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研究的五个重要方面_哲学论文

论中国哲学研究的五个重要方面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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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以高科技的激烈竞争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当代实践的基本特征,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经济贸易大市场所形成的国际联系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的基本格局。哲学的改革就是要对这种新的社会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的思考,建立起切实反映这一时代风貌的新的理论体系。哲学要注重研究的问题,总括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哲学要保持自身的特征

无论怎样改革,哲学总是哲学,总要保持自身的特征。哲学的特征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哲学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研究,它是一种深入的理论探讨,有一套特定的概念和范畴,是一个较为深奥的哲理学说。马克思说:“从哲学的整个发展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哲学家不会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哲学也“从来没有打算过把禁欲主义的神甫法衣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哲学必须具有理论的系统性、 思想的深刻性和反思的深奥性。第二,哲学具有全社会价值导向的功能。哲学不是对世界和人生作客观的研究,而是要从这种研究结论中为人的社会活动提供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实践关系时,人就自觉地遵循这一价值导向,通过自身的实践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一方面按人的意愿改造着世界,另一方面又朝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方向完善着自身。然而,人们对哲学价值导向的认同是自觉的,哲学能使人们自觉地遵循它所提供的价值导向,这种哲学必定是反映了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把握了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又看不见的精髓的真正的哲学。第三,哲学价值导向的社会效应发生方式是潜移默化,而非强制地灌输。马克思说过,哲学求助于理性,它只许诺真理,不要求信仰,只要求解疑,不需要恐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3页。)哲学之所以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使人们接受,重要的一点是它的解疑功能。由于每个人生活的特殊环境所限,不可能人人都从哲学的高度上理解人生和社会,因而就产生了关于人的命运的种种疑惑,哲学的功用恰在于解决这些疑惑,所以能够征服人们。

哲学的上述三个特征是哲学存在的根基,也是哲学改革、复兴的判定标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是一门科学,它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深悟人生的哲理性。

(二)哲学要关注当代的人生问题

人生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重要内容,因而哲学要特别关注人生问题,就目前我国的实际而言,现实的人生问题至少有四个。

1.实现和保障人民大众的“公民权”和“人权”。近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会分裂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马克思说: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得到公民权”,而“市民社会的成员,……他的权利称作人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437页。)。公民权,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这个共同体而且是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这些权利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6页。)因而公民权涉及的是国家的公共事务。人权则表现出相反的情形,马克思说:“所谓人权……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7页。),因而人权涉及的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实现和保障人民大众的公民权,国家要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通过选举制来满足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权利;为了实现和保障人民大众的人权,国家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十余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其发生的动机和达到的目的,都是围绕着实现和保障人民大众的公民权和人权而展开的。

2.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社会意识,把“生产力标准”贯彻到底。实现和保障人权的基本途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人权问题就与科技问题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全社会树立起由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的“生产力标准”,需要认真解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人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者是组成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即是说,在形成生产力时,人(或劳动者)是首要因素,无人则无生产力的形成。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页。),即是说,在发展生产力时,科学是第一因素,无科学则无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关键,在于生产力形成中的首要因素的人和生产力发展中的第一因素的科技的结合。

3.把握当代实践特征,提高并发展人的素质。当代实践的特征是与传统实践的特征相比较而言的。所谓传统实践,它由实践的目的、工具和结果三个环节组成,其特征是实践的人借助于工具对对象世界进行能动的作用和改造。所谓当代实践,由于科学技术的出现,它由实践目的、科学知识、技术工具和实践结果四个环节组成,其特征是实践的人借助于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对对象世界进行能动的作用和改造。因而当代实践是不同于传统实践的高科技形态的实践,科学知识的学习、技术工具的运用,成为决定当代实践水平的重要杠杆。新的实践对人提出新的要求。如果说人的本质是人的实践性,那么,当代人的本质就是科技型的实践性;也就是说,由于当代科技的介入,人的实践活动由体力支出型转变为智力支出型,人也从单纯依靠自然体力的“自然人”转变为必须接受科技知识并依靠科技智力的“科技人”。遍及各个领域的科学技术,成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首先接受和掌握的对象,而且这种接受和掌握,又必须经过长期的专门的学习。如果不具备这个先决条件,一个人就无法进入当代实践中去,他也就丧失了当代实践的能力。当代实践的特征要求当代的人必须提高自己的科技素质。

4.维系社会道德风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党风、政风和社风风气等“三风不正”所表现的社会道德水准的式微,是当前人民大众痛心疾首之事。为了维系和恢复社会道德风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破除官本位制。在此过程中,在全社会宣传、普及中国传统哲学所推重的道德伦理人格规范,将会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中华民族史称礼议之邦,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提出、论证并实践了较为完整的道德人格规范系统。略而言之,就有孔子的“三道”(仁、智、勇)、孟子的“四德”(仁、义、礼、智)和朱熹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君子要“仁者爱人”、“天下为公”孝顺父母、敬爱师长,同时还要具备“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惠、敏”以及“刚、毅、木、讷”等品德。哲学若能在体制改革和伦理宣传中做得卓有成效,社会道德水准就会逐步得以提高。

(三)哲学要重建符合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系

哲学体系的改革是哲学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处,反映、概括时代精神的哲学最终总要形成严密系统的理论体系。当前仍在流行的几十年一贯制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之所以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实践的需要,就是因为它基本上没有脱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对事物、现实和感性仅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去理解”的基本路向,远未达到马克思强调的“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和主观方面去理解”的新高度。

马克思原本的哲学是有着显著的主体性特征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有待建立的崭新的哲学体系,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与现行体系有着重大的区别:(一)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着重的是主客体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对立统一。实践唯物主义以人的实践克服了旧哲学自然本体和精神本体的僵硬对立,转而把注意力放在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对象的作用和改造上。人的本质是实践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在社会实践中不但改变着世界,也完善着自身,世界(或自然界、物质)则在人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地变成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二)以实践的辩证法来解决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主客体之间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实现的。辩证法作为解决主客体矛盾的手段或途径,贯穿于人和世界的实践关系的全过程。通过主客体之间的这种辩证运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逐渐趋于一致,人的认识与外部世界也由对立达到统一。(三)通过实践的辩证发展,人朝着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方向前进。人的实践最初是狭隘的,但是实践活动又具有打破这一狭隘束缚的能力。实践活动的每一步深入和实践的每一步扩大,都表示着人又一次摆脱了片面而不自由的存在,通过实践的这种永无止境的辩证运动,人逐渐由片面而不自由的存在变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存在。

(四)哲学要构建现代形态的辩证法理论。

哲学不但是世界观,同时还是方法论,其方法论的主体则是伴随哲学一同成长的辩证法理论。马克思唯物主义地改造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体系,规定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性质:“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的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恩格斯总结出“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列宁则特别突出了第二个规律,把它称作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且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基于这一思想, 毛泽东写出了系统论述矛盾辩证法的《矛盾论》,他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第175页。)的至理名言,可谓是对矛盾辩证法的全面总结和高度概括,使矛盾论成为辩证法的经典形态。

然而,如果说充满变动和社会更替的人类历史孕育出对立、统一和转化的矛盾论,那么,现代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以及社会经济运动的多因素性和非线性,则孕育出表征普遍联系规律的系统论。什么是系统论?其创始人贝塔朗菲将其定义为“处在一定相互联系中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整体。(注:《一般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国外社会科学》1977年第2期。 )原苏联学者乌约莫夫运用数理逻辑和形式化语言对已出现的34个系统定义作了整理和抽象,得出了这一定义:“任一对象,我们在其中发现了某种预先确定的属性的关系,那就是系统”。(注:《系统方式和一般系统论》第198页。 )研究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的系统论,有着整体化、相对稳定和自组织等重要原理。它对事物的看法是:通过事物系统内外各要素以及与外部环境各因素之间的信息沟通,经由有利因素的吸收和不利因素的排除,而促使事物达到系统整体优化的结果。

可以看出,矛盾论是以不停地促使质变或破坏为特征的,而系统论则是以长期维持量变或建设为特征的,它更侧重于对原统一体的协调和维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各有利因素的积极作用,在统一体满足了人们的愿望并具备了发展的充分条件之后,才从局部的变化开始,有步骤地实现统一体的转化。因此,系统论的辩证法更具当代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法论性质。现代辩证法是系统论和矛盾论的统一,构建这样的现代形态的辩证法,是哲学发挥其当代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哲学要完成新世纪中国“三源合一”的当代哲学文化的历史使命。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必将在下一世纪把中国推向经济大国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是,要完成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文化的建设。如果说全球性的经济发展已把整个世界联成一体,那么,古老的中国要在一体化的世界中再领世界风骚,就需要融会贯通当今一切哲学文化的精华,以形成新世纪中国的新哲学文化。就目前而言,在中国的文化形态领域里,呈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三足鼎立、三分天下之势,它们构成了中国新世纪哲学文化的现成的资料和起点。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思想文化史上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它的实践学说、异化学说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由于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和人的活动的趋向目标,仍将指导着新世纪人类的生活行为;西方当代哲学的意识形态利益导向自不可取,但是其内含的主体扬弃客体的主客体不相容传统和追逐各个领域的具体知识的实证精神,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缺乏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化结晶,它的“允执其中”的最佳化理想、“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和“仁”学系统的道德人格自觉意识,则是独特而又优秀的思想成分。新世纪中国新哲学文化就是要把这三家之学的精华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象宋代哲人曾经做过的把儒、释、道三家成功地“三源合一”那样,中国哲学界需要再做一次新时代的“三源合一”工作,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内容的、以当代西方哲学为补充的、以中国传统哲学为特色的中国当代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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