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科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科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背景及其对科学的反思，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科学反思的主导思想，分析了它的基本特征及其意义，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科学反思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它代表着一种世界性的倾向。
1 引言
在当今世界性的文化思潮中，后现代主义正以其强劲的势头，在扬弃现代主义的运动中独领风骚，大有把人类文化思想从现代性推进到后现代性的力量。世界各国的许多思想家都十分关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不少人已经投身于这场学术浪潮之中，并以后现代主义者自称。
作为一种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动”，因为它把批判和颠覆的矛头直接指向后者，把阐释和剖析的对象直接确定为现代性，并声称正在进行一场革命的冒险和后现代转折。同样地，后现代主义也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承续”，因为它正是在批判、颠覆、阐释和剖析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基础上拓展一种新文化思潮。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承续”，经历了一个从朦胧到清晰，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个别文化领域扩张和渗透到其它文化领域的过程，直至发展成一种文化思潮，即对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的反思。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现代性”这个概念之下，科学（包括技术）是其主要的“音素”之一，甚至具有决定“现代性”这个概念意义的作用。因此，从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不可能不涉及到科学，甚至不可能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或基本的反思对象，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正是这样做的。这意味着，如果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确实意义重大，那么，它对“现代性”中的科学的反思就不能被漠视，就值得认真研究和讨论。
2 文化背景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现代主义，这是无可怀疑的。因此，理解和讨论后现代问题的前提是把握作为文化背景的“现代性”的意蕴，同时，亦须考察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
根据学者们的考察，例如美国后现代主义文艺美学家伊哈布·哈桑，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一词最早见于弗·奥尼斯在其1934 年出版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一书中，从那以后，“后现代主义”这个词逐步地流行起来，并从文学及文艺批评领域扩大到艺术、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等各门学科。从“后现代主义”这个词的产生过程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最早产生于本世纪30年代，事实上，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把它的产生看作是40年代中叶以后的事，即二战以后，而其真正的发展则在70年代末以后，这就使其文化背景明朗化了。
按照后现代主义者阿兰·图雷纳的看法，“现代性是19世纪的一种主导思想，其实质就是认为现代性与现代化、现代性状态和现代化进程完全是一回事，现代化是一个内在的过程。正是科学与技术、市场与教育、交通与法律等的发展，造成了现代性，从而导致旧世界的幻灭和理性的进步。”〔1〕图雷纳的看法表明，任何文化传统， 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差异迭出，基本发展轨迹具有同样性，即合乎理性。现代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在现实中的再现，它把崇尚科学技术发展与理性力量推到了极端。
假如一个社会要进步，那它只能走已经发达了的社会所走过的路，因为这样的社会已经铸造了一种可使其发达的模式，用现实证实了理性的存在并显示了理性的意蕴。
在现代性的观念中，普遍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推崇，这似乎可以从文化的所有领域中得到证明，换句话说，文化的所有领域，在现代性的旗帜下，都忙于寻找自己领域中的普遍性，而把特殊性搁置一边，即把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差别在无意识的状态中略而不计了。然而，事物存在既有普遍性的一面，又有特殊性的一面，无视特殊性显然会带来恶果。阿兰·图雷纳把这种现代性的意识看作或许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可以说是犹太——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它建立在负罪感之上，使得人们响应圣保罗的号召（即那个普遍性），虽然使用世俗的东西却犹如未曾使用一般，从而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地戒除生殖与消费，让人们完全陷入由于对自己能否得救一无所知而造成的焦虑不安之中（即漠视特殊性的存在）。
推崇普遍性也是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连续不断革命中取得辉煌成果的社会表现。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造就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的普及和推广，深深扎根到所有文化领域，构成一切思考和研究的蓝本，从而把一切特殊性都统统地吞没掉。
与推崇无所不在的理性和普遍性相关联，绝对化的思想比之于17世纪和18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基于现代科学的认识，人们不再肯定牛顿意义上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存在了，但绝对主义的思想意识以排除相对性和多元性表现出来。
现代性的思想意识包罗万象，而科学则是其基本的模本。科学自身的某些特征构成现代主义的思想基础，科学的社会表现力和技术的社会意义成为现代主义的价值核心。因此，当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在20世纪中叶变得成了问题的时候，现代主义者脚下的砖块似乎被抽走了，于是，对现代性及现代主义的反思就成了必要的，随之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后现代思想。
3 焦点
在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反思中，有四个最迫切紧要的问题一直处于学术思考的焦点上。其一是科学创造有无确定的理性模式或方法论的、认识论的确定性；其二是科学进步有无既定的理性轨迹即确定的规律；其三是现代性的科学精神是否是关于自然的符合实际的再现，真实的自然究竟是什么样的；其四是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合理性问题，即当从人性和社会性看上去，科学技术给其环境带来了什么。在我们看来，这几个问题确实十分重要，对它们的讨论将使我们对后现代主义中科学的反思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
关于科学创造是否具有确定的理性模式的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中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重点，甚至也是一些研究科学认识的哲学派别所致力于揭示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方法论”产生以前，正统的科学哲学学派，无疑都是理性主义者，即他们不仅设定科学创造中存在确定的理性模式，而且根据自己的研究和认识，给出了各不相同的模式。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强的和弱的经验证实理论以及波普的否证论等。这意味着科学认识的理性模式曾一直被理所当然地得到断言，尽管其形式可以不同。
对传统科学创造的理性模式的最尖锐的批评，来自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费耶阿本德对科学认识中感性因素、逻辑因素和理性因素的传统观点持反对态度，认为感性经验束缚科学家的思想自由，逻辑实证主义如此强调感性经验使科学失去灵魂。他一再强调，理论总是不能与事实完全一致，理论走在前头，推动科学前进，如果硬要理论符合事实，那就无异于把车置于马前，只能阻碍科学前进。再者，如果一发现理论与事实不完全一致，就把理论彻底推翻，这等于否定一切理论，与事实不符。费耶阿本德同样厌恶逻辑，认为逻辑是诡辩的工具，至于理性，他更是反感，认为过去只是由于太重视理性，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凡是科学上有所突破，都是由于违背已有规律而取得的结果。在科学中，理性不是普遍适用的，非理性并不能被排除。科学的基本特征要求确立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2〕，即科学创造中感性、逻辑、 理性都不可靠，它主要靠直觉，靠科学在反复实践中自然领悟，靠科学家发挥自由的思考。
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必然带来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即科学认识怎么都行，你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能象理性模式所规定的那样，科学家必须采取某种方法，而把其他方法看成是反科学的。科学发现既有理性的方法，也有非理性的方法，这看你怎么用。由此，费耶阿本德提出了反归纳法的方法论，对传统的归纳科学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促使了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中非理性因素的增长，并对60年代后期的非理性主义潮流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样也构成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科学进步有无确定的理性轨迹即确定的规律的问题，以1962年美国著名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库恩出版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著为契机，人们的认识发生了一次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折，出现了新颖但混乱的科学进步观。
库恩以前，在科学哲学中，关于科学进步的主导思想，当首推以杜恒为代表的积累观，即认为科学历史就是无数科学知识的逐渐积累，科学进步是一个连续革命的过程，其间没有矛盾和斗争，更无革命性的转变。这种连续性积累的科学进步观，预示着科学变化发展的理性轨迹，表明了它的确定的规律。然而，当库恩以科学史实为基础，大胆放弃了这种理性的预言，并提出以科学范式转换为中心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相交替，渐变与激变相结合的科学进步思想时，他确实震惊了科学哲学界。
所言科学进步以革命方式进行，是指科学进步并非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而是一个科学范式的革命性转换过程。其基本模式是：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很显然，在这一新模式中，规律的确定性或绝对性被打破了。由于库恩断言科学革命的过程意味着在科学中发生了范式的转换，而转换前后的两个范式对于描述自然来说，孰是孰非却不可比较，转换以后是否日益接近了客观真理却又不得而知，这就在科学反思中引出了所谓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科学反思的第三个焦点是普遍性、合理性及绝对性的现代科学精神是否真实再现了自然本性，换句话说，科学实在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然实在的真实写照。
我们知道，从科学发展史的过程看，20世纪的科学在其开端就显示出与牛顿科学世界观的背离，量子论和相对论充分表现了一种新的时代气息，普朗克的能量子思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宇宙观及玻尔等人关于量子运行规律的几率解释，均构成对所谓现代性科学精神的“反动”，于是出现了经典科学知识大厦需要重建的局面，同时也出现了量子力学的统计因果解释是否是关于实在的最终解释的激烈争论。科学中的这些新状况连同它的知识的发展，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精神带来巨大的冲击，其后果正如著名物理学家玻姆所说〔3〕， 经典物理学的发展促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宇宙可以比作一部巨大的机械。然而，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核心的现代物理学并不适合于这种机械哲学。它们强烈地需要一种超越机械论的哲学。
如果说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氛围中强烈需要一种超越机械论的哲学已初见端倪，但它并没有以特定的哲学形式得到确定，那么，在科学家们关于多种式样的系统的研究中，找到了超越机械论的新形式，即系统哲学。
关于系统作为一种实在的研究始于40年代中叶，同后现代主义在建筑、文艺评论等领域的萌发几乎是同时的。在系统的科学研究中，科学批判的靶子始终是牛顿意义上的经典科学的哲学精神，确实构成了一个反现代性的批判浪潮，体现出后现代科学反思的力度。比如，贝特朗菲联系生物等系统实际，对机械论的孤立的因果链的批判和一般系统理论的建立〔4〕；维纳对技术、 生物和社会系统控制机理的研究及其对组织、机体、目的性等的认识，构成对机械论哲学否定整体性和合目的性的极其尖锐的批判〔5〕； 普利高津通过对非平衡态物理系统及其他耗散系统的研究对机械论哲学中可逆性、机械性、秩序性等的批判，显示了一种独特的被称为自组织理论的哲学精神〔6〕。 正如突变论创始人托姆所说〔7〕，毫无疑问， 现代认识论相当强调许多科学论断的暂时性、局部性和相对性，现代科学思想的发展，使得科学精神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它将使我们有可能掌握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在稳定化过程中的相似性，从而使我们能真正开展多学科间的对话，而不是进行实际上会捆住我们手脚的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对峙。
从系统的科学认识发展到系统的哲学，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科学精神相背逆的思想和认识，其中最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思想就是不把科学认识看作是对终级实在的终极描述，而只是看作一种综合性的具有暂时性质的对话，于是科学就不仅被视作多元性的或相对性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看成一种时时都在进行的行动。科学对实在的把握即是科学活动的过程，这是一种参与，其中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有适应也有冲突，既有愚蠢也有智慧，就如同在戏剧舞台上表演，角色在转换，情节在转换，喜剧和悲剧在交叉。
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合理性问题，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科学反思中，其对象性更加强烈，这是与后现代主义本身的社会源出密切相关的，其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对科学的反思源于他对技术及其社会后果的强烈感受，其中最令海德格尔感到不安的是他看到我们始终不自由地束缚在技术中，受技术的摆布，在他看来，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人的思想一直活动在人类中心论的框架内，活动在主客两极化的框架内。西方人总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中心，自然的主宰、把世界看成索取的对象。由于借助于通常的理性看到了科学必定无疑是在认识事物的本质，且这种认识似乎是唯一可靠和最实在的，因此，科学及其技术应该被用作人的最基本的工具，以致于开花的树必须被砍倒以服从于人们技术生产的需要，自然事物的更本性的东西长期处在西方人的视野之外。于是，西方人传统的理性哲学就一直只体现在西方人对自然的大规模的索取的本领上，人越能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便越被看作文明、发达和进步的标志，理性成了人对付和进攻自然及地球的能力的代名词。
面对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现实文明和现实灾难，海德格尔呼吁人不应该是存在的主宰者，而应成为存在的看护者，技术的本性极度危险，科学的观念决不能囊括自然的本质，人应该为开花的树争取它本来就具有的开花的权利，为天然的自然争取它本来就应具有的地位和价值。海德格尔在其学术研究的后期，发表了诸如《技术问题》、《技术和转折》等著作和论文，从而使他的思想构成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并表达了他对技术本质的看法，意欲实现的最终目的则是试图说明，“处在技术本质的统治领域中的一切东西究竟以何种方式而存在”才“符合事物的本性”〔8〕。
除了海德格尔以外，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潮中，反思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的流派和人物确实很多，其中影响重大者也不乏其人，这表明反思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是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题中之意。
以上即是我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科学反思的几个主要焦点，围绕这些焦点问题繁衍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派别和主义，而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却十分有限，仅仅是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观点而已。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似乎能够基于如上的讨论，作一些概括性的分析和总结，以使我们对后现代主义中科学反思的特点和意义有一些初步的认识。
4 特点和意义
总括起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科学反思表现出如下一些给人深刻影响的特点：
（1）怀疑和贬斥理性，肯定和张扬非理性
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科学反思的几个焦点问题上，理论家们几乎都把理性作为一个靶子，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是怀疑理性具有曾一度被赋予的那样重要的作用，甚至贬斥理性主义对理性的崇尚，认为正是理性扼制了科学思想，给科学进步一个错误的解释，造成对技术的滥用和对自然的无节制索取，带来了社会的精神裂变。怀疑和贬斥理性，在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思想活动过程中，肯定和张扬非理性，这是其一个基本特点。
（2）批判确定性，宣扬不确定性 在这一点上， 使人们想到了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达达主义、库恩的科学范式、系统科学中的不可逆性和开放系统的各种其他属性等，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哈桑所说，在后现代氛围中，“不确定性确实渗透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它构成我们的世界”〔9〕。
（3）废除普遍性，倡导非原则化 一般而言， 后现代主义文化或哲学以否认所谓“元叙事”为前提，亦即否认任何可作为宇宙论的普遍性观念的东西，按罗蒂的说法，“我们应当彻底拒绝元哲学的科学主义”〔10〕。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所主张的科学范式的不可比性、科学认识的无原则性和科学方法的怎么都行，都是废除普遍性，倡导非原则化的后哲学文化的典范。海德格尔等人从技术、工艺、社会等角度对科学的反思，同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用。
（4）主张参与，号召行动和强调对话
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科学反思得到的一个普遍结论，同样也表现出强烈的个性特征。当科学理性被贬斥、普遍性被废除、确定性被打碎的时候，人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后现代主义者们告知人们要积极参与、要行动、要做那些实用之事。当费耶阿本德倡导怎么都行，库恩倡导要为发展一个范式而努力，普里高津倡导要加强与自然的对话，海德格尔倡导要让该开花的树开花时，后现代的特征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后现代文本，无论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都欢迎参与行动。因为它需要书写、修正、回答和演出。
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反思不仅十分复杂，而且也十分混乱，除了这里概括的几个主要特点外，还可以概括出一些其他特点，如无我性、相对性、无深度性、不可表现性、透视性、模仿性、构成主义等，而零乱性本身也构成其一个基本特点。
在我们看来，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反思，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从总体上看却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在一个理性占绝对统治的世界中吹进了一股令人清醒的风，从而唤起人们对科学理性的不足的重视，唤醒人们在合乎自然本性而不是“科学理性”的文本深层去参与、行动和对话，唤醒人们从人类中心论的西方传统思想或西方中心论的传统见解中解放出来，从而看到万物，看到各不相同的传统文化的优点所在，增加一点贯通和融合，少一点封闭或孤立，促使人类思想及人类社会从现代性越过后现代性而到达真正的大同世界中去。后现代主义者自誉后现代主义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第二次启蒙运动，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价值取向。它是一个代码，代表着未来的可能方向。作为这样的一个代码，其意义并非三言两语所能断言的，还有待于进一步作出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