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增长的阶段性与同步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性论文,劳动报酬论文,居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1]。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要考虑收入在国家、企业、居民或者资本、劳动间的分配，即考虑增长的包容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增长速度明显慢于GDP的增长速度，20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报酬占比在50%以上，2000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2011年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比重为35%，与此同时，欧洲发达国家的劳动占比却维持在63%左右[2]。企业利润分配中，劳动生产要素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也有被进一步锁定的状况。
长期以来，对劳动报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报酬或劳动报酬占比状况及影响因素，目的在于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如白重恩等(2008)[3]利用企业面板数据发现资本收入份额的提高是国有企业改制和企业垄断力量变化的结果，罗长远、张军(2009)[4]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解释了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原因，张车伟等(2012)[5]认为造成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低水平稳定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二、三产业劳动报酬份额较低，另一方面在于经济发展方式、技术进步类型、对FDI和外需的过度依赖及对劳动力市场缺乏保护；二是劳动报酬或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长期趋势研究，以此来揭示劳动报酬长期增长的规律，如李稻葵等(2009)[6]运用跨国面板数据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发展阶段二者之间存在“U”型关系。但是，多数研究在关注劳动报酬总量增长的同时，对人均劳动报酬的增长却忽视了；在分析劳动报酬变动因素时，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相分离，从而导致缺乏说服力；对实现人均劳动报酬长期增长的政策的分析又过于片面，缺乏一个系统的视角。然而这些问题又是极其重要的，这关系着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实现的途径及效果，因为居民收入倍增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如果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在实现居民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道路上也许会少走一些弯路。
2 劳动报酬长期增长的供求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其实是一种“干预型模式”，即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进行资源掌控，从而对投资规模和领域进行调控，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发展，对资源和劳动力价格进行长期压低。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这种模式可以调动全部社会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但是随着工业化成熟，粗放的资本驱动会出现投资效率递减及居民消费滞后问题，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问题也相应发生。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效率、分配效率、结构效率日益突出。因此，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已逐步失去了由干预提升效率的动力，这一经济增长的阶段行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由城市化和服务化开启的阶段[7]。一旦整个中国经济进入这一阶段，那么劳动报酬总量的长期增长也是可以预见的。
2.1 刘易斯拐点的来临、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的供给方面
刘易斯(1954)从农业生产部门剩余劳动力和农业、非农业部门差异化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出发，阐述了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是剩余劳动力由农业生产部门向非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农业部门逐渐演化为非农业部门的过程，发展道路主要是通过非农业部门的快速资本积累以吸收从农业部门转移来的大量剩余劳动来促使经济的持续增长。当全部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即达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在整个经济社会到达刘易斯拐点前，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使整个经济出现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这就是“人口红利”。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达到刘易斯拐点后，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只是人口红利的形式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劳动人口绝对数逐步下降、老龄化加速到来，储蓄动机及为未来储蓄进行保值增值的行为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老龄化意味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伴随而来的应该是有效工作年龄的相应延长，这就成为新的劳动力供给的源泉。将两种不同的人口红利加以区别，即第一次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高，因而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形成高储蓄率的人口结构优势；第二次人口红利：未来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可能产生的储蓄动机和新的劳动力供给[8]。当然，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必须有制度保障，如养老保障制度、退休人员返岗再就业制度，否则这一人口资源优势很难被激发。
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存在许多争论，如蔡昉(2007，2008)[9][10]利用统计数据计算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证明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张晓波等(2010)[11]利用甘肃省长时期对农忙和农闲时期工资发展变化的原始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也是如此，以此断定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魏征等(2012)[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从1978年开始，中国农业边际生产率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2009年超过了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自2009年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当然，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如约翰·奈特等(2012)[13]预测了到2020年为止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及农民工数量，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剩余劳动力仍将存在。
诸多证据表明中国已经接近了刘易斯拐点。首先，以1978年为界，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1952-1978年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年均复合增长率仅0.17%，1978-2003年达到3.99%；其次，改革开放以来，非农就业占比急速上升，2011年已经超过了65%，农业就业占比下降为35%，如表1所示；再次，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老龄化速度加快，整个经济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我国1978-2003年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1952-1978年的日本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均处于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第二阶段，如表2所示[14]，虽然结构性因素的存在使我国与日本的二元经济进程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仍可以预见，中国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最后，从现实来看，2004年以来，我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劳动力开始稀缺。
随着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步消耗殆尽，经济体进入了劳动力稀缺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供给减少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劳动力价格，从而促使劳动报酬的长期增加和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
2.2 产业服务化趋势加强、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劳动力的需求方面
产业结构服务化是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重心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成熟阶段后，产业结构的重心开始完全向第三产业转移。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二战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行，服务业的比重逐渐上升，进入7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纷纷超过60%。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工业化速度在1978年后显著加快，第二产业长期占据着产业结构的重心地位。进入21世纪后，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成熟、城市化的比重不断地提高，第三产业的地位逐渐上升，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明显，表3显示了我国二、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第三产业的GDP年均增长率均逐步赶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逐步超过第二产业。2004-2011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虽然继续上升，但是与1979-2003年相比只上升2.72个百分点，相反第三产业2004-2011年与1979-2003年相比上升了9.5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正在加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向大于50%的方向发展，按照这种速度，未来10年内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会接近50%。
第三产业多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劳动报酬占比高于第二产业，其吸纳劳动力、增加就业的作用明显。随着我国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的加强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整个经济体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会上升。
袁富华(2012)[15]研究认为随着产业结构服务化，我国会进入经济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减速”，这与西方发达国家70年代后相继陷入低增长的状态相一致，我们认为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最低限，对此我们应该保持信心。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总量劳动报酬的高增长期即将到来，这个时间点位于2015年左右，而且存在诸多标志性事件。
标志一：要素份额参数的逐步逆转。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和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使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发生根本改变，资本要素和劳动份额状况将会逐步发生逆转。
本文在经典增长模型
及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借鉴非参数局部线性估计的方法[7]，使用stata12.0，对资本和劳动的份额α、β进行了测算，资本存量K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基年资本存量选为1952年800亿元[16]、折旧率设定为4.3%[17]、1979-199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根据单豪杰(2008)[18]的测算得到、1992-2011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来自于1993-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其具体估计结果平均水平如表4所示。
虽然2001-2011年劳动份额增长的速度有所减缓，但要素份额逆转的趋势明显，按照这种变动方向，资本要素份额和劳动要素份额将会分别向小于0.5和大于0.5的方向演变，2015-2020年间将实现逆转。
标志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关系的逆转。如果总人口增长率低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这意味着人口结构还在朝着生产性的方向发展，相反，如果总人口增长率低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那么整个人口结构将会逐步失去生产性，社会将逐步走入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的稀缺，同时对服务需求的增多会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表5显示了1975-2020年我国人口增长状况[19]，2015年左右，我国15—6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将会首次低于总人口增长率。
标志三：城市化比例将趋向于60%。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比例已经超过了50%，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近10年，我国城市化的速度平均每年为1.38个百分点。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进程来看，在达到50%的比例后，城市化的速度将会进入一个低水平阶段，如果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会接近60%。
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关系来看，20世纪60年代，城市化的规模超过了60%，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了50%，进入70年代，美、日、英等发达国家城市化规模超过了70%，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60%[20]，可见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服务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适应的，2020年左右，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60%，将可能会拉动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0%，从而加速经济社会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进程。
3 人均劳动报酬增长的比较分析
与劳动报酬总量增长的速度相比，我国人均劳动报酬增长速度水平较低，表6显示了1994-2011年，我国劳动报酬总量增长率与人均劳动报酬增长率、第二、三产业人均劳动报酬增长率的比较状况，设劳动报酬总量增长率为1，求出同时期的人均劳动报酬增长率的相对数值，如果数值大于1，表示劳动报酬总量增长速度高于同时期人均劳动报酬增长速度。数值均利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得到。
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除2007年，我国人均劳动报酬增长率均低于劳动报酬总量增长率；第二产业人均劳动报酬增长率的波动比较大，但是大部分年份低于劳动报酬总量增长率，而且自2009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人均报酬增长率除个别年份外，均低于劳动报酬总量增长率，而且从2005年开始，低于第二产业人均报酬增长率。
从我国二元经济体制发展的状况、劳动力转移的进程来看，这种人均劳动报酬低水平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低效率，即劳动报酬的增长依靠的是大规模剩余劳动力对非农业部门的投入，剩余劳动力的质量被忽视了，结果是非农业部门的劳动报酬在增长的同时，人均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却极低，表现为第二、三产业的人均劳动报酬增长率低于劳动报酬总量增长率。
在现有的收入分配和劳动报酬增长模式下，我国未来还会继续面临人均劳动报酬低水平增长的问题，而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原因在于：
第一，人力资本积累规模较低，第二次人口红利远未形成。人力资本的状况对劳动报酬增长的影响显而易见，人力资本的低下必然导致较低的人均劳动报酬，然而人力资本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我国人力资本投入薄弱，企业对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微小，第二次人口红利还未形成，这对人均劳动报酬增长率的影响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后更加明显。
第二，产业结构服务化演进的无效率。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加强使第三产业的规模迅速上升，第三产业扩张所需要的劳动力来源就会从农业部门转向第二产业。但是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主力是农民工，劳动力的质量低下，加之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落后，金融业、科技服务、研发等行业发展滞后于餐饮、零售等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低的行业，从而导致了第三产业人均劳动报酬增长的低水平。
第三，人口老龄化加速，生产性人口下降。2015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将会开始低于总人口增长率，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整个社会劳动力的生产性将会下降。
第四，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忽视员工个人发展，对提高员工个人劳动报酬缺少激励和动力。单纯追求当前的经济利益，忽视员工自我发展的需要是当下我国企业经营伦理和文化的通病，将劳动者看作是一种生产投入的成本而忽视了劳动者作为人的概念，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缺少动力。
4 劳动报酬总量与人均水平同步增长的模式选择及政策建议
我国未来面临的劳动报酬总量与人均增长的不同步不仅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有关，而且部分要归结于长期形成的劳动报酬增长模式及路径选择的偏差。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将使这种路径和模式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凸显，虽然在供给和需求作用下，劳动报酬总量将会呈现高增长，但是老龄化带来的生产性人口下降、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企业经营伦理的缺陷、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的缺乏、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将造成人均劳动报酬增长的低水平，加剧了劳动报酬总量与人均增长的不同步。因此，建立一个具有充足动力、激励和约束的人均劳动报酬快速增长的社会体系，是在劳动报酬的高增长期，提高人均劳动报酬增长速度的关键。
促进人均劳动报酬的增长需要发挥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共同的作用，单独一方发挥作用的模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均劳动报酬低水平增长的问题。因此，需要设计一种包括社会经济各种参与者在内的社会系统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存在有效地动力、激励和约束机制，在保持劳动报酬总量高增长的同时，劳动者人均报酬增长率得到较大的提高，使二者保持增长的同步性。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者素质是提高我国人均劳动报酬增长水平的关键，政府政策是则可以成为主要的激励，而企业经营伦理和文化改变将成为关键的约束。如图1所示，建立一种人均劳动报酬与劳动报酬总量同步增长的长期模式必须以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扩大人力资本积累为出发点，以政府为中心，依靠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图1 劳动报酬长期有效率增长的系统模式
首先，劳动者不断扩大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自身素质，提高人均劳动报酬增长水平的主要动力成为整个系统模式的出发点。无论是过去我国人均劳动报酬增长的低水平，还是未来人均劳动报酬增长低水平的持续，根本的原因都在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劳动者素质太低。只有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速度和劳动者素质才是形成劳动报酬总量高增长期，人均劳动报酬快速增长的根本动力。
其次，政府是整个系统模式的中心。政府通过制定积极有效的激励型政策，使人均劳动报酬的提高形成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从而通过两个方向产生推力，一是推动劳动者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素质提高，二是推动企业形成以人为本经营理念。
最后，企业是整个系统模式不可或缺的部分。企业在政府激励型政策构建的激励机制下逐步形成以人为本经营理念，更加重视员工的发展，使企业文化和经营伦理成为劳动报酬有效率增长的自我约束机制，从而形成对员工个人增加人力资本、提高自身素质的强大推力。
为了形成劳动报酬总量与人均劳动报酬同步增长的社会模式，在劳动报酬的高增长期加快人均劳动报酬的增长，政府至少要从以下几方面发挥作用：
第一，建立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财政支出要更多地向劳动者倾斜，通过设立各种补贴，激励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积极地参加更多的在职、非在职技能培训，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扩大人力资本积累；将税收与企业员工劳动报酬挂钩，在企业员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情况下，可以给予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或税收减免，以激励企业更加重视提高员工素质。
第二，积极探索新型激励性收入分配制度。激励性的收入分配制度不仅不会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负面作用，而且有利于形成人均劳动报酬加速增长的动力和激励机制。目前，比较可行的探索是政府尝试建立人力资本投入者与物质资本投入者共享利润的初次分配制度，这不仅对企业员工扩大自身人力资本起到重大的激励作用，而且也是我国未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三，建立和完善企业广泛参与的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以农民工为主的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在健康服务方面的缺失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尽快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极其重要。然而这必然需要企业参与进来，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远远不够，所以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税收等激励政策将企业纳入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中来。
第四，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鼓励退休人员返岗再就业。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加速了整个社会老龄化的趋势，使整个人口逐渐失去生产性，因此退休人员再次返岗就业成为增加人口生产性的一条可行途径。但是退休人员返岗再就业面临身体和家庭的诸多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减少或免征退休返岗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等措施，鼓励退休人员再次返岗就业。
第五，扶持高端第三产业的发展，改善产业机构服务化演进的低效率状况。产业结构服务化无效率的原因之一便是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滞后，因此政府要通过各种措施职极扶植鼓励高端第三产业的发展，降低准入门槛，提高高端第三产业的比重，从而对劳动者素质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较强的激励。
第六，通过企业工会活动和各种政策激励，逐步形成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企业以利润为本、忽视员工的经营理念使企业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劳动报酬提高缺乏有效约束。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工会活动进行以人为本的宣传教育和实施各种激励政策，改善企业管理，逐步形成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
5 结论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及第一次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产业服务化趋势的加强及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将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促使我国居民劳动报酬进入一个高增长期，诸多证据已经表明，这个时间点在2015年左右。但劳动报酬总量的持续增长并未带来人均劳动报酬高增长，相反，未来人均居民劳动报酬可能进入一个低增长期，原因在于人力资本规模较低，第二次人口红利难以形成；产业结构服务化演进无效率；生产性人口逐步下降；企业忽视员工发展，在提高员工劳动报酬方面缺少激励。因此，为了实现劳动报酬总量与人均水平的同步增长，应当着力培育一个包含政府、企业、劳动者，充满有效的动力、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社会系统模式，并且通过政府政策保障其有效运行。
供求分析将许多制度性因素排除在外，然而这对劳动报酬增长的长期演进又是十分重要的，如户籍制度存在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刘易斯拐点到来，从而导致劳动报酬高增长期的推迟，这也是我们分析的不足。因此，未来从制度层面研究劳动报酬增长的阶段特征及趋势是极其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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