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理念论文,外交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近年来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力量结构及周边安全环境也随之变化。2010年以来，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重心转移，助长了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在领海和岛屿主权问题上改变现状的气焰。亚太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凸显了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和改革的外部压力。2013年，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系统阐明了中国周边外交的目标、方针和布局，标志着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升级”。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争论 周边国家与中国地理上相近，互动频繁，在新中国外交战略中始终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实现了正常化，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①此后，中国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在经济合作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冷战结束初期，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邻国达成边界划定协议，并分别于1996、1997年签订了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裁军协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以此为契机，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10＋3”合作，并于2010年建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关系呈现出良好态势，中国在周边区域的影响力显著增加。② 然而，2010年以来周边环境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新挑战。中国周边积累的一些矛盾纷纷迸发，从东到西开始显现出原有政策架构内难以化解的困局。特别是随着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在一些争议问题上“拉偏架”，刺激了地区矛盾，使得中国周边外交工作面临的复杂性剧增。归结起来，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挑战大致有三类：领土(领海)争端与矛盾集中爆发；主要大国在中国周边区域的战略竞争加剧；东亚区域经济整合遭遇瓶颈。这三者相互交织影响，化解难度很大。 在此背景下，如何评估中国周边外交挑战的严峻性以及是否应该适时调整相关政策，成为国内学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学者们对中国周边外交总体环境和面临问题的认识差别不大，而且一般都认为中国需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调整和丰富周边外交政策，但也存在分歧和争论。这些分歧或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中国周边外交是否应该放弃“韬光养晦”和“不结盟”原则；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哪个更重要及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方向应该如何确定。 第一，“韬光养晦”和“不结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理与大国和周边国家间关系长期坚持的主要原则，在相对实力提升和崛起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中国是否应该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和“不结盟”原则？如果改变这一原则是否有助于周边问题的解决？ 有观点认为，中国周边安全局势最好的地区之所以是西部和西北部，是因为有半军事同盟性质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存在，中国需要给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以使它们安心并愿意成为中国的朋友。③而且由于中俄都面临着美国加强在欧洲和东亚主导地位的战略压力，因而两国有通过结盟应对美国新战略的需求。④为此，中国应该调整“韬光养晦”和“不结盟”政策，与俄罗斯结盟并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这种观点主要基于中国的实力地位和外部压力等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判断。 与此不同，反对改变“韬光养晦”的观点则认为，国家在崛起中遇到各种挑战是正常现象，但从当前中国周边的形势来看，尚不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尽管中国经济发展成绩巨大，但综合实力仍存在短板。在这些学者看来，三十多年的外交实践证明“韬光养晦”行之有效，因而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实力提升时头脑发昏从而误判形势，如果改变“韬光养晦”原则将给中国的崛起带来更大困难。⑤ 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韬晦”和“有为”并不矛盾，不应放弃“韬晦”，而应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实现“韬晦”与“有为”的平衡。⑥即便中国应更加重视周边外交，也不应改变“韬光养晦”，而是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加强“有所作为”。⑦ 第二，2008年以来，“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成为国内决策界的共识，但在周边外交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应如何协调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与周边外交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直接影响着中国周边关系的变局，因而，把握中美关系大局是解决周边问题的核心。⑧虽然周边外交重要性提升，但经营周边的前提应是先稳定大国关系，在十年内周边外交还不能超越对美外交。⑨ 与此不同的观点认为，虽然中美关系是影响中国周边形势的重要因素，中国周边战略也需要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即“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的关系尽管会影响中国周边战略，但不应成为中国周边战略的全部或主导性因素”。⑩根据这一观点，鉴于中国周边外交及其问题有着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因而需要采取综合战略，而不应以中美关系为轴心转动。与此认识类似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周边存在诸多大国，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密不可分，因而应从整体上将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综合起来思考，而且由于周边问题比较突出，周边外交应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11) 第三，中国邻国众多，政治与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社会和文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东亚、南亚和中亚等周边区域，大国力量对比和关系状态也不同，而美国加强在东亚地区的战略运作又直接增加了中国应对相关问题的压力。在此情况下，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方向应该如何选择？ 对这一问题主要有“西进”、“走向南方”和“大周边”三种观点。“西进”是一种影响比较大的观点，认为中国应积极发展与西部国家的关系，在能源和商品通道建设、经贸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和社会人文等领域加强合作。其主要战略依据是，中美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已日益具有“零和”的特点，如果中国积极“西进”，中美可在投资、能源、反恐、防扩散和维护地区稳定等诸多领域有较大的合作潜力，而且几乎不存在与美国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12) “走向南方”的观点认为，由于中亚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中国“西进”会引起俄罗斯的警惕；中国还缺乏足够实力与美国对抗，所以也不能“向东”。因此，比较可取的选择是走向东南亚、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3) 与这两类观点不同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大周边”理念，认为中国“大周边”的地理范畴应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中国周边外交须统筹“六大板块”，并整合“海上突破”与“积极西进”两种思路。(14) 以上关于中国周边外交政策选择的激烈争论，充分反映了周边外交形势和问题的复杂性。2013年以来，中国周边外交非常活跃，国家领导人在出访周边国家时均对中国的政策与立场有了新的提法，并通过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系统阐释了周边外交的战略新构想。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新理念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变化有什么意义？本文将在总结周边外交政策变化的基础上，结合现实对其体现的新理念进行解读和思考，并回应上述关于周边外交政策选择的争论。 二、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及理念变化的主要方面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周边外交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高度重视。2013年是中国周边外交极其活跃的一年，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先后出访了中亚与东南亚国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与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新政策。(15)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了与中亚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全面提升关系的政策主张；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提出与东南亚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新政策。随后在10月24日召开了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这是专门就周边外交工作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会上表示：“中央就周边外交工作专门召开座谈会，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周边外交工作的高度重视。”(16)这既说明了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也表明中央决心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周边外交政策，积极应对近些年周边外交工作中涌现的难题。此次会议确定了“今后5年至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明确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5～10年的规划周期，表明此次会议要确定的是一个中长期的周边外交战略。 (一)政策的延续与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延续性。1997年，中共十五大在“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这一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睦邻友好”和对一时解决不了的争议问题“暂时搁置、求同存异”的周边外交基本原则。2002年，中共十六大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普遍向好并且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的背景下，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加入周边外交政策。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2012年，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17)可见，在“睦邻友好”的基本原则确立之后，周边外交政策随着现实的变化不断发展，内涵日益丰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1年8月中央也召开过周边安全问题座谈会。将两次座谈会进行比较，可清晰地看出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调整与理念变化。 首先，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存在很大差别。从经济上看，2001年周边安全问题座谈会召开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9年到2001年一直保持着7％以上的增长率，是区域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国家。(18)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却面临内外双重挑战：内部源自亚洲金融危机的压力，外部来自北美和西欧等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浪潮。(19)此外，2001年中国将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些东南亚国家因担心与中国存在出口方面的竞争而心存疑虑。(20) 从国际战略环境看，1996年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江泽民主席与东盟领导人进行了首次会晤并建立了中国与东盟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01年7月，中俄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总的来说，2001年前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在稳定发展。(21)但中美关系在此期间经历了戏剧性变化。2001年初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4月发生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但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反恐，中美关系得以缓和，为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机遇期。 2013年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相较于2001年出现了巨大变化。此时，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区域第一大经济体，并成为区域内许多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一些国家开始担心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中俄及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中国与日本和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历史和岛屿主权争端等问题集中爆发；中国推进东亚区域合作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美国加大对东亚地区的战略投入，成为影响亚太地区合作与安全的关键因素。 其次，两次会议所强调的周边政策重点有所不同。2001年的会议重申坚持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和平解决争端。其中，尤其强调政经结合，即“通过支持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巩固我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的“以经促政”思路，并明确指出美国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关键因素。(22)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外交工作应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处理周边外交问题上，应做到“亲、诚、惠、容”。具体而言，经济上应“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安全上“推进区域安全合作”和“增进战略互信”，人文方面实现“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3)关于这一战略布局的目标、方针、布局和工作思路，后文将进一步讨论。 (二)周边外交政策调整的特点 综合2013年以来的周边外交活动，可以发现周边外交政策有三个比较突出的变化，即周边外交的战略地位得到提升、处理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的理念进行了更新以及周边外交的目标得以升级。 1.周边外交的战略地位提升——周边外交在外交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明显加强 中国大周边范围内集中了美、俄、日、印等当今世界主要大国，处理周边问题，无论是领土(领海)争端还是区域经济合作，都必须与这些大国打交道。中国和主要大国及周边中小国家之间相互影响，可以说周边外交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国外交。随着中国的崛起速度加快，面临的国际压力显著增强，而主要大国给中国施加压力的基本媒介之一就是中国的周边，大国压力和周边压力交织在一起，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习近平主席在座谈会讲话中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积极运筹外交全局，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24) 在中国的外交全局中，大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与周边外交密不可分。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如上文所述，既有争论主要有三个观点：周边外交重于对美外交，中美关系是周边外交的核心，大国外交、对美外交与周边外交综合思考。实际上，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长期存在于中国周边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周边外交、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外交绕不开美国，两者经常缠绕交织在一起。但是，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东亚的基本格局下，稳定对美关系与稳定周边关系，何者居于更为重要的优先地位或需要投入更多的外交资源，成为观察中国外交政策变革的一个重要视角。中国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强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在于“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25)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6)其主要目的是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即“维稳”，这是一种崛起国与现状大国之间进行危机管理的战略。而周边外交则不同，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包括缓解领土(领海)争端，打破区域合作的瓶颈以推动区域整合，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互信与合作等，可以说周边外交重在“经营”。对于中国来说，对大国的“维稳”和对周边的“经营”都不可缺少，但“经营”需要投入更多的战略和外交资源，需要突出其在外交全局中的优先地位。 2.处理周边经济关系的理念更新——从“互惠互利”到更强调“惠及” 历史上，中国具有秉持“厚往薄来”的原则处理与周边政权关系的传统。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坚持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积极吸引投资和扩大贸易。中共十八大报告则提出“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27)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明确，在坚持“互惠互利”的同时“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与“惠及”理念相对应，明确提出在外交工作中“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强调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不能仅从经济利益出发，还要“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28)“惠及”具有单向度，主要是指中国的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好处，其前提是中国必须比周边国家发展得更好，而且必须具有经济实力优势，否则就不可能“惠及”。“惠及”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已具有承认自身是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强国这一基本现实的自信；“义利观”则表明，中国将改变以往周边外交主要基于经济合作和经济利益的政策，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将从全局着眼，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强调提高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质量。 3.周边外交工作的目标升级——从周边稳定与区域合作到“命运共同体” 在中国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时候，突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为经济发展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因而往往奉行“经济实用主义”，其基本逻辑是“以妥协求和平，以和平保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缓解社会矛盾”。(29)这种逻辑运用到周边外交上，至少有三层含义：首先是尽量搁置与周边国家的争议，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专心于国内经济建设；其次是在与周边国家保持和平的同时，积极与其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它们的资源和市场；最后是以经济上让利的方式密切与周边国家关系，以经济利益带动政治问题的解决，同时通过让利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密切经济联系，将经济相互依存(特别是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作为保持关系稳定的“压舱石”。 这种“经济导向”的周边外交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体现和延伸，也是在中国经济处于急剧发展时期比较合理的选择。它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从沿海、沿边开放到向周边国家大规模投资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是，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发解决所有的安全和政治问题，经济合作也无法破解安全难题。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和总体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周边安全与战略环境的复杂化，中国周边外交出现了经济投入成本和政治收益高度不对称的状况，中国在周边“以经促政”的战略效果开始下降。例如，东盟国家对在经济和贸易领域过分依赖中国日益表现出担心，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边际效益正在逐步递减。(3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导向”思维，平衡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安全诉求，确立更高的全方位的目标，“命运共同体”理念正适应了这一现实要求。 “命运共同体”不仅要求密切经济联系，还要求安全上互信，文化上亲近，是一种共同发展、安危与共、休戚相关的关系。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正式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31)同月，李克强总理在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了全方位的“2＋7合作框架”，并表示这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对未来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政策宣示。(32)“命运共同体”与“亲、诚、惠、容”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体现了周边外交工作的目标升级，即从以维持周边稳定与经贸合作为主到从经济、政治与安全等领域全面经营周边。 三、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政策思考 突出地位、更新理念和升级目标，是今后中国周边外交的基调。落实这些战略和理念的调整，还需要结合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在“亲、诚、惠、容”的理念中，“亲”是目的，“诚”和“容”是主要手段，“惠”是基础。“惠”主要指经济方面，而“诚”和“容”主要指安全和政治方面。“亲、诚、惠、容”内涵丰富，是“睦邻、安邻、富邻”的进一步提升，这必然要求中国加大对周边的战略投入，要求更加奋发有为地全面推进周边外交工作。 奋发有为与战略审慎并不矛盾。中国快速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周边关系向强势中国下的结构转变，以中国为主线的矛盾凸显，很多问题和中国联系起来了”。(33)当然，从积极辨证的视角来看，实力既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也是引发问题的重要根源，(34)关键是在互动中如何运用优势实力。正如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所说，虽然中国反复宣称“永不称霸、永不扩张”，但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实力的相对上升，周边中小国家难免不时产生畏惧或猜疑声音。(35)再加上美国的因素，不难理解为何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位之后，一些积累多年的周边问题冲突竞相进发。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还没有“羽翼丰满”，而在“羽翼未丰”的快速成长时期尤其需要战略审慎，需要认识到虽然经济手段很重要，但“经济思维”不可能化解日益尖锐的安全问题等多样的挑战。现实情况需要中国在完善经济惠及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安全合作，不回避对区域安全的责任，力所能及地参与周边区域公益建设，发挥与实力相匹配的负责任地区大国的作用，避免战略上的推诿或冒进。 (一)完善经济上带动周边国家的方式，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 对于中国这个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言，经济上的惠及是发展周边关系的重要基础之一。例如，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过程中，东盟对中国充满疑虑，于是中国通过“早期收获”计划单方面减税，缓解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心。这充分说明，与东盟国家关系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在于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它们相对获益。(36)但是，从来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没有经济利益的内在驱动不可行，但利益惠及本身也会带来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让利具有“边际效应”，随着让利的持续，获益方会对让利的感知越来越不明显。例如，关税取消后，再实施其他贸易便利和优惠措施，很难产生先前关税大幅度降低所带来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只能开辟新的合作领域，而这只有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前提之下才能实现。 第二，带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直接投资，包括矿产资源的开发等。但是，当他国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或者说中国对一个国家的投资越来越多的时候，经济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在这个国家兴起，因为不对称依赖意味着脆弱性的增加和自主性的降低，再加上一些中国企业只顾逐利而忽略社会责任等行为，更会加剧部分国家民众对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批评。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惠及周边国家，不仅要带动周边国家的政治、企业精英，更要惠及周边国家的普通民众，否则一旦该国发生政治变动就会直接影响其与中国的关系。“交朋友先交心”，与一个国家交往除了要结交精英的心，更要交民众的心。为此，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明确指出，“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 综上，要使中国发展更好地惠及周边国家，需要加强统筹研究。具体包含以下方面。 其一要丰富内容，既要密切经贸往来，推动新的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升级既有自由贸易区，也要加强经济风险防范和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还要共同推进周边次区域合作，推动落后地区共同开发，不断培育新的合作点，形成经济上的联动互惠网络。 其二是要规范方式，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扩大合作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矿产开发等直接投资，除了追求企业利益之外，也要照顾到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的可持续性等问题，更要遵守严格的环境和质量标准，以免引发误读和冲突。(37)随着中国支持周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中国的资金和企业将大规模进入周边国家的重大项目建设，这迫切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 其三应兼顾不同的主体，既要考虑所在国的精英也要照顾到其普通民众。毫不夸张地说，从长远看，发展与周边国家政府、精英群体的利益联系和发展与周边国家民众的利益联系同样重要。中国对周边国家在经济上的带动，不应仅限于贸易、投资和援助，不仅要注重大型的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还应更加重视通过小型项目来解决周边国家一些地区民众急需解决的发展难题。因为大项目虽然很重要，但其感知度有一定的周期，经过一定时间就会被淡化，而且还会出现个别国家政府刻意不宣传的情况。而深入周边国家民众之中的开发项目，虽然投入金额少，但可以解决这些民众眼前的难题，利于当地的发展，造福于一方百姓，同时也把友好的种子播撒在当地。重要的是，这种情谊不易被淡化，如果多播撒这样的种子，积少成多，积点成片，其效果将不可估量。 其四须积极参与区域公益建设，为周边国家的全面发展贡献力量。为区域公益做贡献的方式很多，包括救灾、经济风险防控和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等。目前，中国关注比较多的是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由于周边很多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中国利用自身优势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广阔。例如，中国当前积极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为该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项目提供融资保障和结算平台；(38)推动新亚欧大陆桥和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通道建设，在技术、装备以及融资等方面给予支持。(39)这些关系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项目，在密切中国与周边国家联系的同时，也有助于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周边地区生成。 总之，促进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但为了避免出现“一厢情愿”和“出力不讨好”的情况，在具体措施和幅度等方面还需总结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 (二)以诚相待，采取实际行动做区域安全的贡献者和维护者 在国家安全自助和意图不确定的国际关系中，很少有学者或政治家重视“诚”的理念，因为一般不会有国家把自身安全寄托于其他国家的“诚意”之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诚”不重要，特别是对于大国而言，“诚”是塑造国际声誉的基本要求之一。“诚”的内涵丰富，具体到周边外交，至少应该包括以诚相待和信守承诺两个方面。以诚相待是指不回避现实存在的分歧和冲突，明确划定自己的底线，同时尊重周边国家的顾虑和感受；信守承诺则是指要严格履行自己的政策主张和达成的协议。以诚相待有助于消解猜疑，从而保障或提升自身的战略信誉。 作为大国，中国可在东亚实现安全上的自助。但是，周边国家的安全能力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一些国家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还有一些国家实力较弱且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安全。(40)如果中国只追求自己的单方面安全，只注重自身安全问题而忽视周边众多中小国家的感受，只会使中国自身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因此，习近平主席强调：“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41)作为地区中具有巨大体量的国家，中国需要以诚相待，甚至以大事小，从多方面推进与周边国家安全上相互信赖。(42) 其一需要展现诚意、释放善意，以消解疑虑，这是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一直秉持的原则。例如，建国以来，中国在解决陆地边界争端中坚持以“强硬对扩张，宽和对现状”，通过互谅互让协商谈判解决争端。(43)有学者通过系统研究建国后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行为发现，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时不恃强凌弱，更不欺负较弱的邻国。(44)中国主动提出与东盟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是展现中国愿与东盟和平共处的诚意。 其二需要加强沟通，通过不同层次的对话增进了解，更要确保承诺的可靠性，这可以从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邻国边境地区裁军协定的成功范例中得到证明。该协定详细规定了边境地区军备的类型和数量、武器的销毁标准，并从细节上规定了如何进行定期相互视察和监督。(45)信任源于细节，非常详细的协定条款是保证协定可信的关键，这也是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边境地区形势相对平稳的重要保障。 其三应积极发起、参与或推动周边区域及次区域安全合作，做多边安全的倡导者和互利安全的推动者。在传统安全问题上不回避责任，坚决打击试图破坏地区秩序和地区稳定的行为，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为周边国家提供支持，做地区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贡献者和领导者。 (三)对周边区域整合和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持包容态度 十八大以后，中国领导人一再展现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46)就包容而言，尊重文化多样性、尊重各个国家按照本国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时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从周边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现实来看，强调包容应该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美国推动的以自己为核心的亚太区域合作，二是如何看待一些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关系。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比较高，而且美欧是中国关键的经济贸易伙伴，所以，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贸易谈判及其带来的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调整必然直接影响到中国。一般分析认为，一旦美国主导的两大超区域贸易谈判达成，新的高标准规则将会增加中国企业进入美欧市场的难度。在东亚地区，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的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已加入TPP谈判，这使得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安排更加复杂化。关于美国推动的以自己为核心的亚太区域合作对中国的影响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更加注重利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47)其推动TPP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在遏制中国的同时维护美国对国际规则主导权。(48)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为，TPP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有助于整合原有的自由贸易区(FTA)从而降低“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机会。(49)无论美国的意图是什么，面对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调整和区域经济整合，中国必须秉持包容的态度，构建和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积极参与激烈的竞争。对此，中共中央确立了“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方针，(50)并与东盟国家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建设，提出RCEP与TPP可以交流互动、相互促进，(51)主张“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坚持开放、包容、透明的原则”。(52) 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压力相对容易缓解，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周边一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随着美国高调推进“亚太再平衡”，积极在中国周边开展外交活动，一些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得到缓和或加强，国内一些媒体和学者认为，美国的这些举动具有“围堵”或“遏制”中国的意图。中国最近的系列对外宣示，表明了对周边国家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的“脱敏”。 首先，“亚太地区是中美两国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实现合作共处，对地区形势和中美关系发展都至关重要”。(53)从历史和现实需求看，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发展关系绕不开美国，中国周边也是中美密集互动的场所，中美关系状态对中国与部分邻国关系和东亚区域合作的影响是客观的和难以回避的，(54)中国应具有正视这一事实的开放心胸。 其次，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具有全球影响性，双方着眼点都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周边。只要中美关系整体上稳定，在周边地区即便存在摩擦也会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尽管在一些周边敏感问题上不能排除有冲突扩大的风险，但正如王缉思所指出的，“在摩擦和竞争中维护住大局稳定”仍是比较可能的预期。(55) 最后，周边中小国家有根据自身利益考虑自主选择外交倾向的需求，即便有些倒向美国，地缘上的邻近性和中国经济的强大辐射力也会使它们在借助美国的同时而不过分刺激中国。实际上，东盟国家比较有利的选择是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最不利的情况则是中美之间对抗或冲突加剧而东盟国家不得不选边站。(56) 因此，中国应以成熟自信的心态面对一些周边国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或与美国改善关系，无需因一些传统友好国家与美国接近而紧张，更没有必要因一些国家主动亲近美国而疏远它，也不要因一些国家拉拢和借助美国而心存顾忌。 (四)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亲疏关系 与友好相比，“亲”是一个水平更高的关系，并且带有感情因素。亲疏不是敌友，国家之间有亲必有疏，中国在战略上应重视亲疏关系，也可主动利用亲疏关系化解一些因崛起而带来的战略压力。 首先，在战略上保持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扩大友好国家数量。亲疏是相对而言的，战略上亲近的国家是化解被孤立压力的重要战略资源。在理念上可将“亲”分为两类，即战略上支持或是在重大问题上不反对、不干扰。就现实而言，周边国家中在战略问题上明确支持中国的国家较少，但大部分国家并不愿与中国为敌。因而，中国在稳固传统友好国家的同时，应积极扩大对中国战略上不反对、不干扰国家的数量，防止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被孤立。 其次，战略上巧妙利用“亲疏”关系。日本屡屡拉拢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周边国家，试图一致对付中国，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和“民主安全菱形”等遏制中国的设想，但效果并不明显。(57)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充分发挥了传统友好国家的作用，并在战略上对日本和东盟国家区别对待。例如，对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蓄意挑衅，中国进行了积极反制，逐步掌握主动权。在中日关系高度紧张时，中国对越南采取“促和促谈”的政策，两国于2011年10月确立解决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后推进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58)比较有效地避免了争端复杂化和扩大化，并启动了政府间边界谈判。(59) 最后，要清醒认识亲疏关系的实质与限度。与“睦”相比，“亲”更近一步，而且富有感情色彩，但要真正实现“亲”并不容易。国家间关系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小国对主权和安全的敏感度高，生存是其首要目标。中国周边中小国居多，对小国而言，谋求安全主要有“抱团取暖”和“借助大国”等方式。中国的规模和实力对周边中小国家而言都太大了，这种差距使它们难以规避中国的影响力，而且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的几次战争，还留在一代人的记忆之中。因此，不难理解一些国家存在寻求外部力量以平衡中国的内在动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另一方面搭乘中国经济的顺风车，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一方面寻求靠近美国增强安全感。(60)这也是为何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就能“呼朋唤友”，而中国的善意行动却难以消解一些国家的“中国威胁论”。 要实现中国与东盟周边国家真正的“亲”，其前提是中国的实力足够强大，即便这些国家引入美国的力量也无法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追求平衡中国反而会损害自身从中国获取的利益，只有这时它们才会与中国真正“亲”起来。换言之，亲不亲关键取决于力量对比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整体上看，中国周边大国与小国交错存在，周边国家有的借助外部力量平衡中国，也有周边国家借助中国平衡其他大国。比如，中亚一些国家靠近中国有平衡俄罗斯的影响的考虑，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具有绝对的优势，中亚国家与中国的“亲”必然是有限度的，即不能越过俄罗斯能够容忍的底线。亲疏关系受历史因素影响，但亲疏的选择主要基于现实利益考虑。 四、周边外交工作的重点选择：争端解决与区域合作 周边是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地带，虽然从经贸关系上看，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联系更为密切、合作程度更高，但周边各个区域对中国都非常重要，任何一个方向出现动乱都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安全。因而，周边外交工作重点的选择以紧迫性议题为导向更为合适，而不是提前设定重点区域方向，因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可能在不同周边区域出现，对不同的周边区域都需要兼顾。在目前和今后比较长的时期，积极谈判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和推进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将会是周边外交中不可避免的议题，而且前者的解决直接影响着后者的开展。 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原因比较复杂，“搁置争议”对维护中国周边环境稳定和争取良好的发展环境曾起到巨大的历史作用。(61)从长远看，问题永远搁置也不现实，中国北部边界问题正是因为及时解决而维护了稳定，对于未解决的争端，有些情况下即便中国想搁置，也无法避免一些国家别有用心地挑起事端。因此，在维护周边环境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应区分不同情况，推动与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端的解决。对短期内难以解决，并且能有效管控的争端，可继续搁置以等待合适的条件与时机，如与印度的争议。对于一些越拖越难以解决的争端，要尽快创造条件，争取主动权，如钓鱼岛问题。特别是对一些为国内政治目的故意挑起争端并试图破坏地区秩序的国家，可予以重点反制。 区域化是中国周边地区的一种基本趋势。在中亚地区，俄罗斯具有传统影响力，无论经济、安全还是能源开发与运输，中亚国家都一定程度上需要俄罗斯。(62)冷战后，恢复在包括中亚在内的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目标，为此，俄罗斯积极推进与中亚一些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同时，中国在中亚的经贸影响持续增加。必须承认，这可能会带来中俄在中亚区域合作上的潜在主导权之争。对此，中国应采取务实的态度，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层面、与中亚邻国的次区域层面以及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层面，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同时充分尊重俄罗斯的历史影响力。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时，提出与中亚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同时也提出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的原则，强调“愿同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为建设和谐地区做出不懈努力”。(63)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面临着成员国扩大和增加合作内容的要求与压力。(64)政策界比较谨慎的看法是，应尽量保持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和安全功能，发挥其对区域合作的政治引领作用。就上合成立以来的运行来看，其在中国保持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政治关系稳定、维护中国西北边境稳定、打击三股势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将经济议题引入上合框架，将使其无法专注于安全问题。国外学者也担心，如果上海合作组织快速扩员、不断增加议题，该合作机制必将受到削弱。(65)在笔者看来，如果扩员和增加合作内容不可避免，发展与中亚等国家的经济合作可考虑通过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组织”等专门的经济合作机制，也可通过此机制吸纳南亚等地区的国家。 东亚地区大国的竞争关系比较复杂，既有区域内的中日竞争，也有区域外美国的介入。在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方面，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表现在对区域合作事务领导权的竞争上。(66)在大国竞争难以调和时，由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是比较现实的选择。长期以来，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是东亚经济合作的基础之一，有分析认为，“东盟的领导作用体现在对其他合作伙伴具有粘合力。如果没有东盟作为领导，就很难想象把所有各方都带入一个合作框架之内”。(67)但必须承认，东盟得以发挥领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区域大国相对克制的竞争。(68)从“10＋3”的发展过程看，东盟的领导能力仍难以应付多重竞争。(69)在实力不足又力图维持领导地位的情况下，东盟比较有效的策略是利用大国之间的竞争来进行平衡。因此，在区域合作机制建设问题上，东盟存在将区域外部力量引入的激励。 此外，为了在各种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同时维护自己在区域机制安排中的领导地位，东盟在区域机制建设过程中追求灵活性，从而可在不同的力量间进行协调，以防止大国凭借实力优势主导机制运作。为了增强选择性，东盟分别与各方对话，从而形成了大国围绕东盟的机制体系，导致东盟缺乏将不同的机制整合在一起的内在动力。在设计具体机制时，为了保持灵活性，东盟尽量选择非正式化的合作形式，在议题选择上集中关注自己关心的议题。东亚区域合作的深化受大国竞争和经济发展差异等客观环境因素限制，东盟领导力的缺失更使得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建设呈现比较严重的分散化和非正式化。(70) 从目前东亚合作的困境来看，东亚区域合作迫切需要有能力、有意愿提供公共产品并能照顾各方利益关切的领导力量来积极引领合作走向。就中美日三方的战略关系而言，东亚区域合作很难实现“双重领导”或“多重领导”，加之东盟实力有限，难以起到实质带动作用，东亚区域合作要想往更高水平推进，中国不仅应提出有利于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的倡议，还应在支持“东盟主导”的同时，根据自身实力和实际需要为促使区域合作整合做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五、结语 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效果的检验尚需时日。这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政策，还取决于周边国家的反应，需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才能看到影响和变化。越来越清楚的是，周边国家今后在与中国交往时会越来越感受到中国解决问题的风格变化。中央周边外交政策的新构想、新思维和新提法，必然会导致中国周边外交具体行动的变化。 对中国而言，全面推进周边外交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包括统一思想认识和加强机构间的协调等。在确定总体战略之后，更需深入研究，明确战略所要应对的问题和威胁的次序、可调动的资源、运用资源的方式等，以合适的手段实现战略目标。(71)中国的崛起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虽然存在诸多难解的问题，但崛起中的中国也在不断塑造着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关系，周边外交政策的调整无疑是理解中国外交转型的一个很好的风向标。 注释： ①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13.html。 ②冷战结束后，因中国崛起和东亚影响力的持续增长，导致了东亚格局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对于其分析参见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关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具体分析，参见David Shamba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2004/2005,pp.64-99; Sun Xuefeng,"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Multilateral Policies in East Asia (1997-2007)",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0,No.3,2010,pp.515-541。 ③阎学通：《从南海问题说到中国外交调整》，载《世界知识》2012年第1期，第32～33页；阎学通：《中国外交全面改革的开始》，载《世界知识》2013年第24期，第15～16页。 ④阎学通：《俄罗斯可靠吗？》，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第21～25页。 ⑤吴建民：《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1期，第8～12页；吴建民：《已经天下第二，还要韬吗？》，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2月11日，第1版。 ⑥相关讨论参见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第4～9页；徐进：《在韬晦和有为之间：中国在保障国际安全中的作用》，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第83～102页。 ⑦《推进周边外交：不改韬光养晦加强有所作为》，载《南方日报》2014年1月8日，第A4版。 ⑧张蕴岭：《把握周边环境新变化的大局》，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第12页；张蕴岭：《如何认识周边关系与变局》，载《东方早报》2012年9月18日，第4版。 ⑨《推进周边外交：不改韬光养晦加强有所作为》。 ⑩傅梦孜：《中国周边战略问题思考点滴》，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0期，第20～21页。 (11)袁鹏：《关于新时期中国大周边战略的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0期，第30～32页。 (12)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载《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7日，第14版。 (13)赵可金：《走向南方可能是中国今后十年的战略重心》，载《世界知识》2013年第24期，第22～24页。 (14)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25～46页。 (15)《中国周边外交步入新一轮活跃期》，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3日，第3版。 (16)《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17)历次党代会报告参见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351850/index.html。 (18)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9、2000和2001年东亚国家平均GDP增长率分别为2.8％、3.6％和0.7％，中国分别为7.1％、7.9％和7.1％。参见The World Bank,"East Asia Update",October 2001,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EAPHALFYEARLYUPDATE/Resources/550192-1101735173665/Overview.pdf。 (19)1999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出席东亚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提出，东亚面临着进一步克服金融危机影响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的双重压力。他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启示是，东亚经济要转危为安，恢复发展势头，不仅需要各国坚持推进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且需要东亚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参见《朱镕基总理在东亚国家领导人第三次非正式会晤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1999年11月28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b_602314/zzjg_602420/yzs_602430/dqzz_602434/dmyzrh_602464/zyjhy_602474/t25702.shtml。 (20)2000年11月24日，朱镕基总理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时，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释疑。他指出，有的东盟国家对中国人世后双方在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引资等方面可能产生竞争有疑虑。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不尽相同，中国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市场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东南亚国家。而且，中国利用外资的多半也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而非发达国家。中国入世对东盟国家意味着市场的扩大和商机的增加。参见《朱镕基出席东盟—中日韩领导人会晤》，载《新华每日电讯》2000年11月25日，第1版。 (21)参见《面向新世纪、开创新局面：唐家璇外长谈中国外交》，载《人民日报》2000年12月14日，第6版。 (22)江泽民：《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318页。 (23)《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24)同上。 (25)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12年5月4日，第2版。 (26)王毅：《继往开来，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纪念中美建交三十五周年》，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4版。 (2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28)《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29)阎学通：《历史的惯性》，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30)高程：《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39～40页；李晨阳：《对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反思》，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4期，第14～15页。 (31)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第2版。 (32)李克强：《在第十六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0日，第2版。 (33)张蕴岭：《如何认识周边关系与变局》。 (34)在理论研究中，有观点认为，实力与安全的曲线关系表明，在实力达到相对安全点之后和超过绝对安全点之前，实力增加会导致安全递减，在此阶段崛起压力比较大。相关分析参见Davide Fiammenghi,"The Security Curv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Neorealist Synthesi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4,2011,pp.126-154。 (35)巴里·布赞认为，对中国崛起心存顾虑的国家，会认为“和平崛起”是中国的战略欺骗之辞，并不能确保中国实现崛起之后会延续“和平崛起”时期的政策，因而中国的实力增长必然会引发猜疑。参见Barry Buzan and Michael Cox,"China and the US:Comparable Cases of‘Peaceful Ris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6,No.2,2013,pp.109-132。 (36)陈琪、周舟、唐棠：《东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顾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4期，第51～81页。 (37)相关分析参见王碧珺：《被误读的官方数据：揭示真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载《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1期，第61～74页。 (38)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共同发展》，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14日，第2版。 (39)李克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30日，第2版。 (40)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1～48页。 (41)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12年7月8日，第2版。 (42)在理论研究中，对于国际关系中互信与合作的关系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合作主要由利益驱动，信任因素影响较弱，信任源于重复合作中对彼此的行为与偏好稳定的预期，在某种程度上信任是合作的结果；也有观点认为，虽然利益驱动合作，但合作离不开信任，否则即便存在共同利益，由于意图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也可能会导致次优结果。对信任与合作关系的讨论参见Andrew Kydd,"Trust,Reassurance,and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2,2000,pp.525-357; Brian C.Rathbun,"Before Hegemony:Generalized Trust and the Creation and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5,No.2,2011,pp.243-273。 (43)聂宏毅、李彬：《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政策选择》，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第33页。 (44)M.Taylor Fravel,"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erritorial Dispu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2,2005,pp.46-47. (45)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7年第5期，第617～653页。 (46)《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47)张宇燕：《再全球化浪潮正在涌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第1页；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81～97页。 (48)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27页。 (49)魏磊、张汉林：《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意图及中国对策》，载《国际贸易》2010年第9期，第54～58页。 (5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51)李克强：《变化世界中的中国：在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3日，第3版。 (52)李克强：《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1日，第3版。 (53)胡锦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11年1月21日，第2版。 (54)相关分析参见张蕴岭：《中国与邻国的新关系》，载《当代亚太》2007年第2期，第3页；G.John Ikenberry,"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8,No.3,2004,pp.353-367。 (55)王缉思：《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国际环境》，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1期，第6页。 (56)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及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是一个争论比较多的话题，相关研究和争论参见 David C.Kang,"Hierarchy,Balancing,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3,2003/2004,pp.165-180; Robert S.Ross,"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Security Studies,Vol.15,No.3,2006,pp.355-395; Evelyn Gob,"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2007/2008,pp.113-157; Steve Chan,"An Odd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Balancing:East Asian States'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2,No.3,2010,pp.387-412; Ian Tsung-Yen Chen and Alan Hao Yang,"A Harmonized Southeast Asia? Explanatory Typologies of ASEAN Countries' Strategies to the Rise of China",The Pacific Review,Vol.26,No 3,2013,pp.265-288。 (57)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案例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20～22页。 (58)《中越签署关于指导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载《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2日，第3版；《中越启动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专家工作组磋商》，载《人民日报》2012年5月31日，第21版。 (59)《中越举行政府边界谈判代表团全体会议》，新华网，2013年12月6目，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2/06/c_118457930.htm。 (60)相关分析参见约翰·伊肯伯里：《地区秩序变革的四大核心议题》，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8页；周方银：《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第31～34页。 (61)相关分析参见张清敏：《中国解决陆地边界经验对解决海洋边界的启示》，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4期，第3页。 (62)Julie Wilhelmsen and Geir Flikke,"Chinese-Russian Convergence and Central Asia",Geopolitics,Vol.16,Issue 4,2011,pp.874-876. (63)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第3版。 (64)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过去和未来的5年》，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第35～36页；《上合组织遭遇扩员争论》，新华网，2011年11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1/08/c_122251166.htm。 (65)有吉尔吉斯斯坦学者提出：“上合组织不应当膨胀到无限大，或者扩张到难以控制的规模，不要发展成庞大复杂无法达成共识和做出决策的组织。”参见奥斯莫纳昆·易卜拉伊莫夫：《上海合作组织：希望与期待——吉尔吉斯斯坦视角》，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6期，第66页。关于成员数量和议题范围等因素对合作机制影响的理论分析，参见Barbara Koremenos,Charles Lipson and Duncan Snidal,"The 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4,2001,pp.761-799。 (66)具体分析参见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18～26页。 (67)张蕴岭：《可贵的“东盟方式”》，载《人民日报》2007年8月8日，第3版；Min-hyung Kim,"Why Does a Small Power Lead? ASEAN Leadership in Asia-Pacific Regionalism",Pacific Focus,Vol.27,No.1,2012,pp.111-134。 (68)具体分析参见 Evelyn Goh,"Institu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 Bargain in East Asia:ASEAN's Limited 'Brokerage' Rol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1,No.3,2011,pp.386-392。 (69)张蕴岭将东盟领导能力的弱点归为三个方面：“一是东盟的集合领导力受到内部分歧的制约；二是东盟保持中心地位的强烈意识使其对扩大保持戒心，担心被大国吃掉；三是东盟共同体建设进展不快，担心大区整合冲垮东盟。因此，东盟无论是在构建东亚政治合作框架，还是在整合自贸区上，都显得举棋不定，左右摇摆。”参见张蕴岭：《寻找推进东亚合作的路径》，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8～9页。也有类似观点认为，“东盟仍然是东亚合作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量，但其内部缺乏一个有力的领导核心，影响力受到领导权之争等内部分歧的牵制，难以提出长远明确的战略规划”。参见朱光耀：《“十一五”期间中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和财经外交重要性的分析》，中国财政部网站，2006年，http://wjb.mof.gov.cn/pindaoliebiao/zcyj/201101/t20110104_401045.html。 (70)有观点认为，虽然东亚区域合作设计了数量众多的合作机制，但具有明显的“无效的功能合作”特点，难以有效应对危机或解决冲突。具体分析参见John Ravenhill,"East Asian Regionalism:Much Ado about Noth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Issue S1,2009,pp.215-235。也有评论认为，多种进程、多种机制并存有其积极的一面，可增加东亚经济合作动力，推动区域整合，也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也存在潜在风险，重叠与繁复意味着协调难度的加大、管理成本的提高。该评论认为，各种合作机制孰优孰劣，有待时间检验，关键要看能带来多少合作机遇，能收获多少合作成果，能在多大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至于由谁来主导合作进程并不重要。参见《东亚合作进程中的大国角色》，载《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7日，第3版。 (71)关于周边战略目标与手段相匹配问题的分析参见刘丰：《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手段及其匹配》，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5期，第4～21页。标签：时政外交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外交争端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外交政策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韬光养晦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