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群论文,社会学论文,试论论文,语言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都属于多族群国家，有的还是多种族国家。[1](P61-75)近代以主权国家这种政治实体形式所建构的形形色色的大小国家，在其形成与变动过程中，国境线并不是严格地按照当地族群居住区域的地理分野来划定的，各国的国境线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步得以确定时，往往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历史、政治、外交、经济、宗教、文化因素（注：如在非洲、中东、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许多主权国家的国境线的历史形成与划定受到当年殖民主义时代列强瓜分势力范围时相互战争与外交妥协的影响，当地原有政治实体、部落之间的边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从而造成了许多族群的部分人口跨境而居。而在各个国家正式创建之后，内外战争与国际外交活动仍在不断地改变着这些边界。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每年都有大量的劳动力跨国境迁移并长期留居在迁入国，这更进一步强化了许多国家中的多族群现象。族群关系问题也就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也正因为当前世界各国大多属于多族群国家，它们在发展本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进程中，在本国与其他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种族、族群关系问题。根据我国政府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国有56个民族（或称为“族群”）（注：按照其他国家的种族、族群结构和特征，我国的56个“民族”实际上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族群”(Ethnic groups)，使用“民族”一词来表示这56个群体，这很容易与具有独立政治实体和领土含义的另一个词汇"Nation"（也译做“民族”）相混淆（马戎，2001;156）。基于这一观点，在本文中把中国的56个“民族”称为“族群”，把中华民族这个政治实体称为“民族”(Nation)。），在分析和处理我国的族群关系时，通常也会遇到其他国家处理本国族群关系时所遇到的一系列相同的问题。而无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目前许多国家中正在发生的事态来看，每个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离不开本国各个社会群体（包括各个族群）的和睦团结。21世纪的中国，族群关系同样是政府和民众最为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工具，语言对于研究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有着特殊的价值。所以国外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于各个族群的语言使用与演变给予特殊的研究兴趣。中国是一个地域幅员辽阔、拥有着许多族群的大国，在不同族群之间、不同区域之间长期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也存在着语言、方言的差别。这些差异影响甚至制约着区域间、放群间的交流与发展。除了在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等方面需要进行研究之外，对于各地区、各族群在语言、词汇的交互使用与演变情况开展研究，也应当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关注领域。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把调查区域内语言的应用与演变情况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系统地调查和分析当地社会的社会一文化格局与影响这一格局变迁的因素。
写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和探讨如何从语言使用调查入手来分析区域之间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从语言词汇使用的变化情况来分析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
一、语言产生和发展于各族群所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
许多动物都有自己的“语言”，它们通过不同的发音和声调在同类中彼此传递信息。这些借助语言来传递的信息，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抽象思维的符号。即使是最最简单的数字，也代表着对数量的抽象。人类作为高级动物，也在自己的演变进化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出用于口头交流和书面记载有关信息与知识的语言和文字。由于人类起源于地理分布上的多元以及各人类群体发展初期的彼此隔绝，在不同的群体中各自发展出很不相同的语言与文字。据说在1万年以前，世界各地区存在的语言达1.5万种，现在已经减少到约7000种，并将随着族群交往与全球化进程而加快减少的速度。[2](P256)这些语言和文字作为符号被用来表达具体的数字、物体以及抽象的观念和思想，并被语言学家们按照语系、语族、语支、方言这样的系统来加以分类和研究。（注：现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被语言学家划分为14个“语系”[1](P60)。）
在这些书写符号不同（注：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字中，不但存在着例如拼音文字、象形文字之间的差别，书写的顺序也有从左到右（拉丁语系）、从上到下（传统的中文、蒙古文）、从右到左（阿拉伯文）等多种习惯。书写习惯可能与当时各地最早采用的书写材料有些关系。如中国古代用竹简、木简来写字，这些竹简、木简是一条一条制作并相互联结成捆，从上到下写字是比较便于书写和阅读的。）、发音方法不同、语法规则不同的各种语言与文字当中，这些差异或多或少反映出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发展历史。居住在大森林中的族群，有些发音可能与当地鸟兽的鸣叫相似，居住在海边的族群，发音可能与海涛、海风的声音相似。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在一些方面（包括发声）有可能会模仿周围的生物，而且有时会用某种动物的叫声作为对这种动物的称呼，这种取名也产生了人类语言中最简单的一批词汇。
二、语言中的词汇反映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内容
在每一种语言中，每个新词汇的出现都是因为人们需要对新出现的现象、事物、观念给予抽象归纳并进行交流，这些词汇都是应思维与交流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生活在热带并从未见过雪的部落，是不会在自己的语言中自发产生定义和描述“雪”的词汇的。所以语言和文字体现着一个社会中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和生产中需要表达和传递的绝大部分信息，之所以说“绝大部分”，是因为在交往中，人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也可以传递部分信息。
从对一个社会里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文字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在科技和生产力方面的水准、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抽象思维的发展水平以及各类知识的积累内容。三十多年前我曾经在内蒙古草原一个牧业社区插队，当我向本地蒙古族牧民学习蒙语时，我发现蒙古语中对于不同年龄的牲畜都有专用术语，对于牲畜毛色特征的描绘也有非常具体的词汇，如面部长有一长竖条白色毛的马叫“海勒京”，从马鬃延脊梁到尾部长有一条黑色毛的马叫“萨勒”，身上大块不同颜色相同的马被叫做“阿勒克”（注：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在《努尔人》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努尔人对于描绘牛的颜色和其他特征有着非常丰富的专用术语。[3](P51-57)）。这些词汇在牧业生产和草原生活的应用当中远比汉语词汇要丰富、准确、便利得多。如果牧人走失了一匹马，在寻找这匹马的途中，他只需向别的牧人讲几个词就可以清楚地描述这匹马的具体特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蒙古语中对于畜牧业和草原生活之外的词汇就相对比较缺乏，这是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活、牧业文化在语言中的体现。分析和研究蒙古语的词汇及其演变，无疑会有助于了解蒙古族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内容、特色与发展进程。
以此类推，沿海的渔民对于不同的海洋生物和海潮现象一定也有非常丰富的词汇来进行描述并用于彼此之间的沟通，这是渔业生产和海上生活的客观需要。其他如农耕民族、山地民族、沙漠民族等也都有与自己生活的自然环境、传统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语言词汇体系。
在人们的语言当中，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相互之间的称谓，有的称谓反映的是亲属关系，如称呼家庭成员、血缘亲属所使用的词汇，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不同的社会中对于不同亲属关系的称谓，并以此来分析其家庭制度与社会结构。[4](P450-465)有的称谓反映的是社会关系，如对部落首领的称呼，或者一个复杂的科层组织中对于各级人员的称谓体系。对于这些词汇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的亲属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
在文化发展到比较高的程度之后，除了描述自然景物、人类生产活动及产品、用于人际关系相互称呼的词汇外，人类社会的精神与文化生活日益发展，有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音乐的词汇也逐步丰富起来，这些词汇反映出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理念，也反映出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追求。许多学者都“发明”了一些新词汇来表述自己提出的新概念。（注：如弗洛伊德提出“三部人格结构”时发明的“伊德”（Id，或译做“伊特”、“本我”）、“自我”(ego)和“超自我”(superego)，就是他为了心理分析所创造的词汇。[5](P4)）对于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所使用的这些词汇的系统整理与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例如基督教就创造了一大批新的宗教词汇，许多沿用至今，对于这些词汇内涵的解读和使用情况的分析，可以帮助其他非基督教社会的人去理解今天基督教社会人们的基本观念与思维方法。佛教和伊斯兰教国家也各自有自己的一套理念，有各自不同的一套词汇。佛家讲的“禅”就不是很容易被基督教徒所理解的。不同的意识形态传统也形成了各自的政治术语（注：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语言是意识的重要社会过滤器，官方推行的语言具有推动人们认同既存制度、清除对立政治意识的功能。[6](P33)），这些话语体系的固定化及其传播体现了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价值规范体系之间的差异与相互之间的竞争。不同的文明之间需要沟通，从各自使用词汇的对译和分析入手来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有助于加强相互之间在文化基础层面上的理解，尽可能消除那些可以消除的误解，以避免文明的冲突。
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每个国家都留下了大量用文字书写的丰富文献，包括了历史记载、政府档案、统计资料、文学作品和人们记录各类信息的文本材料，这些材料为我们研究社会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但是，从语言社会学的视角，通过对不同时代文学作品中使用词汇的归纳分析来研究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类似这样的系统性研究还是很少的。如分析“文革”以前和“文革”期间所使用的政治和生活词汇，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文革”的起源和演化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不同时代的人们使用着不同的词汇，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制度、文化生活和道德伦理观念，从语言这个角度来加以分析，可以由表及里，通过对词汇这些象征符号的研究来剖析不同时代人们的内心生活。
三、语言之间的借鉴反映出不同族群在各方面的交流与融合
随着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之间的相互接触与交流，它们各自的观念与文化也必然通过这些交流而对彼此发生影响，所以从一个社会对于其他社会、其他群体语言文字的吸收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态势与融合程度。
蒙古族牧民在表达来自汉族地区的物品、用具以及各类政治观念上，大量直接或间接地借用了汉语词汇，如拖拉机就直接使用汉语的“拖拉机”的发音，如手电筒叫“嘎勒灯”，是由蒙古语中的“嘎勒”（手）和“灯”（来自汉语的“灯”，表示能够发亮的东西）两个词连在一起组合而成。这就是语言使用中的“外来语”现象。这些外来语词汇的使用，反映了蒙古族牧民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不同语言之间的某种“融会”。
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积极地吸收西方的思想与文化，如20世纪初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从日语中转借而来的许多词汇，如“民族”、“干部”、“社会”、“外交”等，这些词汇一直沿用到今天。我们如果阅读20世纪初中国文人写的信函、小说，会发现这些文字与今天人们使用的词汇、习惯表达方法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差别，反映出当时社会思潮的重大转变，而书写文字与口头语言之间的距离缩小，为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同时也为当时的社会分层结构的调整与社会流动提供了新的条件。
在上世纪的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的文人们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反映西方世界人们日常生活和感情交流的外国文学作品，如果采用中国的文言文来翻译，应当说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许多外文词汇在当时的中文里找不到十分贴切的词汇来对译，所以一些翻译者便自行创造了一些中文的新词汇，来反映外文词汇所表现的场景和情感。当这些翻译作品问世之后，这些新词汇便慢慢地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成为中国语言词汇的组成部分。
语言相互借鉴和对译的现象既出现在中国的汉语与西方文化之间，同时也出现在国内汉语与其他少数族群语言之间。在上个世纪的整个一百年里，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国内各个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许多少数族群的青年来到内地的汉族城镇读书，许多汉族商人深入边疆地区开展贸易活动。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在内地沿海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当时的官员、商贩、士兵、工人、教师、学生、传教士、劳工们频繁地迁移和流动，这些族际交流活动在历史上所留下的烙印，也反映在语言之间的相互借鉴、词汇的相互融通之中。
四、发展相对滞后的族群一般会积极学习发达族群的语言
一般来讲，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会比较多地吸收发达民族的词汇，它的知识分子也会比较积极地学习发达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这是推动本民族社会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是发展本民族科技与经济的需要，也是生活中吸收和使用发达国家物质和精神产品的需要。研究一个民族语言中的外来词汇，调查这个民族成员学习其他民族语言的情况，是了解和分析民族交往的重要研究视角。
除了客观应用性的需要之外，有时发展相对迟缓、消费水平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友好的发达国家会有一种羡慕之情，并由此萌发学习其语言、方言的愿望。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苏关系十分密切，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与美军作战，在这种国际关系的态势下，中国人很热切地学习俄语，而在解放前曾经十分流行的英语就遭到了冷落。在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香港是大陆民众首先接触到的“经济发达”地区，所以学习广东话也曾经一度成为北京大学生中很时髦的现象，有些电视广告也采用广东方言。而当中国与日本和美国正式建交并且各种接触多起来之后，在大陆又先后出现了学习日语和英语的潮流。在今天，一些简单的英语词汇甚至经常夹杂在人们日常口语之中。
当然，上述这种学习与应用外语和其他地区方言的现象，也并不是出现在大陆所有地区，即使在北京这样对外交流很多的大都市里，这些现象也并不是出现在所有的年龄组、所有的社会阶层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赶这种“洋时髦”的潮流。所以我们的语言社会学调查可以设计出一些核心问题，调查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哪部分人在学习其他语言？主要的潮流是学习哪一种语言？他们又在什么场合下使用这种语言？他们学习这种语言的原因是什么？是感情上的原因还是出于功利的考虑？有关这些问题的调查分析结果，对于我们透过语言学习与使用方面的变化来分析不同民族、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社会整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五、语言的双重性
语言应当说具有着双重性。一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载体，它寄托和体现出人们对于这种文化的感情，二是纯粹作为信息交流的工具，实现的是传递信息的功能。有一些使用范围很小的语言，由于它作为信息交流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小而处在消亡之中，尽管人们在感情上对这一趋势难以接受，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一客观现实。当人们在想到语言的时候，有时感情和功利的考虑并存，有时则会有所偏重。我国一些少数族群的干部在感情上很希望自己的子女学好本族语言文字，但是考虑到孩子对于知识的学习条件和未来的发展机会，还是送孩子上汉语学校。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潮中，各国之间、各个族群之间的交往和相互竞争也日趋激烈，对于语言的感情层面的考虑有下降的趋势，而对语言的功利方面的考虑则在显著上升。经济的全球化需要一种“世界性”的工作语言，由于各种原因，英语实际上正在成为事实上的“世界性”工作语言，绝大多数国家都把英语作为本国学校中的第一外语，各类国际会议主要使用英语作为会议语言。这一现象生动地体现出语言作为交流工具这一基本功能的重要性。
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曾经长期使用居住国的语言，犹太人原来使用的希伯来文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一批犹太人迁移并定居在以色列，从感情和功利两个方面出发，他们没有选择以前某个居住国的语言（德语、法语、英语等），而是选择了祖先使用过的希伯来文作为以色列的正式语言，这一选择对于来自不同国度的犹太人来说也是公平的——大家都需要学习一种古老的新语言，这种语言寄托了他们的宗教感情，对内成为相互交流的工具，对外成为犹太人特有的文化符号。已经停止使用的语言在生活中再次复活，这种情况也只有在以色列这样十分特殊的案例中才有可能发生。
六、语言政策是族群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体现
对于其他语言的学习，既可以通过人们的自学，也可以通过学校实施的正规语言课程。在多族群国家中，学校里采用的教学语言体现了国家的族群政策。一方面，少数族群语言的学习与使用是各个族群的基本政治权利，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中国受到《宪法》的保障；另一方面，语言又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彼此进行交流的应用性工具。使用最广泛、对每个公民学习知识和争取发展机会最有用的语言，也是学生们在学校里最应当学习的语言，尽管这种社会通用语可能并不是自己的母语。如何既保障少数族群学习本族语言的政治权利，又能够使得少数族群学生掌握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最有用的语言，这个矛盾如何解决，需要视各个地区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具体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来处理，而不能简单地用统一的政策来做出硬性的规定。中国各少数族群地区一直在进行“双语教育”的积极探索，也是试图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各地区实际情况、既有利于各少数族群发展又得到大多数群众拥护的语言教学模式。[7](P225-230)
在建国初期，少数族群干部和民众积极学习汉语，同时在少数族群地区工作的汉语干部和其他人员（教师、医生、工人等）也积极学习当地族群的语言，这样一种语言学习模式体现了族群平等的精神，既有感情上的因素，也有学习和工作方面的功利性考虑，应当说对于当时族群团结、开展各项工作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而从我们近年观察到的现象来看，现在的语言学习模式主要是少数族群干部和民众学习汉语，而在少数族群地区的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当中，很少有人学习当地族群的语言文字。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双方在语言学习上主要是功利性的考虑而较少感情上的考虑呢？而且这种功利性的考虑可能也主要是面向上层（主要使用汉语的各级干部）而不是面向下层（主要使用本族语言的基层少数族群群众）。这是不是也反映出目前的中国社会与建国初期相比，在深层面上我国的族群关系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呢？
政府的基本政策制定之后，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是否能够达到使各族学生们学习知识的最佳效果？是否能够促进族群团结和各族之间的感情？各族民众对于现行的语言政策和实施结果有什么看法？家长们、学生们、教师们、就业单位对于目前的教学语言政策有什么评价？提出过哪些改进调整的建议？对于研究族群关系变化非常重要的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都可以在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中找到答案。
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反映新的社会现象的“新词汇”
语言的变化在内容与形式等方面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他们的语言、在本族语言中引进“外来词汇”之外，随着社会在观念、制度方面的变化，在自己本国语言中还会出现一些崭新的“词汇”。今天在北京人言谈中使用的一些词汇如“打的”（乘出租车）、“大款”（富翁）、“小蜜”（情人）、“下海”（经商）、“二奶”（外室）、“泡妞”（与女朋友约会）、“网虫”（经常留连于互联网的人）等词汇，都是在汉语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词汇。其中有些词汇来自港台地区和国外，通过外部的小说电影流传到内地，反映出港台和外国文化对大陆社会的渗透，另外有些词汇则反映出大陆社会中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可以说是人们在生活中的“创造”，之后通过媒体中的娱乐节目和口头流传逐步被大众所接受。
有些人还收集了民间的“口头文学”，如流传的“段子”、新的“歇后语”和压韵对仗的白话打油诗，反映了民间对一些社会现象的针砭和讽刺，其中不乏近年创造的“新词汇”和对原有词汇的“新用法”。在各地组织的一些文艺活动和民间庆典中，也出现了一些新对联、新话语。这些生动的文化现象，都应当成为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不同的社会群体有时还会出现本群体内部使用的“专用词汇”，用过去的讲法是帮会的“行话”、地下团伙的“黑话”，用现在的称呼是“行业术语”。如以行业来划分，在北京的各地“打工族”都有自己的一些“术语”；如以年代来划分，出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代”所受到的是不同的教育，他们在不同的政治氛围和文化环境里成长，在他们说话的用词上也能体现出各“代”之间的“代沟”。前几年国内贺岁片的成功，除了场景的创意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旧语言”应用于当前新场景而产生的喜剧效果。现在的中学生们有着自己常用的词汇，老师和家长们往往不知道孩子们在讲什么。而最有代表性的是近年来“网友”们在互联网上的交流中不断创造的各种简化“术语”，不常上网的人有时真猜不出它们的含义。仔细分析，这些新的词汇实际上各自包含了十分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含义，很值得社会学家们去好好调查与研究。
八、随着社会的变化，一些原有词汇被赋予了新含义
在新的社会场景下，一些原有的词汇可能被人们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新的政治或文化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氛围下，一些过去常用词汇的内涵和流行范围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同志”是社会上人们之间最通用的称呼，人们在商店、饭店里把售货员也称作“同志”。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上升，因为工人彼此的尊称是“师傅”，所以顾客对售货员的尊称便被改为“师傅”，一时“师傅”成为社会上最时髦、最常用的称呼。实行“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把服务员改称作“小姐”。“小姐”这个称呼在解放后曾一度绝迹，因为当时的观念是只有“资产阶级”才称“小组”，带有剥削阶级的贬义。而近年来在一些“小姐”一词暗含有从事不正当职业意味的地区，人们又开始使用新的词汇来称呼餐馆、旅店的服务员。另外一个例子是解放后大陆的夫妇之间长期彼此称为“爱人”，认为这样体现了男女平等。实行开放政策之后，大陆学者出国访问，海外华人听到这个称呼都觉得很好笑，认为很像是指“情人”。曾经在解放前使用的称呼“先生”和“太太”，近年又开始流行起来，还有一些年轻人则仿照港台电影称呼丈夫为“老公”。
应当说上述这些词汇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甚至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一套“时代用语”，正如每个行业或社会群体也会有自己的“行话”和专用话语。我们考察各种词汇、各种用语在应用范围和内涵方面的演变，就可以从语言这个角度生动地反映出中国大陆社会近几十年中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深层变化。调查和分析这些词汇的衍生、流行和演变，联系当时的社会场景和政治氛围，可以帮助社会学者研究一个国家社会文化体系的深层结构和发展脉络。
九、研究社会流行语言、词汇的变化，是分析社会变迁、族群关系的一个生动视角
中国社会在上个世纪里发生了多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此期间，汉语的语法和词汇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重大转变，从晚清时代、民国时代、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文化大革命”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时期，每个历史时期都在人们使用的语言词汇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与此同时，中国的各个少数族群在近百年里受到汉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的影响，也经历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也部分地反映在它们的语言使用当中，研究中国少数族群在语言词汇使用方面的变化，对于理解各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视角。
调查多族群地区语言的使用情况和词汇变化，有助于分析族群关系变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周炜博士在1998-2000年期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他选择的研究专题是“西藏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使用、双语现象与汉藏文化交融”。西藏地区是我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在西藏自治区的常住人口中，藏族占大约97%，在1951年和平解放之前，西藏与内地相对隔绝，文化与人员交流很少，这使得西藏在交通、通讯、教育、经济发展方面长期落后于内地，藏语的词汇也反映出西藏社会发展的状况与汉藏交流的情况。在近五十年里，特别是1959年之后，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干部职工来到西藏工作，西藏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日常交流中开始引入汉语词汇，学校里开始讲授汉语课程，许多城镇的年轻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汉语，部分人甚至开始学习英语。因此调查和研究西藏城乡居民的汉藏语言使用情况，无论对于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西藏与内地的政治整合、经济交流、人员往来、文化交融的发展历程，还是研究汉藏关系的演变，都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所以这个研究课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语言社会学与族群社会学相互交叉的研究专题，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这一研究可以说是运用语言社会学的视角来调查研究我国族群社会、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除了西藏之外，其他少数族群聚居区也需要开展类似的语言学习使用情况的调查，作为我们分析族群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是可以采用量化的方法来测度和分析的，族群关系好不好，可以通过调查不同族群的成员之间学习和使用其他族群语言的情况来进行分析。这个专题，可以与居住格局、族际通婚、社会网络等其他几个族群社会学研究专题的调查结果相互比较和印证，从而向我们展示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真实状况和发展趋势。这些研究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逐步展开，先从微观社区（一个乡镇、一个县、一个城市）的调查研究入手，逐步扩展到一个省乃至全国。
总而言之，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而言，外部的国家—区域之间的关系、内部的社会—政治格局、各种社会流行思潮等都交汇在一起，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社会中语言词汇的使用与创新。要研究中国现代史，无论是研究汉人社会还是研究各少数族群的社会变迁，实在不应该忽视这个研究视角和生活当中大量丰富的研究素材。
十、应当积极地推动中国语言社会学的建立与发展
语言社会学，就是通过对各类语言现象的系统、综合性的调查和横向、纵向比较研究，来分析社会的文化形态与族群关系、各国和各地区文化交流的变迁。这个方面的研究长期为人们所忽视，即使在美国这个社会学很发达的国家，这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西方社会学的教科书中也很少提及这个研究专题。
美国社会学界较少重视语言社会学研究，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美国的社会结构和主体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比较稳定，语言词汇的变化不大；其次是美国对于各族群语言变化的研究大多结合到种族、族群研究之中，没有必要去发展专门的语言社会学。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不断发生重大变革、地域和族群差别这么大的多族群大国，语言社会学完全有必要也有条件在21世纪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专业领域。
我自己对这个领域是很有兴趣的，过去在内蒙古和西藏进行以人口迁移和族群关系为主题的社会调查时，我设计的户访问卷当中包括了一些与语言使用相关的内容，调查了被访问的汉族、蒙古族和藏族居民掌握其他族群语言的熟练程度和使用场合，调查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子女在语言学习方面的愿望，但我从来没有机会实施一个以语言使用为主题的专题研究。由于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阅读这方面的文献和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有其他学者往这个方向上努力，并积极推动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语言社会学”的研究生课程。
中国社会是个多元、多层次、族群和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境内外的各种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行为、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这些影响和观念的变化也必然生动地体现在人们使用的语言词汇之中。语言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可以提供在其他视角中难以把握的重要信息，同时由于社会中人们使用的语言和创造的词汇本身十分生动，所以对于语言的研究和词汇使用的分析也非常具有趣味性。我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并会做出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们既会研究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流行语言和学术话语的影响，研究各个族群之间的语言使用与交融，也会研究各地汉人社会中丰富多彩的语言变迁现象，并从中找到解读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我确信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将会使中国社会学在研究领域上进一步拓展，并将成为中国社会学各领域中非常具有特色和推动创新性研究的专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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