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小说宗教色彩的显与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论文,色彩论文,小说论文,许地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l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1-0152-0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地山是位成就卓越、风格独特的文学大师，其处女作《命命鸟》刚一问世，“就以独特的宗教思想与奇异的浪漫色彩引起了轰动”[1](P181)，自此，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初的为期20年来的创作生涯中，许地山笔耕不辍，创作了不少别有风韵、脍炙人口的小说。因许地山的母亲及舅父都笃信佛教，这使许地山从小就接触了佛教，并深受佛教的熏陶，从而与佛教有了不解之缘。许地山祖籍广东，出生于台湾台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全家落籍于福建龙溪。许地山的童年与青少年是在“变乱底渊海”[2]中度过的，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3](P331)，流浪的生涯，一则使许地山产生了“生本不乐”[3](P331)的多苦思想，二则也使许地山从小就得以接近底层，了解到民间疾苦，对灾难深重的贫苦百姓寄予深切同情。许地山执著于人生，向往幸福，同情弱者，富有人道主义情怀。栖息于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4]的绝望之境，“慈悲平等”、“普渡众生”、“宿命论”等宗教意识对在黑暗中苦苦彷徨，探索的许地山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许地山一时找不到通向彼岸幸福之境的正确道路，自幼就渗透在头脑中的宗教思想便乘机忽然膨胀起来，再加上许地山对宗教有着深切的了解，曾一度在燕京大学学习文学时就钻研过宗教，毕业后还赴英、美、印度等国研究过宗教，因此，面对人生困厄，许地山既不同于冰心的宣扬“爱的哲学”，也不同于庐隐的鼓吹“游戏人间”，“他开出的解救社会苦难的方剂，则是宗教哲学”。许地山把宗教当做了精神上的世外桃源，以此应对苦难之人生，残酷之现实。宗教意识成了许地山饮鸩止渴的鸦片。总之，独特的家庭背景，流浪的人生阅历，苦难的现实世界，博大的人道情怀，精深的宗教学问，导致了许地山小说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
许地山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广袤星空中最醒目的标识是作品中馥郁的宗教色彩。宗教色彩在许地山前后期小说中的显现是判然有别的。具体地说，在前期小说中，宗教色彩的表现是浅白直露，一目了然的，在后期小说中，宗教色彩的表现则是藏而不露、隐秘无形的。
许地山前期小说宗教色彩的直白式表现，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某一情节予以形象表露，如处女作《命命鸟》即是如此。《命命鸟》以仰光为背景，叙述一个著名俳优之女敏明和一世家子弟加陵间的爱情故事。加陵和敏明都是佛教青年会的法轮学校的学生，因同窗而相爱，但两人间纯真的爱情遭到双方家长的强烈反对，为了斩断两人的情丝，敏明的父亲甚至不惜雇请专用符咒替人家制造命运的蛊师施法术以离间他们，加陵的父亲也请出加陵日后的师父着力游说加陵放弃这一爱情。面对父辈的执意阻挠、破坏，敏明、加陵束手无策，特别是敏明，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刺激，遂产生了出世思想，决心到人生的彼岸另寻净土：
女弟子敏明，稽道三世诸佛：我自万劫以来，迷失本来智性；因此堕入轮回，成女人身。现在得蒙大慈，示我三生因果。我今悔悟，誓不再恋天人，致受无量苦楚。愿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碍，转生极乐国土。愿勇猛无畏阿弥陀，俯听恳求接引我。南无阿弥陀佛[5](P15)。
得知敏明的心愿后，深爱敏明的加陵决定与之同赴极乐世界，小说结尾，作者以极其平和的心态，诗情画意地描述了这对年轻恋人的殉情行为：
那时月光更是明亮。树林里萤火无千无万地闪来闪去，好像那世界的人物来赴他们的喜筵一样。
加陵一手搭在敏明的肩上，一手牵着她。快到水边的时候，加陵回过脸来向敏明的唇边啜了一下。他说：“好朋友，你不亲我一下吗?”敏明好像不曾听见，还是直地走。
他们走入水里，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无一点畏缩。在月光水影之中，还听见加陵说：“咱们是生命的旅客，现在要到那个新世界，实在叫我快乐得很。”[5](P16)
《命命鸟》叙述的是一个殉情故事，吟唱的是一曲爱情悲歌，但在许地山笔下，它却成了一场大欢喜，大欢颂。“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此乃人生幸事，殉情的敏明与加陵葬身湖水，不但无丝毫伤悲，反“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快乐得很”，原因何在?其奥秘即在于《命命鸟》以富有韵味之情节，形象化地宣示宗教意识——人生即是苦，幸福在彼岸。
二是画龙点睛的篇末垂教。许地山早期小说中对宗教意识的表达，有时还直接采用画龙点睛式的篇末垂教的方式。如许地山早期小说的代表作《缀网劳蛛》，即是如此。《缀网劳蛛》叙述一个名叫尚洁的女子的婚变故事。尚洁原本是个童养媳，后获长孙可望救助，并与之结为夫妇，生有一女佩荷。长孙可望误信谣传，疑尚洁不持操守，刺伤尚洁后逼其离婚。离婚了的尚洁在好友史夫人夫妇的帮助下，只身到马来半岛西岸的士华形单影只地过了三年。长孙可望最后终于明白是自己冤枉了尚洁，真心悔过，恳请尚洁回家，并自我惩罚，只身到槟榔屿孤身生活一段时间以赎罪孽。无辜遭受不幸的尚洁，对自身磨难却是等闲视之，无丝毫怨言：
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它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它的网便成了。
它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它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
……
人和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6]
尚洁是高尚玉洁品格的化身，对一切降临自身的灾难，都以平常之心包容它，承受它，不介意，不辩白，这容忍与宽恕的背后，支撑着的则是宗教的“宿命论”，《缀网劳蛛》宣扬的是“一种只管织网而不论网破的宗教人生观和伦理观”[7](P81)。
除此之外，许地山早期的一些小说中，还直接描绘了宗教建筑、宗教节日，甚至大量出现宗教味甚浓的小说语言，有时还别出心裁地把宗教故事引入作品之中，这些都大大强化了许地山早期小说的宗教气氛。如《命命鸟》，昙摩蜱在劝导加陵放弃对敏明的爱情时，就直接用一则佛教公案予以教化：
佛问摩邓曰：“女爱阿难何似?”女言：“我爱阿难眼，爱阿难鼻，爱阿难口，爱阿难身，爱阿难声音，爱阿难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泪，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气不净。”[5](P14)
由于时代风云的游荡及自身思想观念的除旧布新，较之前期小说，许地山的后期作品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浪漫主义色彩日渐衰微，现实主义骨格不断加重，实现了从浪漫传奇到客观写实的转变，前期小说中显而易见的宗教色彩，在后期作品中也变得格外隐秘，难以察觉，以至有人认为“许地山一步步走出了曾经弥漫于他作品中的宗教氛围”[8]。许地山前期小说中的宗教色彩是直露的，恰如盐和水的关系，盐是盐，水是水，一目了然，后期小说中的宗教色彩，则恰如一杯彻底溶解的盐水，可品味到盐之味，却看不到盐之形，宗教色彩已深深渗透于作品之中。如后期小说的代表作《春桃》，内中的宗教色彩是客观存在着的，但要从中品味出来却并非易事。《春桃》的中心内容是春桃与李茂、向高间的情感纠葛。春桃与李茂成亲那天，花轿刚进门，乱兵就到了，李茂与春桃一起逃了一天一宿，第二宿，又来了胡子，春桃与李茂逃散了。李茂先是被胡子绑了去，逃离后又投了边防军，最后参加了义勇军，双腿受伤致残后流落街头乞讨为生。春桃流浪到北平捡破烂为生，与伙计向高日久生情。李茂巧遇春桃，被春桃背回“家”中安顿了下来，李茂与向高都颇觉尴尬，春桃大胆提出了三人公司的设想，并最终成了两人的媳妇，组成了一个和谐家庭，在城里，向高是户主，李茂是同居；在乡下，李茂是户主，向高是同居。这样一个故事，粗粗一看，并无半点宗教色彩，但细细地品味，仍可察出宗教意识的蛛丝马迹。为了解读《春桃》的宗教色彩，先揣摩一番下列一则禅话是十分必要的：
某次，坦山与一道友走上一条泥浆路，此时，天上仍在下着大雨。
他俩在一个拐弯处遇到一位漂亮的女郎，因为身着绸布衣裳和丝质的衣带而无法跨过那条泥路。
“来吧，姑娘。”坦山说道，然后就把那位女郎抱过了泥路。
道友一直闷声不响，直到天黑寄宿，才按捺不住地对坦山说：“我们出家人不近女色，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女子。那是很危险的。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什么?那个女人吗?”坦山答道，“我早就把她放下了，你还抱着么?”[9]
坦山与道友对清规戒律的把握显示出明显的高下之分，坦山是心中无色，无男无女，众生平等，而道友则是心中有色，拘泥于难女之形。中国是一个礼教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礼教要求封建时代的妇女必须“从一而终”，否则就算不上一个好女子，就会被视为不贞不节之人，因此，无数封建妇女都热衷于做贞女烈妇，恪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妇德，春桃却石破天惊地做出了开三人公司的骇人决定，且最后心甘情愿地成了李茂、向高两人的媳妇，把这归结为民间的仁义与宗教的慈爱是牵强附会的，春桃之所以做出如此惊世骇俗的决定，根本原因就在于春桃恰如一个得道高僧，对一切清规戒律已把握得出神入化，修炼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春桃心中，已是无男无女，众生平等矣，丈夫已非丈夫，媳妇亦非媳妇，一切皆空。
总之，在许地山的后期小说中，宗教色彩是隐秘得几近于无，“主人公不再进教堂，不再布道，可他们一举一动都合乎教义。宗教由外在的宣扬变为内在的感情体验，并通过行动自发地表现出来。”[10](P78)但不管怎么藏而不露，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始终是客观存在着的，“宗教传奇色彩始终不离许地山的小说”[7](P82)当为至论。
收稿日期：2003-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