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绅士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作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四民之首”的绅士阶层在近代之所以能够领导收回利权运动，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作一分析，力图表明这样一个观点：绅士阶层在收回利权运动中起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运动最终失败了，而且其原因也与绅士阶层本身的弱点有关，但其罪责却不可完全归咎于这个阶层。我们的目标是超越历史，但是如果单纯地用今天的眼光去评价历史，往往会犯主观臆想的错误。
二十世纪初，在被帝国主义蚕食殆尽的中国，一声场旨在为“国权”、“生存权”而抗争的收回利权运动汹涌而起。这场“提倡于搢绅先生，响应于劳动社会”①的运动，使近代中国社会一跨入二十世纪，就展现了民族觉醒的理性精神。然而，究竟“搢绅先生”在运动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故就此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二十世纪初，以资本输出为主要手段的西方列强开始大规模掠夺中国的路矿利权。这种使其“不必显居分割之名，而阴享分割之实”②的办法，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更陷于危难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一场以争回被掠夺的路矿利权，反对满清政府卖路卖国为主要目的的收回利权运动轰然勃兴于神州大地。这场绵延近十年的运动，参加者来自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可以说是一次社会性的运动，而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却是传统社会中“四民之首”的绅士阶层，原因何在？
作为中国历代封建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农民阶级，虽然也自发地组织了多次斗争，然而，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中刚刚遭受中外反动势力残酷镇压的农民阶级，难以在较短历史时期内集结起足以造成全国规模的革命力量；而作为新生力量的工人阶级，二十世纪初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更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城市平民的斗争在当时也具有一定影响，但没有坚实的领导核心和群众基础，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武器，这些斗争旋起旋落，难以造成更大声势。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外夷交逼，将及腹心”的情况下，强烈的使命感将传统社会中拥有社会权威的绅士阶层推上了民族斗争的前线。
近代中国，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使绅士阶层发生变化，从“不屑为业”转而重商，热衷于“实业救国”，同时，从固守八股转而信奉“新学”，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模式和社会思想成为大势所趋，绅与商的社会对流使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学习新学又使其在传统旧学的基础上溶通时代的思想，再加上他们固有的社会权威和社会地位，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绅士阶层领导了这场运动。
持续近十年，遍及各省区的收回利权运动，其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上层绅商手中。从1903年起，各省绅商纷纷倡议自筹股份，兴修铁路，以保利权而救危亡。商办铁路公司纷纷建立。这些公司的创议者乃至后来各公司的总理、总办，大多由在职的官员或已解职的官僚、士绅担任。下表所列足以说明这一点。
各省铁路公司一览表③
公司名称创设年月 创议者
川汉铁路有限公司 1903 四川总督锡良
湖南全省枝路有限公司 1904（湘绅）龙湛霖、王先谦
江西全省铁路总公司
1904 江西京官李盛铎等
滇蜀铁路公司 1905（士绅）陈荣昌、罗瑞图等
安微全省铁路有限公司 1905 安徽京官吕佩芬等
同蒲铁路公司 1903（士绅）解荣辂、李廷飏等
浙江全省铁路公司 1905 浙京官黄绍箕及本地士绅
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司 1905 福建籍京官张京嘉等
陕西铁路有限公司 1905 陕西巡抚黄鸿勋
湖北商办粤汉、川汉铁路
1906 湖广总督张之洞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全省粤汉铁路总公司
1906 广州总商会九善堂等
江苏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1906 （在籍官绅）恽毓鼎等
湖南全省铁路有限公司 1906 商会协理陈文玮、坐办同声洋等
广西铁路公司 1906 广西京官陈嘉晋等
黑龙江省齐昂铁路 1907 黑省官绅
河南铁路公司 1907 绅士王安澜等
同样，在收回利权运动后期的保路运动中成立的更为激进的保路同志会和川汉铁路公司中，其主要负责人亦大部分为士绅：④
姓名 身份 职位姓名身份 职位
蒲殿俊进士四川省谘议局议长 罗纶举人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
肖湘 进士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 邓孝可
度支部主事
颜楷 进士翰林院编修
张澜贡生
江三乘举人谘议局议长
胡嵘四川电报局长
叶秉诚举人王铭新
举人
此外，在运动中名噪一时的汤寿潜、谭延闿、汤化龙等人，也都是具有功名，并在地方上颇孚众望的地方巨绅。各省沸沸扬扬的收回矿权运动，也都由上层绅商开其先诃。江苏籍的恽毓鼎于山西收回福公司矿权的交涉中，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身份，奏请力持废约自办；⑤其他各省绅士，如直隶赴京请愿国会代表刘春霖、王勋廉、孙洪伊，安徽谘议局绅方履中、周学铭，山东谘议局绅杨毓泗、郭连科，山西谘议局绅渠本翘、崔廷献、梁善济、刘笃敬、解荣辂、段雨田、河南谘议局绅杜严，王敬芳，云南谘议局绅陈荣昌、沈鋆章等，亦均为各该省收回路矿运动中的重要人物。⑥
国难当头，绅士或绅商们竭尽全力，利用各种形式发起斗争。各种旨在收回利权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如下表所见：
组织名称成立年月 主要活动
保晋矿务公司
1906
与英国福公司交涉收回矿权，筹股开采
安徽全省矿务公所
1906
与英商华伦公司交涉， 以自办矿务为主要
目标
湘省集股会 1908
自筹资金，预期筑成湘境粤汉全路
湖北铁路协会
1909
集股组织湖北商办铁路公司
浙江铁路拒款会 1907
反对清政府借款筑路，自筹股款
四川保路同志会 1911
保路运动
河南省保矿公会 1905
反对英国福公司霸占矿产
在这些组织的紧张活动下，各省的收回利权运动都不同程度的取得了进展。“抱定废约自办为惟一宗旨”⑦的皖人，最终收回了铜官山利权。各省集股活动亦成效颇多，据苏杭甬铁路档记载：“数月以来，叠经汤寿潜，刘锦藻在杭州、上海等处，集议多次。合省商民……故于集股等事，均极踊跃。现在各处集股认定之款，已达四百余万……。”⑧绅士们的活动促进了各阶层人民的爱国热情。清政府勒令借款筑路的谕旨颁布，浙省铁路业务学生邬纲因气愤呕血而死，浙路副工程司汤绪绝食身亡，参加拒款会的上海学生“将零用钱倾囊交出，用以购买售价五元一张的股票。”⑨“佣贩妇竖，苦力贱役，亦皆激于公愤，节缩衣食，争先认股”，无怪乎王文韶慨叹：“民气之感奋，实所仅见。”⑩1909年湖北铁路协会在汉口召开特别大会，汤化龙及绅商军学各界均发表演讲，农民余民三，士兵陶勋臣，星士黄孝春等下层人物也登台发言。黄孝春不顾自己生活困窘，“探怀捐钱四串，充协会经费，为富有者倡。”协议倡议捐集路股，“不惟教员学生集股，而火房斋役等亦各踊跃将事。”(11)正是由于绅士及绅商的宣传，这场运动得以很快波及全国。
在这场运动中，各省报刊也充分利用其新闻喉舌的作用，及时报道、评论当时国内外的动向。清政府决定借款修筑苏杭甬路之后，《外交报》、《神州日报》、《申报》等各大报刊纷纷撰文，1907年10月7日，《申报》公然指斥“宁令国人死，毋触外人怒”的清政府、“视我两省之土地，直草芥之不若；视我两省之人民，直蝼蚁之不若也。”并呼吁：“我苏浙两省之父老子弟……磨励以须。”(12)在激烈的斗争中，各省纷纷创办报刊，专以集股拒款为目的。湖南就创办了《湘路警钟》（后改《湘路危言》），《湘省铁道周报》等报刊。此外，各省绅商充分利用其“中介势力”的角色，多次向清政府上书呼吁。在江苏人民反对英国修筑沪宁路的斗争中，武进、阳湖绅士刘翊宸等分电盛宣怀及江督、苏抚，要求停工自办。(13)巨绅张謇也以商部头等顾问官的身份致电商部，推举王清穆、恽祖祁为沪宁路监督，又致电两江总督周馥，主张苏人自筹路基地价25万磅，以减少借款，(14)苏浙两省反对清政府借款强筑苏杭甬路，推举告老在籍的协办大学士王文韶为“遵旨商办，不认借款”的总代表，江苏派出王同愈、许鼎霖、杨廷栋、雷奋、浙江张元济、孙诒让、孙廷翰为副代表入京，要求清政府收回卖路谕旨。
然而，绅士毕竟属于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权阶层，虽然他们在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无论如何也不肯与当权的统治集团彻底决裂的。因此，他们竭力把运动局限在绅商范围之内，时刻警惕运动超越和平请愿的限制。苏浙争路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响应，然而，当群众暴动即将发生时，不但清廷上下恐慌，领导争路的绅商亦是谈虎色变。王文韶奏道：“东南伏莽未靖，奸党勾结，时思窃发，自闻借款之信，众情胥愤，力谋抵制，商贾则议停贸易，佣役则相约辞工，杭城铺户且有停缴捐款之议，商市动摇，人心震骇，虽官绅竭力劝导，暂免暴动，设有不逞之徒，从中煽惑，隐患何堪设想。”(15)由于绅商的怯懦，苏浙争路未能圆满，而以变相出卖的办法告一段落。1910年，清廷允准沪杭甬“借款筑路”，而将极力反对的汤寿潜“著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16)消息传出，全省人心愤激，暴风雨即将来临。而此时，上层绅商却战战兢兢，惟恐大局“靡烂”，浙江谘议局致留京同乡电说：“路事自奉元电，人心益骇，各属函电纷驰，误会殊甚。浙中偏灾迭告，民究思乱……断非压力所能强制……就目前论，蛰老之应留与否，合同之得废与否，旨不暇计，所惧人心一失，后果不堪设想。”(17)这时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人民造反了，于是力求“筹文明之挽救”，幻想通过谘议局弹劾和大清商律控诉清政府。然面，在专制制度下，这幕滑稽剧最终只能以沪杭甬借款移为开封徐州铁路借款草草了事。
其它各路，情况大抵相同。湖北张伯烈淌干眼泪，清廷卖路政策也不会稍有改变；而进行所谓“法理”之争，与福公司交涉的河南绅商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一文概括各省绅商收回外资矿权的三种途径，最终亦归为“文明抵制”之类……其结果也只能是失败。
绅商领导了收回利权运动，但他们的态度始终未能超出封建主义臣下对君上效忠进谏的范畴。1911年，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颁布，受害最深的四川风潮迭起。眼见群众运动高涨，绅商惊慌失措，再三申明：“惟本会最重要者，一在防暴动，二在有秩序。”(18)“恐借债亡国之说一倡，不无好事之徒，借此煽惑人民，生出意外变端，反碍本会正常进行。”并规定“不可自由行动，”不得以激诡之说耸人暴动，”“不可以此罢市罢课”，“不得以此牵涉外人”。(19)当群众运动冲破“文明争路”范围时，“诸绅”一面“进见川督，宛陈众意”，一面发布公启敬告群众，“勿在街头群聚，勿暴动，不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20)蒲殿俊等与司道各官通宵聚议，并保证“省城亦不必有他项危险暴乱事”，并指示各州县自治局、保路分会，“互相设法防范，俾免暴动。”(21)保路运动发生，革命党人举起了反清大旗，绅商纷纷投入清政府的怀抱，成都绅商派邵明徐、徐子休专程前往重庆，迎接“入川剿办”的端方，四川重庆、资州万县等地绅商也纷纷电催“钦差大臣”迅速入川。两方顷刻握手言和，至此，收回利权运动终于告终。
二
绅士阶层之所以能领导这场绵延近十年，席卷各个社会阶层的运动，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恶浪，中国的铁路矿山利权几乎丧失已尽。1909年，据日本《报知新闻》发表的一篇《中国已设铁道记略》统计，中国已设铁道之全长3740哩，而纯属中国的只有61哩，其余都被列强所占，(22)中国十几个省区的重要矿产也相继被列强分割。有血性的中国人莫不渴望收回利权，挽救民族危亡。绅商鉴于京汉铁路借款，“是为铁路外债嚆失而外人管路权、分利权、购料权，稽查权及以路抵押权，下至款存银行，雇佣工程，各权利皆随之断送”，“要其大害，尤在于委托外人管理，迨路成则管理全权亦全归外人掌握，”(23)坚决要求赎路自办；1907年，清政府提出将苏杭甬“借款修筑”，全浙人人自危，浙江在籍官绅致电军机处，“一闻此耗，股东非股东，商市之动摇，人心惶惑，某等鉴于近事，更惧债权他属，路权随之……”(23)常州股东赵铨年则怒斥卖国政府，义正辞严地提出：“以广义争之，所争虽为路款，实为两省人民之生命财产，亦实为全国之土地主权而争也。争而胜，国尚可为国。立宪尚可望，否则中国静竣［？］为印度，为波兰，为安南，为朝鲜之灭之可耳。”(25)绅士们害怕利权他属，终至灭国的忧愤之心，跃然纸上。1911年，清政府“铁路国有案”宣布，四川立宪派愤激地表示：“收路国有之命，川人尚可从；收路而为外人所有，川人决不能从；借款主办内政，川人尚可从，借款而令外人夺我财政，川人决不能从。”(26)“吾人拚死以争者，非仅股本之关系，亦非仅铁路之关系，直国家存亡之关系也。”(27)粤人则说：“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路。”(28)
对矿权的丧失，绅士们亦是忧心忡忡：“路矿者，全国民命之所系也……试观我国轨道纵横，山窿开掘，某省延长若干里，某省采取若干处，自其表里观之，开辟利源，未尝非中国之福。而自其内容以观之，敷设采掘之柄，皆非中国所操，且资本亦非中国人所出，将来一有意外，难保不实行其保护之政策。”(29)
作为中华民族知识阶层的代表，在民族生存死亡的紧急关头，在“国权”、“生存权”思想感召下，绅士阶层奋起领导了这场运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传统民族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同时，二十世纪初，义利观念的变化，绅士们开始热衷于实业救国，特定的环境和地位使他们更着眼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获取。在戊戌变法时期，他们提出“君主立宪”，企图通过“立宪”、“国会”分占政权，以保障其经济利益。清朝设立的谘议局、资政院虽纯属点缀，但他们中大部分人获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和清朝可以容许的发言权，并幻想以此进一步通过请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等手段确立自己参与朝政的权利。然而，皇族内阁在决定“铁路国有”，大借外债等重大问题上，却把资政院撇在一边，不予理睬，这就使绅商因“政治权利”被践踏而义愤倍增。四川谘议局指出；取消商路，“应由资政院议决。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谘议局解决。”他们争路是为了争资政院、谘议局这些“言论机关自当各保权限，以期宪政实行。”(30)梁启超撰文指出清朝实行铁路国有，不付资政院决议实属“孟浪”，“我民有以窥政府之视资政院若无物，视人民权利若无物矣！”“政府但以一纸命令可以攘夺无孓遗，”因此，主张“我国民不能许政府行此政策者。”(31)我们还可以根据收回矿权运动和清政府立宪运动中发生的几件决定性大事先后时间相比发现二者之间的连锁意义。例如收回浙江矿产，发议于光绪31年2月，其它数处矿权收回日期如下：光绪33年12月18日（1908.1.21），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定赎回晋矿合同；宣统元年11月19日（1909.12.31），山东劝业道等与德商华德采矿公司签定赎回山东五矿合同；是年12月26日（1910.2.5），外务部奏准赎回安徽铜官山矿权；宣统3年6月29日（1911.7.24），山东劝业道等与华德公司签订划清山东各路矿合同；是年7月14日（9.6），外务部奏准赎回云南英法隆公司矿权。(32)与此同时，光绪31年6月14日（1905.7.16），旨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等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立宪政治。光绪33年7月13日（1906.7.1），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光绪32年7月5日（1907.8.13），诏命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是年8月13日（9.20），诏设资政院；9月13日（10.19），复命各省督抚在省会设谘议局，并预筹各府县议事会；光绪34年8月1日（1908.8.27），上谕颁布宪法，议院选举诸大纲。(33)从时间发展顺序看，收回矿权运动正与立宪运动同时进行，而且两者之间相为表里，有着密切关联。对内要求预闻国家与地方的政务和对外要求恢复既失的国家利权，正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官绅民族思想发展的新趋向。
二十世纪初，一向贵义贱利的绅士开始转型，重商思想逐渐蔓延。这些希图谋求经济利益的绅商与疯狂掠夺中国利权的帝国主义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以南通状元张謇为例，他所经营和参加投资的企业有27个，包括工业、交通、农牧、制盐等好几个部门，资本共达九百余万元。(34)正值企业蒸蒸日上之际，帝国主义夺矿霸路对其产生了严重威胁。同时，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成立后，为招徕股金，大都议定了较高的股息和丰厚的红利，绅商手中大都持有大量股票，而清政府不但借款筑路，而且要“铁路国有”，本来可以获得的收益顷刻化为乌有，他们怎能甘心？下表所列是几个商办铁路公司股息和截止1911年的集股情况：
商办铁路公司集股股息(35)
公司名称
股息
商办川省铁路有限公司 周年六厘
商办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 周年七厘
粤汉铁路鄂境路线 周年六厘
滇蜀铁路总公司周年六厘
潮汕铁路总公司周年六厘
江西通省铁路总局 周年七厘
商办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司 周年六厘
商办苏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周年七厘
各省铁路公司集股情况表(36)
（截止1911年）
单位 万元
铁路 预筹股额
实收股额
实收占预筹的%
川路 2,099
1,645 78.4
粤路 2,000
1,513[4] 75.7
浙路600925154.2
湘路 2,000625 32.6
苏路 1,000410 41.0
赣路699219[1] 31.3
鄂路（粤汉.川汉）3600 212 3.1
闽路600170 28.3
皖路- 124 -
黑省140[2] 45 32.1
同蒲280 32 11.4
洛潼
1,50030 2.0
西潼 559-0
桂路
3,000-0
滇路 - -0
湘省（枝路总公司）
1,189[3]
-0
[1]其中有140万元（原数规园银100万两）实系日本资本。
[2]议定由“荒价项”下提充。
[3]原数是八九百万两，平均为850万两，折合1189万元。
[4]其中港币225万元。
由于各商办铁路公司议定了较高的股息，一些公司更议定了略分红利的办法。潮汕铁路公司规定，“若赢利，于一万银之中，报效公家五百圆，另酬劳司事若干圆外，仍尽数分给股东以晤公充”(37)，商办苏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若有红利，“以十二成化为二十成，内以三作为优先股报酬，余十七成，按股均摊。”(38)优渥的股息和红利，绅商谁不眼红，再加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当上了各省铁路公司的总理、总裁，在其位谋其政，于是也纷纷认股。最早成立的潮汕铁路公司，“创办人张煜南、吴理卿、谢荣光、林丽生等共认科银二百万元，以作股本。”(39)由于绅商的发动，招股收到了如后表所列的巨大成绩，然而，“自中央政府干路国有之政策既定……于是吾川人历年茹苦含辛，节衣缩食所筹之租股，所集之购股，所成立之路工，所营之路事，所冀倖将来取偿之利益，概烟消雾散于盛宣怀之干路国有政策六字。”(40)这番话，实实在在道出了绅商们此时的心情。为了保障其经济利益，他们不得不起而争路。收回利权运动另一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民族资本主义十分脆弱，还不可能建立起统一和联合的机构，虽然运动在某些省区、某个阶段也有过暂时的联合，但更多地注重桑梓利益。湘鄂粤三省在运动前期也曾鼓噪一时，而一旦清政府大体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也就偃旗息鼓了，只有四川绅商，由于清政府：“独于川路，则督抚奏参不顾，京官呼恳不应，人民群众愤争若无谓。甚至贪心未已，既夺我路，又不偿款，并牢笼京官，密商督抚，觊觎我七百余万现款”，(41)不得不硬着头皮争下去。
正由于绅商过分重视自身及桑梓利益，使运动未能更有效地发动群众，未能形成更广泛的联合，这也是收回利权运动未能获得更大成效的原因之一。
绅士阶层领导收回利权运动，也与他们所受的传统教育和近代新学影响有关。中国旧知识分子，向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终生追逐的人生目标，儒家入世哲学和经世思想更是其不变的信条。近代，帝国主义的隆隆炮火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屈辱，同时，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先进的新学。“天朝上国”的幻想破灭了，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在自身痛苦的蜕变中摸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旨在锻造“民族精神”、“国魂”、“民族魂”的知识界文字激扬，人们高呼“国魂者，立国之本也。”“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这些旨在唤醒人民对民族危亡紧迫感的言论也深深影响了一代先进的士人。
种种原因集于一身，导致了绅士阶层领导这场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重大影响的运动。封建专制制度在武昌炮声中化为灰烬。
三
收回利权运动，虽然最终是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仍然是值得称颂的一笔。这场运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于收回利权运动所造成的大好革命形势，湖北革命党人乘机发动了武昌起义，短短十几天内，全国大部分省区都爆发了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和群众的骚动，影响所及，海外华侨、台湾同胞也发起斗争，与祖国人民遥相呼应。中国人民的革命也影响了亚洲人民的斗争，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也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辛亥革命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统治。
清专制王朝的灭亡，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帝制被视为非法，封建礼教被简化，新的教育体制实行，新道德、新风尚、新习俗得以发扬，新式学堂不断涌现，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奠定了崭新而坚实的基础。
收回利权运动中，收回了一部分被帝国主义夺走的路矿利权，再加上辛亥革命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兴办实业成为时尚，中国民族工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工人运动日趋高潮。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及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条件。
“公平而严格地说，辛亥革命的首功是应该由四川人负担，更应该由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负担的。虽然他们并没有革命意识，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发动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发动者。”(43)这是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科学论断。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失败的，“而它的失败却告诉了我们一条路：便是中国的革命自始自终应该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因而这种革命不应由中国的资本家手里来完成。”(44)收回利权运动乃至辛亥革命的实践，告诉了我们这样一条真理，才使中国革命少走了许多弯路，由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这一理论的提出，绅商的实践之功不可泯灭。
注释：
①《申报》光绪三十年十月十六日
②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983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147-1148页
④章开沅、林增平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505页
⑤参阅《东方杂志》第7年第4期、孟心史宪政篇
⑥《东方杂志》第6年第10期，各省谘议局议员姓名录
⑦《东方杂志》第6年第6期，《记事》
⑧《苏杭甬铁路档》卷3第23-24页
⑨1907年11月15日《北华捷报》
⑩《政艺通报》光绪丁未年卷5
(11)《东方杂志》六卷十二期《九江湘鄂路线商借外款情形》
(12)《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日
(13)见《愚斋存稿》卷68第25-26页
(14)见《张審日记》
(15)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九日《申报》
(16)《宣统政纪》卷25
(17)见《汤寿潜》第12章
(18)《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6号《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9)《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号《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
(20)李劫人《大波》
(21)《成都特别通信四》
(22)《东方杂志》6卷9期转译
(23)《遐奄汇稿》第3册25页
(24)《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25)《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一日
(26)《护督王代奏民箴注铁路借款合同折》《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08页
(27)《重庆保路同志会成立报告》《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93页
(28)《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3页
(29)里辰七月初十日《新闻报》，《东方杂志》第1年第八期转录
(30)《蜀报》第12期
(31)《国风报》第2年第11期
(32)《矿务档》附录大事年表
(3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2册
(34)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1069页
(35)据《轨政记要》各省商办铁路公司集股章程
(36)《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149-1150
(37)《轨政纪事》第1册《潮汕铁路公司详细章程》第5条240-241页
(38)《轨政纪要》第1册《商办苏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详章》第十五节427页
(39)《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933页
(40)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44页
(41)《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45页
(42)许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6期
(43)郭沫若《反正前后》
(44)郭沫若《反正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