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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26-(2001)05-0004-07
鲁迅与清儒的关系，距离最近的当属浙东学派，其次就要算扬州学派。这一点迄今似乎尚 无人关注。
鲁迅接受过西学的洗礼，在总体上已很难再用传统的学术门户观念衡量。不过，鲁迅毕竟 出生在清末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即使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被西学所吸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 接受方面，并未随之进入现代层次。例如，他在国学方面对章太炎的师承，无论在接受的内 容上，还是在传承的方式上，传统的色彩就极为浓重。如果深入“中学”一隅考察，在学术 承传上，鲁迅与扬州学派依然渊源有自。鲁迅师承章太炎，章太炎师承俞樾，而俞樾则私淑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这种自下而上的溯源，可径达扬州学派的开端。在所治之学的脉络上 ，也可由上而下寻到端倪。世称扬州学派源自皖学，张舜徽先生则将扬州学派肇端于皖学彻 底作实。[1]在此背景下，以下的论述便可构成鲁迅所说“太炎先生教我小学”的联系。戴 震的私淑弟子凌廷堪在《东源先生事略》中说：“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 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先生卒后，其小学之学，则有高邮王念孙、金坛 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则有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有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 弟子也。”刘师培也说：“戴氏弟子，合金坛段氏外，以扬州最盛。高邮王氏，传其形声训 诂之学”。[2](P159)至于戴震施加影响于焦循等人，梁启超和胡适在论述戴震的文章中都 有涉及。而王念孙的小学，则上承戴震，下传的一脉即由浙东的俞樾而延及鲁迅。以传统学 案的门户承传看，鲁迅与扬州学派的渊源清晰可辨。
如果将以上情况参照鲁迅的自述和生平，结果却较为复杂。一方面，鲁迅终其一生对扬州 学派以及自己与扬州学派的关系都未置一词；另一方面，鲁迅与扬州学派的主要人物，如王 氏父子、汪中、焦循、阮元等清学重镇，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而这后者，较之鲁迅 的师承渊源，更加切实地说明了他与扬州学派的关系，也因此构成了本文的基本内容。
一
扬州学派是以王念孙的音韵训诂学为开端的。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 苏高邮人，乾隆四十年进士。主要著作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古韵谱》、《导 河汉》等。在有清一代，他的语言学成就突出，影响巨大，系乾嘉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因 而与段玉裁并称“段王之学”。鲁迅关注王念孙的著作，是在1915年初。当年《鲁迅日记》 1月2日记载：“往留黎厂直隶官书局买《说文解字系传》一部八册，二元；《广雅疏证》一 部八册，二元五角六分。”这是鲁迅与王念孙关系的最重要的记载。
《广雅疏证》是一部系统整理、阐述《广雅》的著作。魏晋时期魏国张揖撰《广雅》一书 ，广收经传之训、诸子之注、辞赋之解、字书之说，但由于它自身固有的错误，加之流传过 程中的误抄、妄改、散佚，致使讹脱甚多，一般人已很难释读。王念孙笃好经术，精于小学 ，曾潜心《说文》和《尔雅》，当他得知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邵晋涵著《尔雅正义》 后，转而专治《广雅》一书。他从乾隆五十三年开始，历时七年半，完成了九卷，第十卷后 由他的儿子王引之所述完成。王念孙对《广雅》的“疏证”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 对《广雅》的旧本和《博雅音》的讹脱错乱之处，作了认真的较订。王念孙自称：全书共校 正讹字580字，脱文490处，衍文39处，先后错乱123处，正文误入音内19，音内误入正文57 。（二）对《广雅》各条的义训，作了详细的阐说。（三）对《广雅》正文及先儒的误说，进行 了驳正。在治学方法上，王念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实证。他为疏证《释草》“木瓜，芴 也”条，曾亲自观察植物的实况，以“得自目验”而后成。在此基础上，王念孙博考典籍， 取证宏富，广采古代类书、字书、注释之作，也择取同时代人的成果。王念孙的训诂学，摆 脱了传统训诂学字形的束缚，而是认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开创了“就古音以求古义 ，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的训诂研究方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训诂研究的深入发展。以价值 观和兴趣衡量，鲁迅本不会为王念孙其人其书所吸引。王念孙笃信经学，名山事业建筑在旨 在解经的音韵训诂上，这些恰恰是鲁迅在思想和学术方面都十分淡漠的领域。那么，鲁迅为 什么又要购读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呢？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入手处，莫过于考察1914年至1915年间鲁迅的读书热点。1914年是鲁 迅集中研读佛经时期，有学者统计，当年鲁迅购读佛经80余部。[3](P56)从当年11月开始， 鲁迅的购读热点开始转移，从集中阅读佛经，转向了金石学著录的研读和金石拓片的收集。 如果说这两个方面都共同具有较长过程的话，那么各自集中的年份正在此时。因此，对鲁迅 而言，称1914年是他的佛经年，1915年是他的金石年则毫不过分。在这两年的过渡时期，有 一个细节不应忽视，即在1914年年末和1915年年初，鲁迅比较集中地购进了一批小学著作， 计有：《说文发疑》、《说文校议》、《说文段注订补》、《尔雅正义》、《说文解字系传 》、《广雅疏证》、《说文系传校录》和《说文句读》。在鲁迅研读金石学著录和收藏金石 拓片的过程中，此前曾有一个渐进的序曲，此后是一个高潮，而研究金石的基本功，恰恰是 以古文字学为基础识读铭文。显而易见，鲁迅在1914年与1915年之交购进《广雅疏证》等书 ，目的在于金石学的研究。
问题是为魏晋时期魏国张揖所撰的《广雅》加以校订疏解的《广雅疏证》，能否对识读金 石铭文有所裨益？答案是肯定的。《广雅疏证》虽然针对《广雅》一书，王念孙疏证并不为 其所囿。王念孙虽治学精专，其实学识渊博，他为《广雅》作疏证，系“假《广雅》以证其 所得”，目的之一就是借《广雅》一书，发挥他的音韵、文字、训诂的学识。阮元就评价此 书说：“此乃藉张揖之书以纳诸说，实多张揖所未及知者，而亦为惠氏定宇，戴氏东原所未 及。”[4]正因为如此，王念孙疏证中不仅博引群籍，而且解释了许多古书中的文义。《广 雅疏证》一书，正是以王念孙深厚的功底，广阔的视野和勤勉的劳作，成为清代训诂学的代 表性著作，因而对于阅读和研究古代文献，具有重要的价值。鲁迅在谈到清代学术时另有角 度，却承认以下的事实：“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 ，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5](P514) 鲁迅与《广雅疏证》以及王念孙的联系，就是建立在鲁迅以上所说的背景和需要之上的。
二
汪中是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鲁迅与他的关系，较之与王念孙稍显深入和密切。汪中(1746 —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少年时曾为书肆佣人，经苦读自学成才，为乾隆 拔贡生，却绝意仕进。中年时即以《哀盐船文》等，蜚声文坛。治学范围广泛，涉及诠解经 义、考释经传与先儒、文字训诂、古今制度沿革、金石学、诸子学等，一生著述大体收入《 述学》一书。不过，《述学》原刻本今已不存，“汪氏《述学》，乃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大书 ，后来行世的《述学》内外篇，只是极少部分的杂稿”。[6](P303)
《鲁迅日记》1912年9月24日载：“午后同稻孙至留黎厂购《述学》二册”。当年10月26日 载：“夜修订《述学》两册，至一时方毕。”以《鲁迅日记》所记情况推测，鲁迅购得《述 学》后阅读月余，阅后该书松散，鲁迅亲手装订后收藏。此书至今尚存，系同治八年扬州书 局重刻本，亦即曹聚仁所说的“后来行世的《述学》内外篇”。查版本学著述可知，由于此 前《述学》的版本已甚难寻觅，同治八年重刻本，系《述学》现存最早版本。
以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观点与汪中相较，最契合处当属对儒学的质疑。清初汉学的复兴，本 来就是以反对宋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空疏为前提的，这也是乾嘉学派产生的缘由之一 。但清学的壁垒与门户，也以此为主线。扬州学派学人，门户观念淡薄，不以门户不同相排 斥 ，专以事实论是非，汪中即是这一作法的先行者。他最早跳出清儒全力注经的樊篱，重视研 读史籍。他一反儒家传统，否定《大学》为孔子所作，认为《大学》和《中庸》在《礼记》 中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他厌恶程朱理学，抨击封建礼教，着力驳斥理学家的妇女殉节说、死 节说。鲁迅在阅读《述学》时，凡遇诸如此类的论述，恐怕无不会心。
汪中影响鲁迅的内容之一，是他率先重新重现墨子。墨子为先秦显学，鲁迅在《汉文学史 纲要》和其它著述中多有论及，但这离不开起自汪中的学术背景。墨子从汉代即迅速式微， 继而沉寂。自汉至清初两千年间，治墨学者仅仅两例。是汪中在质疑儒学传统的同时，将视 线投向老子、墨子和荀子，从而掀开了墨学中兴的序幕。汪中曾校勘《墨子》一书，并撰《 表微》一卷，已佚。现存的汪中的有关著述，有收入《述学》中的《墨子序》、《墨子后序 》。在这两篇中，汪中注重辑佚、考订和思想研究，辩证和摒弃前人伪说，力图恢复墨子的 地位。在《墨子序》一篇中，他首创“孔墨并称”说，对墨子极为推崇。由汪中开风气之先 ，有清一代墨学复活并再显宏光。鲁迅是肯定和推崇墨子的，这无疑得力于对墨学复兴的关 注。他藏有张惠言的《墨子经说解》、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抄录过邓云昭《墨经正文解 义》，而这一关注脉络的起点，则起自汪中。
鲁迅论汉代文术，《汉文学史纲要》中将贾谊、晁错列为专章，其中介绍贾谊的生平，材 料出自《史记》、《汉书》，以及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 纲》等书，似乎与汪中无涉。其实不然，在清儒中，对贾谊生平事迹考证最力的是汪中。在 《述学》中，有考释经传与先儒的文章八篇，其中《贾谊新书序》一文是对贾谊及其那个生 活时代的考证，对丰富贾谊的史料作用巨大。读过《述学》的鲁迅对此不会毫无记忆，或许 只是由于在厦门大学撰写《汉文学史纲要》时，《述学》不在手边而未作征引。但从鲁迅所 述“贾谊能文章，平生又坎壈，司马迁哀其不遇，以与屈原同传，遂尤为后世所知闻 ”[7](P392)看，除概述贾谊的影响外，也似乎不无实指如汪中之类的成果。
汪中也曾涉足金石，《述学》中收有《古玉释名》、《石鼓文证》等金石研究文章。所谓 “石鼓文”，系迄今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刻石文字，即在十个直径约一米的鼓形石上，用籀文 （大 篆）刻有四言诗。对此，我国典籍自唐代起始见诸著录，此后多有考证，众谈纷纭。鲁迅除 读过汪中此文，还于1915年3月6日购进张燕昌撰《金石契附石鼓文释存》一部五本，反映 出他对金石学中“石鼓文”这一品类的关注。更重要的是，由于石鼓文的所用字体为籀文（ 大篆），因而是鲁迅腹稿《中国文字变迁史》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这涉及到鲁迅 对籀文的重视。鲁迅藏书中有关的著述有庄述祖的《说文古籀疏证》、孙诒让的《说文古籀 拾遗》、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丁佛童的《说文古籀补补》和孙诒让的《 古籀余 论》等，这体现了鲁迅为研究大篆字体而作的资料准备。而汪中的《石鼓文证》，即便从鲁 迅十分重视的文字变迁史的脉络上，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汪中不仅是扬州学派的代表学者，也是扬州学派中重要的骈文作家。清代乾嘉时期，学人 与文人的界限愈加鲜明。以同样非议桐城派散文为例，扬州学派批评其“不文”，浙东学派 批评其“不学”，就分明显示着当时区别“学”与“文”的鲜明意识。再例如，章学诚从方 志编纂的实践中得到教训，认为“文人不可修志”，其理由是：“文人撰文惟恐不自己出， 史家之文，惟恐出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8](P125)这尤其能够说明学人与文人的重要 区别。至于刘师培再三辨析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恐怕也难说与上述濡染无关。正是在这种 “学”与“文”十分明确的背景中，扬州派学人以兼具学人与文人的素质，以及令人信服的 成果，取得了学文兼备的声誉。在这方面，汪中属于佼佼者。他的《哀盐船文》描写长江江 船上一次大火的惨状，曾得到杭世骏“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评价。其他作品如《户陵对 》、《孤文之盗颂》等，或激情澎湃，或含蓄雍容，却都能蕴含人文关怀，体现出情致的高 远。鲁迅除小说外，并不重视清代的文学创作，但有两个原因造成了汪中的骈文在鲁迅心目 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是扬州骈文与桐城散文的相抵，二是刘师培对扬州骈文的推崇。在清代 文坛，以唐宋八大家为宗的桐城派散文如日中天，却也有以推崇六朝文章的骈文家与之对垒 ，汪中可以说是后者的代表。汪中的文章坚持骈体，同时洋溢着魏晋文章的风格，这一点很 为扬州学派的学人所看重，并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的刘师培。民国初年，在经学、史学、文 学、小学诸多方面，都曾被章太炎视为同道的刘师培，与不少章门弟子先后进入北京大学， 他们遇到的是先前在这里占绝对优势的桐城派吴汝纶、林纾、姚永朴等人。于是，刘师培与 章门弟子在思想与政治方面都严格对立的情况下，却在以六朝文驱逐唐宋文方面采取了一致 的学术立场。刘师培在这一时期撰写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仍不忘抨击桐城派散文 ，同时抬出汪中的骈文与之相对。鲁迅曾将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作为研究魏晋 文学的重要参考，因此对刘师培考证文学与非文学的“文笔之辨”，排斥唐宋八大家及桐城 派古文，重视六朝骈偶丽辞而延及汪中的学术思路，都了如指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钱玄同提出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骈体文也在排斥之内，但在实际的抨击 中，章门弟子系全力针对桐城谬种，而疏于批判选学妖孽，其实这决不是疏忽，而是真实反 映章门弟子趣味的现象。针对这一思路，如“文笔之辨”等，鲁迅在后来所撰写的文学史著 作中，也略有涉及。这样，汪中的骈文创作，曾作为清代文坛的一派代表，作为文学史上流 派 之争的鲜明例证，作为鲁迅理解和辨析文学发展的一种类型，一定程度上对鲁迅有所萦绕。
三
鲁迅由于研究古小说，与扬州学派的焦循构成联系，却也不限于这种联系。
焦循(1763—1820)，字理堂，晚年号里堂老人，江苏甘泉（今扬州）人。嘉庆六年中举人， 后 即闭门著书，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戏曲、辞章无所不究。著有《雕菰楼易学》、 《孟子正义》、《里堂算学记》、《足微录》、《雕菰集》等数十种。由于他的治学深入到 哲学、数学、生物学、语言学及文学艺术诸多领域，而被后世称为是“足以代表扬学精神” 的人物。焦循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的不墨守成规。他治经学成果卓著，晚年注疏《孟 子》，所撰《孟子正义》为清代群经新疏的代表作。与此同时，却不轻视小说戏曲。他曾撰 写《花部农谭》一卷，热情赞扬被士大夫们鄙弃的地方声腔剧种——“花部”说：“花部原 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 为之动荡。”[9](P225)鲁迅与焦循构成关系，就起自对他的戏剧理论的涉猎。
20年代初，鲁迅为研究古小说与胡适多有交流。1922年8月14日致胡适信谈道：“昨日偶在 直隶官书局买《曲苑》一部（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内有焦循《剧说》引《茶余客话》说《 西游记》作者事，亦与《山阳志遗》所记略同。从前曾见商务馆排印之《茶余客话》，不记 有此一条，当是节本，其足本在《小方壶斋丛书》中，然而舍间无之。《剧说》又云，‘ 元人吴昌龄《西游》词与俗所传《西游记》小说小异’，似乎元人本焦循曾见之。既云‘小 异’，则大致当同，可推知射阳山人演义，多据旧说。”[10](P410)鲁迅这里说到的《剧说 》，系焦循辑录的汉唐以来古籍中关于论曲、论剧的杂录，辑录者通过资料的排比，探讨了 戏剧的诸多问题，在资料和方法上都产生过不小影响。《剧说》的大部分篇幅，是对剧目题 材的考察。由于小说与戏剧在这一点上具有同一性，便为鲁迅考察小说题材提供了资料来源 的可能。鲁迅得到此书，正是从中择取资料为研究古小说所用。这一作法，典型地反映了鲁 迅对清儒的选择和接纳具有十分特殊的方式，即一切从个人治学的需要出发，而全然置清儒 的名山事业于不顾。《剧说》的辑录，编排、考证的方法，完全采用乾嘉学派家法，由于对 象并非经史小说而是戏剧，更可以用鲁迅古小说的研究，在方法上作近距离的稍许比较。
现在还没有证据说明鲁迅钩辑考证小说史料受到过焦循《剧说》的影响，但焦循在方法上 影响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开拓了戏剧史研究的传统则是事实。《剧说》广征博引 ，资料来源十分广泛，上起《乐记》、《左传》、《史记》，共计近200种，凡与曲、剧有 关的内容，虽细枝末节也尽竭容纳，从而保证了资料的丰富与全面。《剧说》的编排颇具匠 心，注重材料在说明戏剧的起源、流变以及表演艺术的脸谱、武功、宾白、砌末等的诸多层 次、诸多方面。《剧说》尤其注重考证，将以考证方法研究戏剧史推向了成熟。以考据方法 研究戏剧，始于明代胡应麟，到焦循的《剧说》，乾嘉的考据方法给予了以极大的助力，其 资料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其范围举凡戏剧史有关者无所不涉，戏剧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得到充 分的拓展。在戏剧的研究史上，论清儒家法，《剧说》堪称标本。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焦 循的戏剧史研究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同样的上天入地下黄泉般的辑录与辑佚，同样的注重 考 据，并在成书前后几十年一以贯之的不断修订。可以认定，不管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有着多少 和怎样的“不囿于清儒”的内容，但像与焦循等人的联系毕竟密不可分。
四
在扬州学派的学人中，最为鲁迅重视的是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甘泉（今扬州）人。乾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 任 山东、浙江学政。后历任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等职。为文提倡骈 偶，轻视古文。学术上崇尚汉学，主张朴学，先后创办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并主编 《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等。个人治学除致力经学外，尤精 于训诂，并于史学、金石、文学、天文、地理、历算无所不通，著有《四库未收书百种提要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浙金石志》、《畴人传》等，均收入《揅经室集》 。阮元所以引起鲁迅重视，有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原因。外在的原因是阮元曾任浙江学政和巡 抚。在浙江期间除创办诂经精舍外，还主修《浙江通志》、主编《经籍纂诂》、撰写《两浙 金石志》，不仅在浙江留有政声，还对浙江文化产生过较大影响。这种影响的余绪延及清末 ，鲁迅当有所感知。例如，鲁迅故家藏书中少有经书，却藏有《十三经注疏》，这与阮元曾 影响于浙江学界并校刻该书不无关系。诂经精舍是阮元的精神与学术承传的载体和象征，例 如《经籍纂诂》160卷，就是阮元任浙江学政期间，命诂经精舍的20多名学生分工编辑的。 而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曾在诂经精舍就读并学有所成，仅凭此端，阮元之名也会为章太炎、鲁 迅师弟两代人难忘。当然，内在原因是主要的也是多方面的。
阮元集为官谨慎与治学的开放于一身。他以汉官在满清政权中而至封疆大吏，与他政治上 的循规蹈矩有关。他主政两广时所修《广东通志》堪称名志，该志各项沿革时间均为自秦至 清，却对耿尚两藩入粤被平削之事，以及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南明时的言论行动均无记载。这 类为后世诟病的缺陷决非阮元的疏忽，恰恰体现了他在为官与治学的歧途上的选择。同时， 在政治上所能允许的范围内，阮元的治学呈开放状态，突出的体现是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乾 嘉以后的清学中，皖学和扬学都有多人治天文和算学，这或许是“道咸以降之学新”的前奏 。阮元的学术成果中，没有焦循的《加减乘除释》之类的著作，却以《畴人传》显示他科技 方面的别具慧眼。《畴人传》，共八卷，是阮元编纂的我国从远古到清代的天文历算学者的 传记，共400人，其中包括利马窦等52个留居中国的欧洲人。对于阮元，鲁迅置他的《皇清 经解》、《经籍纂诂》于不顾，十分看重《畴人传》，这是他受西学洗礼后，以现代科学的 眼光反观清学的选择。在《看镜有感》一文中，鲁迅述及汤若望的历法在中国的实行情况时 说：“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哭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 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 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 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 己 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但他竟论了大辟，可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汤若望入中国 还在明崇祯初，其法终未见用；后来阮元论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统寝疏，开局修正，既知 新法之密，而讫未施行。圣朝定鼎，以其法造时宪书，颁行天下。彼十余年辩论翻译之劳， 若以备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国家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 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见如天之度量矣！’”[11](P198—199)其实，此处所论均无关学术， 但无论阮元还是鲁迅都基于学术则是肯定的。
鲁迅对阮元的重视，还由于阮元的金石著录。金石学本系史学旁支，在阮元治学中的作用 却略有不同，阮元好经籍训诂，为此而求证于古代吉金、石刻。在他宦游浙江时，著有《两 浙金石志》一书。鲁迅1914年4月购得该书，使用的频繁当在其他金石目录之上，原因是鲁 迅收藏的起自三国时期吴国的六朝碑拓不少，亲手抄录的也十分可观，对这些拓本的稽考， 离不开此书。1917年鲁迅作《会稽禹庙窆石考》一文，其考察征引的顺序是：平氏《绍兴志 》、王昶《金石萃编》、乐史《太平寰宇记》、阮元《两浙金石志》、俞樾《春在堂随笔》 等。其中金石著录只有综合性的《金石萃编》和地方性的《两浙金石志》。鲁迅引述《两浙 金石志》是为考证禹庙窆石的年代，他在援引了《金石萃编》后指出：“其所刻时或谓永建 ，或又以为永康，俱无其证。《太平寰宇记》引《舆地记》云：‘禹庙侧有石船，长一丈， 云禹所乘也。孙皓刻其背以述功焉，后人以皓无功可记，乃覆船刻它字，其船中折’。阮氏 元《金石志》因定为三国孙氏刻。字体亦与天玺刻石极类，盖为得其真矣。”[12](P55)从 行文上看，鲁迅相信阮元的确认。
鲁迅对阮元的文学观点比较留意。阮元在文学上与扬州学派学人一脉相承，为文提倡骈偶 ，反对古文，因此一再为骈体的地位而辩证。他在《文言说》、《文韵说》、《与友人论古 文书》等文中，都涉及“文笔之辨”。阮元之子阮福撰《文笔考》一书，坚持同样立场。鲁 迅撰写《汉文学史纲要》，对何为“文章”以及它的发展和各种观点，梳理得十分清晰，这 是得力于阮元父子的。他指出：“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于是 散体之笔，并称曰文，且谓其用，所以载道，提挈经训，诛锄美辞，讲章告示，高张文苑矣 。清阮元作《文言说》，其子福又作《文笔对》，复昭古谊，而其说亦不行。”[7](P346)
〔收稿日期〕200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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