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精神的新发展与人类自我认识的新境界——对西方传统人学发展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发展论文,人学论文,新境界论文,理性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性精神的形成与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
人类在探索外部自然世界奥秘的同时，也不断地认识着自身。卡西尔认为，人类对自身的内向观察会随着文化的发展而愈加显著。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构成其存在的一部分，根据对自身认识的状况，人类调整自身的行为，“改变他的实际存在”（赫舍尔语）。然而，人类意识之初对自身的内向观察并不意味着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了理性地审视自身的能力。要达到理性地认识自身的水平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人类必须能够自觉地将自身同自然界区分开来并提升出来，能够将自身作为单独的对象来加以认识。在人类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相互混融的状态下，人们受一种自在的、无意识的、直觉的、神秘的、非逻辑的意识支配，根本谈不上对自身的理性认识。“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区分开来了”（注：《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3版，第90页。）。从本能人、野蛮人向自觉的人、文明人的过渡和转化，正是人类从自在自发的意识状态向自为自觉的意识状态的飞跃，这一飞跃象征着人类理性精神的诞生。理性的原初本意就是指人类所具有的自觉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主观心理活动，以及人类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逻辑思维能力。这种理性主要是一种认知意义上和人性意义上的理性。理性精神的诞生为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哲学是人类理性活动的产物。理性概念的明确提出始于古希腊哲学。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理性不仅具有其原有的认知层面和人性层面的内涵，而且获得了本体层面的意义。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理性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表现为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即“逻各斯”；在柏拉图那里则成为感性生活世界之上的理念世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被描述为支配有形的感性世界的纯粹形式。不论是逻各斯、理念、还是纯粹形式，它们都是整个世界的绝对实体。这样，本属于人类本身的理性便脱离了人本身，获得了一种超人的地位和价值。人们崇尚理性、抬高理性、赞美理性、追求和向往理性，将理性视为万物的主宰，人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达到美好的境界。古希腊传统理性精神对人类自我认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在传统理性精神的支配下，人们将理性视为人的本质特征，“人是理性存在物”成为人类关于自身最基本的认识。人来源于自然界，人的肉体组织决定了人永远无法脱离自然界，人与其他动物具有共同的自然属性。然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而在于人具有理性。为了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传统理性特别抬高理性的价值，理性生活高于感性生活，将理性与人的灵魂相联系，并以此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据。
其二，理性至上至善至美的传统价值观，确定了人类通过对自身之外的形而上的理性世界的追求和认识来认识自身本质与价值的基本路向。理性的本体论化及其完美性决定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认识和把握这种理性，而人类灵魂中固有的理性能力正是沟通作为宇宙本体的理性的中介。人类的神性就在于通过认知理性把握宇宙理性。人类的命运于是便具有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依赖灵魂中的理性能力体认宇宙理性，从而达到神性；另一种是屈从于肉体感性欲望，远离宇宙理性，走向堕落。传统理性精神就是要引导人们达到神性而避免堕落。人类只有向形而上的世界寻求自身的本质和价值才能跃升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第三，传统理性精神的价值观深深地影响到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既然人类具有把握宇宙本体的理性能力，可以通过形而上世界的探求而达到神性，那么，人也便可以遵循宇宙理性来改造自然界和自身的生活世界，从而进入人间天堂。人理所当然是地球的主人，可以通过对宇宙理性的不懈追求而获得无穷的力量。在动物与神之间，人是唯一兼具自然属性和神性的存在，而人的使命则在于摆脱自然属性而达到神性，成为自然的控制者和主人。
第四，传统理性精神对人类自我认识的影响遍及认识、道德、伦理、价值理想、人生追求等各个方面，而传统理性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必然影响人类自我认识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传统理性的展开和发展过程中，当一种理性形式被另一种理性形式所批判和超越时，人类对自我认识的各个方面也便发生巨大变革。
第五，传统理性精神具有自身固有的限度，这种限度对人类自我认识的最大影响在于，使人类自我认识的矛盾尖锐化。比如，传统理性精神对宇宙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逻辑性、秩序性、稳定性、真理性、绝对性、无限性、一般性、整体性、规律性和抽象性等价值目标的追求，一方面使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上升到了更高的精神境界，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人类对自我的差异性、个体性、非理性、感性欲求等方面的忽略；传统理性精神对人类自身的把握，突出了单向性、平面性、宏观性，而对人类多重属性和方面及其微观考察则显得很不够，结果，人被抽象化和简单化了。这种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尚未揭示出人类自身的许多身心之谜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类存在的许多潜能和内在矛盾尚未在实践中展示出来造成的。也许这正是传统理性精神得以充分发展所付出的必要代价。但没有宏观的、整体上的自我认识和理解，人类也谈不上对自身的微观考察，没有传统理性精神的充分发展，也不会促成人类对自身的多重把握和更加科学的认识。“矛盾”是发展的动力，这既符合传统理性精神本身发展的历史，也符合现代理性精神和文化发展的历史。
二、传统理性精神的发展与人类自我认识的艰难历程
理性的成熟、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人的自我认识的深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理性精神的发展是与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而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着理性精神的不同特征和不同表现形式，也使理性本身获得了特定的时代内涵。西方传统理性精神的发展正是通过赋予理性以不同的时代内涵并使之具有不同的特点及表现形式来实现的。理性的不同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而这种核心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正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基本尺度。在传统理性精神发展的过程中，理性的各种表现形式都得到充分展示，人类在各种理性精神的支配下对自身都进行了相应的理解和阐释，同时也都表现出各自的局限，甚至在特定条件下，走向了理性精神的反面。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人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自我认识在各种理性观念的交替发展和互相作用中曲折发展的艰难历程。
1.宗教理性。从表面上看，宗教和理性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也是传统的看法。然而，理性的本体化已经使理性和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后现代思潮中有不少大思想家正是看到了传统理性与宗教之间的这种同构关系，所以将矛头直指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的理念论将世界分为感性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这种二元分立的世界格局的形成正是理性本体化的结果。本体化的理性观念经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噶派的发展，在中世纪与希伯莱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基督教神学。中世纪宗教神学与没有经过理性精神“洗礼”的原始宗教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是古希腊传统理性精神的变化，是一种理性化的宗教，或者说是一种以理性形式出现的宗教，因此，也可称之为宗教理性。从对上帝的论证到基督教教义的制定和阐释，都渗透了理性精神。正因如此，这种宗教理性才能在传统理性精神得到一定发展的条件下仍能束缚人们的灵魂长达千年之久。中世纪宗教神学也不同于从其他理性形式中衍化出来的宗教，基督教神学的价值观与古希腊传统理性精神密切相关。在中世纪宗教神学那里，古希腊哲学中的宇宙理性或理念世界演变成了人格化的上帝；上帝之城高于尘世感性世界，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代替了对宇宙理性的崇尚。总之，理性的至上、至善、至美已经由万能的上帝所代替。基于这样一种宗教理性，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带有一种浓重的悲剧色彩：人是有原罪的，这种原罪源于人类灵魂因受肉体感性欲望的引诱而堕落这一事实；人必须甘心忍受现世苦难，向上帝忏悔，终生赎罪，死后才能进入天堂。在这种宗教理性的统治下，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渗透了一种神秘色彩，人类被自身设置的陷阱所迷惑。作为完整的人在这里发生了灵与肉、感性与理性、精神与物质的严重分裂，人类生活世界陷入矛盾和困境。
其实，上帝的本质无非是传统理性精神所弘扬的宇宙理性，而宇宙理性无非是人类自身本质力量的象征——理性的抽象化。费尔巴哈揭示宗教的本质时深刻地指出，“无限的或属神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本质；但是，这个精神本质被从人里面分离出来，被表象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者”（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下卷，第327页。）。恢复理性的本来面目，重新将人的主体性、 创造性与理性精神统一起来，这是理性精神得以进一步发展，人类自我认识得到进化的前提条件。这正是启蒙理性的初衷。
2.启蒙理性。当宗教理性无限地抬高上帝、贬低人性、宣扬信仰高于认知理性的时候，宗教理性便走向了人类理性精神的反面，使人的主体性和个性遭到外在神秘力量的扼杀。启蒙理性就是要重新恢复理性与人性的统一，将理性从虚幻的天国降到尘世生活世界，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启蒙理性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从反对蒙昧主义、弘扬人性伟大这个角度来讲，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反封建、反正统宗教的思潮都是启蒙理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理性、科学精神和主体创造性都得到高度赞扬，人类将自身从天国降到尘世，理性精神得到世俗化，人的感性欲望得到充分肯定，人类恢复了自己的尊严。文艺复兴时期被西方著名文化史学家布克哈特称为“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的确，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重新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确定了人本哲学视界，这是人类理性精神的重大进步，也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大飞跃。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公开承认他们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继承者，他们使启蒙理性得到高度弘扬。在启蒙运动中，理性在两个方面得到新发展：一方面，理性与资产阶级人权相结合，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理性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相联系，形成了科学技术理性，这也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文化精神。在“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条件下，人们用理性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推翻了上帝的统治，理性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成为万物的主宰。启蒙理性消除了上帝统治人的神话，同时，启蒙理性向技术理性的转化意味着启蒙理性正在走向人控自然的神话。“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实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启蒙理性使人类从上帝的奴仆转变为世界的主人，而人的主体性的跃升全靠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理性促成了人类神性意识的形成，人的神性意识就是人类中心论的本质。在启蒙理性大发展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发现了支配人类行为的规律并使之在类似物理学或动物学的理性的社会学中得到具体化，那么就能研究并揭示人们的真正意愿，并且能够通过那些与物理的和精神的事实的本质相结合的最有效的方式使这些意愿得到满足。在科学技术理性的支配下，人们相信，用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靠科学技术可以认识人的一切奥秘，解决人的一切问题。人就是机器，就是一座钟表，道德、信仰、宗教、自由等一切问题都能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得到解决，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最有效的途径。在启蒙理性、技术理性的支配下，人类更加突出了自身的非动物性，即理性特征。正如赖西所揭示的，人们“过分强调智性、‘纯’机械之物；强调同本能相对立的逻辑和理性，同自然相对立的文化，同身体相对立的心灵”（注：赖西：《法西斯群众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等等。然而， 当人类试图通过自身之外的另一种对象化存在——科学与技术来认识自身之时，也就蕴含着一种新的危险。这种危险在理性精神的极端表现形式——绝对精神中体现出来。
3.绝对精神。在启蒙时代，理性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反蒙昧主义的有力武器，正是靠理性的神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权利才日益得到巩固、发展。当技术理性代替了上帝的位置，人们通过科学和技术看到人类自身的神性时，世俗化的理性便又被神话化了。这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充分显露出来。黑格尔将理性精神视为脱离人的、支配宇宙的最后的根据和动力，绝对精神通过自身的外化、对象化来表现自身，并通过对象化的方式，以正、反、合的格式，逐步实现自身。人只不过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工具和中介。人成为完全被动的、无主体性的奴隶。至此，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之后人再一次被一种超人的神秘力量消解了。如果我们抛开绝对精神作为理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就其本质来分析，就会发现，绝对精神与中世纪的宗教理性别无二致。因为绝对精神也同宗教理性一样，无非是人类理性的抽象化、绝对化、普遍化，并上升为一种宇宙为本体的结果。费尔巴哈深刻地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是别的，只是抽象的、与自己分离了的所谓有限精神”（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上卷，第 104页。）。因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就是宗教理性的秘密所在，是宗教神学的最后的避难所。可见，传统理性不仅可以表现为人格化的上帝，或理性化的宗教，也可以表现为宗教化的或神化的理性，二者是两极相通的。在这两种形式下，人都失去了主体性，成为自身异化存在的奴隶。至此，启蒙理性借助科学和技术的神威杀死了“上帝”，而技术理性向绝对精神的转化又使人被新的力量“杀死”。
古希腊传统理性精神的形成，曾经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使人类自我认识上升到新的境界；宗教理性是传统理性的变体，是人类自我认识的误区，人类被自身的理性精神所迷惑；启蒙理性将人类从理性的迷惑中唤醒，并借助科学和技术的力量重新确立了人的神威，使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弘扬；然而，理性的极度发展，技术理性的膨胀导致人类再度受到理性的束缚。在绝对精神中，人再度失去了自身。从宗教理性，启蒙理性与技术理性到绝对精神，传统理性精神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大大的“之”字，人类自我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启蒙理性对宗教理性的批判，只是就其宗教性而进行的批判，而并没有对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同构性给予深刻揭示，没有从根本上反思传统理性的局限，结果导致理性精神的极度发展使人类再次陷入理性迷惑。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我们看到传统理性已走到尽头，从根本上彻底反思传统理性的局限，超越传统理性，形成健全的现代新理性，已成为人类自我认识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
三、健全的理性与人类自我认识的新境界
对传统理性局限的反思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精神的主流。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都是从叛离黑格尔、批判传统理性的价值观开始的。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崛起意味着人类对传统理性的彻底反思，人类自我认识已达到新的水平。从非理性主义对传统理性精神过分强调人的理性特征的批判到实证主义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化的否定，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造，到技术异化批判理论、批判理性主义对启蒙理性、技术理性的深刻反思，以至于后现代思潮对传统理性精神所确立的人类中心论、等级论、逻辑中心主义、体系化、权威主义、文化霸权等核心内容的解构与否定，各种理论和派别有的以极端的形式，有的以温和的形式，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对传统理性精神进行了总体性批判和反思。各种理论派别尽管风格各异，甚至相互之间有着尖锐矛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都为现代新理性精神的形成做出了独到的贡献。虽然从现代文化思潮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派别和人物中，还无法看到现代新理性的全貌，但综合整个现代文化思潮的总体精神和实质，并与马克思实践观相结合，在世界性文化大潮的交流、碰撞乃至冲突中，一种现代新理性或称健全的理性的生成，便已不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这种健全理性的形成意味着人类自我认识水平达到了更新更高的境界。
首先，健全的理性内在地包含着总体性人学的自觉，是科学精神与人本精神的完整统一。理性的成熟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自觉。人类对自身的理性思考和把握构成了人学的基本内容。哲学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学问，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人学。但人类理性精神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既无法离开自身，又必须离开自身（通过人类对象化存在来认识自身），这种内在的矛盾使人学常常离开人本身，在特定的条件下，人学变成了神学或某种实体学说。历史上出现的人本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分化与对立，也是人学研究的内在矛盾造成的。这表明人类处在传统理性的支配之下必然造成人学研究的片面性，甚至陷入自我设置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正因如此，每当人类自我认识出现困境之后，总要出现一种人类“回归自身”的强烈要求。文艺复兴“人的发现”时，中世纪宗教理性是如此，现代西方文化思潮中的人本主义对绝对精神和技术理性也是如此。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人类重陷理性的迷惑之中呢？这就需要超越理性的某种具体形式，不再固守理性的某种特殊形式来认识人本身，而是以总体性的人为核心，从人的各个侧面和层次展开对完整人的研究，充分揭示人的多重属性和多义性，形成总体性人学的观念。这正是健全理性的内在要求。
其一，健全的理性要求把人视为理性、非理性的统一。人是“理性存在物”，离开理性意味着走向原始和野蛮，这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最基本的道理。但人又具有非理性特征，人是有感情、有欲望、有意志、有信仰的动物。针对传统理性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忽略，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克尔凯各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思想家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人的个体体验与感受、意志、直觉等非理性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与人的生命存在和价值联系起来。弗洛伊德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潜意识、本能等非理性因素进行了深层的探讨，在人类精神领域进行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哲学和心理学中的非理性思潮几乎贯穿于20世纪文学、艺术、戏剧、音乐、诗歌、绘画、雕塑等所有文化领域。肯定人的非理性因素并不是要否定人的理性特征，更不是不要理性，而是要扭转传统理性对人的片面理解，使理性与非理性完整地统一起来。罗素认为，过高地抬高理性与过高地抬高非理性都是危险的。加缪也认为，绝对地否认理性是徒劳无益的。理性在其特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也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单纯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荒谬的。在健全的理性中，人的理性、非理性相互融合，在各自的范围内相互为用。
由于人的多重属性和多义性，健全的理性所包容的人学必然是一种总体性人学。不论是传统理性精神统治下的人学，还是现代西方文化思潮中的科学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语言哲学，都从各自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人的某方面特征。健全的理性就是要综合所有关于人的本质及特征的认识，扬弃各自的片面性，形成对人的立体把握。正如卡西尔所说，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构成了完整人的各个方面。“正是通过这方方面面，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才能得到全面而立体的认识并将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其二，健全的理性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理性。既然健全的理性是与总体性人学相统一的，那么它就必须建立在一种能够综合和凝结人类各种属性和方面的人类本体之上，这种本体就是实践。马克思实践观的创立，既超越了传统理性单纯通过“外求”方式来认识人的基本路向，也超越了现代西方文化思潮中有些流派单纯诉诸人的某种内在的非理性因素来认识人的方法。因为实践是融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本能、社会性与自然性等多重属性和方面为一体的总体性活动。人类实践活动是一种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重转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自身之外的物种尺度与人自身的内在尺度（如价值尺度、审美尺度及情感尺度等）完整地统一起来。“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50～51页。）。正是人类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生活世界非常深刻的基础，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在这个基础上得到培育和发展，人类的一切奥秘都可以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构的分析得到解决。因此，实践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在实践基础上，健全的理性才能真正地与总体性的人学科学地统一起来。
其三，健全的理性蕴含着一种现代人的危机意识和有限意识，因而具有一种内在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特征。人类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发展，使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力量日益增强；人类借助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从根本上摆脱了大自然对人的威胁，消除了人类无力抵御自然力量的袭扰而产生的忧患与恐惧意识。传统理性精神的充分发展确立了“人类中心论”的神话，人们自信凭借理性与科学人类可以达到神性。然而，人类文明的发展并没有实现传统理性精神的初衷。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异化了。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则证实了启蒙理性的另一个悖论，即“每一个企图摧毁自然界强制的尝试，都只会在自然界受到摧毁时，更加严重地陷入自然界的强制中”（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官僚体系的压制、各种精神病症的加剧等等都使人类陷入生存危机，理性不再至上、至善、至美，人类不再相信启蒙理性那套所谓人间天堂的神话。人类在困境和矛盾中产生了危机意识和有限意识。人们不再固守传统片面的理性精神，而是萌生了一种“否定的辩证法”，以批判和超越传统价值观。所谓“否定的辩证法”，“是不能再与黑格尔和好的，它的运动不是倾向于每一客体和其概念之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而是怀疑一切同一性；它的逻辑是一种瓦解的逻辑：瓦解认识主体首先直接面对的概念的、准备好的和对象化的形式”（注：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后现代思潮更是以批判、否定、怀疑、解构的态度反逻辑中心主义、反人类中心论、反等级与权威，以示对传统理性精神的反抗。当然，否定一切同一性、破坏一切传统价值并不能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
从一般意义来讲，任何时代都需要一种与其政治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支撑一个社会和时代发展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没有启蒙理性和技术理性对中世纪宗教理性的否定就无法想像西方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而没有发达的工业文明及传统理性精神的充分发展，传统理性的局限也不可能充分暴露出来，人类也谈不上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人类自我认识的飞跃产生于人类的困惑和文化矛盾，这是历史给予人类的伟大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理性精神是不能一概否定的。问题在于，人的实践性和历史性决定了任何核心价值理念都不具有绝对的意义，都将随着人类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而改变。因此，追求和设立一种绝对的合理价值理念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从人的价值和意义出发，确定一种相对合理的价值理念。这是人类自我意识走向高度自觉的根本标志之一，也是健全理性的重要特征。承认人的有限性，加强人类的危机意识，形成自觉的批判意识和超越意识，这的确是健全的理性极为深刻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