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浦东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_收入弹性论文

跨国公司在浦东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_收入弹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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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初起始,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浦东。它们的进入给浦东带来了先进技术,并使得浦东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在浦东引进外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跨国公司引入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方式,促进整个中国的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浦东不应该成为跨国公司的飞地,而应该成为连结中国各类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桥梁。在产业结构问题上,浦东应正确引导跨国公司投资浦东的行业构成,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顺利演进。

一、直接投资的行业构成

截止1995年8月底,已有51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浦东投资建立了78家企业。其中从事制造业的有48家,占61.5%;从事服务业有30家,占38.5%。在制造业内,化工业9家,占11.5%;电器仪表业20家,占25.6%;机械业7家,占9%;建筑材料业7家,占9%;制药业3家,占4%;其它2家,占2.6%。在服务业内,贸易11家,占14.1%;房地产10家,占12.8%;投资咨询5家,占6.4%;其它4家,占5.1%。

在制造业内,这些企业都制造各自行业内较先进的产品,并且采用较先进的技术。如在化工业内,杜邦农化生产高效的水稻除草剂,巴斯夫生产聚合物分散体;在电器行业内,欧姆龙生产可编程序控制器,松下生产高档锰干电池。这些产品国内基本上无力生产,但又具有很大的需求。在服务业内,进入的跨国公司都具有一定的声誉,如三菱,伊藤忠,安达信;并且具有独特的管理、营销技能,这些技能往往是国内同行企业所欠缺的。

二、形成这种行业构成的原因

1.跨国公司方面的因素。

跨国公司到浦东的投资基本上属于水平投资而非垂直投资。水平投资指子公司和母公司生产的产品处于相同的加工阶段上,而在垂直投资的情况下,子公司的产品作为其他子公司或母公司的投入,或其他子公司或母公司的产品作为子公司的投入。78家企业中的绝大部分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及其各自母公司的产品基本上处于同一加工层次。这些跨国公司主要为看好中国市场而进入,而并非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

按照西方经济学对跨国公司存在原因的解释,进行水平投资的跨国公司首先需具有一种垄断的知识(Monopolistic Knowledge)。到国外从事生产的跨国企业和当地竞争对手相比,往往面临一定的附加成本。这些成本可能由不熟悉当地环境引起,也可能因远距离经营而引起。要使得跨国公司成为可能,该企业必需具有某种垄断性的知识。这种垄断性的知识,可以表现为新的技术,独特的管理、营销技能,或良好的品牌形象等无形资产。在拥有这种垄断性知识的情况下,要在国外市场上获取这种垄断性知识性的收益,一个企业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种方式为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第二种方式为以许可证的方式将该知识租让给当地企业,并收取一定的租金;第三种方式为直接投资。具体采用何种方式取决于三种方式的相对成本收益比较。当一国的关税较高或该国和东道国对产品的偏好差距较大时,第一种方式的成本较高。第二种方式往往由于知识转让市场交易费用的高昂而成本较高。但在一国市场狭小的条件下,许可证方式仍优于直接投资。当一国市场较大时,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优于许可证方式。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跨国公司投资的制造行业大都具有较高的费用与年销售额的比例。这些行业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涌现,生产率增长较快。跨国公司所投资的服务业大都需要独特的营销技巧和较好的公司形象。因此,可以这么说,这些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往往可能而且必需具有垄断性的知识。在中国关税较高且市场较大的情况下,直接投资将优于其他两种方式,从而使得跨国公司对这些行业的投资成为可能。

有人会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跨国公司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并不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的垄断性的知识,而只需要具有当地企业所没有的技术或其他知识,因此跨国公司有可能向浦东转移已经成熟甚至过时的技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对跨国公司来说这并不是一种长期的最优策略。在短期内,该类投资可以取得利润,但成熟的技术同样可以被别的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获得,短期内的利润将由于新厂商的进入而迅速消失。跨国公司具有全球及长远的战略,它的投资往往是非常理性的,因此它们向浦东转移成熟及过时技术的可能性不大。相反,国外的中小型公司非常有可能向浦东转移成熟乃至过时的技术。

2.中国及上海方面的因素。

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是吸引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中国连续5年GDP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坚定了跨国公司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随着收入持续高速的增长,中国对各类产品的需求将越来越大,但对某些产品的需求将增长得快一些,从而需求收入弹性较高;而对某些产品的需求将增长得慢一些,从而需求收入弹性较低。在以现有收入为基准的前提下,跨国公司所投资的制造业的产品都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如化工业、电器仪表业及建筑材料业。对于小汽车行业投资不多,虽然该行业的跨国公司同样具有垄断性的知识,并且直接投资的方式优于其他两种方式。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在于在目前收入条件下,大部分中国居民的收入不足以拥有小汽车,小汽车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小。随着收入的增长,各个行业的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将发生变化,跨国公司投资的行业构成亦将发生变化。

这些行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为什么选择上海而不是其它地区作为它们的基地,其主要原因在于上海独特的地方优势。在制造业内,上海的当地企业在化工、电器仪表、机械及建筑材料行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准,了解国内对产品的需求并且具有通畅的销售渠道。这些行业的跨国产品往往并不能直接适应中国用户的需要,它们需要经过适当地改变。能够和中国该行业领先者合作将使这个过程变得平稳而有效率,并且能够借助于合作者通畅的销售渠道销售它的产品。因此,这些行业的跨国公司往往投资在浦东,并往往和上海同行业的领先企业结成合资企业。服务业的进入同样依赖于上海的地方优势。世界著名贸易公司的进入是因为外高桥独特的政策优惠和上海作为贸易中心的经济、地理条件;著名房地产公司的进入是因为浦东大规模的地产开发;而投资咨询业的进入主要是因为大量跨国公司对中国各类市场信息的需求。

总之,这种独特的行业构成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在需求方面,这些行业的产品在中国目前收入条件下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加之上海的这些行业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在供给方面,这些行业的跨国公司具有各自的垄断性知识,并且直接的方式优于其他两种利用这种垄断性知识的方式。

三、行业构成的合理性分析

要判断这种行业分布构成是否合理,其依据只能是它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把跨国公司在浦东的投资计入浦东的产业并依此统计浦东的产业结构具有多大的经济意义。单从统计上考虑,这类数据是完全有意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浦东的产业结构由于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已和国内其它地区大不相同,它非常接近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但浦东引进外资只是促进国内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手段。一个外向型浦东存在的意义在于通过它使中国得到先进技术并促进整个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在这里,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些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程度。因此,具有经济意义的概念是跨国公司投资浦东的行业构成,集中需要考察的问题是这种行业构成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促进作用。

要判断这种行业构成是否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首先必须弄清楚适应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演进模式。

在产业结构演进模式方面,日本已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50—60年代,日本着重发展钢铁、重化工业,并于60年代末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70年代初日本转而大力扶植汽车、电气行业,该两行业于80年代初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后日本转向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如信息产业,生物工程。选择这种产业结构演进模式的标准有两个,一个为行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另一个为生产率增长率。一定收入条件下各行各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决定了当时该主要发展何种产业。随着收入的增长,各行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随之变化,所需发展的主导产业也随之变化。在主导产业中,日本大力发展那些在当时条件下生产率增长有很大的潜力的产品及技术,从而保证收入的增长。这样,整个产业政策就保证了供给和需求的同时增长,形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日本的整个经济增长是依赖于出口推动的,因此为了时刻保证贸易收支的大量顺差,其主导产业应在国际上占领先地位,并且发达国家应对该行业的产品有一定的需求。为了使得主导产业尽快地获得国际竞争力,日本在技术上努力地作一些应用性的改进,即把一些基本性的科技创新应用到主导产业中从而直接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依照东亚模式,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为出口推动型。这样,中国的产业结构演进模式应和日本相似:首先依据行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选定主导产业的演进顺序;在每个阶段内,把最新的基本性科技创新应用到主导产业的技术改造,以尽快获得该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但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将比日本面临更多的困难。首先,在传统行业,发达国家的产品更加多样化。如在60年代,发达国家需要大量的普通钢材;而在90年代,普通钢材的直接需求量已大大减小,各类特种钢材的需求量大增,而生产这种特种钢材需要很先进的高科技,这种高科技一般是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及吸收的。因此即使中国通过自己的技术创新在生产普通钢材上获得了国际竞争力,它也不可能通过出口这些钢材来取得大量的可自由兑换的外汇收入,因为发达国家该类产品的市场较小。其次,中国很难通过将基础的科技创新应用于一些产业而取得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为自80年代以来,新的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着各种传统行业的产品以及生产技术,各发达国家竞相将这种基础科技创新性应用于改造传统产业。中国很难通过这种方式来取得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基础科技创新所处的技术水平大大高于中国的现有水准,中国不能得到这些技术,即使得到了也很难消化。

因此在行业内产品多样化的今天,产业的分类将更加精细。主导产业的范围亦将更加狭窄,产业结构演进的模式亦将更加复杂。一个传统产业应依据产品生产所需的技术水平细分为若干个行业,整个产业政策应对所有这些细分行业的演进进行排序,其原则仍然是需求收入弹性及可能的生产增长率,因为只有这样供给和需求才能同时增长,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会遭到破坏。在取得一个特定细分行业的国际竞争的进程中,首先应当引进该行业的国际先进技术,然后将基础性的科技创新应用于该行业,或通过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率以取得最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应该按照产业结构的自然演进顺序引进各行业的国际先进技术,并时刻能够得到最新的基础科技创新的成果。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跨国公司投资浦东和中国产业结构自然演进顺序的相契合之处;两者同时依据中国各行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选择投资及所需重点发展的行业。在跨国公司技术扩散程度较大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进入将直接为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作贡献。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扩散程度的大小。虽然投资浦东的企业或多或少具有垄断性的知识,但在科技不断发展,产品周期大为缩短的90年代,一个跨国公司不可能较长时间地保持其对某种知识的垄断。一旦某项技术已被其他跨国公司开发,它的价值便会大大缩小,一个明智的选择便是向东道国转移技术。因此,通过跨国公司在浦东投资,我们虽不能得到这些行业最先进的技术,但我们能够得到新技术,两者的时滞取决于所生产产品的生命周期。要取得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取消这个时滞,这就需要中国企业能够时刻得到并能利用最新的基础科技创新,以改造这些传统产业。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浦东引进跨国公司行业分布构成中的缺陷:并无多少基础科技创新导向的跨国公司,如半导体器件、生物工程、计算机等;即使这些公司被引入,它们亦不将基础科技创新产品的开发、制造基地设在浦东。为此,建议浦东政府采取优惠政策或强硬措施将跨国公司的一些基础科技创新基地引入浦东,并和有实力的高校搞联合开发,因为它是中国的行业依次取得国家竞争力以保持出口增长的关键。

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投资浦东所采用的技术并不符合中国的要素禀赋,中国是个劳动力富裕的国家,而跨国公司所采用的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同样在于将浦东本身看作一个目的而并非一个手段。浦东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联系的桥梁,是一块先进技术的增量的所在地;它所采用的生产方式的要素组合在若干年后亦将为中国企业所采用。因此,判断跨国公司投资浦东的技术是否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的依据应是中国若干年以后的要素禀赋。而这种判断是很难作出的,因为未来的要素禀赋很难预期。相反,跨国公司的投资将通过贡献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而改变中国的要素禀赋,因而应当在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中动态地进行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浦东的跨国公司所采用的生产方式引导着中国经济增长及要素禀赋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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