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风向何方吹?——兼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风向论文,困境论文,文学奖论文,茅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可以说是在传媒守株待兔般的关注下进行的。推荐作品甫一决出，立刻受到传媒围追堵截式的追踪报道。新浪网不但抢先公布“入围名单”，还在读书频道特辟“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专题”，连载入围作品，吸引网友展开讨论，所讨论的热点问题也立刻被《北京青年报》等流行报刊转引报道。看来，新一届茅盾文学奖再起波澜是在所难免的。所不同的是，此番的波澜不但由大众传媒率先挑起，并且几乎垄断性地操控——新浪网的专题由中国作协独家授权，对比一下中国作家网常规报道的冷冷清清和新浪网专题策划的紧张热闹，就可以看出，谁将是争论的“主战场”。随着“主战场”的转移，话语的主导权也发生转移。网民不但人多势众，众声喧哗中的“强音”经网络、传媒的反复挑选、复制还可以无数倍地放大，形成足以与专家抗衡的“群众的呼声”。与此同时，评判的主导原则也发生变迁，现实主义——这一在前两届茅盾文学奖的争论中被一些代表新潮的文学评论家极力突破超越的原则，重新被置于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的地位。然而，此现实主义已非彼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再度成为焦点及其出现的错位，不但使茅盾文学奖的矛盾再次走向新的层面，也更加走向了问题的核心。
一
从新浪网提供的“完全名单”来看，此次审读组推荐的“入围作品”的艺术水准，在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如果不是最高的，至少也可说是最整齐的。从“全票通过”、高居榜首的莫言的《檀香刑》，到“殿后”的李洱的《花腔》，绝大多数作品是著名作家的力作，其中一些已是近年来接连涌现的几个纯文学意味颇浓的“民间”文学大奖的得主。(注：如《檀香刑》、《花腔》2003年1月获得首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檀香刑》还入选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0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远去的驿站》、《张居正》2003年1月获首届“九头鸟长篇小说奖”；《无字》2002年10月获老舍文学奖首度优秀长篇小说奖；此外，《无字》和《远去的驿站》还于2003年12月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然而，此名单一被披露，立刻受到网友们的围攻。其指责不但猛烈，而且，相当义正辞严。这些指责主要集中于两点：入围作品在题材上回避当下现实生活矛盾，在艺术上脱离大众阅读趣味。
新浪网的一位网友称：“从入围的23部作品来看，竟然没有一部直面当今现实生活的作品，而是一些离奇的妖妖邪邪的甚至展览民族落后面的令人厌恶的作品。那么茅盾文学奖的主旨还要不要?茅盾文学奖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创作上提倡的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三贴近’，岂不是成了脱离群众、脱离时代、脱离生活的‘三脱离’?提倡的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不见了。如此这般，不是愚弄读者，误导创作吗?”(注：2003-11-2112：23：15新浪网友IP：61.159.120.*http://comment2.sina.com.cn/cgi-bin/comment/comment.cgi?channel=dushu&newsid=112_3_22533&style=1)《北京青年报》在有关报道(注：《茅盾文学奖挑起矛盾》，《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17日。)中，直接以“莫言作品全票入选直面现实之作落选备受争议”为副题，汇集网友们的尖锐批评：“像《沧浪之水》、《梅次故事》、《桃李》等有社会意义和艺术水准，大众爱读的现实作品却榜上无名，所以这个评委会是令人质疑的。中国的文学之路该怎样走，作为中国文学最高水准奖项的评委们，难道就没有这种历史责任感吗?”
将这些网友的“自由发言”与作协领导的“官方讲话”对照起来阅读，实在是颇有意味。审读工作启动的次日，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的陈建功在审读组工作会议上，在要求评选者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四个提倡”等基本原则的同时，也特别强调，要坚持“三贴近”，“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在评奖的艺术原则上，则要求“鼓励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这些话也基本上是对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的重申。
在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具有“推荐权”的审读小组(由熟悉长篇小说创作的评论家、作家和编辑家组成)一向被认为比真正握有“评选权”的“评委会”具有更高的艺术鉴赏水平，也更侧重艺术原则。不过，审读小组成员的聘请仍需要经过中国作协书记处的批准，其审读推荐工作也是在作协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耐人寻味的是，审读小组推荐的23部作品中，确实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三贴近”的作品，而对此提出责难的并不是直接领导其工作的作协组织，而是无官无职网民。网民们在“三贴近”等评奖原则上，几乎与官方口径一致，然而，他们心目中真正体现“三贴近”原则的好作品，基本属于“官场小说”一类。这类作品明显是不被官方提倡的，有的甚至是被禁止发行的。于是，在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官方原则”的作协系统、代表艺术原则的审读小组和代表大众阅读原则的网民读者之间，形成了三足鼎立式的循环错综的分合对抗关系，其纠缠不清之处正与现实主义的深层困境有本质关系。为了解读这一困境，我们需要对茅盾文学奖这些年来所引发的矛盾做一番重新的审视和分析。
二
茅盾文学奖引发广泛争议是从第四届开始的。批评者主要是文艺界持新潮理论观点的评论家，其中以洪治纲的长文《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注：《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为代表。这类批评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将茅盾文学奖视为一个纯艺术的文学大奖，对其权威性的质疑和批评是以纯粹的审美原则为出发点的。
洪治纲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解读茅盾文学奖和茅盾先生的遗嘱(注：1981年3月14日茅盾先生在临终前向儿子韦韬口授了如下遗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的。他认为，茅盾先生遗嘱中强调奖金用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这里的“最优秀”毫无疑问是针对艺术性而言的，它不可能与“最积极”、“最及时”、“最宏大”之类等同，也与“最现实主义”、“最现代主义”、“最主流意识”等等无关，而是应该体现出长篇创作的某种艺术制高点，“即通过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长篇小说的艺术发展在一段时期内一个较为清晰的‘高峰走线’”。在他看来，茅盾先生之所以没有为“最优秀”三个字加上更为详细的特别注解，是因为他是一个“深谙创作规律并有着丰富创作实践的优秀作家”，而中国作家协会同样也是一个“深谙创作规律的组织机构”，“所以他觉得没必要加上更特别的注解”。在此前发表的一篇关于全国短篇小说评奖的分析文章(注：《权威的倾斜——对新时期以来历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回巡与思考》，《永远的质疑》，洪治纲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里，洪治纲也曾指出，这样一项由“文学创作的最高组织机构”——中国作协执行，由全国专家予以审定的大奖，应该是一项“严格的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纯艺术奖”。他认为，导致茅盾文学奖“权威倾斜”的根源是，在现代主义已经在我国获得相当发展并产生一些成熟作品之后，现实主义审美原则依然在茅盾文学奖中占据着绝对垄断的地位。
洪治纲的观点虽然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但如果从单纯的学理角度分析，这样的解读无论是对于中国作协的性质职能，对于茅盾先生的遗愿，还是对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都存在着严重的“误读”。
先说中国作协。它既是应“深谙创作规律”的中国最高级别作家的协会组织，更是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官方机构”，代表政府进行对文学的管理和协调。由于其在整个文学生产系统内所处的特殊的“中介位置”——处于自上而下的主导文艺方针、正统的官方趣味和自下而上的作家创作要求和“文学圈”的审美趣味这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之间，作协的任务是进行“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以促成流通理解和妥协统一。同样，由作协系统主办的文学奖项也具有“官方奖”和“专家奖”两种属性，按照这两种要求，评奖既要具备政策导向性，又要具备艺术权威性。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等所有作协主办的文学奖项，都并非洪治纲所理解的纯粹的艺术奖，在它们的评奖条例中明确规定着必须贯彻“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等“主旋律”原则，它们与政府“三大奖”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尊重艺术规律”，但前提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洪治纲却只强调了中国作协及其主办大奖的“专业性”职能。
再说茅盾先生的遗愿。茅盾先生不但是一位“深谙创作规律”的优秀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深谙中国特殊的文艺创作规律的领导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解放后长期担任作协主席等职务的文艺领导者和著名的作家、理论家，茅盾的文学生命、政治生命与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实主义在中国最早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最重要的理论建设者之一。茅盾在弥留之际的遗嘱中虽然没有为“最优秀”三个字加上更为详细的特别注解，但却明确表示：“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只要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所谓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事业，它们之间之所以可以划一个等号，是由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属性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的现实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从西方引进而来的。无论是“新文化”运动先驱所借鉴的欧俄批判现实主义，还是20世纪30—40年代由“左翼”文
学人士引进、新中国成立后全面移植的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强调人生观的决定性作用。所谓创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正是需要在先进、正确的人生观的指导下才能完成。在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所以优于批判现实主义，根本点即在于，后者只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没落，前者则是在揭露批判的同时为读者指出了社会必然的发展方向，从而达到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正因为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立场、态度，一种世界观倾向，所以，在社会主义的文艺体系中，它不仅具有主导性，更具有排他性，是指导整个文艺创作和批评活动的普遍原则。这样一种独尊的地位是通过对其他创作方法无情的批判建立起来的，其中，重要的理论建设著作之一，正是茅盾写于1957年的《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
在这部论著中，茅盾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为线索重新梳理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并把创作方法与阶级立场直接联系起来：现实主义是属于被剥削阶级的，反现实主义是属于剥削阶级的。他严肃地指出，今天的作家能否正确地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取决于他是否拥有正确的世界观。站在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高度，茅盾对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中，现代派是其重点批判的对象。他指出，现代派的创作方法是形式主义的，它的思想根源是主观唯心主义中最反动的流派——非理性，它“反映了没落中的资产阶级的狂乱精神状态和不敢面对现实的主观心理”。因此，现代派虽是在现实主义之后兴起的文艺思潮，但它对现实主义并不具有后浪推前浪式的超越、反拨的作用，“它是不能否定现实主义的，它是只能造成文艺的衰落、退化而已!”并警告，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而“现代派”是探讨新艺术的先驱者的人们，是“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俘虏而不自知”(注：茅盾：《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茅盾全集》第25卷第123—1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夜读偶记》虽然写作于1957年反右的特殊时期，其顺应的理论倾向也使现实主义原则越来越趋向于浪漫化、狭隘化和僵硬化，乃至出现“高大全”式的怪胎——“新时期”文学的“解冻”正是从突破这一僵化原则开始的。从某种意义说，茅盾先生临终前捐出稿费设立文学奖项也可以视为他本人也怀有着强烈的突破愿望。随着社会转型的发生，为了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近年来，“主旋律”也在不断拓展其内涵。但突破拓展并不意味着改弦更张，将文艺创作与世界观密切相连始终是社会主义文艺“主旋律”的核心，茅盾生前如此，茅盾身后至今仍是如此。也就是说，按照正统的文艺原则，只要茅盾文学奖是社会主义中国官方主办的文学大奖，现实主义原则就必须占据着绝对垄断地位，对现代主义等其他风格的文艺作品，只可能提高包容程度，不可能平等对待，更不可能予以鼓励。这不是宽容不宽容的问题，也不是“年事已高”的评委文学素养高低的问题，而是基本的立场原则问题。
然而，尽管存在着如此明显的“误读”，洪治纲等人的批评却在文艺界赢得广泛的赞同和支持。与其说这是一种误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如说是一种拒绝认可，一种要求中国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大奖中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树立纯艺术权威的愿望。这样的要求在文艺界成为主导声音(注：一些较早向茅盾奖发难的重头文章集中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和《小说评论》。洪治纲于2000年获得首届冯牧奖的“青年批评家”奖，他“对于新时期以来全国性文学评奖的得失与教训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趋向等问题”所进行“勇敢而锐利”的批评是其获奖的重要原因(见冯牧文学奖授奖辞)。这说明对茅盾文学奖所代表的主流审美原则的挑战不但已非常公开化，而且在“文学圈”内已经成为受到广泛支持的主导性声音。)，并对茅盾文学奖的改革形成了切实的压力，其背后的原因是，经过多年来的文学变革，在现代主义等新潮艺术的挑战下，传统现实主义的“审美领导权”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当官方意识形态所推崇的文艺原则不再具有实际的“审美领导权”时，“官方专家奖”在思想权威性和艺术权威性上就必然会出现矛盾。彻底解决矛盾的方法无非两种，一种是如有的批评者所建议的，淡化中国作协的作用，以民间的方式运作，使其成为纯粹的文学大奖(注：提出这一建议的是文学批评家、曾参加茅盾文学奖“读书班”审读工作的白烨。见白烨：《评文学评选与评奖》，《2000年中国年度文坛纪事》，白烨选编，漓江出版社，2001年5月版。)。另一种是在改革僵化弊病的同时，更加自信地坚持现实主义原则，使其成为宗旨鲜明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权威大奖。
从第五届的评选结果来看，茅盾文学奖的改革走的是“中间路线”。一方面，强调坚持中国作协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另一方面，在艺术标准上，尽量向纯文学标准倾斜。4部获奖作品中，至少有两部(《尘埃落定》和《长恨歌》)在艺术上受到普遍肯定。其中，全票当选的《尘埃落定》在被出版界“隆重推出”的过程中，是以“纯文学”为卖点的。它虽被定义为现实主义，但吸收了一定的现代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技巧。不过，这样的倾斜仍是有限度的，那些在写法上更接近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如《马桥词典》、《九月寓言》、《务虚笔记》)和致力于揭示人性“卑微幽暗面”(洪治纲语)的作品(如《许三观卖血记》)仍被拒绝在外。比较一下茅盾文学奖第四届、第五届获奖名单和大体与其同期的“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名单(注：该评选活动于2000年举办，主办单位虽以上海市作协的名义，但操作方式则较民间化，10作品由全国上百名评论家投票选出，依次为《长恨歌》、《白鹿原》、《马桥词典》、《许三观卖血记》、《九月寓言》、《心灵史》、《文化苦旅》、《活着》、《我与地坛》、《务虚笔记》。)，就可以看到所谓“官方专家奖”和“民间专家奖”在审美原则之间的差距。可以设想，如果纯文学的审美原则继续保持强势，这中间的差距很可能是下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改革推进空间。
但事实却非如此。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推荐作品虽然总体文学水准较高，但在对非现实主义作品的包容性上，并没有拓展，相反，绝大多数是老老实实的现实主义作品。然而，它引起批评的非但不是“不够艺术”，反而是“不够现实”——这其中风向转变的背后仍是文艺思潮的暗中流转。
按规定，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是四年一度，第六届参评作品的起始发表年度是1999年，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版还有一个较长的滞后期，此届参评作品大部分创作于“先锋文学运动”彻底退潮以后。近年来，随着“市场化”转型程度的持续加深，“文学精英”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普通读者的“消费权力”不断提升，现实主义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受到普遍欢迎，现代主义以及一切挑战读者阅读习惯的创新性作品都因为大众“读不懂”而受到冷遇排斥。读者的阅读口味不但深度影响了文学期刊的发表原则、出版社的出版原则，也必然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倾向。写作手法一向偏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经常被称为“实力派”作家)的日益走红与先锋作家(或更广义的新潮作家)的纷纷转向成为一种“相映成趣”的潮流。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读者力量的加入使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争夺“审美领导权”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倾斜。
其实，这样的倾斜已明确体现在颇受关注的茅盾文学奖最新修正条例中——原条例中的“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修改为“坚持导向性、公正性、群众性”。以“群众性”取代“权威性”(这里完全可以理解为艺术权威性)，就是以大众标准取代专家标准。这是对“文学精英”裁决权力的根本性取消——这样关乎原则的重要修正并没有引起文艺界应有的反响，相反，关注的热点几乎全部集中在诸如“京外评委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等与现实权力有关的“体制问题”上。这说明“文学精英”的地位已经何等式微，艺术原则在“文学精英”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是何等的时过境迁。茅盾文学奖最新条例做出这样的公开修正其实并不奇怪。事实上，一些曾以对抗茅盾文学奖“不纯性”姿态出现的“民间纯文学大奖”早已不约而同地向“市场化”自动靠拢，其“市场化”也是以“贴近读者”为“说法”的。以“群众性”为旗帜，现实主义可谓不战而胜。
无论如何，对于茅盾文学奖来说，现实主义重新回归为主潮理应是福音。然而，事实却是使其凸显了更内在的矛盾。作为一个以现实主义为根本原则的文学大奖，有什么比“不够现实”的批评更切中命脉?“回归”前后的现实主义发生了怎样的错位?
三
茅盾文学奖的命运一直与“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阶段，当代文学的发展就表现为现实主义的回归，回归的方式是淡化现实主义原则中的政治性、阶级性，代之以一般的人道主义精神，回复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由于批判的锋芒指向的是“四人帮”留在人们心中的“过去的伤痕”，也正符合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时期，政府的文艺方针、作家的创作追求和读者的认同标准非常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与之相对应的第一、二届茅盾文学奖，虽然获奖作品在今天看来艺术水准不高，但却最少争议。
不过，最能代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作家世界观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完美融合的作品还应首推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典型的继承欧俄现实主义传统的史诗性作品，又因它描写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初10年农民生活的变迁史，具有切中社会主要矛盾的当下性。尤为难得的是，作家路遥是在深切地感受到“新潮迭起”的挑战和压力下，毅然选择坚持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他以充满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以自己的生命之作，将中国当代文学继续向回归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方向顽强推进。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不但以扎实可信的笔法创作了孙少安、孙少平这样的“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更以强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建构了一套光明的“黄金信仰”：虽然现实社会存在着无数的残酷和不公正，但真正勤劳善良的好人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终能获得成功和幸福。这样的“黄金信仰”照亮了主人公充满苦难的奋斗历程，给予了读者极大的快慰和温暖。这套信仰是建立在“普通的人性”基础上的，因而，它有很广的适用性，既是中国民间土生土长，又暗合西方资本主义个人奋斗的精神；既被老百姓深切认同，又与后来提出的以“四个提倡”为代表的“宽泛的主旋律”的精神内核十分契合。所以，这部作品虽然由于被认为“手法陈旧”在文学界长期受到贬抑，但出版十余年来，在读者间成为“默默流传”的长销书，并不断获得政府大奖的表彰，在茅盾文学奖引发广泛争议的时候，也成为有关组织者引征说明获奖作品一向深受读者欢迎的反驳证据之一。
但是，路遥的道路在他身后并没有被继续下去(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中，代表现实主义深化的获奖作品《白鹿原》应算是80年代的“遗产”)。这一方面是由于“新潮迭起”带来的现代主义的艺术压力，另一方面，从现实主义自身发展的角度上看，更主要的原因是，进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在文学上表现为“新写实主义”的兴起。“新写实主义”的“原生态”写作、“零度情感介入”叙事虽被一些评论者认为是从现代主义的角度对现实主义的自信乐观和理性原则进行质疑、反拨，但在更大程度上，则反映了知识分子精神幻灭后的“放弃”心态。站在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从艺术手段上还是从思想深度上，“新写实主义”都没有积蓄起向“现代现实主义”发展的力量。相反，随着“市场化”转型的深入，对“烦恼人生”“一地鸡毛”式的描写，很快与影视剧结合，向畅销书方向发展。
“新写实”以后，继续担当现实主义“大统”的是以“三驾马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这类作品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手法都可称与《平凡的世界》一脉相承。但以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这类作品最大的问题在于平面描摹社会现象，但对种种“怪状”背后隐含的生活的本质问题缺乏理性的认识和批判性的揭示，以致使“典型人物”成为“类型人物”，“人道关怀”成为“道德同情”，“现实主义”成为“现时主义”。这固然与作家个人能力素质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面对经济发展与道德完善明显相悖的社会现实，他们无法像路遥那样形成历史理性与人道关怀和谐一致的“黄金信仰”。而现实主义作品失掉了内在坚实的价值系统，其结果只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平面展现、罗列现象，成为新的“问题小说”，如果所写问题有新闻性，加之商业炒作，可能成为“黑幕小说”一类的畅销书。另一个方向是在价值立场上完全与官方政策保持一致，重新扮演“政治宣传工具”的角色。
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之后出现的以王跃文作品为代表的“官场小说”和以周梅森作品为代表的“主旋律”小说从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上述两种倾向。素有“现实主义重镇”之称的《当代》杂志在1999年第1期发表王跃文的《国画》时，曾在“编者按”中不无遗憾地指出，无论是王跃文塑造的“真实得让人叫绝”的“官仆”形象，还是周梅森在《人间正道》(发表于《当代》1996年第6期)中所唱的“正气歌”，都是一种“片面的真实”。编者提出希望作家能够实现人们“对于全面真实的理想”。这样的“全面真实”不应只是简单的“众多的优秀片面”的组合，“我们确实不能机械地要求作者在描绘猥琐的官仆的同时，一定要描绘相同比例甚至更大比例的光辉的公仆”。这里提倡的是为读者提供更丰富的官仆形象，其“丰富”建立在这样复杂的现实基础上：“的确有民间口碑极差的官仆奋不顾身地战斗在抗洪第一线，的确有臭名昭著的贪官同时也是功劳卓著的改革功臣，的确社会(包括官场，也包括民间)产生最严重腐败的二十年，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取得最伟大成就的二十年。”
被《当代》所不满的按照简单的“忠奸模式”、“正反比例”机械地组合起来的“片面的真实”正是“主旋律”作品的最基本模式，其中结合得最好的作品当属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抉择》。《抉择》在大胆揭露腐败现象的同时，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共产党人的形象，从而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和主旋律的接纳。然而，其“真实性”和“思想性”是通过两个“片面”完成的，《当代》提倡的“全面的真实”则是要通过“丰富的官仆”这样的“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来体现，这也就是要求现实主义原则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获得新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典型人物”背后体现的是什么样的世界观?它能否被“主旋律”包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难以整合的冲突?
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初评中，最引人注目的落选之作《沧浪之水》正体现了这样的冲突。《沧浪之水》不是一部普通的官场小说，而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史。作品突出了“官仆”奉行的“操作主义”和知识分子奉行的人道主义的对立，并沉痛无奈地写出知识分子放弃、屈服的必然性。一向以君子自命的主人公池大为不但在日常生活中日益被琐碎而残酷的现实问题所困窘、逼迫，更重要的是，他所坚守的价值系统不断遭到外界的嘲笑和内在的质疑。最后，已为“人上人”的池大为在父亲在坟前烧毁了曾经支撑他们父子精神世界的书卷——从孔子到谭嗣同12位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志士仁人的传记画册，象征着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社会权力金钱的逼诱下，自行灰飞烟灭。
池大为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两个人物形象本来有很大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本质上正直、善良，从底层走出、凭一己之力个人奋斗的英雄，他们所面对的也同样是充满困苦和不公正的现实，所不同的是，他们缔造了不同的神话。孙少平创造的是好人必有好报的神话，池大为相反，他创造的是好人只有变成坏人才能飞黄腾达，而且必然能飞黄腾达的神话。有人认为，官场小说只是平面的展露现实，属于自然主义的一路。其实不然，广受欢迎的官场小说无不在生动地描摹现实的同时创作神话。为什么池大为一旦从“君子”变成“小人”，立刻好运不断，平步青云，把一直兢兢业业做“小人”的丁小槐之流远远抛在后头?这和“文革”时期作品中落后青年一旦思想转变很快就能成为英雄有什么本质区别?这背后是对操作主义的信服和肯定，是对权力的绝对崇拜。这样的神话不但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阅读快感，也导引性地向他们传达了一套以权力为终极价值的世界观：世界本来如此，只能如此，也应该如此。《沧浪之水》受到以“网民”为代表的广大普通读者的喜爱和特别推崇，说明这套世界观是被他们深切认同的。在一个社会里，一套被居于“主流”的“成功人士”在生活中实际奉行、同时又被广大未能跻身“主流”的“不成功人士”由衷信服的世界观，就是在这个社会中真正有效运转的主流意识形态——只是，它是“潜规则”，与从“无产阶级世界观”延续下来的“主旋律”南辕北辙(尽管近年来“主旋律”不断拓宽其内涵，但其拓宽的方向是回复到人道主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人性善)，而后者是明文写在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所有国家级权威大奖的评奖条例上的。所以，《沧浪之水》的落选是必然的。
作为一部近年来少有的勇于“直面现实”并在思想深刻性上和艺术圆熟性上都达到相当高度的力作，《沧浪之水》带给当代文学的启示并不止于能否入选茅盾文学奖，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困境：作品在暴露揭示社会病痛的同时，认同了制造病痛的社会法则，这就使其缺乏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必备要素之一——超越性。但不同于一般自然主义创作的是，作者并非缺乏超越的意识和愿望，他只是缺乏超越的能力，以往各个时期现实主义作家赖以批判、超越现实的价值系统，无论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西方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的君子气节，在这里不是虚无缥缈的，就是虚弱无力的，在以“操作主义”为代表的现实法则面前，它们显得那么苍白迂腐，可怜可笑。作者以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笔调细致地书写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一批坚守良心和气节的知识分子的投降过程，这也是全书最震动人心之处，惟其沉痛无奈，更反证了现实法则的不可反抗。说到底，现实主义的困境显示的是站在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四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困境，但茅盾文学奖并非没有逃逸之途。最体面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逃向艺术，一条是逃向过去。研究一下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入围名单”，尤其是名列前茅的几部作品，就可以看到这两种趋向。莫言的《檀香刑》借用一种名为“猫腔”的民间小戏的曲调，鲜活淋漓地描写了骇人听闻的酷刑——檀香刑的全过程，并“对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反动”的方式，进行挖掘本土艺术资源的形式探索，同时又收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居于次位的是《东藏记》，宗璞女士以浓郁的书卷气优雅地记叙了西南联大时期的一段往事。接下来，熊召政的《张居正》属于历史小说，贾平凹的《怀念狼》风格上与《檀香刑》有类似之处。《无字》称得上是一部“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力作，但是老作家张洁以血泪泣书的更是一个个人的故事，一个追述几代人爱恨恩怨的过去的故事。此次评选还有一项特殊的修正条例，即“评选年度以前发表或出版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优秀之作”，经过慎重的推荐和读书小组半数以上成员同意，也可以参加评选。23部推荐作品中有3部(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周大新的《第二十幕》、阎连科的《日月流年》)属于这类作品，这些“遗珠”确实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优秀之作”，也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但却更是作家在过去的时AI写作下的过去的故事。
无论如何，在拥有了这么多有分量的备选作品之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体面过关”应该的不成问题的——如果不是半路杀出了“网民”。“网民”不是抽象的“人民”，他们不再以集体的形象出现，按可以预见的方式呼应“主旋律”，而是以“个体”的身份出现，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地发出声音。如果说，有什么力量可以在暗中影响、挑选、整合这些“自由的声音”的话，那就是与新浪网这样的主流商业媒体配合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下社会中居于实际主流的意识形态。茅盾文学奖是中国作协主办的奖项，中国作协有自己的网站和报刊，为什么独家授权新浪网报道评奖情况，而且使之成为实际的报道、评论“主渠道”?我们不得不惊叹商业媒体强大的渗透力和不断提升的影响力。
大多数“网民”都不是“专业读者”，他们自然更关心“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没有了“怎样写”的遮拦，“写什么”以及“为什么写”层面的冲突会直接暴露出来。其实，自“新时期”以来，在各阶段与“正统文艺政策”直接对抗的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许宣传”，最后以当时尚未存在的“修订本”形式入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而偏于“纯文学”的作品一向在政治上比较安全，如果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纯文学”作品，它就更兼具了艺术性、群众性和政治安全性，这也就无怪乎接连两届“高中”的都是《尘埃落定》、《檀香刑》这样的作品。如果说，在现实主义的“审美领导权”受到挑战的时候，借助“群众性”的力量，艺术权威性被消解于无形，那么，当“主旋律”与“潜规则”难以调和的时候，艺术性会不会被重新抬出来作为优雅“调停”?茅盾文学奖的风究竟会向哪一个方向吹，就取决于几种原则背后的力量经过复杂微妙的“合纵连横”，最终取得一个什么样的平衡。
只不过，不管得出一个怎样体面的平衡，都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只要现实主义不能走出困境，无论哪一种风向都不代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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