴办的可统计的农场共44处，可统计土地面积是1151.4町步（大约合22781亩）， 而实际上各企业共有64处农场，若以上述比例计算则64处农场的总土地面积大约29078亩（实际的面积可能多一些， 在澄迈县据日方资料记载有六处农场，而中方资料记载有八处。）[16]在林业上还有橡胶林157 町步，一般造林124町步，果林14町步，合计295町步（大约合4388亩）。在与农业相关的设施中，有碾米、制糖、榨油等设施。其中碾米的加工能力日生产15.24吨（约合年产5562.5吨）；制糖能力：日加工29吨， 另有三处年产合计194吨者，总计年产约10779吨；榨油日产0.19吨，造酒月产40石[3]。以上数字只是一部分可统计数字， 实际情况可能要大些。仅就精米的加工能力来说，似乎只能满足日本驻军及企业人员的基本要求。日军在海南岛的兵力比较多，投降时日本海军约49400人， 侨民5800人，合计约55200人。[18]如果以每人每年120公斤的大米计算，一年需要6624吨。由此可知，日本企业碾米的加工能力大致只能满足日本军队及各地会社职员的最低要求，尚没有能力供给市场。
日本企业在海南岛的商业活动在1941年之后不断增加，这主要是受到世界各国同日本关系的恶化的影响，在南洋地区受到压力的日本商业企业纷纷把它们多余的物资人力转移到海南岛，从台湾、日本、上海等地向海南岛运送大批供给“开发”者们生活、建设的物资。这些企业进入海南岛的初始阶段，数量较多，虽然曾有过一段相互竞争的局面，但其性质仍是为占领服务的。大约有15家企业，从其经营内容来看，是以配给为主，即为占领军及相关人员配给物资服务；同时也从事贸易及批发、零售的活动。商业企业在海口地区有14家，榆林有4家，北黎有2家，那大、加积各1家，此分布状况和日本军队的分布状况大致一致。 换言之，日本侵略者仍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但是不久由于战局的变化，日本内地及台湾的物资供给进入了统制化时期，购买商品和海上运输的日益困难，为避免彼此之间不必要的竞争，1942年8 月成立了贸易的管理机构，即日本交易公社，1945年5 月各会社把自己的业务完全交给公社，各会社的商业活动实际上已经终止。
日本占领海南岛时期，日本军还推行军票政策。由于从日本军方到日本的开发会社在和岛民进行交易时都使用军票，所以从1939年2 月到1942年，几乎完全排斥了中国所有的货币。日本的银行积极地配合了这一活动，1939年3月，进驻海口设置支店的台湾银行起了主要作用。 此行于6月在榆林设立支店，后又在北黎及加积各地设立支店及办事处， 起到了所谓“中央银行”的作用。1939年5月， 横滨正金银行在海口设立支店，作为主要的外汇银行进行活动。华南银行1941年进入海南岛，后在1944年并入新设置的琼崖银行[3]。 应该说军票的大量发行对海南经济的发展是一种破坏，即掠夺作用。日军在海南岛每年投放的军票随日军统治的延续而呈上升趋势：1939年为70万日元，1940 年累计达330万日元，1941 年累计达659.3万日元，1942年累计达2130.4 万日元，1943年累计达4909万日元，1944年累计达11180.2万日元，1945 年累计20617.7万日元（八月份止）。据日方统计， 由于当时海南岛物价较低，从中国大陆使用军票来海南购物的人很多，市面上的军票流通量比上述的数字要多二成，可达24000万日元左右；但在1945年9月，日本人在海南的两家主要银行：台湾银行和正金银行，军票拥有量只有17009.3万日元。虽然据日方称，海南岛居民手中的军票在战争结束后由于购买日方人员的私人物品，使全部的军票得以回收[3]， 但是事实上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55000多的日本驻军及其他人员， 手中的私人物品价值无论如何不能达到7000多万日元。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日本人在海南岛的农业设施，在中国方面接收时，据估算其价值仅有15802.8 万日元。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军票大量的散落在民间，对广大的海南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损害。有资料表明：由于军票在民间的大量存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当局放任自流，并不收集军票，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坐视其变为废纸，市民损失惨重”[22]。
综观日本在海南岛占领时期的经济政策及活动，其核心内容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其目的是夺取资源。因此，那种认为日本占领时期的经济活动对海南岛近代开发贡献颇大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