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易》的原初意义与现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意义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2)04-0003-11
《周易》作为中华文化典籍中的群经之首，六艺之源，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繁衍与持续发展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始源性影响，对于人类文化的当代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性作用。本文从原初性和现代性这两个方面考察《周易》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特殊意义，挂一漏万，不妥之处难免，诚请方家教正。
一、考察《周易》价值的方法论问题
全面把握《周易》的原初意义和现代意义，从方法论上看，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现代易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高度来把握易学、哲学以至人类文化发展史，追溯其历史源头
黑格尔曾经指出：“如果我们要想把握哲学史的中心意义，我们必须在似乎是过去了的哲学与哲学所达到的现阶段之间的本质上的联系里去寻求。”[1]（第7页）对哲学的研究是如此，对《周易》的研究也是如此。那么，什么是《周易》与中华民族文化和哲学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呢？一方面，《周易》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历史源头，为整个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历史的基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渊源。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学者对于《周易》的研究都为易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材料，又以自己的方式将其加以丰富和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只有理解了《周易》，把握了历代学者在自己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周易》的解说和诠释，理解了他们所赋予《周易》的特殊内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哲学与文化及其历史发展。另一方面，《易经》、《易传》等原初典籍的丰富内容又只有真正为现代易学所关注和吸收，以特定方式成为现代哲学与文化的内在构件和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得到肯定和提升，展示出自己的历史价值和积极功能。在人类的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相比之下，最初期的典籍及其思想内容是潜在的、直接的、抽象的、一般的，亦即尚未高度发展的，而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学说则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学说。但是，那些先起的学说并不会随着哲学与文化的发展而完全丧失其意义。“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各派哲学的原则是被保持着的，那最新的哲学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则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那被推翻了的并不是这个哲学的原则，而只不过是这个原则的绝对性、究竟至上性。”[1]（第40-41页）但是，《周易》的丰富内容能否得到时代性的保存与提升，真正成为现代哲学与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又取决于现时代的研究者是否具有足够的当代意识和思想高度。因此，只有真正立足于现代哲学和易学的高度来研究易学和易学史，才能使《周易》的思想和学术价值在当代真正得到提升。
2.立足于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共性来把握《周易》的个性，透视其百科特点
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是所有历史文化研究所不可回避而且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周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最重要源头之一，也是早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核之一，《周易》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其中的内在的逻辑主干之一。正是立足于《周易》的丰富内容尤其是思维方式，中华民族文化得到了全面而又丰富的发展，而《周易》的逻辑也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特别的展开和表达。但也应当看到，《周易》本身并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部，而是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内在组成部分。研究《周易》，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整体来把握其局部，立足于共性来把握其个性，立足于历史来把握其逻辑。
要把握易学的共性与个性，必然产生出两种相关而又相异的研究方法。一种是立足历史、个性去把握逻辑、共性的研究方法，一种是立足逻辑、共性去把握历史、个性的研究方法。前者是我们所熟悉的易学理论研究方法，后者则是易学史研究方法。黑格尔在谈论哲学研究方法时曾经论述了这两种研究方法及相互关系。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不过我们当然必须善于从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这些纯粹概念。”[1]（第40-41页）易学理论研究方法立足于而又力图超越于易学发展的历史与个性，舍弃历史上各个思想家和各种易学思想的个性差异和来源区别，“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而将其积极的成分作为一种构件、要素、成分而纳入到一种共时态的体系之中，按照理论的内在逻辑建构成一个统一的易学体系。
易学史研究方法则正好相反：它依据于对易学发展最高水平的理解，立足于《周易》的共性和逻辑，去把握和探索各个思想家的个性特征及各时代易学研究所达到的阶段性水平。为此，它把共时态的现代易学理论系统分解为若干的基本方面、要素、构件，去考察它们各自的历史渊源及其历史演进，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由此确定出各个思想家、各种易学流派对人类哲学思维发展所做的独特贡献。对这种贡献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具体度量：或是开创了某些具有长久理论意义的易学和哲学论域；或者对历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易学疑案做了自己的独到回答；或是对当时的历史时代在哲学层面上做了相对而言更加全面完整的解释；或是在系统总结已有思想材料方面有集成之功；或是为后世探讨提供了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火花；或是以己之鉴为后人提供了具有警训意义的启示，等等。
那么，如何去把握易学史的个性呢？关键是要在“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找出并把握每一个要素，这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小到每一个易学家，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他的心理气质的每一个特点，他的每一部书及其中的各种观点，他的各种思想的内在联系、矛盾冲突及其历史发展等——在传记史的水平上展开对于思想细节的微观研究。中到一定的哲学流派，它的历史渊源、产生过程、基本概念、主导原则、结构体系、代表人物、主要著述、内部纷争、外部冲突、历史演进、后世影响等——在学派史的水平上展开具有一定规模的中观研究。大到人类哲学思维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思维方式，它们是哲学思维总体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环节和发展链条，不仅统摄了一定的时代，经历了自身的发展，而且至今还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是现代哲学思维的基本构件。它们的产生、形成和演进，代表了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历史性阶段性水平，它们的变革和更替标志着并推动着人类哲学思维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
3.立足于《易经》、《易传》的本来含义来阐发其现代意义
如何全面揭示《周易》的意义？从研究思路上看，主要可以借助两个方面的参照系统：一是以历史为参照，将其与前此的人类思维和文化形态相比，是否为人类思维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某些过去所没有的新东西，以及这种新东西的大小多少；二是以未来为参照，看其与后起的哲学相比，是否为人类哲学思维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基础、提供了新的推进因素。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不仅要看《周易》在历史上所达到的成就、所具有的本来意义，还要看其所包含的发展萌芽、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曾经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马克思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探索和揭示历史上《周易》的本来含义及其现代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根据对易学发展的现阶段的理解来反思历史上的易学，可以透视它们的范畴、理论对于它们自己那个时代并在那个时代之内所具有的充分的意义，也可以鉴别它们在何等程度上具有跨时代的普遍适用的意义，进而清理出哪些是应该克服而尚未被克服的东西，哪些是可以作为合理地处理现代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启迪的源泉，并表露着现代哲学的征兆而应该发扬、发展，使之同现代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从而具有成熟形式和充分意义的东西。
《周易》所关注的问题，既有人们生活中的最直接和最广泛的现实问题，也涉及最根本和最抽象的原则问题。作为一种对于现实的生活智慧的提炼，《周易》以现实生活作为自己的广泛基础，直接地面对当时的具体事件和问题，有很强的具体性和针对性，因而对于当时的人们具有直接的现实的意义。也正因为这种意义是直接的和现实的，它们又有可能由于事过境迁、人员变换而失去其普遍意义。然而，正是在这些具体的事件和问题中，又包含着许多为各个地域和各种时代所共同面对的相似的事件和问题。这些问题一旦提出，就不仅具有超地域性和超民族性，成为各地域各民族理性思维发展的普遍性问题，而且具有超时代性和超历史性，成为各具体时代各历史阶段的理性思维的共同问题。而在对这些普遍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过程中，又必然地渗透着普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原则，体现着当时的人们对于最普遍和最根本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这些因素则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完全过时，从而具有某种超地域和超时代的意义，乃至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在人类文明和理论思维发展的总过程中，每个时代和历史阶段的人们都面临着双重的问题性挑战。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是本时代或历史阶段的独特性问题。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回答总是既受到时代性问题的影响，从而显现出时代精神对于哲学发展的影响，又对时代性问题的解答具有某种影响和制约作用，从而显现出历史文化对现实社会思想和理论形态的影响和作用。一定时代的理论思维，既是对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之谜的时代性解答，又是对哲学发展中的现实形态的历史性建构。正是这种解答历史之谜与建构现代文化形态的活动，又孕育了一种新的可能，即提出超越历史时代的理论新问题，从而为人类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更加宽厚的基础和更加强劲的动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积极开展《周易》和易学史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现代易学的历史依据，还有助于发现和揭示现代易学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在客观揭示历史上《周易》的本来意蕴的基础上，揭示其以萌芽、征兆、端倪形式存在的发展因素，这对于促进人类思维的现代发展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也是现代易学和哲学研究中应当充分具备的历史意识和应当自觉应用的历史方法。
二、《周易》的原初意义
对于《周易》的原初意义我们可以借助于不同参照系从以下方面来加以探讨。
1.《周易》的产生标志着中华民族抽象思维能力的关键性跃迁
我们知道，抽象思维能力的发生和发展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为重要的主体性条件之一，又从一个侧面标志着人类理性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根据国内外学者关于认识的原始发生尤其思维的原始发生过程的研究，人类思维及其逻辑的形成过程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即感知—运动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概念思维。（夏甄陶主编《认识发生论》，第六章“由客观的逻辑到思维的逻辑”，第五节“思维发生的阶段及其逻辑形态”）[3]感知—运动思维，又叫直观动作思维，按皮亚杰的叫法即“实践性智力”。这是人类思维的初始阶段，其特点是原始人只能通过尝试性的活动去开拓认识的视野，而他们所能凭借的认识工具或思维图式只能是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的感知运动图式。原始人只能通过已有的先天感知运动图式去对新的对象进行同化和顺应，而这种同化和顺应又离不开人们自身的活动，也就是在原始人与客体的直接相互作用中通过人的实际活动而进行的感知动作思维，或者说在感知运动图式基础上发生的实践性智力。具体—形象思维又叫做表象性思维，既以表象为基本单位和基本工具的思维。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表象取代直观动作充当思维的基本单位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表象的产生以信号性功能为前提；二是由活动格局变为思维的格局，以表象由个别的静态的再现性表象发展为预见性表象为基础。表象一方面是人类活动概括和简化的产物，是活动的观念化，表象的演化和发展反映了观念思维逻辑的深化；另一方面，表象作为外部活动的观念替代物，其功能又是人的物质活动的观念图式，是人的活动和动作系统不可缺少的形成因素。可以说，表象作为外部活动的构成因素是表象思维的发展机制之一。表象思维同语言符号（主要是声音符号和图像符号）的结合，促使了由非语言的表象思维向有语言的表象思维的过渡，为表象思维发展到抽象概念思维奠定了基础。抽象—概念思维，又叫符号—形式思维，是以概念为基本单位和基本工具的思维，它是在表象思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概念是对于事物的本质和普遍性的概括。概念思维的形成依赖于人的概括能力的发展。概括就是异中求同，在观念中把对象和对象的属性区别开来，舍弃差别，抓住同一，在区别中看到同一，在此基础上把握对象的本质特征。概念就是对这种本质和普遍属性的反映和记载。通过概念，人们把一定的具体对象归结为另一已知的对象，达到对于对象的类别归并。由于一定的概念总是代表一定的事物，概念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做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思维可以通过对概念的操作而在不改变对象的现实存在状态的前提下达到对于对象的概念把握。概念的产生和运用，使思维可以在脱离对象甚至远离对象的前提下在观念中对对象加以分解、组合，从事思维操作，这就是抽象的符号思维。符号化的概念思维是文明思维的重要特征。当概念的抽象层次和程度达到相当高的哲理水平时，便形成了哲学思维。哲学思维是一种具有最大抽象性和最高概括性的概念思维。[4]
按照以上关于人类思维发展的三阶段说，《周易》的产生与形成实际上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和水平由具体形象思维向着抽象理论思维的一次时代性跃迁。《周易》区别于其它远古历史文献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的高度抽象性。这种抽象性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
首先，《周易》将世间无限多样和变化发展的事物规约为阴与阳二极，将阴阳看作宇宙万物赖以发生和演变的最基本因素，从阴阳的交感与互通来探寻世界演变的动因和规则，力求达到对于宇宙的生成、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终极原理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终极探索与思考，表明了最初的哲学意识。这也正如庄子所言：“《易》以道阴阳。”而“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在阴阳及其变化之中。萧汉明教授认为，“阴阳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思维最基本的思维形式之一。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那么阴阳五行说便是决定它的大致走向和面貌变换的决定性因素之一。”[5]阴阳大化和人生密切相关，成为世界的基础和法则，也成为《周易》解析世间万物的最基本概念、原则和方法。
其次，《周易》将阴阳符号化为阴爻和阳爻，用最为简洁直观的“－－”（阴）和“—”（阳）来加以标示，把极为复杂的世间万物规约为最为简单直观的符号，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在符号思维方面所达到的水准。成熟的人的思维是一种符号化的思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理性思维与人类活动的最重要特征。思维的水平与思维符号的水平之间有其正比相关性。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而符号则是‘指称者’。”[6]爻是一种符号语言，它一方面简单和直观，同时又非常普遍和广泛，从而可以包含和指称非常丰富的对象和内容。就连抽象思维大师黑格尔也认为：‘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1]（第120页）能够用最为简洁直观的符号来标示普遍和丰富的内容，这无疑只有在思维高度发达的水平上才能做到。
再次，《周易》通过爻的变化来建构不同的经卦、别卦和重卦，表明了其作者对于世间复杂万物及其动态变化的整体把握。《易经》分别用三个阴爻或三个阳爻，一个阴爻和两个阳爻，与两个阴爻和一个阳爻的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构成八卦，再由此八封的互相重合，组成六十四别卦。整个《周易》，既有六十四卦的卦画和卦名，又有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是卦画、卦名与卦辞、爻辞的有机组合。用如此简单的符号语言，《周易》试图建构一个庞大的宇宙发生与演化模型，即《易·系辞传上》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云云，并力图从中揭示出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社会发生的根源与发展的规律性。以最为简单的爻及其变化来建构和表达最为复杂和抽象的事物，这需要相当高度发展的抽象和理论思维。黑格尔高度评价《易经》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他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1]（第120页）正是通过《周易》，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华民族的原始初民在抽象理论思维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和水平。
2.《周易》的内容折射着当时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状况，记载着古代先民对于当时复杂的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特别关注与初步思考
从内容上看，《周易》具有一种特殊的百科性质，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种特殊的原初百科全书的地位。有学者认为，《周易》尤其《易经》具有原初性质和百科性质。“所谓原初的性质，是指《易经》是古代先民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探索外部世界和人生奥秘的最初尝试，是先民获得的知识和经验的最早记录。所谓百科的性质，是指《易经》的内容包罗万象，它是先民的百科全书，先民试图从《易经》中寻求生活的指导，寻求查找一切问题的答案。这两种性质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具体地说来，《易经》的原初性质决定了它的百科性质，在人类生活发展的初期，人们获得的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这种百科的性质，或者说这种百科的性质正反映了此种知识体系的幼稚性。”[7]《周易》作为原始初民的百科全书，以各种方式记载着当时的自然、社会和民族生活，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正是由此，人们把《周易》看作一本古代的探讨自然的书，也是一本探讨社会的书；既是中国古代的科学之初，也是中国社会的人文之源。有学者专门研究《易经》中的科学，从中发掘出历史学、地理学、天文学、天象记录、历算学、数学、医药学、化学、植物学、生化学等在中国的历史雏形。[8]也有学者专门探讨《周易》中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图景，认为其中贯透着原始初民对于生命价值的自觉与创造，对于人文、超人文与次人文之统合等。[9]《周易》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成为后人了解远古时期中国的自然、社会和民族生活状况的最重要而且直接的资料。
3.《周易》的选择表达着当时的人生智慧和行为原则，反映着趋利避害和预见未来的价值取向
我国著名周易研究专家刘大钧教授认为，“归根到底，《周易》是一部筮书。若全面研究《周易》，只讲解经文而不谈及筮数，那是不行的。”[10]《周易》的直接作用是占筮，以查验吉凶，帮助行为决策。《易经》的主要条文，均为对于各种卦爻象位等的解释，记载着各种类型的占筮故事。在人们的现实的和多变的生活中，吉凶祸福随处可遇，成败毁誉时时会有，如何才能有效地面对和选择？孔子有言：“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以明吉凶。”为了更好地预测吉凶，《周易》的作者提供了卦爻象位、卦爻辞和变通等原则，要求人们能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日、月、星辰的排列秩序和运行规律，涉及自然的时序与变化。把握天文，才能顺乎于天，得利于天，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指人类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尤其是人们对于人生目标和道德理想的追求。把握人文，才能处理好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真正掌握人自身的命运。在这里，把握天文是为了发展人文，以人文化成世界。人文的具体内容包含着真、善、美、圣，人文化成的最高境界则在于至真、至善、至美、至圣等等。为了实现这种目标，《周易》强调要有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美德意识、谦恭意识等。《易经》的许多卦爻，如履卦、谦卦、复卦、恒卦、损卦、益卦、困卦、井卦等蕴涵着对于美德的颂扬和提倡。有学者统计，大部分的卦爻都与吉凶相关，而又以求吉避凶、凶中求吉、逢凶化吉为基本的价值趋向。这恰如有学者所言：“身为上古社会精英的作《易》者们不但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和淑世的责任感，同时在《易》书中为鼓励一般人能避恶行善，而提出吉凶的根据。”[11]正是在对于吉凶利弊的认识、评价和选择中，表明了当时的人们趋利避害、去凶求吉和化难呈祥的愿望与追求，也表达着当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
4.《周易》的思维方式汇集着当时的思维工具和认识方法，表达着最初的终极关怀和哲学意识
《周易》不仅是一种象数之书，也是一种义理之书。在占筮和解卦的复杂过程中必然要运用各种相关的思路、原则、逻辑、范畴和方法，从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逻辑规则和认识方法，而且在这些具体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背后，还渗透着当时的宇宙观，表达着当时人们的哲学意识和终极关怀。由此我们不仅能够从《易经》的卦名、卦画、卦辞、爻辞等中分析出某些极有价值的哲理，尤其能够从《系辞》对于《易经》的总体性解释中看出某种较为完备的哲学体系。汤一介先生认为，从哲学上分析《系辞》对于《易经》的解释，可以从中看出两个解释系统：一为宇宙本体论的解释系统，一为宇宙生成论的解释系统。[12]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易经》的六十四卦构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整体性宇宙架构模式，故曰“生生之谓易”。世界上存在的事事物物都可以在这个模式中找到它一一相应的位置，“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地万物之所以如此存在都可以在《易经》的架构模式中找到其所以存在的道理，“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因此“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道”是世界万物的根本依据，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世间万物是现实的具体的，具有形而下的地位。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由此《系辞》在中国文化史上首次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经典论述，将“道”与“器”、“形上”与“形下”等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凸现了出来。从生成论的角度来看，《系辞》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的符号系统模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这个不断生成发展的过程中，“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汤先生认为，这两种解释模式实际上分别属于平面的开放体系和立体的延伸体系，在二者的结合上可以建构起统一的哲学体系。应该说，《周易》作为一种早期的义理之学，表达着中华民族的早期哲学意识，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整个发展发生了极为长远而且深刻的影响。
三、《周易》的现代意义
《周易》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源头，又在近年来成为中国文化研究中的热门学科和热点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于《周易》的现代意义的一种极好说明。一种历史文化典籍，历经几千年的沧桑，人们对其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热情不减，如果不是该文本本身具有某种特殊的魅力和价值，确实是很难想象的。对于《周易》的现代意义，现代易学研究及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已经从各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说明。本文立足于对《周易》的原初意义的上述理解来从以下方面揭示其要点。
1.《周易》的原初性质为我们立足当代对中华文化进行寻根究底和追踪溯源似的考察与研究提供了始源性的材料，有助于我们从根源性上来把握中华文化及其当代特点
在文化研究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越是面向未来，越是需要回首过去；越想把握现实，越是需要回到历史的源头。当代中华民族面临着振兴民族文化和参与世界新文化创造的历史使命，如何更好地理解具有悠久历史、多种流派、复杂纷繁的中国文化？从方法论上看，必须要有一种清醒的历史意识和寻根意识，着力于把握中华文化的基核。中华文化的基核何在？应当也必须从其源头上去寻找，这就离不开对于《周易》的反复探索与解读。《周易》的核心在“易”。什么是“易”？“生生之谓易”。运动变化，生生不息，繁衍发展，这正是宇宙存在尤其生命运动的真谛，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追求。正是在“易”的统摄下和对“易”的追寻中，阴阳、乾坤、天地、刚柔、正反、真伪、善恶、美丑、是非、强弱、祸福、生死、存亡、寿夭、得失、贵贱、黑白、荣辱、利害、忧乐、成败、盛衰等等相对之事能够相互转化，并且对人类生活发生影响，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灵魂。我想，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冯友兰先生把《易经》尊为中国的《精神现象学》，认为“在战国时期出现的《易经》中，这部《精神现象学》之为精神现象学的面貌就已经确定了。《周易·系辞》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这就是说，《周易》这部书，包括了宇宙间的各方面的事物，了解贯通于其间的道理（‘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又能用各种的公式把这道理表示出来，可以应用于自然、社会和个人的人事而不陷于死的条条框框（‘神无方而易无体’）”。[13]（第265-266页）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儒、释、道及其相应的各家各派，无不从中取其精髓而得以发展，而我们也只有透过对于《周易》的把握才能从源头上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发展及其内在精髓。
2.《周易》研究的历史沿革从一个侧面记载着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变迁和中国各个主要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为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周易》自产生以来就一直是各代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由此而形成了经久不衰的易学研究现象，构成了蔚为壮观的易学研究史。《易经》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历史名流学者不能不以研究和阐发《易经》易理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和重要使命。一部《周易》令多少智者贤人皓首亦难以穷经。然而，“历代为《周易》作传、注的人都是对于这部《精神现象学》有所贡献的。”[13]（第265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对于经典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既是一种对于本文的学习与解读，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与学术的创造和再创造的活动。每个时代的人们在其对于经典的理解和解读中必然受到自己的已有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同时又必然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灌注于对经文的解读与诠释之中。而每个时代的学者的思想实际上又植根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受到当时的时代的影响。因此他们所灌注于易学研究的思想内容，在很大的程度上又是他们那个社会的时代性内容。这样，通过对于不同时代的易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易学研究在每个时代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各个时代的差异，并从一个侧面把握时代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易学史，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历史的内在组成部分，不仅从一个侧面折射着中华民族的学术思想史，也从一个角度映现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在历史上，从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孔子作“十翼”，老子“引《易》入道”，庄子论“《易》以道阴阳”，到汉代班固将《周易》列为“六经之首”，宋代对于“河图”、“洛书”的特别关注，程朱以“理”释《易》；清代康熙、乾隆综合治《易》，整理出《四库全书总目》，将“易类”列为“经部”之首，再次确认《易经》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特殊地位。（刘大钧著《周易概论》，“历代易学研究概论（上、下）”，第140-223页）[10]20世纪以来，我国的易学研究也是几起几落，映现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变迁。正是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易学研究不仅有了儒家易学、道家易学、墨家易学等不同的学派之分，也有了先秦易学、汉代易学、唐代易学、宋代易学、清代易学、现代易学、当代易学等不同的历史形态之别。正是在对于易学发展史的全面把握之中，我们可以找到解读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进程的某种特别思路与有效方法。
3.《周易》所表达的人生智慧和思维方式对于当今人类把握现实与面向未来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周易》的智慧与方法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在，并具有未来的意义。直接地看，《周易》所记载的是古代先民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中所面对的问题和他们对于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方式，具有直接性和历史性，但他们在当时所遇到的问题又有许多是为后来的人们所共有的，从而具有某种超时代性。相应地，《周易》的理论与方法不仅适用于当时的事件和问题，也对后来的人们与社会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周易》和几千年的易学研究实际上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一种融汇与提升，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不少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至理名言、千古绝句，也成为了当代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内在组成部分。这方面的例子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周易》的智慧与方法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世界各国人民，具有人类的意义。直接地看，《周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它在中华大地上孕育和生成，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然而古往今来的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中又有许多共同和相似的东西，因此，《周易》的智慧与方法不仅适用于中华民族，也具有跨地域和跨国度的价值，对于当代人类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在历史上，许多重要的西方思想家都特别重视《周易》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将其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重要成果来加以看待，从中受到激发和启示。据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发明二进位制与他对于《易经》的研究有关。法国学者狄德罗在他所主编的《百科全书》中把《易经》及其相关的符号、象数等作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十分重视《易经》和《老子》，把阴阳辩证法看作中国人的“全部科学”或“最深的科学”。（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与辨证唯物主义》“导论”）[14]近代以来，对于《周易》的关注更是大大地超越了中国的国界，易学研究成为国际汉学界以至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这决不是一种空穴来风或表层时髦，而是一种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价值的深度发掘和时代性张扬。近年来，各国的易学会异常活跃，各种类型的国际易学研讨会在中国大陆、台湾和世界各地频繁召开，各地易学研究者不断推出优秀研究成果，易学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在中国台湾中华易经学会和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等重要易学研究机构的大力推动下，易学研究成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最重要领域和最活跃通道之一，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不难预期，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盛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进一步传播，《周易》和易学研究成果必将通过创造性转化而融入21世纪的世界文化，并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加速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2-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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