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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底，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到底什么是“软着陆”，为什么要“软着陆”，怎么样“软着陆”，“软着陆”提供了哪些宝贵的启示，《论“软着陆”》一文深刻而通俗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有权威评论称：这是迄今为止总结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值得认真一读。
什么是“软着陆”
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到现在，经过三年的努力，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什么是“软着陆”呢？“软着陆”是对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种形象比喻，即好比飞机经过一段飞行之后，平稳地降落到陆地上。“软着陆”的基本经济含义则是：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所谓“适度增长区间”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社会的物力、财力、人力即综合国力所能支撑的潜在的经济增长幅度。国民经济的运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年度间经济增长率的运动轨迹不是一直线，而是围绕潜在增长能力上下波动，形成扩张与回落交替的一条曲线。国民经济的扩张，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具有连锁扩散效应，在投资与生产之间具有累积放大效应。当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超出了其潜在增长能力，打破了正常的均衡，于是经济增长率将回落。“软着陆”即是一种回落方式。
“软着陆”是相对于“硬着陆”即“大起大落”方式而言的。“大起大落”由过度的“大起”而造成。国民经济的过度扩张，导致极大地超越了其潜在增长能力，严重地破坏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均衡关系，于是用“急刹车”的办法进行“全面紧缩”，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大幅度降落。
成功的“软着陆”是相对于不成功的“软着陆”而言的。当国民经济过度扩张之后，为了避免“硬着陆”带来的损失，试图用“软着陆”的办法使经济降温，但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尚未在适度区间落稳，在各种压力下，就重新快速起飞，最终还要导致“硬着陆”。
这次“软着陆”，是一次成功的“软着陆”。之所以说“成功”，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率逐步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区间，物价上涨率亦回落到适度水平；在显著地降低物价涨幅的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和物价上涨率的适度水平，在不同的具体经济背景下，可以有不同的数量标准。从我国当前的国情出发，经济增长率实际运行的适度区间（不是指计划目标）可把握在8—10%之间，物价上涨率的适度水平可把握在6%以下。1993年下半年以来所实施的宏观调控，使经济增长率由1992年峰顶时的14.2%，一年年逐步平稳地回落到1996年9.7%左右，每年平均回落约1个百分点；物价上涨率（商品零售价格）由1994年的21.7%，回落到1996年的6%左右，共回落了15.7个百分点。
这次“软着陆”的成功有重大意义。首先，避免了重蹈历史上“大起大落”和“软着陆”不成功的覆辙，在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在深化，领导和驾驭经济工作的水平提高了。其次，为我国今后的经济运行开辟了一条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的新轨道，为我国经济的跨世纪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开端。第三，既大幅度地降低物价涨幅又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这在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与西方主要国家经常陷入滞胀困境相比，改革开放的中国充分显示出其经济增长的活力。
我们要充分认识这次“软着陆”的意义，但是，也绝不可盲目乐观，掉以轻心。目前，经济增长率虽已回落到适度区间，但是处于适度区间的上限边缘；物价上涨率虽已回落到适度水平，但也处于适度水平的上限位置。因此，仍要谨防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的强烈反弹。
为什么要“软着陆”
“硬着陆”是有害的。“硬着陆”或“大起大落”的诱因在于盲目地求快。过度地扩张会导致资源的极度紧张、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结构的扭曲、经济效益的低下、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人民生活的不安定。建国以来，屡屡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每次都带来不小的损失。其中，以1958—1962年的波动最为典型。在这次“大起大落”中，经济增长率的峰顶是1958年，为22%；在其后1960—1962年连续三年的负增长中，经济增长率的谷底是1961年，为－29.7%。经济增长率的峰顶与谷底之间的落差为51.7个百分点。这次“大起”导致随后国民收入绝对量的下降，直至1964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延误了7年。这次“大起大落”，总的算下帐来，国民收入的净损失是1780亿元（以1957年为基年，以1952年不变价格和“一五”时期的平均增长率计算），相当于1957年全年国民收入的2倍。这深深表明：欲速则不达，欲快反而慢。
不成功的“软着陆”也是有害的。比如，1986年就是一次不成功的“软着陆”。当时，在经过1982年—1985年连续的快速增长后，已采取一定的“软着陆”措施来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是，调整未完成，1987—1988年又进入了新的快速扩张，导致1989—1991年的三年大调整。1987年—1990年的一上一下波动，经济增长率的峰谷落差为7.8个百分点，虽低于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波动，但也为改革开放以来回落幅度最大的一次波动。1986年的“软着陆”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在于想快。当经济增长率刚一回落，企业遇到一些困难，就顶不住惊呼“滑坡”、要求放松压力，又放弃了“软着陆”。重新起飞的结果是，不得不再次扑救通货膨胀之火，再次进行大调整。
“硬着陆”有害，“软着陆”不成功亦有害，因此，遇到经济过度扩张，必须要“软着陆”，并且要成功。在1991年到1993年上半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新局面。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长加速，国民经济的运行逐步超越了其潜在增长能力，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的问题。“四热”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是：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是：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是：经济秩序混乱，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如不及时采取措施，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再度导致“大起大落”。在这种情况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正确、积极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果断决策，推出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国民经济的运行开始了“软着陆”。在“软着陆”的过程中，排除了种种干扰，经过三年多坚定不移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1991—1996年，经济增长率的峰谷落差为4.5个百分点，成为建国以来回落幅度最小的一次波动。
怎么样“软着陆”
首先，及时削峰。以往的“大起大落”，要害在于“大起”。过去，在经济的快速扩张中，经常是直到实在难以为继时方才被迫调整。因此，及时削峰是成功地实现“软着陆”的关键和先导。1993年6月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决策果断，时机成熟，方向正确，有效地控制住了扩张的强度与峰位，从而取得了“软着陆”的主动权。
第二、适度从紧。所谓适度从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指：一、在总量上，首先要从紧控制货币与信贷总规模、财政支出总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严格把住货币关和财政预算关，以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在此前提下，还要保证经济的适度增长。二、在结构上，有紧有松。该紧的紧，该松的适度地松。对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于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对于“泡沫经济”部分，一定要从紧；而对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于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加强农业、交通通讯、能源以及重要原材料等“瓶颈”部门的发展，增强有效供给的部分，对于有效益、有市场、有利于培育和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内涵型发展的部分，则给予支持。适度从紧，把握调控力度，是成功地实现“软着陆”的重要政策保证。
第三、适时微调。为了“软着陆”的成功，在适度从紧的总原则下，根据各年度内经济运行的具体状况，审时度势地进行微调和预调，以缓解“降温”中的实际困难，防止出现过度滑坡。比如，适时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对农业的贷款，保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收购需要，增加对效益好、销路好的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保持生产与市场的活力。再比如，适时停办保值储蓄，适时降低利率。1996年，两次调低利率，使企业每年可减少利息负担1000多亿元，有利于缓解企业的困难。
第四、抓住主线。在加强宏观调控中，自始至终紧紧地抓住了“软着陆”的主张：治理通货膨胀和在“降温”中保持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的变动是经济运行状况的晴雨表。经济过度扩张、超越了潜在增长能力，其后果会集中表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要治理通货膨胀，就需要相应地降低和控制经济增长率。宏观调控是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还是以继续加快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为先，曾一度成为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实践表明，由于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地提出和坚持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采取了综合治理的种种措施，同时，又很好地把握了宏观调控的力度，所以，能够在“软着陆”中，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软着陆”的宝贵启示
这次“软着陆”的成功，给予我们许多新的启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整个体制转轨完成之前，都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这一方针并不等于短期性的紧缩政策，而是针对传统体制内在的“软约束”、“超分配”的膨胀机制和强烈的扩张冲动所应采取的一项具有中长期战略意义的发展政策，是彻底摆脱传统的“大起大落”方式、使国民经济走上适度快速和相对平衡发展轨道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方针不仅适用于1993年下半年以来的“软着陆”过程，也不仅适用于1997年和整个“九五”时期，而是直到21世纪初期，在新的有效制约机制尚未形成之前，都是适用的。只有坚持这一方针，才能使宏观经济政策既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又具有必要的灵活性，总的做到稳中求进。
其二、无论是从我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还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出发，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始终坚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无论是总量平衡还是结构调整，什么都谈不上。即使经济一时起飞，又要马上扑灭通货膨胀之火。我们已遇到几经“起飞”又“灭火”的情况；反复受到通货膨胀威胁、反复“灭火”的局面不宜再度重演。当然，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要为合理的、适度的价格结构调整留出必要的空间。由价格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物价上涨，与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不是同一概念。我们要努力消除超发货币和“超分配”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同时留出价格结构调整的空间，但这个调整也要逐年进行，而不可能一步完成。目前，物价涨幅6%的水平并不算低，还应进一步控制。经过努力，逐步使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水平走向正常。由此，我们不能满足于“使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这一目标。因为在“低于经济增长率”的范围内，可以容纳不同的物价水平。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到21世纪初，也可能保持在7—8%左右。那么，从现在到21世纪初，“低于经济增长率”的物价涨幅在6—9%之间是否就是可接受的呢？显然这仍是较高的物价涨幅。针对近几年我国物价涨幅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实际情况，强调首先要把物价涨幅降到经济增长率以下，这是可以接受的近期要求。现在，这一要求已经实现，需要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任务提出更为积极的目标。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又及时提出1997年的物价涨幅要控制在1996年的实际水平（6%）以下的目标。
其三、一方面，在整个体制转轨完成之前，都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另一方面，要抓住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在这次“软着陆”中，一些国有企业处境困难，这并非根源于宏观调控，而是根源于旧体制。在市场经济下，当经济增长率处于回落阶段时，在经济关系的调整中，企业的优胜劣汰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我国目前还缺乏应有的淘汰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大水漫灌式地放松银根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贻误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以往，我国经济增长一再出现“大起大落”，其根源亦在于原有体制。抓紧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国有企业机制的转换，是医治“大起大落”、抑制通货膨胀、搞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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