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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仅与国民普遍的期望有相当大的差距，与基础教育发展的水平不相称，而且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有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在各个方面。
缩小这些差距的惟一办法就是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家要制定系列政策，加速适应市场经济基础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使高等教育发展更快。
历史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
我国高等教育处于什么阶段？
如何划分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阶段，世界上有多种划分。在这里，我们采用著名的“三段论”。
高等教育发展的“三段论”（赵中建、张敏 精英·大众·普及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述评《外国教育资料》1997年第二期）是由马丁·特罗（Martin Row）在20世纪的70年代中期率先提出的。马丁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的社会学教授。
马丁分析了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后，提出了两个划分历史阶段的指标：15%、50%。
如果高等教育仅仅只能为15%以下的适龄青年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它就处于“精英阶段”。一旦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占同龄人总数的比例超过了15%，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向着“大众阶段”迈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全世界第一个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国家是美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占同龄人口的比例早在1940年就超过了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界限，达到了16%（1890年为3%）。
当处于大众阶段的高等教育系统不断壮大，其接纳的受教育者总量达到适龄人数的50%时，高等教育就进入了一个革命性的历史时期——普及阶段。高等教育发展到了普及阶段，几乎人人都可以随时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大学就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了。
按照上述指标， 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资料来源：http://www.unesco.org， 未标明资料出处的所有原始数据都来自于此）（毛入学率——大学中各种年龄的学生总数占中学毕业年龄至以后5年这一年龄组人口的百分比）， 对全世界主要国家（有数据可比较的）进行分类，一幅全球高等教育现状图清楚地显示在我们面前：
有数据可以比较的153个国家当中，52 %的国家的高等教育仍然处于精英阶段，45%的国家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3 %的国家的高等教育实现了普及。总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从1980—1990年的十年间，实现大众化的国家以15%的速度在增加。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仍然处于精英阶段。只有埃及、利比亚、南非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欧洲绝大多数（35个）国家早已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向着普及阶段大步迈进。
——南美洲半数以上的国家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在几个大国中，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的高等教育都实现了大众化。
——北美洲，3个国土面积比较大的国家当中，美国、 加拿大两国都早已普及了高等教育，墨西哥的高等教育也早在1985年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虽然后来出现变化）。
——亚洲接近半数的国家或地区已经实现了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看，44个亚洲的国家或地区当中，已经有21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特别是西部的国家，即西方人所称的中东地区，和原来被苏联吞并的国家基本上都实现了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东南部的多数国家也基本上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综观整个亚洲，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部地区比较落后。
我国的周边国家当中，韩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达到“普及阶段”，成为亚洲的一颗明星。东边的日本、菲律宾，西域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都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北边蒙古的高等教育接近大众化阶段的水平，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印度、尼泊尔、缅甸、锡金、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都比我国的要发达，尽管他们和我国一样，高等教育仍然处于精英阶段。
这就是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
效益效率
教育资源基本上由流动资源、固定资源组成。流动资源包括社会投入的资金、教师等；固定资源包括校舍、仪器设备等。所以，衡量高等教育效率或效益的高低，有多项指标，如师生比、每万元投入培养的毕业生数或大学生数、每万元校产培养的学生数，等等。
有的学者（范先佐、周文良·论教育成本的分担与补偿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1期）把这些指标分类， 将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社会的捐款等归为一类，即所谓的教育直接成本；而教育使用的土地、建筑物、设备等统称为间接成本。仅仅教育的经费来源就是多方面的，有社会捐助的、学生交纳的、政府划拨的、企业投入的。
所以，教育成本的国际比较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研究项目。无论是直接成本，还是间接成本，统统都是“绝对成本”。它们都可以比较准确地用多少货币单位表示出来。
而“相对成本”就是采用一些比值，如公共教育经费中生均日常经费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生均学费与人均国民收入之比等等。
采用相对成本进行比较是合理的。相对成本排除了这些因素的干扰。所以，我们在此仅就相对成本进行比较。
在相对成本指标面前，我国高等学校生均日常经费之高，实在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1990年，我国高等学校生均日常经费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1.93，分别是韩国的32倍、菲律宾的17倍、西班牙的12倍、美国的9倍、泰国的7倍、加拿大和意大利的6.9倍、智利和希腊的6.7倍、日本的4倍、古巴的3倍、埃及的2.4倍、印度的2.3倍。
成本高是我国高等教育效率或效益低下的指标之一。这既是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益也是内部效益低下的表现。在衡量教育内部效益或效率方面，还有一个通用的指标，那就是师生比。如果按照我国的统计，还有一项指标，即教职工总数。在国际上，这项指标没有可比性。如果按照这项指标进行比较，我国高等教育的效益或效率更低。
如果以教职工人数与在校学生数、专任教师数与在校学生数比较的话，从1949年至今，45年间，办学效率的轨迹呈现出波浪式的运动。历史上出现了两个最高点，一是1950年，师生比高达7.9； 一是1959年，师生比超过了1950年，达到了8.1。 以后的岁月里，师生比一路下滑，直至跌到历史的低谷，1970年师生比仅仅0.4。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的高等教育才逐步恢复了元气，师生比仍然是在波浪式的前进中慢慢提高，1996年达到了7.5。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网络上公布的数据进行比较，我国高等教育的师生比十分之低，位居世界第126名左右。
无论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国家，还是规模最小的国家，高等教育的效率都比我国要高。在全世界，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5国当中， 美国的师生比是我国的2.8倍、西班牙是我国的3倍、印度是我国的2.5倍、 俄罗斯是我国的1.7倍、日本是我国的1.8倍。
无论是高等教育已经达到普及水平的国家，还是高等教育同我国一样仍然处于精英阶段的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师生比值都高于我国。亚洲4国，巴基斯坦、阿富汗、越南和老挝，其师生比分别是我国的5.8、3、1.2、1.2倍。非洲21国，除了卢旺达以外，其余20 个国家的师生比分别是我国的1～4倍。
相对成本高，师生比值小，是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效益和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之一。这种低效率还体现在其他多方面。由于教师“相对富余”，解决他们的生活成为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占用了大量的教育投入，牵制了事业的发展。1990年全国教师工资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例高达68%。这个比例在国际上居于中等偏上，教育经费属于“吃饭”型的。更何况我国高等教育占用教育事业费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属于“重高教”型国家行列。
中国教育投资之少固然为“世界之最”，中国教育浪费之大、教育效益之低，同样是世所罕见的。主要表现是：教师的利用率太低，教师的授课时数不断下降。按照国家教委规定，高等学校教职工与学生之比应为1∶3.3，专任教师与学生之比应为1∶6.6；而1984年的实际情况，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1.8和1∶5.9。世界银行对中国136 所大学的调查结果，平均师生比为1∶3.7，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的这一比例是1∶12，美国是1∶15，法国为1∶25。如果作纵向的比较， 目前高校的师生比也远低于1949年的1∶7.3。
规模经济
高等教育必须讲究规模。国内外的大量研究结果均表明，高等学校的规模，在一定的范围内，与成本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即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随着规模的扩大，成本明显地降低。
闵维方1986年研究了我国的136所高等学校的规模问题， 其结论是：临界规模为6000人（国家教委发展研究中心编《中国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现状及展望》，中国卓越出版杜出版1990年）。
上海市智力开发研究所1994年分析了841所高等学校的数据后， 得出了相似的结果。他们认为，本科院校的临界规模是8000人，专科学校的临界规模是6700人，系的临界规模是470人（同上）。
美国绝大多数高等学校的规模都比较大，许多大学的规模都在万人以上，就是那些以研究为主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也不例外。
我国1996年全国有高等学校1032所，5001人以上的学校只有153 所，也就是说85%以上的高等学校的规模在5000人以下。由此可见，我国的绝大多数高等学校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水平。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开始实行成本补偿的政策，缴费上学己成现实。但是，各个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随着改革的深入，学校的办学成本将成为学校制订收费的主要依据。
因此，我国高等教育要提高办学效益，就得扩大学校的办学规模。合并高等学校可以扩大学校的办学规模。但是，合并的学校规模扩大只是为提高办学效益提供了可能性，并不一定就顺理成章地降低了办学成本。因为影响办学效益提高的因素不仅仅是在校学生的规模，还有教职工的规模、校产的规模，等等。从目前地方政府鼓励高等学校合并的措施看，是加大投入，但是并没有扩大招生数量，并没有减少教职工，所以办学成本实际上是在增加，至少目前是如此。这还是简单从事的分析，如果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不少合并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水平还没有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提高，还没有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把目光集中到提高办学效益上来。这样，更加延迟了学校规模效益的实现。
1996年，全国有普通高等学校1032所，在校学生302万多， 学校的平均规模为2927人，当年招生接近97万。如果高等学校的规模达到平均每校4000在校学生，即使照4年制计算，那么平均每年的招生数至少103万。
因此，为了使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为了保护绝大多数学生的利益，国家应该根据理论研究成果，制定出高等学校的临界成本。高等学校只能根据临界成本收取学费。这样来逼迫高等学校挖潜改造，扩大规模，提高效益。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