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执政党建设比较研究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苏联论文,执政党论文,共产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共产党（注：苏联共产党先后使用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共产党（布）”、“全联盟共产党（布）”、“苏联共产党”等称谓。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使用“苏联共产党”或者简称“苏共”。）曾经是一个具有93年历史、一度拥有近2000万党员、执政长达74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80年历史、现拥有6400多万党员、已经执政52年并仍在执政的政党。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比较研究这两个共产主义执政大党，认真分析它们的兴衰成败，将会发现其中的内容异常丰富、意义十分重大、启迪格外深刻。在这里，笔者只能作提纲挈领式的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 意义
苏共的失败和中共的成功，是上个世纪最后1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吸引了世界上许许多多有识之士分别对两者进行大量研究，但同时却很少从执政党建设层面上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在国外，西方国家的学者对苏共、中共的执政党建设研究得不多，对两者的比较研究就更少。在国内，人们十分重视我们党自身建设的研究，不怎么看重苏共执政党建设的研究，更谈不上对中苏两党的执政党建设有多少比较研究。这方面，目前还鲜见有系统、有力度的研究成果。因此，关于中苏两党执政党建设的比较研究，是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出在苏共内部。这给我们党以很大警示。邓小平早就指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1]。江泽民针对苏共等外国共产党的蜕变进一步指出：“关键是在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2]。我们党是以苏共为榜样建立起来的，苏共的执政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给我们党以很大影响，苏共出现的许多问题我们党也出现过，有些至今依然存在着。通过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汲取经验教训，扬长避短，防微杜渐，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结合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这是包括党的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全党同志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开展这方面比较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二 内容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执政党建设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党的领导地位问题。坚持党对苏维埃国家政权的领导，发挥党在工人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作用，是列宁的一贯立场。他指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3]。不仅如此，列宁还十分注意改善党的领导，晚年口授的系列文章对改革党的领导制度进行了可贵探索。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苏共虽然坚持了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党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使党的领导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损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积极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是轻率地放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盲目推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使共产党完全丧失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能力的领导能力，导致苏共的毁灭。中共也犯过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用各级革命委员会取代各级党委，也使党的领导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害。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整体上没有动摇过。“文革”以后，我们党十分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提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科学命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二）关于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列宁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十月革命的胜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日趋严重。教条主义成为痼疾，长期伴随着苏共的决策者们。例如，从1931年斯大林要保留商品货币开始，在承认商品经济的历程中，大约每10-20年前进一小步，及至戈尔巴乔夫承认计划－市场经济，时间已经耗去近60年[4]！苏联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理论模式，使马克思主义遭到严重扭曲。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倡“思想多元化”，并最终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从而给苏共带来灾难性打击。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左”倾思想在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教条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严重窒息党的创新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焕发出蓬勃生机。我们党反对僵化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思潮，又防止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右的思潮，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促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
（三）关于政治路线问题。列宁逝世后，苏共在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对苏联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路线，都是脱离苏联实际的。无论是斯大林时期的“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通过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路线，还是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时期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及“发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都严重背离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结果欲速不达。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在1986年使用了“发展中社会主义”的提法，而这一估计并没有成为苏共制定政治路线的依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逐渐在人民心目中大打折扣，形成对苏共和苏联社会制度的信任危机。中共十分注意制定和实施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引下，党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有“左”的成分，但基本上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成就也是显著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指导下发生的，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共产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
（四）关于组织制度问题。列宁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并身体力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民主集中制在列宁时期并没有制度化。此后，苏共也一直没有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中机制越来越不受制约，民主机制几乎失去作用，结果在苏共党内形成了严重的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在“党内生活民主化”的口号下开始批判民主集中制。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则完全放弃了民主集中制。这样，昔日有着严格纪律、团结统一的苏共一下子变成组织庞杂、党心涣散的政治组织，加速了苏共的瓦解。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以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建国后，我们党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也犯过错误，如“文革”中既存在家长制、个人说了算等过度集中的问题，也存在不要集中领导、搞所谓“大民主”的问题。其中，主要的倾向是集中过度、民主不够。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因此而抛弃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相反，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为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作出了不懈努力。
（五）关于干部制度问题。十月革命后，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苏共委派大批共产党员到苏俄各地各级岗位上任职和工作。这种做法在斯大林时期沿袭下来并予以制度化，选举制完全流于形式。干部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造成了任人唯亲等不良现象，培养了一批阿谀奉承、投机钻营之徒，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党的领导的代表性。中共在这方面，与苏共有相似性，但也有较大区别，如始终奉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强调党管干部原则与群众公认原则相结合、选举制和任命制相结合，注意依法治吏，造就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
（六）关于党政关系问题。列宁提出了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基本原则，指出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5]。斯大林在理论上也提到党政分工的原则，但在实践上又自相矛盾地提出：各个权力机关和群众组织做出的“任何一个重要决定都非有党的指示不可”[6]，结果形成了党政不分、党政一体化的局面，并一直没有多大改变。戈尔巴乔夫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明确划分党政机关职能”为名，把政权机关的全部职能和权力交还给苏维埃，取消了苏共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基本上照搬苏共的党政关系模式。1980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我国党政关系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的设想，但在实践中贯彻得不顺利。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党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努力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使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进一步提高。
（七）关于党的监督体制问题。列宁十分重视党的监督体制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并在俄共党内设立了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直接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斯大林破坏了在列宁时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党内监督制约机制，取消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原有的、制约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权力，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使领导人的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给苏联党和国家带来严重后果。中共执政后设立的党内监督监察机构，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在“文革”中完全取消了这些机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恢复建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对于防止和遏制权力的腐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我们党充分认识到了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所以正在继续建立更加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体制、机制和制度。
（八）关于党群关系问题。列宁从理论上对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做了正确而全面的论述，在实践中千方百计地建立和维护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斯大林及其后来的苏共领导人虽然也正确地论述过党群关系，但实际上党越来越脱离群众。这不仅表现在苏共长期奉行脱离实际、忽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而且表现在斯大林当政后、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共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注意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在实践中形成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它经常开展反对特权和反对腐败的斗争，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九）关于基层组织建设问题。苏共长期实行一长制，各级干部执掌本单位的全部权力。苏共党章只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基础，对其地位和作用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致使基层组织没有相应的权力和地位，苏共党组织因而缺乏战斗力和凝聚力。中共基层组织的地位、作用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例如企业事业单位的党组织由过去的领导核心转变为现在的政治核心。但无论怎样变化，我们党都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都明确规定它们的地位和作用，使它们较好地发挥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的作用。
（十）关于党内斗争问题。列宁规定了党内斗争的原则，指出“建立团结一致的党组织，采取坚定不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使党内斗争在适当的应有范围内进行，从而使这种斗争不致破坏组织，不致妨碍正常工作”[7]。斯大林当政以后，逐步抛弃了这一正确原则，采取所谓“连根拔起和粉碎”的方法，甚至动用专政机关和镇压手段来对付党内同志。20世纪30年代，苏联国内的大清洗给千百万家庭造成了几代人都难以抹去的创伤。中共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形成了一整套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方式方法，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等。建国以后，除了1957-1976年间没有处理好党内斗争外，其它时期都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三 认识
笔者认为，比较研究中共与苏共执政党建设，认真总结苏共失败的教训和中共成功的经验，能够得出执政共产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一）必须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同时用改革的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党的性质是指一个政党本身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的理论，使苏共在党的性质问题上发生动摇；戈尔巴乔夫用“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理论改造党，使党的性质发生根本蜕变并使苏共走向垮台。因此，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是执政的共产党建设中的根本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是执政的共产党适应新形势，真正担当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任的根本途径。党的建设必须摆脱高度集权的苏共党建模式。不改革，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得到坚持和加强；不加强党的领导，改革就会变向走形。这两种倾向都会削弱乃至葬送执政的共产党。
（二）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并随着实践、时代和科学的进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会使党迷失方向，使党在精神上瓦解。戈尔巴乔夫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如此。同样，借口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为僵化马克思主义，也会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实践的指导作用，使党的创新能力衰竭而导致党自身败亡。苏共在这方面的教训尤为深刻。因此，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政党立于不败之地。
（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带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长期以来，苏共没能制定和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最终导致苏联社会经济在结构、速度和效益方面都出现危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受到严重损害。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和实施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基本路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断地显示出来。因此，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创造出正确的政治路线。
（四）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建立有效的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早在斯大林当政时期，苏共就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导致个人专权、家长制的行政命令体制。民主集中制的本质被歪曲，完善的民主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党内极度缺乏民主，以至于改革伊始，要求民主的呼声在苏共党内压倒一切，结果瘫痪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政治运行机制。因此，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就必须自觉地完善民主集中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确保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有效运用，其中就包括实行各种有效的监督。
（五）必须加强党的制度创新，从制度上保证党和人民群众的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与资产阶级执政党相比，共产党执政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和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这个优势并非自然而然地形成和体现出来。如果没有一整套科学的机制、程序和表现方式，这个优势往往会停留在理论上，取而代之的是党群关系的疏远和紧张。我们从苏共那里看到的就是如此。苏共关于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党代表人民利益的宣示是明确的。然而，几乎在党的工作的每个环节上，这一点又都是不明确的，或者正相反。因此，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从制度上保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号召之下。
（六）必须坚持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努力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苏共坚持了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但他们都没有正确认识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把党和国家混为一谈，形成了党政不分、党政一体化的局面。戈尔巴乔夫借口党政分开，实际上取消了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权，导致苏共垮台。
（七）必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制度改革，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适应建设任务和改革需要、坚持党的理论和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一条实践规律。苏共在干部路线、干部制度、干部标准及干部的选拔培养等方面犯有的严重错误，成为苏共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八）必须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持开展反腐败和反特权的斗争，提高全党的拒腐防变能力。苏共不大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致使党风方面存在许多问题。苏共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苏共不善于进行自我批评，不能正确地对待历史，也就不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全面否定苏共的历史和实践，这些实际上也就等于否定了党存在的合法性。中共是一个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但有准确的理论表述，而且有成套的实践做法，并且把作风建设同反特权反腐败结合起来。例如，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使我们党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对毛泽东的评价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产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良好的党风，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九）必须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增强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的队伍是由党员组成的，党的基层组织则是党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在党的建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苏共之所以垮台，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没有把党员队伍教育管理好。中共之所以在整体上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与中共长期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基层组织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密切相关。
（十）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十分谨慎地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在现实生活中，党内矛盾时刻存在，党内斗争经常发生，问题是要采取正确的原则和恰当的方式加以解决。苏共的教训告诉我们，斯大林没有正确认识和恰当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犯了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危害了党的团结和削弱了党的战斗力，这样就为后来的敌对势力反党反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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