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与吴伐楚的战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子论文,战略论文,吴伐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秋末期吴伐楚破郢之战，是一次长途奔袭取胜的战例。这场战争的胜利与以往战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导演者有丰富的战争素养和系统的军事理论为依据。尤其是导演者的背后还有一位军事家的支持和帮助，两千多年来这位军事家的形象一直扑朔迷离，至今仍众说纷纭，所以我们讨论吴伐楚的战略战术思想制定者之一——孙武的军事思想，充分体现在《孙子》一书中，其前提是历史上有无孙子其人。前辈学者曾论证“彼孙武者既不见于《春秋内外传》，又不见于一切先秦古籍，而太史公所记又羌无故实所指，则孙武之是否有其人，实一大疑问。且无论孙武必有其人，纵有之，而今之《孙子》十三篇决春秋人之书”①。这一观点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不断有人一再申论，即使临沂汉简中《孙子》和《孙膑》兵法同出，也有学者断言《孙子》不是孙武所作，而是“由题名作者代表的延续性的创作群体”②写定。换言之，持这类观点的学者，都认为《孙子》兵法与孙武无关。
其实，在有关的先秦典籍和子书中是可以找到吴孙子事迹的。《国语·吴语》载吴王夫差北上与晋争长(公元前482年)，排兵布阵时，大夫和将军都“挟经秉枹”。这个“经”，韦劭注：“兵书也。”其说可信，因为战争中大夫和将军指挥作战，最需要的书必与军事有关，而非其他著作。这样的兵书哪里来？必然要与阖庐时孙武的十三篇相联系才能得到确解。孙武其人其事，战国前期已是兵家征引的话题。如魏惠王时代兵家《尉缭子·制谈》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是也”③。这个“武子”与后世“吴有孙武”是同名。继尉缭子之后言孙武者多省称为孙，《韩非子·五蠹》说言兵者“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此孙、吴之名与《吕氏春秋·上德篇》的“阖庐之教，孙、吴之兵”相较，当如高注：“孙、吴，孙武、吴起也。”至汉代已把孙武、吴起尊为善用兵的典范，《史记·货殖列传》引白圭经商的经验之语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也。”《汉书·刑法志》更把孙、吴用兵，同著书立说并提，说“雄杰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东汉时最有怀疑和战斗精神的王充，在《论衡·量知篇》里同样认为孙武实有其人，他说：“孙武、阖闾，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两汉既然把孙武同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伊尹、吕尚、阖庐、吴起、孙膑、商鞅并列，那么孙武就不大可能是一个“未必有其人”的虚构人物，而应是战国时期人们尊崇的善用兵的真实人物孙武。这里附带指出，战国时期所说，“孙、吴”之孙，不是孙膑省称，因为《战国策》里孙膑是以实名相称，如《齐策六·燕攻齐取七十余城》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很明显，这里有意将“孙、吴”所指与“孙膑、吴起”区分开来，以免后人误解。至于孙膑又以“孙子”名之，本是古人美称“孙子”，在《战国策》中是与同时代的齐将田分对举④，不会与孙武称“孙子”相混淆，竹简本《孙膑兵法》称孙膑为“孙子”，都是与同时代的齐威王、田(陈)忌问答中的尊称，且与当时的具体事件相联系⑤，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上下文一望而知，此“孙子”非吴孙子，故而孙武也必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
《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有残简曰：“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正确理解这段竹简文字的关键是明、言二字，从文献可知明训成、通或发，言训为说或议，才合乎古代汉语明、言的本义⑥。道，是指思想或学说而言。那么此简可以解为形成(通行或发源)于吴越，论说于齐的孙氏军事理论，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由这段竹简文字可以看出：一、孙氏之学源于吴越(确切讲应为吴)，首倡者当为孙膑先世孙武；二、孙氏之学必有著述传于世，后世孙子才有可能阐发于齐。有学者分析“孙氏之道”应包括吴、齐两个孙子学说⑦，也不无道理，但吴孙子为这一学派的开创者，故《孙子》十三篇的最原始版本可能就是这一派军事思想的源头。从竹简本《孙子》十三篇残文与传世《孙子》相校，两者文句的差异，显示出传世《孙子》确实经过后人加工润色⑧，甚至有增溢，但其主干没有大的变化，这就像《尚书·盘庚》篇一样，是商人口耳相传文献，经过周人加工写定流传至今，难免有西周时的语言痕迹。《孙子》同东周时其他子书一样，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修饰，然而基本骨架和内容未变，是我们研究孙武军事理论的基础依据。
既然战国时人认为孙武确有其人，又在竹简本《孙膑兵法》中得到印证，故汉代有关孙武事迹的记载应有相当的可信度，他自阖庐三年(公元前512年)“伐楚，拔舒，杀亡将二公子”始，即参与对楚的军事行动，且提出破郢时机尚未成熟的建议⑨，在此后一系列吴伐楚的战争中，《史记》都把《左传》里记载的伍子胥向吴王提出的伐楚计谋，认定为是与孙武共同出谋划策。如《吴太伯世家》云：“九年，吴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未可入也，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悉兴师，与唐、蔡西伐楚，至于汉水。”⑩这些记载说明孙武已参与了吴王的决策，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他是因著兵法而得到吴王重用，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比《史记》叙述的更具体，经伍子胥“七荐孙子”于吴王，吴王才“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于是演出孙武吴宫教战的千古佳话。《史记》和《吴越春秋》对孙武见吴王的叙述可能不完全出自原始资料，但以兵法见吴王是其核心，这也正与“孙氏之道”相呼应，说明《孙子》十三篇在吴伐楚前已草成，当不会有大出入。
基于以上认识，可将阖庐伐楚实施的战略战术，同《孙子》的军事谋略对比分析，更能体现出它的时代特征。
先看疲劳楚军的战术。伍子胥是熟悉晋、楚两国长期交战的军人，又深知楚国执政者的恶习，遇事相互推诿，不敢勇于负责，但又争功心切的状况。仿效晋国知武子“三分四军”的疲劳楚军战法(11)，创造出积极主动的“三师以肄”(12)，轮番袭扰调动楚军的态势，造成“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的军事效果，调动楚军东奔西跑，却捕捉不到战斗目标，而吴军达到了疲劳楚军的目的。子胥这项疲劳楚军的建议，确实相当高明，非常符合吴弱楚强的军力对比实际。经过吴主动轮番袭扰楚军，消耗其实力，吴军相对可以转弱为强，为在适当时机打击楚国创造条件。与伍员建议的同时，孙武对吴王立即伐楚的想法也提出先强国固本的意见，认为当时吴国“民劳，未可，待之”(13)，即国内民众准备伐楚的条件尚不具备。两个人的建议相辅相成，从外内两个方面做好伐楚的准备。不仅如此，子胥这种具体的疲劳楚军办法，在《孙子》一书中是以高度理论化的面貌出现的，如《虚实篇》开头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又说：“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把这些原则同阖庐实施子胥“亟肄罢之”的作战地域可以看出，“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楚师“救潜，吴师还”。楚师刚撤军，吴师又“围弦”，楚师忙“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吴军灵活机动的袭扰，楚军不得不忙于救潜，救弦，军队疲于奔命。调动楚军这种东奔西走状态，犹如孙子所说“趋战者劳”，“故敌佚能劳之”，“安能动之”作战原则的图像画。并把这种调动疲劳敌人的作战技巧，归结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由此可知，子胥的“疲敌”战术和《孙子》的“劳敌”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伐楚破郢前，吴军北上西征过程中的军事谋略一环套一环，首先是选择一条阻力极小又能直捣楚腹地的行军路线。史载吴军北上又乘舟逆淮河西进，至淮汭弃舟与蔡师会合，穿越今信阳地区三关达汉东。这条路线是吴军连年扫荡后，楚军防守最薄弱的地带，未见与楚军遭遇的战事发生，大军顺利抵达楚腹地，可见这条行军跑线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这样的行军路线，正与《孙子》军事思想“以迂为直”的指挥艺术相契合。从地理上讲，大军自吴都(江苏省苏州市)北上、西进、南越三关，需绕行近千公里，而沿长江上溯约600公里左右至楚腹地。吴军却“以迂为直”地劳师远征，是因为早已实现“以患为利”的军事目的。原楚国北线守军在吴军打击下，不仅防守松懈，而且吴的势力已深入其间，原来楚军驻屯地变为吴军前沿阵地(徐、钟离、夷、潜、六、巢、弦等)，吴军自然会顺利通过且不易被发现。沿淮水西进正与《孙子·虚实》所说“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相合。这样西进的吴军，也合于《孙子·九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实际上正是如此，西进的吴师未遇楚军阻拦，故“以迂为直”的进军路线实为上策。淮汭与蔡师会合后，穿越险地更有了保障。此前蔡本与楚往来密切，对入楚抵郢的途径和军事部署当然会了解。《孙子·军争》曰：“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向导，不能得地利。”(14)蔡人是吴军最好的向导，他们熟知穿越三关的时机和鄂北地势，所以吴军得以突然出现在汉东，给楚国君臣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这样的史实，与孙子论述的《军争》思想何其相似，如出一人之策划。显然，吴军统帅部事先必有充分的军事理论作指导，才得以顺利实现远距离的奔袭。
吴、楚两军形成的夹汉水对峙的态势后，楚左司马戌与统帅子常议定，司马戌北上“悉方城外以毁其舟”，再塞三关堵住吴军退路；子常沿汉水西岸与吴军周旋，而后再“济汉”同司马戌之师夹击吴军，可一举破吴、蔡的联军。但子常贪功心切，改变作战计划，独自“济汉而陈”，正中吴军引诱楚师的作战计谋。把吴、楚两军行动用《孙子》思想来分析，不难看出吴军是以“能而示之不能”、“利而诱之”、“强而避之”的指挥原则，以假后撤的方式来诱使楚军东进，把本来占地利优势的楚军变为“佚而劳之”的疲惫之师(15)，而后吴军回师反击，“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使楚师皆败北。吴军紧追不舍，“二师陈于柏举”，展开决战。这种诱导敌人错误判断战场形势，牵着敌军奔走，而后加以打击的战术，闪烁着军事家善于驾驭战场瞬息万变的军情，并能及时抓住战机置敌于死地的指挥智慧。清楚地表现出“兵，诡道也”、“兵以诈立”(16)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
夫槩在柏举之地请战未得吴王应允后，他遵照“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的指挥原则，“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夫槩的军事行动与《孙子传》云“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以及《九变》的“君命有所不受”指挥思想如出一辙，达到“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善战水准。吴军在追击争渡清发水时的楚师，夫槩引征古语不要忙于交兵说：“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按此意见作战，果然，吴师又大败楚军。夫槩所言作战方法，在《孙子》中也可找到相应的论述，如《军争》有“围师必阙，穷寇勿追”。杜牧以为吴伐楚的清发之战，夫槩所言“困兽犹斗”由此而引申。《行军》中的“半济而击之、利”的条文，同夫槩的“半济而后可击也”完全一样。这样的作战指挥艺术分别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司马固谏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未既济”指楚军未完全渡过泓水，与“半济”意思一致。《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泌之战后，晋景公在宽恕荀林父指挥作战失利时说：“困兽犹斗，况国相乎？”由此可见，夫槩引用的军事术语是有历史渊源的。如果再结合前文吴、晋黄池之会，吴将均“挟经秉枹”之“经”为兵书的论证，那夫槩所讲的作战原则可能也与兵书有关。这说明《孙子》一书是总结了历史上的作战经验，应用于当时的实际战争中。
此外，在吴伐楚的整个进程中，许多作战方针和策略的制定，其痕迹依稀见于《孙子》。如吴利用蔡、唐怨恨子常的矛盾结成三国联盟，《九地篇》便有“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子胥和孙武实践着这样的“预交”原则，他们看准唐、蔡与楚的矛盾，向吴王建议：“囊瓦者，贪而多过于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17)子胥以吴行人身份联络唐、蔡谋楚(18)，实现了打通楚国北疆至其腹地道路，为伐楚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北方诸侯国也处于中立地位，使楚国被孤立起来。对楚国君臣实行反间计则是吴削弱楚军另一手段，据传实施疲劳楚国军队计划时，“子胥使人宣言于荆曰：‘子期用，将击之。子常用，将去之。’荆人闻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吴人击之，遂胜之”(19)。楚王将能识破吴国战略意图的子期弃之而不用，换上贪而无能的子常为统帅，吴便大胆地实施伐楚破郢计划。这与《孙子·用间》言“因间”、“反间”等作用相类，起到削弱对手作战能力的效应。
以上吴国伐楚破郢的战略谋划和战术指导原则的应用，与《孙子》相关论述的比较分析，两者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军事思想联系。我们可从临沂汉简中与《孙子》同出的《吴问》的著作时代看出《孙子》的写作年代，为吴伐楚的战略战术谋划划定时间界限。据研究，《吴问》产生的时间可推定“在范、中行、智氏灭亡之后，不然的话，作者绝不会那么准确预料到三卿的灭亡次序”。然而作者对韩、赵、魏的发展趋势和晋国最终归赵氏的预言，显然与历史实际不符，“说明作者即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三家最后瓜分晋公室，也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公元前403年)三家正式建立侯国的重大历史转折。由此可知，《吴问》是在智氏亡，至赵、魏、韩三家自立为侯的五十年内撰成的”(20)。这一论断比较可信。其后又有学者强调《吴问》应“由孙武或其门人完成的。因此，《孙子》十三篇作成时代在《吴问》之前”(21)。也就是说《孙子》十三篇当作于晋智氏灭亡之前，而从《孙子》军事思想被战国兵家著作征引来看，《孙子》一书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流行开来。战国早期吴起(公元前412-381年)学《兵法》，他先为魏将，后相楚，战国中期已与孙武齐名，“孙、吴用兵”之法广为流传(22)，适应晚期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士的地位跃升机遇增多，出现“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23)的盛况，说明《孙子》和《吴子》一样受到重视。太史公为吴起作传时说到有“吴起《兵法》”(24)，《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列有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吴起兵法》一卷”，唐代还有《吴子》节选本传世(25)，对于宋以后的《吴子》传本学者有“伪”书或“依托”之说(26)。《吴子》一书自战国至唐代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唐以后其书亡佚，宋代辑本中搀有非吴起时代的术语，也并不奇怪，正像《尚书》中某些篇章篡入后世整理者的语言一样。所以，今传本《吴子》仍有相当可信的内容。同样《尉缭子》也是如此，汉简本《尉缭子》发现后，有人考证该书与传世的几种版本的《尉缭子》“是同一内容的不同文字记录”，其书应为“梁惠王时期的尉缭的政治军事思想的记录”，又说“不论《尉缭子》一书是出自这个尉缭的手笔还是由后人记录、写定，它都应视为梁惠王时期的尉缭的著作”(27)。汉简本《孙膑兵法》学者公认是齐威王时孙膑的著作。这几种主要兵书中都征引吴《孙子》的军事思想，《尉缭子》直接将《孙子》称为《兵法》，而且把其中关键性词句征引来说服赵武灵王如何治国和治军，完全承袭《孙子》的军事思想。《吴子》里也有原封不动地把《孙子》的论述作为自己的军事理论，如“以近待远”的申论便是全文抄录自《孙子》一书中。除这种直接引用《孙子》原文外，更多的则是稍加变换词句袭用《孙子》军事思想加以发挥，或在实际中应用，如《孙膑传》载“马陵道狭，而且多险阻，可伏兵”的对地形的分析，就是他对《孙子·行军》论述地形可“伏奸”思想的灵活运用。总之，《孙子》军事思想的精华，已被战国中期以前的军事家熟读、熟记，不仅成为衍生出他们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是他们分析判断敌情、指挥作战的理论武器。由此可以断定，战国早、中期已在中原诸侯国流传的《孙子》兵法，它的成书必早于吴起为将之前，因为诸子引用的《孙子》格言与今传本《孙子》几乎完全一样。那么它的蓝本当更早于战国早、中期的流传本。
通过上述论证得知，吴伐楚破郢是一次战略谋划和战术应用完备的战争，在重要的战争关节都闪烁着军事智慧的光芒。把这样一次经过充分准备而进行的战争，同《孙子》作对比研究，很自然地发现，在总结历史上战争规律的《孙子》军事理论中，可以找到伐楚时实施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影子。我们还从《国语》、《史记》、先秦时期军事家和政治家著作中理出孙武其人、其事和《孙子》兵法的传播，战国时期这部《兵法》在南北广为流传，以至“家喻户晓”。战争频繁时期呈现的这种《孙子》热现象，为追溯和确认《孙子》来源提供了素材。吴起是这一线索中的重要一环，吴起《兵法》是他在魏为将时与武侯问对的记录，而他早在魏文侯十六年(公元前409年)为将前，已“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卒以为将，攻齐，大破之”(28)。据考吴起破齐“当鲁缪公之四年”(29)(公元前412年)，故吴起“学兵法”必在此年之前。这里的“兵法”，注家无考证，如果与《尉缭子》中的《兵法》引文对照，当指《孙子》而言，正与《吴子》中多处征引《孙子》格言相呼应，说明吴起在五世纪末已在努力学习和应用《孙子》军事思想指导战争。《吴语》中晋、吴黄池之会时，吴将“挟经秉枹”之“经”，前面已证明是指《孙子》而言，即公元前482年《孙子》已是吴军将领们必读经典。此“经”下距吴起仕鲁所读“兵法”60年左右，《吴子》征引的《孙子》警句，又与四世纪中叶的《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书中引用《孙子》之文相类，都和今传本《孙子》无多大出入。如果说这期间兵家引用的《孙子》是比较完备的修订本，那公元前482年以前的“经”可能是孙武十三篇的蓝本，即《史记》所说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之作。以不断发展的眼光看待《孙子》成书，并以此来认识吴伐楚破郢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措施，不管是由谁提出来或执行的，都不能说与《孙子》军事思想毫无关系。在行军路线上采取“以迂为直”的千里奔袭方式，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而在具体交战中又实施“能而示之不能”的诱敌策略，使楚军“佚而劳之”，“待敌之可胜”之时而击之，还运用“半济而击之”、“围师必阙，穷寇勿迫”的作战原则，彻底击溃楚军。《孙子》的军事理论与战争实际如此密合，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必有其内在的联系。
注释：
①齐思和：《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第26期，1939年12月，又收入齐氏《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②李零：《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1期。
③关于尉缭子的时代，参见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论孙子的作成时代》，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魏策三·魏惠王起境内众》。
⑤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⑥罗琨：《孙武吴宫教战考》，载《孙子与吴文化研究》(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⑦李零：《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
⑧[日]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新校》，白山出版社1997年版。
⑨《史记·吴太伯世家》和《伍子胥列传》。
⑩《史记·伍子胥列传》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
(11)《左传·襄公九年》。
(12)肄，即《左传》文公十二年“若使轻者肆焉”之肆，表示突然袭击而又退回的军事行动。
(13)《史记·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将“待之”引作“且徒之”。
(14)伍子胥、伯嚭虽为楚人，他们多年在外，难以掌握变化的楚军布防和地形、地势的关系。
(15)见《孙子·计篇》和《军争篇》。
(16)见《孙子·计篇》和《军争篇》。
(17)《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和《史记·吴太伯世家》。
(18)《左传》定公四年。
(19)《韩非子·内储下》，又《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有类似的叙述。
(20)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9期。
(21)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论〈孙子〉的作成时代》，中华书局1982年版。
(22)《史记·货殖列传·白圭传》。
(23)《韩非子·五蠹》。
(24)《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5)魏征：《群书治要》。
(26)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
(27)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
(28)《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仕鲁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标签：三国论文; 孙膑论文; 吴起论文; 孙武论文; 吴军论文; 尉缭子论文; 文物论文; 史记论文; 军事思想论文; 左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