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记诵要趁早——高中语文教学要注意与大学的衔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注意论文,语文教学论文,高中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我在给中文系大三年级学生上课时，讲到了东汉严光“五月披裘”的典故，说到严子陵拒绝刘秀之召还归富春江垂钓隐居的故事时，我顺便问一下学生们知不知道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令我吃惊的是两个班级近80名学生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对学生们说：像我们这样一所在国内有点名气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三的学生居然不知道范仲淹还有一篇《严先生祠堂记》是说不过去的。这是一点常识，知道一点常识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知道却是会出笑话的，因为我们将来出去要当语文教师的。
其实，我不应该感到吃惊，因为这几年诸如此类的事我还遇到不少。有一次同样在课堂上我讲到电视剧《黑冰》里有位名演员演一位据说有点“儒雅之气”的黑帮头目，他在自己书房里向别人介绍一副对联时说：“这是郁达夫先生的名句，是家父所书。”什么对联？原来是龚自珍《咏史》中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我在黑板上写下这两句，然后问学生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句子，学生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是鲁迅的；有的说是钱钟书的；还有的露出尴尬的笑容。教室里80余人，竟然没有人能说出这是龚自珍的句子。开始，我以为同学们不屑于回答或不满意我小瞧他们。后来我与这个班级里的学生熟了，第二个学期还带他们中的一部分学生去中学实习。有位学生如实地告诉我：当时他们确实不知道这是龚自珍的名句，好像考大学那一年“恶补”名句时背过，但大多都忘记了。大学三年听课记笔记，应付各种考试，选修各类感兴趣的课，谁也不会去注意这些“小问题”。
当我把学生们这些情况说给一位在另一所更为有名的大学里任中文系教授的朋友听时，这位朋友笑了。他说：“有什么稀奇？有一次研究生复试时，我问一位学生知不知道杜甫的《秋兴》八首和《咏怀古迹》五首；这位学生脸红了。你想一想，他考的可是古典文学专业啊？你能怪他们吗？这些常识早该在高中阶段就已解决了，可是我们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在干些什么？每天在做些谁也摸不住头的练习题，把光阴白白浪费了。”
这引起了我的深思。确实，“记问之学不是以为人师”，这是古训。但是，学习文学尤其是读中文的，懒于记诵，弄得连一些常识都没有了，怎么说也是不应该的。朱自清先生在《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里谈到：有位在大学里教词史的朋友告诉他：那些大学生只知道读“选本”，而不知道读专籍。这位先生是把它当作一个笑话告诉朱自清的。但是，据我这几年的观察，如今的中文系大学生恐怕不少人连“选本”也不读了，只会读必考的那些“选文”。这是一种从中学里带上来的不好的习惯。例如尽管有名家号召大学生读“廿四史”，至少读“前四史”，可据我所接触的不少大学生连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也未通读一过，更遑论其他。为什么？因为自中学开始，他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凡是考试不考的东西就不必费时费力去记住，他们需要的是“能力”（实际只是一种应试能力）而不需要太多的“知识”，“这类常识需要时可以到网上去查么”。于是他们把这些习惯带到大学里来了。
由此，我想到了中学的语文教学，如今最常见的两个词是“人文精神”和“工具性”，讨论得十分热烈，理论探讨的文章连篇累牍，可是专家们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似乎并不影响中学里扎扎实实的应试：一方面是小学生在搞“探究性学习”“研究课题”，另一方面则是高中生在抓汉语拼音、错别字订正、各种语法修辞常识、各种古汉语词汇的“用法”，学生花了几年的工夫在记住一些权威人士拟定的“标准答案”，这些答案是不是“标准”，只有命题者自己知道。一方面批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一方面又去死记硬背这些“答案”，而这些答案常常只是某些有话语权人士的“意见”，连常识也算不上。结果是大家都已见到的：尽管教学理论探讨好像很前沿、课程改革的理念似乎很先进，大学生写不好字，拿不出好文章的现象却决不鲜见，至于社会上搞文化的不辨鲁鱼亥豕、“硬伤”累累的更是层出不穷。
我想中国的母语教学至少有两千余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难道传统的教学方法都错了？其实叶圣陶先生早就说过：“国文教学并不是一件深奥难知的事情，只要不存成见，不忘实际，从学生为什么要学国文这一层仔细想想就是不看什么课程标准，也自然会想出种种的实施方法来的。”（《中学国文教师》）。学生为什么要学国文？小学里识字写字积累词汇，培养语感，学会基本的表达，中学里会读书、写作，从现代文逐步到文言文、外国文学作品，从学习阅读写作到学会读书、写作，“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扎扎实实，步步深入。既不安躐等而上，凌节而施，也不要“明句读不明篇章”“小学而大遗”。该记的必记，该练的要练，而不要为了应付考试去强探力索，穿凿附会地研究试题。掌握了阅读写作的基本技能，人文精神的培养也就蕴含在其中了，考试也不会差到那里。否则，侈谈“人文精神”而放弃必要的记忆背诵，搞些满堂串问的新花样，人文精神成为“脱空经”；而埋头试题训练则更是钻人死胡同，其结果众所周知似不必赘言。
如今大学生常喜欢说一句话据说是张爱玲所说的：“出名要趁早”。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更切实有用的应该是“读书、记诵要趁早”。海外著名学者唐德刚先生说得好：“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是他们本能上记忆力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和文化遗产，这个时候实在是他们的黄金时期——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胡适口述自传》）我想，每一位有良心的语文教师深夜时扪心自问一下：“我今天教给了学生一些什么？学生又增加了一些什么？”是不难得出与唐教授相同的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