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向度
陈 权1，张 建2
(1.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2.广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1436)
摘要：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系统和重要的表达，也是当代政治哲学理论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把握应当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规范性的论述方式区别开来，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向度中对政治哲学的相关论题进行挖掘、分析和阐释。探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向度，一方面能够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家们探讨公平、正义等论题的场域中发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声音，凸显其在场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在当前深化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更加紧密地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发展探寻到新的理论生长点。
关键词： 马克思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自然性；市民社会；共产主义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表现在不断涌现出的学术思潮和逐步打开的学术视野，以及日益完善的学科体系等多个方面。然而，在当前的理论研究中，一种或明或暗的划界意识一直存在并不断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简单而言，一方面，传统的教科书模式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试图将其思想内容简单地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认为这三部分的拼接组合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的理论背景下，国内外相关学者也试图借用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与阐释路径来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哲学意蕴，挖掘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质内涵，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例如在谈论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时，以G.A.科恩、约翰·罗默和J·埃尔斯特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学者皆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在理论来源、思想内涵和价值关照上都是互不干涉，绝对分离的；而在探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时，挑起马克思正义思想争论的艾伦·伍德和罗伯特·塔克等人则认为，应当理性借鉴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来梳理、考察和明辨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平等、正义和自由等概念，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捕捉到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内核。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前者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单一地模块化划分的做法只是将其视为一种单纯的理论拼接，忽视了其中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势必会造成理论整体性的缺失；而后者虽然促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日益成为一种显学，但沿用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也会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由于受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人们已经习惯以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对马克思政治哲学进行理论阐释，潜意识地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置放于不同的理论领域中加以研究和探讨，认为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及理论内容上都处于相互区隔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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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讲，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划界方式都严重地夸大了理论间的相异之处，隔断了它们之间交流的路径和可能性，造成了理论间的疏离。尤其是对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而言，其本身应当是蕴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之内的理论，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对权利、平等、正义、国家和自由等政治问题的思考。那么在当代，要真正澄清并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论题及其理论本质，就应当打破固有的理论藩篱，以整体性的态度把对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统归至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换言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具有不同的话语结构和理论形态，但二者却在思想路径和理论旨趣上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因此，要突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向度，就需要从二者的逻辑起点、理论生长点和思想旨趣这三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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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自然性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同的逻辑起点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论著中实质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概念而存在着。在黑格尔看来，所有权、人格、道德、伦理等问题都离不开市民社会的讨论域。这意味着，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哲学理论的核心，通过多个理论向度的延伸，将个体的自由与价值、普遍的伦理与道德、人格与个人所有权等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既有内在张力而又不断发展的体系。这一点极大地启发了马克思。他在发掘了市民社会的现实意义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市民社会中的政治哲学意蕴在于对个人权利、自由的强调和追求。因而，他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角度对市民社会进行了理论的阐释，将私有财产、人的异化和人的自由与解放等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结构的基层，承担着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任务。由于反封建革命的完成，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脱离出来，从而剥离掉了政治的意味，与政治国家处于对立的状态。那么，市民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现实意义和经济内容就不能被忽视，应当区别于前市民社会被隐藏和压制在政治关系之下而突显出来。还要看到，虽然市民社会摆脱了国家的政治统治，使得现实的经济关系彰显出来，但这种现实的经济生产关系却是一种异化的表现，即资本逻辑的运行使得劳动者及其劳动被束缚在私有财产之下，劳动对象、劳动产品和劳动者都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人相对立。那么，工人要获得自身权利、实现自身解放和复归自己的本质就必须从异化的经济关系中解脱出来。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完成了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废除了资本主义财产的私人属性之后，人的异化才能消除，个人才能复归本身。换言之，只有从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身的力量，恢复人之为人的本质，人的权利和自由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旨趣，要求建立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身并自由发展的社会。但同时，他又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建立自由王国的政治理想。在此，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自由王国二者是否相同？二者是否是一致的？
具体地讲，人的自然性是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共同的理论生长点。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看，恩格斯曾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致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1]601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在个人生存需要的现实性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摒弃了以往的哲学家从先验和永恒的自然基础出发谈论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转而以人类现实的自然需要为起点和前提，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讨论。正因为此，马克思才把人的自然需求称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石，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首要前提。正如他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2]53
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来看，尽管当前学界已有共识，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反拨与重释，它们在理论路径与研究旨趣上都是大相径庭的。但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可能不受到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它的逻辑建构和理论内容中都深深地印刻着近代政治哲学的理论痕迹。
一方面，虽然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在理论关注点和阐释方式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他们都非常重视人的自然权利问题，是在对个人的自然权利进行论证的基础上发展自身的政治哲学的。例如，霍布斯和洛克都试图从权利产生的自然状态出发来对人们追逐利益或快乐的正当性需求加以阐释，他们的政治哲学也都开始于对自然人需求的合理性的表达。在霍布斯看来，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特别大的差异，但由于外界资源的匮乏和保存自身的需要，人们之间就呈现出一种对立的状态，即“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3]93现在，在对霍布斯的政治理论进行解读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将其理论中的自然状态指认为一种对立的斗争状态，但要看到，霍布斯在此强调的是个人保全自身的要求，是对个人生存需要的满足。换言之，他在自然状态理论中强调的自我保全所对应的客体就是人的自然权利。同样，对洛克而言，他也认为对于权利的理解和把握需要从自然性开始，即首先明确其产生的环境，考察权利本身自然处于何种状态。洛克指出，只有在一种完备的、自然的自由状态中，权利的产生才是合法与合理的。如果个人在自然状态之下表现出一种自由的性质，有权利处理自身及其劳动力，那么他依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得的劳动产品就应该被自身占有。在此基础之上，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就无可置疑。因而可以说，在洛克的政治哲学思考中，人的自然性，对于自身及劳动力的自然拥有，就是其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
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论反拨与深刻挖掘，马克思重新确立了对此问题的论述方式，将市民社会从思辨的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对其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突出了其中的现实内涵，打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道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通过对现实人的权利的分析以及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申述，展开了他的政治哲学思考。可以认为，在对市民社会概念的分析和理解中，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找到了理论阐释的交汇点。
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时，马克思重释了黑格尔审视市民社会时的理论进路和研究方法。他指出，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阐释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中进行的。他将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及个人的需要视作伦理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低级阶段，试图在绝对精神的体系内衡量和把握市民社会与国家，并试图通过观念的发展来扬弃这种特殊性，从而到达普遍性的完成。并且，在法哲学中，黑格尔试图以理念国家的形式来把握市民社会就是以伦理观念的形式消弭市民社会中的具体矛盾及其本身丰富的现实意义。这即证明，市民社会与国家在黑格尔的理论视野中实质上是处于相互分离甚至是对立的位置。不同的是，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的考察非常注重突出其中现实的思想内涵，将其置于最为基础的和不断发展着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之中加以理解。这是因为，尽管马克思对黑格尔阐释市民社会的方法与路数不尽赞同，但他发现黑格尔在对市民社会进行论述时，突出了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市民社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追逐个人私利的战场。马克思认为，这间接地证明具体和实在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权利实现就应该成为市民社会的理论内容。基于此，他在分析与阐释市民社会及其思想内容时就自觉地将理论的目光投向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也就落脚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个人的政治和权利的分析。对此，马克思明确讲到：“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525由此，马克思就突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劳动者现实的政治、经济的要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权利和人的自由的实现。这样，他就将市民社会从思辨的哲学体系中解放了出来。也正是从此出发，马克思强调对法、权利和国家等政治问题的分析时，“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591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同样也将人的自然性视为自身逻辑思考的起点。他对权利、平等、自由等政治哲学问题的阐发都建立在对人的自然需要的探讨与思考之上。换句话说，人的吃、喝、住、穿等自然需求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不仅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同样也包含深刻的政治哲学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527这即证明，自由与解放作为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其首要的前提就是对生存需要的满足。而且，只有在个人的自然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才能去发展自身；并且只有在此条件之下，权利、自由和平等等政治问题才能够被真正加以解答。更进一步而言，马克思对权利、自由和平等等政治哲学问题的探讨并非只是仅仅从理论层面上进行的，它包含非常丰富的现实内容。在对权利问题进行说明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所谓的人权是人的利己的权利，即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这些权利的落脚点并不是类存在的人，而是独立的个体，而“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2]42这即证明，“自然的必然性”“需要”以及“私人利益”等具有自然性的东西才是马克思探讨政治哲学问题的起点。由此出发，马克思就为其政治哲学体系的建构找寻到了现实的内容和基础。
详细地讲，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市民社会是马克思通达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点，也是他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重心。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内，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精神为基本规范、承认个人权利并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领域，也是理性国家和自由的中介。因而，国家作为地上行进的精神是最高伦理理念的现实表达，它高于并决定市民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基础。但对马克思而言，虽然其早期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试图以理性国家观的方式来对社会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进行解答，并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等问题加以阐释，但《莱茵报》期间的工作经历使其发现，黑格尔理性的国家观只能表现一种观念的运动，而无法对当前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给予合理有效的解答。于是，理论与实际的冲突以及物质生活带来的苦恼就促使马克思开始思考“如何摆脱理性国家观的非实性的特征”“如何真正解决社会现实矛盾”以及“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如何实现”等问题。
二、市民社会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共同的理论申发点
如果说人的自然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逻辑基础，那么，要真正说明并彰显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向度还需要抓住二者得以推进的共同起点，即它们是从何处展开自身的理论探讨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两种理论都是从市民社会的理论出发，实现了对以往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批判。进一步来看，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内容的廓清与重释，反拨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从而真正地将国家从神性中解放出来，找到了它现实的思想根基。同时，他对市民社会的重新阐释，不仅为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扫除了绝对精神体系的障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为现实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的实现找寻到了真正的道路。因此，只有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我们才能清楚地找到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交汇点，进而由此出发，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如何达到和解的。
通过这种梳理，可以明显地看出，人的自然性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并且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中也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意义。换言之，人的自然性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得以阐释的现实起点，也是个人自由、平等等政治权利得以展开的逻辑起源。正是基于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有了第一个交汇点和共通之处，这也使得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之下进行研究具备了可能性。
时至今日，仍有学者认为集体化时代的农业生产效率是极其低下的，以致于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他们所谓的“事实”是抽取集体化时代的某些特定时期并加以无限放大，最后全盘否定集体经济制度。如“大跃进”和1966-1969年文革高潮等时期。在这些特殊时期，不可否认国家在政策上出现了不少过失，导致了严重后果，但这只是历史长河的短短几年，并不是集体经济的稳定期。所以，以特定的“点”来否定整条“线”并不可取。
德城区位于北纬37°27′，东经116°18′56″，地处山东省西北部，德州市的中心城区，占地面积231 km2．北依京津，南靠济南，地处天津滨海新区和环渤海经济圈、济南城市群经济圈的重要节点．京沪高铁、太青高铁以及京沪铁路等5条铁路穿区而过，京福、衡滨等高速公路和多条国道、省道纵横交错，素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
毋庸讳言，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中，他对人的现实生活以及人的发展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将其视为自身理论思考的逻辑起点。可以认为，不管是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还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人的问题都是极为重要和根本的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概括而言，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与总结，但具有一个最为直接的现实前提，即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同情与分析，因而他将人类社会的理论旨趣归结为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且，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马克思对政治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权利、个人、自由等问题上。
总之，对霍布斯和洛克而言，人的自然性及其需要的满足是所有政治问题产生的起点，因而在对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的理论阐释中，他们就开引出了劳动、财产、权利和自由等政治哲学论题。甚至可以说，他们二者由此出发对权利和自由的讨论奠定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思想底色及理论走向。在其之后，卢梭、休谟、康德和黑格尔，甚至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未脱离这种大的逻辑框架，都是以人的自然性为起点来对权利、自由等政治哲学问题加以论述。例如黑格尔直接将人的需要作为法哲学研究的重点，认为权利产生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以及对物的占有之上，人的需求是所有权的现实基础和体现。如其所言：“由于自然需要、冲动和人性而把某物变为我的东西，这一特殊方面就是占有的特殊利益……我作为自由意志在占有中成为我自己的对象，从而我初次成为现实的意志，这一方面则……构成所有权的规定。”[4]54
三、人类社会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致的理论旨趣
这即证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生存境遇的考察和对个人自我实现的关注必然要引申至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思考与分析；他对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等政治问题的思考又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为其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思想铺垫和理论助力。更毋论说，权利、自由、平等等问题也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思考的起点和主题。由此可以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的逻辑起点上就存在一致性，即它们二者在人的问题上达成了理论的共识，也就在此维度上联系起来了。
实质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部有关自由王国的明确表述，能够在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找到。在恩格斯看来，自由王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在自由王国中，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产品对于人的统治就被消除，商品的资本生产也消失了；第二，在此阶段，人们脱离了动物性生存的层面，恢复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成为自然和自身的主人；第三，在这个时期，人们才能够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恩格斯指出，只要社会发展至此阶段，满足了这些条件，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6]300可以看到，恩格斯对自由王国的论述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其一是主体在自由王国中特性的彰显。在他看来，自由王国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重要特征就在于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消除了资本生产中的异己性，将劳动者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人真正地占有自身。其二是人的自由价值的实现。恩格斯认为，在自由王国时期，人类完全脱离了纯粹的自然动物性状态，能够对社会自然规律进行把握，使自身的生产活动摆脱盲目性和被动性，真正自由地创造历史。这即表明，人类在自由王国内就能够摆脱异己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能够自由自觉地发展自身，能够完全占有自身，实现自身的权利。
可以说，恩格斯在此对于自由王国的总结和概述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作为更加完善的人类社会的新形式，不仅在生产力水平上远超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建立了更为自由和平等的生产关系，使得每个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换言之，马克思是从理论发展与思想旨趣两方面来阐释其共产主义思想的。具体而言，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并非仅仅是一个用来描述已经完成的社会事实，它也同样是在对资本逻辑进行分析与批判后，依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必将到达的理想阶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2]197这即证明，马克思正是从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共产主义的。他将共产主义视为人类解放和发展自身的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来加以考量，揭示了共产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另外，从思想旨趣来看，在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不公正事实时，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进行深刻地剖析，总结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详细地讲，马克思对资本经济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商品拜物教的兴起，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丧失了。个人被束缚于劳动和产品之上而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因此，如何重新获得人的本质，使人能够复归自身就成为马克思一生关注的问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对物与人之间关系的梳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做出了精准的概括。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可以说，在这种对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转换的描述中，马克思对人类自由价值的强调也就显现出来。他指出，个人自由的显现首先在于人类自身能够把握自身，即占有自己的本质，其次是对社会规律的把握，即能够创造历史。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实现了生产力的全面提高，每个人都能够从对物的依赖关系性中解脱出来，运用自身能力实现自我的权利与价值。还要看到，马克思在论述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时，也对此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解答。他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和人的异化的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和社会的合乎人性的自由自觉的复归。那么在此阶段，人和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得到了解决，使得个人从物的关系中完全解脱出来，人们真正的实现了个性的完全解放和自身的自由。因而可以认为，自由和解放也同样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中包含的深刻内容。
第一，区域活动开展欠缺科学性。在区域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教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负责幼儿活动的顺利开展。但是在实际的区域活动开展过程中，一些教师并没有对幼儿的状态给予及时的关注，也没有及时了解幼儿的具体需要，不能保证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对区域活动有效性的提升有一定的影响。
至此能够看到，不管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在政治哲学之中，马克思都是站在人类社会的理论高度对资本逻辑展开批判和对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阐释和解答的。他最终的理论旨趣都指向每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与自由王国实质上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内具有相同的思想内涵。换言之，马克思总结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试图在共产主义阶段证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且他还以自由王国的理论来对资本逻辑进行强有力的批判，要求在此时期实现人的平等权利和自由。那么，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也就最终达到了完全的统一。
在课程设置上，现有的会计学本科生课程偏重财务会计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对管理会计教学重视不足。学生学习时往往把大量精力放在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等课程上，只着眼于各类科目规定、计量方式、会计分录、记账对账等基础核算内容，而这些恰巧是在以后实际工作中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内容。相反，作为以后会计发展大方向的管理会计、模块设计有关内容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综上所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理论区隔。尽管二者的理论内容与研究方向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在逻辑起点、立论基础和理论旨归上又具有空前的一致性。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将人的自然性作为理论的出发点，通过对市民社会进行重新的理论梳理与建构之后，确证了其中内含的深刻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在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和阐释中完成了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思考，并在共产主义阶段找到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的路径。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也在批判继承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进路之后，将人的自然性作为实现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理论出发点。而且，他又发掘出市民社会背后隐藏着的深刻的政治哲学内容，认为个人的财产权、自由和平等等政治价值的实现都依赖于其中现实的经济生产关系，并最终在自由王国中找到了个人权利与自由实现的节点，即在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中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就非常有力地证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的阐释和挖掘并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而且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出发，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住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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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mension in Marx ’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EN Quan1， ZHANG Jian2
(1.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1436， China)
Abstract ：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a systematic and important way to convey his political opinion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which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 contemporary discuss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t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e normative way which is used in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day when we talking about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People should be under the ru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discussing and explaining relative political issues. On the one hand，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is useful to amplify Marxism influence in the space in which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ers discuss justice and equal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build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ractice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Furthermore， it will find a new growing point about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ature； civil society； communism
收稿日期： 2019-05-09；修订日期： 2019-07-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7YJC710105)；广州医科大学思想政治专项重点课题(GS201801001)
作者简介： 陈 权(1985— )，男，湖北襄阳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张 建(1987— )，男，河南渑池人，广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4476(2019)10-0023-06
(责任编辑：徐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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