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碣中看临汾蒲县明代东岳庙演变论文_梁惠倩

从碑碣中看临汾蒲县明代东岳庙演变论文_梁惠倩

梁惠倩

山西师范大学

摘 要:东岳庙位于蒲县城东二公里的柏山之巅,始建时间不详。碑刻中最早关于东岳庙的记载是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的《重修东岳庙碑铭》。现存明朝东岳庙的碑刻共有22通,其中记录了东岳庙在明朝的兴建状况、庙会情况及其中佛教的传播。本文以明代碑铭为东岳庙的研究视角,探寻蒲县东岳庙在明代的演变状况。

关键字:明代 东岳庙 碑刻 发展

蒲县东岳庙坐落在城东两公里的柏山(古时也称翠屏山)之巅,庙宇依山而建,坐北朝南,环山皆为松柏,“青松苍柏环于四周,上及于巅,下及于趾,郁郁然,森森然,无虑千万章。”[]鸟语柏香,景色宜人“花竹交加,云烟吞吐,四时之景呈露,盖有千态万状,虽霍山、王屋之秀,不能有加于此。”[]

一、明代东岳庙的兴建

东岳庙始建时间不详,据清光绪六年(1880)《蒲县志》言其“庙祀相传已久,莫考其始,自唐贞观年间以来屡加修建。”[]庙中现存献亭前右角覆盆柱础上有题记:“蒲县西关施主杨喜……泰和六年五月重五日工毕,本县郭下石匠李霖。”泰和为金代章宗年号,泰和六年即1206年,说明东岳庙距今800年前就已存在。

从元末到明朝末期,据碑文记载东岳庙被重修8次,重修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种:一因地震庙宇倒塌,是在元末“大德癸卯,心思不虔,地遂以震,致宫一倾为瓦砾之场……延佑丙辰地震,栋宇再摧。”[]于是“岁次戊午,居义与同舍友乔居进及弟子张士柔,复作大殿五楹,前为香亭以祠仁圣帝,后宫以祠圣妃,东西庶七十有四楹,以祠诸神。”[]这次重修即为现今东岳庙的雏形。二因民众信仰神灵,渴望得到神灵的保佑,所以在洪武乙丑春(1385)重修东岳庙,“民之好善敬神者,咸欣跃趋役,不召而自来,不集而自至,故未浃旬而落成之”。[]三因庙宇年久失修,共历经6次,分别是明弘治年间(1504)“神像暴露,正殿、献殿、寝殿、山门,及七十四司诸祠,栋宇欹斜,盖瓦剥落,椽笺损坏,墙壁倾颓,风日不遮,雨露时侵,神不堪栖”[]、正德八年(1513)“庙之功程,大概将复初建之制,近为后宫司廊修葺日久,又致敝坏”[]、万历三十六年(1608)两次分别为东岳庙“第时久则颓圮,亦物极之固然”和太尉司“慨其圮而且陋也,随惬皇其象俨,整饬其殿宇”[]、万历三十八年(1610)“夫惟历时愈久,庙宇象颜倾颓,虽修葺补缺,代不乏人,而功缘浩大,一时聿新,尤其难者”[]、最后为天启元年(1621)“夫惟历时愈久,庙宇象颜倾颓,虽修葺补缺,代不乏人,而功缘浩大,一时聿新,尤其难者”[]修葺了地狱藩垣。

明朝除重修庙宇之外,在万历和天启年间都为东岳大帝重塑金妆。其中万历年间有三次之多,第一次万历二十九年,碑刻中只记录了捐资重塑的人员“纠首 王仓 籣文金……”[],第二次万历三十三年“举地藏十王、引路菩萨、救苦天尊、崔府真君、六部三曹,殿宇像颜俱已金妆聿新”[],最后一次万历四十三年“父老子民,各秉及输金,凡得铜若干,铸像一座,约高九尺,圣颜巍巍,金流煌煌,灿然壮观,称完美矣”[]。重塑东岳像都是当时平阳府的民众自发集资完成,表明当时本地民众对神灵的信仰之深,从侧面也证实了当地百姓经济状况良好。

此外,明朝时东岳庙还新建了三个建筑,东岳庙的大门、八音钟和看亭。明成化十三年(1477)《新建东岳行宫大门记》载邑人唐公“捐己俸资,督工修理。创建祠门,仑焉奂焉;装塑圣像,赫然奕然。”[ ]八音钟现位于东岳行宫大殿东南角廊下,是明嘉靖六年(1527)造,《八音钟铭文》曰“蒲县化乐义官张得甫等,见得东神岱岳庙旧钟一个,破坏不堪,同众发善心,各施财不等,共捐工价银一十两,重新铸造,永远在庙悬挂,祈保众善信士合家大小吉祥如意。”[]1992年出版的《蒲先志》记载看亭是明洪武八年所建,“顶盖歇山式,4根角柱之上额枋交织成井架,每面施斗拱五朵五踩,单翘单下昂,亭中央雕有小木作井,中悬雷公柱,屋檐平缓,藻角舒展。”[]这三所建筑的修建使东岳庙建筑基本成型。

由此明朝时期,官员及民众对东岳庙的建筑以修缮为主,新建为辅。由官员主持重修的有三次,明洪武十八年(1385)《重修东岳庙记》碑文中“知县王侯禋祀于兹,瞻其庙庑蛊坏弗支,乃慨然有葺理意,时政务倥偬,未遑也。及其治定功成,遂倡僚友各出禄米,以为营缮之资;邑之善土阎思道,又能承侯美意,赞襄厥事甚力。于是仆者起之,欹者正之,损者益之,缺者补之,丹楹刻桷,山节藻税,檐阿绘采,焕然一新。”[]明弘治十七年(1504)所刻《重修东岳庙记》中记载“至十四年,邑令庆都李公冕求知足县,谒于祠下,覩其殿宇庑司毁坏益甚,慨然有感”于是命令社中人推举有才能之人来主持修缮事宜,“推霍姓讳俊者荐之。霍俊毅然以重修为已责”[]集资完成了修缮。明正德八年(1513)所刻《重修东岳庙记》又一次记录了当时县令张公彪任武俊来修缮东岳庙的经过情形。民众集资修缮的记录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重修东岳行宫记》“蒲民张显仁、师景阳,毅然欲新之,置簿而请命于余,余为之首肯。”[]《重修太尉司碣》“本邑信士王聚贤、曹珠、张所知、刘登科,聚谒于斯,慨其圮而且陋也,随惬皇其象俨,整饬其殿宇。”[]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东山重修聿新记》“有沁水善士张显仁、师景阳者,夙称懿德,真诚孚众,协志募绿,善士白朝宰、贺一千,俱自竭诚重修,已有年矣。”[]明天启元年(1621)《募碑垣记》亦记录了县人集资修缮的过程。

东岳庙在明朝前、中、后期都得以修葺和完善,一是由当地官员组织发起的,这表明了当时朝廷由上而下尊崇道教的背景;二由普通民众出资修缮,说明当时民众经济状况良好,百姓有能力负担此项支出,并有渴望神灵保佑的迫切心情。

二、明代东岳庙的庙会活动:

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庙“东岳大帝”诞辰之日。每年此日都要举行盛大祭祀活动,自明朝以来该日就成为临汾及周边县市民众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明代碑刻中有对庙会的最早记录,明弘治十七年(1504)碑刻《重修东岳庙记》描述称:“每岁三月二十八日,邑之众社虔诚报□然。不特邑人先期,而四方不分贵贱、商贾,远近香火,雾庙云集,肩摩踵接,不胜其多。”[]到明正德八年(1513)的碑文也记载“每岁三月二十八日一会,合晋地遐迩之人,掳(撼)诚祈报者,肩之摩,踵之接,有如云集而雾翕;途之填,道之塞,有如蚁聚而蜂拥。”[]由此可见其盛况。庙会时香会的活动除了上山布施之外,还有担刀还愿的,不过这只是香客的个人活动。

庙会的高潮是朝醮,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仁圣会记》云“庙曰东岳,威灵显赫,各省咸于三月二十八日,岁岁进奉,香火在在,建设清醮,百而千,千而万,自开庙以来,真不可胜记。”[]这可以说是现存碑刻中有关建醮的最早记载。民众建“仁圣会”为东岳大帝祝贺诞辰。

记载建醮朝山活动的还有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碑刻《善应锡类记》中“岁三月旬终圣诞,其报谒应祷,香火云集,不啻亿万人焉,咸布散也。……纠众敛分,每岁诞竭诚建醮,卒之因善及善,渐之同会者四百有奇。”[]四十二年(1614)碑刻《洛阳里修设清醮碑记》中明确记载,蒲县北部的洛阳里库拔村,以纠首崔来吉、崔尚贤、韩登富等人“化一方之善士,聚集一会,舍在己之资财,修设斋醮,乃清心洁体,奉诵经文,炙香秉烛,答报神恩,迄今二十余年。”[]从立石时间前推二十年,也就是说,这种活动至迟在明万历二十二年已经产生了。明天启六年(1626),刻石《修设陈建圣会碑记》,会首是张一辉,杨正秋,修会三年,其活动主要就是建醮朝山。明天启七年(1627)《东岳碑记》就记载了“今有尧都之郡以汾西县寺头等里各村庄不一,每聚醮银设建祝贺。幸遇三月下旬八日,东岳老爷圣诞之辰,设建庆贺,清醮四载壹周,众会人设心立石刊名万代不朽也。”[]可见朝醮组织地域之广。

各醮组织叫“社”或“会”。领导者叫“纠首”、“社首”如碑刻《建醮碑记》云“纠首李仲信等,笃兴善念,纠众建醮,峰阁山上下神只俱崇祀之,虽一善之集,各出众头,而纠同路应倡率之功较居多焉”。[ ]

综上,东岳庙会的朝醮仪式一般为当地民众集资完成,民众为“仁圣帝”庆祝诞辰,祈福保佑,修存善念。再用剩余的资金来修补庙宇,整饬宫殿。

三、明代东岳庙中佛教的深入

以儒、道、佛为主的三教融合思潮和现象,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就延续不断并日渐盛行。明朝宗教以佛教和道教为主,势力和影响最大,是明朝宗教的主体。明朝统治者也多崇信佛教、道教,大量封授和开度僧、道,频繁举行佛、道法事,带头修建佛寺、道观,编刻和颁赐佛藏、道藏,如临汾隰县小西天《永乐北藏》。这一切无疑对佛教、道教起到了很大的提倡和保护作用,也使它们之间的影响逐渐加深。

东岳庙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的碑刻《重修东岳庙碑铭》中提及“其后道流曹居义……居义与同舍友乔居进及弟子张士柔”[]以及在明洪武十八年(1385)《重修东岳庙记》中“道士闰义 刘思岩”[],明成化十三年(1477)《新建东岳行宫大门记》“看守庙 王□”[]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仁圣会记》中记载“本寺住僧 本深 性亮 性善 行德 明善 善旅 明香 善祥 觉文 善众 广运 善福 王宾 张冀 冀官”[]。从元末的“道流”曹居义、张士柔,明朝初期道士闰义到明朝中期看守庙人再到明晚期有僧人居住,东岳庙的管理人员经历了从道士到普通民众再到佛僧的转变,佛僧占居民间祠庙,一方面说明佛教发展之势深入民间,另一方面表明了佛教有专门的僧侣人员为其基本的组织力量,道教却没有。

到明天启六年(1626)《修设陈建圣会碑记》“龙兴寺僧 洪宿 行盛 如澄 性宽 玄通善讲”[]佛教成员参与道教的大规模的敬神祭神活动,更说明了彼时佛教的扩张趋势。因此佛教在东岳庙的传播广泛深入。

综上佛教日益深入民间,并与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这正是明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的具体变现——由教理的佛教走向信仰的佛教,从僧侣的佛教走向庶民的佛教。没有世俗化,佛教很难获得更多民众信仰,从而获得长足发展,神圣性势必难以持久。

对于明朝佛教世俗化和庶民佛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台湾学者就予以肯定。如,牧田谛亮指出:“中国近二千年的佛教史发展,考虑其推动中国佛教史的因素,假如无法确实了解仅有极少数的僧侣在指导,而实际靠无数的庶民大众以其信仰之力护持这一事实,真正的中国佛教史是无法成立的”[]。因此,日本学者很早就提出,明朝佛教为“庶民佛教”。

而碑刻记载蒲县东岳庙在明万历年间开始有佛僧居住,除了与此时佛教的发展之势和佛教世俗化有关之外,还与当时明朝廷的宗教政策有关。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执政长达四十八年,他一改明世宗崇道抑佛的政策导向,对佛教四大名山相当护持,不但拨款修庙、供僧,也印造了大藏经赠予各大名山,促成了万历佛教的全面复兴。

四、结语

明朝宗教的主体是道教和佛教,在宗教政策上也多以扶持和保护为主。所以蒲县东岳庙在明朝各个时期历经数次重修,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民众都对东岳庙的重修格外重视。作为统治者要通过宗教来达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作为民众则要在宗教中寻求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有了蒲县东岳庙独特的“四醮朝山”祭拜仪式。而明晚期蒲县东岳庙作为道教教观又有了僧人居住,说明这一时期佛教在蒲县的扩张性和平民性。

参考文献:

【1】(清)罗良柱等.蒲县志[M].清光绪6年(1880)铅印本.

【2】(清)胡聘之辑.山右石刻丛编 [M].清光绪27年(1901)刻本.

【3】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张世贤主编.蒲县志[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5】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6】王东全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蒲县卷)[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

论文作者:梁惠倩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5年9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6/15

标签:;  ;  ;  ;  ;  ;  ;  ;  

从碑碣中看临汾蒲县明代东岳庙演变论文_梁惠倩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