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当代大陆散文的演变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轨迹论文,散文论文,当代论文,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大陆散文从1949年至1995年，已有46年的历史，这其间如果将“文革”十年忽略不计的话，当代大陆散文的发展历程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五六十年代，散文的发展逐渐走向模式化；第二个时期是80年代，是散文的复苏和变革时期；第三个时期是90年代，散文初步形成多元化的艺术格局。
一、五、六十年代的散文模式
建国伊始，创作数量众多的是通讯、特写一类的散文，这类散文适应了当时国情的需要，是延安时期散文风格的延续，颂歌的基调，客观写实的方法，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朴实刚健的风格，构成其整体的审美风范。1953年以后，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散文创作所面临的已不再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惊心动魄的生活素材，读者也不止满足于听人物故事的纪实性的平铺直叙，而是渴望能从散文里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与美的享受。散文创作必须改变其艺术表现上的直露、粗疏现象，向抒情性与审美性靠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人们又将目光转向“五四”散文，于是，“复兴散文”的口号应运而生。复兴散文运动促进了人们对散文审美性、艺术性、可读性的重视与探索，其具体表现便是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的以寻求意境为中心的散文“诗化”现象。作家们将发现与酿造诗意当作散文构思的灵魂，评论家们将诗意与意境当作散文审美评价的重要标准。散文家菡子曾说过：“我极盼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中，在有充实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有比较浓郁的抒情的调子，并带有一点革命的哲理，追求诗意的境界。”（菡子：《作家自述》）岂止菡子如此，整个五六十年代抒情散文的审美格局都可以纳入“政治+诗意”这一公式。同这种思维路子相连的，在散文结构上便派生出所谓“三大块”的模式。第一块：文章开头，旨在引人入境；第二块：文章重心，旨在使思想意义不断开拓和升华；第三块：文章结尾，旨在直接点出所载之道，强化读者的理解。无论是杨朔那“开头设悬念，中间转弯子、卒章显其志”的“苏州园林”式结构，还是刘白羽那历史（逆境）与现实（顺境）交织的图片联缀式结构，以及秦牧那“引类取比”娓娓道来的“滚雪球”式（或曰“串珠式”）结构，大都脱不出这三大块结构模式。总之，强化群体意识而淡化个性意识的“载道”精神，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的表现方法以及三大块的结构方式，这一切便构成中国大陆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诗化”散文的基本美学格局。
“诗化”散文运动对当代散文发展的贡献与影响是：它促进散文由客观记叙体制向主观抒情体制转移，挣脱了通讯特写模式的羁绊，获得迅速的发展，以至在当时抒情散文的创作蔚然成风，促成了当代散文的第一个创作高潮。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诗化”散文是在思想文化封闭的世界里构建的审美王国。作家的主体意识不能充分表现，必然导至散文题材的狭窄，真实品格的贬值，而个性的失落和艺术视野的狭窄也必然导致艺术上的探索逐渐走向单一化和模式化。
二、八十年代散文的复苏和变革的躁动
1.散文复苏
70年代末，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个性”“自我”“人道主义”“人的价值”这些久已被淡忘的概念，重新被人们观照，于是那在40年代发生断裂，在50年代欲接而未接通的“五四”散文传统真正同当代散文相沟通，出现了“五四”散文的复归现象。
“五四”散文精神的复归，主要表现为个性意识的复苏。叶至诚《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是散文个性解放的呼声。他宣称：“不勇于‘有我’是懦怯，因为懦怯，作品必定也是脆弱的。有意把‘我’隐瞒起来犹如欺骗，欺骗的作品必定为读者所不齿。”“我将信奉这样一条原则：即使是真理，即使是人民的呼声，如果还没有在我的感情上找到触发点，还没有化为我的血肉，我的灵魂，我就不写，因为我还没有资格写。”在这呼声发出前后，散文领域已经出现了一批“有我”之文，如巴金的《怀念萧珊》、宗璞的《废墟的召唤》、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张洁的《拣麦穗》等等。
个性的复苏，改变了散文的主题意向，散文开始挣脱原来的题材观念的束缚，由“载他人之道”扩展到对作家自身的观照。其中老一辈作家的自我回忆与解剖，无疑构成此一时期散文的最辉煌的成就。巴金的《怀念萧珊》、黄秋耘的《雾失楼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都是文革中的亲身感历，可称为“伤痕散文”，从中不仅足见作者人生参悟之深透精辟，亦可见作者艺术表现之娴熟精湛。老一辈作家重新赢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作生涯的第二度灿烂青春，由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一不朽的文章学真理再一次得以庄严地昭示后来者。
总之，80年代前期散文的突出成就是个性的复苏，从而带动散文的复苏。虽然，这一时期散文在表现手法上仍显陈旧，仍带有五六十年代的模式，但散文毕竟走出那个封闭狭窄的天地，个性的失而复得，使散文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
2.散文变革的躁动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视野的开拓，新思潮、新观念的冲击，加之其他文体变革的影响，散文亦开始在五四散文传统回归的基础上，迈出文体变革的步伐。
在理论界，围绕着散文创作的传统与革新等系列问题，一批中青年学者，写出了颇有影响力的散文理论著作：有《散文新论》（林非）、《散文艺术论》（傅德岷）、《散文创作艺术》（佘树森）、《散文艺术论稿》（寇显）等20余种。其中林非的《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天》是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在充分肯定了五六十年代散文的成绩时，率先向散文创作中的条条框框开火。他指出：“形散神不散”的理论和散文“诗化”的盛行，意味着用单一化来排斥和窒息丰富多彩的艺术追求，而五六十年代散文的根本缺陷是思想和艺术的表达都很拘谨，思想上，真实性受到很大削弱，矫揉造作，甚至完全虚假；艺术上则显得单一化和定型化。于君在《生成与创意》一书中则表达了强烈的创新的自觉意识。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作品，“《背影》的创作经验在当时是富于创意的”，“如果我们今天仍逗留于《背影》的表达格局，并以《背影》作为衡量今天散文创作成败的一道准绳，岂不是一种悲哀？”“现代人渴望那种表达他们正在经历的情感体验”的文章。这些观点为散文的变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理论界此起彼伏的创新呼声中，一批勇于探索的散文作家，尤其是青年作者已经拿出了他们不同于过去的作品，如祖慰的《现代人眼中的大千世界》、高红十的《记者，是什么》、陈慧瑛的《劲松三刘》、赵丽宏的《小鸟，你飞向何方》、李松樟的《草莓》、老愚的《距离的权威》等。这时期散文不妨称为探索期。这批散文与传统散文有了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主题的多义性，手法的多样性和语言的现代感三个方面。
主题多义性：传统散文讲求主题明确集中，而探索散文则追求主题的淡化、多义。有的作品其深刻的哲思内涵往往很难用明晰的逻辑语言一一理清，作者意在激活读者的感悟，而不是宣布一种一清二楚的结论，立意上具有多义性与浑沌感。
手法多样性：一旦从禁锢中挣脱出来，作家们便以空前的自觉，施展全部才华，变魔术般地将新的创作手法在读者眼前晃动，从写实到写意，从象征到怪诞，从意识流到蒙太奇……。如果说冲淡老成的写实手法是老一代读书人所喜爱的，那么探索作者们更喜欢有意味的形式。
语言现代感：探索散文的语言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快节奏和不规范性。我之所思、所感、所见代替了抄写现实的笔触；动态的富于创意的描述代替了静态的绵密的描写；不安分的具有陌生化魅力的语言代替了传统的合乎章法的语言。在散文探索变革期间，出现了一批不太象散文的奇形怪状的散文，人们称之为“四不象”或“杂拌儿”，对于这部分散文人们亦是褒贬不一。笔者认为，“四不象”散文是在散文探索中走得比较远的一种，它是80年代特定的时代和文化气氛下的产物，作为艺术探索的一种形式，它自有存在的道理，但它不代表散文的主流，它也许是对五六十年代散文艺术单一化和模式化的一种反动，所谓矫枉过正。80年代的散文正是在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多方面探索中，彻底摆脱了五六十年代散文模式的束缚，完成了质态的转变。
三、九十年代散文多元化的艺术格局
80年代是个热情浮躁的年代，改革开放，各路大风一齐刮了进来，人们被撩拔得心气亢奋，乍惊乍喜，创作界和评论界都在赶潮逐浪。进入90年代，经过狂热与迷惘的人们开始头脑冷静，行为从容，在传统与创新，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冲突中不再无所适从，偏执偏信，在纷繁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90年代的文学不同于80年代的一个新特点，就是更多地观察作家生活于其间的日常生活，并将这种生活之流动态地呈现出来。文学的这个特点正是和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密不可分的。国内进行了十年经济改革，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已初具规模，纯文学、实验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文化的冲击；国际上，随着世界格局的调整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多极化、信息化的世界正在形成，80年代的“赶潮”相对失去意义，文学只能是“呈现状态”。
90年代以来散文的崛起正表现了90年代文学的新特点，散文开始走向普通人的生活，走向当代人心理。顺应市场经济和作家自由个性的双重要求，散文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元化的艺术新格局。在这颇为热闹的散文世界中，至少有三股创作潮流是清晰可见的：即生活散文、智慧散文和文化散文。
生活散文——散文的世俗化：这类散文占的数量最多，分布在报纸副刊和流行杂志上。以感性见长，描写生活过程和生活体验。它在五六十年代反映“大我”的抒情散文中注入无数个自我和小我，是一首首个体生命与生活的咏叹调，体现了散文贴近生活，走向世俗的特点。这类散文作者中有名家，亦有凡人，其中女性散文作者占有相当比例。
智慧散文——散文的理性化：与五六十年代相比，这类散文算一个新的类型，是对抒情散文的一种反动，提倡理性与思辩。这类散文中从雅到俗包容了不同的层次：最轻松的是生活随笔，生活过程和生活感悟相互交织，此外还有冷峻严谨的学者思辩和深奥怪诞的理性演绎。
文化散文——散文的知识化：这类散文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目光，在对文化遗址、历史典故、民居园林、道观庙宇、衣食住行等事物的描述中，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索，或感怀伤嗟、或喃喃自语，或抒情议理，富有知识性、趣味性及实用性，行文散漫，风格淡泊。其中余秋雨《文化苦旅》可谓高层次的文化散文，苍凉中透着深沉，伤怀中显露出睿智，追踪的小路通向了人类精神的家园。
徜徉在90年代的散文中，我们发现，散文的天地原来是很广阔的。散文作者可以加入抒情散文世俗化的大潮，亦可以写“非抒情散文”，高扬理性，追求思辩，还可以象汪曾祺那样，“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汪睿祺：《〈蒲桥集自序〉》）
总之，作家是自由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他可以选择任何一种颜色涂向他的画布。尽管90年代才刚刚过半，但散文多元化的艺术新格局已初步形成，而中国大陆当代散文从单一到多元的走势亦清楚地呈现出来。
从五六十年代的散文模式，到80年代的复苏和变革，再到90年代的多元格局，这是一场事关艺术生命的演变，是艺术个性失落——复归——张扬的过程。50年代初，客观写实化散文消融了创作主体和艺术个性，把散文变成生活实录，读者只见到社会主义矿山、工厂、农村的沸腾的建设生活，却见不到作者应有的活生生的个体生命的灵性，和对生活的独特思考与体验。50年代末抒情散文勃兴，开始使散文从纯粹客观记录生活走向主客观融合的艺术天地，读者不仅见到生活客体，而且也见到了创作主体，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作家都在散文中表露了自己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杨朔对生活的诗意观察，刘白羽的崇高精神境界，秦牧的抒情议理，都表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范，表现了不同的审美个性；但这些审美理想和审美意识最终还都是政治意识的艺术外化，对劳动的歌颂，对英雄的赞美、爱国主义、豪情壮志等，还不完全是生命的个体体验，而主要是阶级的代言人，种种审美方式带着鲜明的阶级烙印。直至80年代，创作主体才真正复苏，到90年代，个性才真正活跃在创作中，并且呈现多元化的艺术格局。没有个性就没有艺术和艺术生命，散文模式演变，实质是一场关于艺术生命的变革。
艺术的变革固然受制于许多外在的因素，但根本的内在驱动力却在于艺术自身的要求突破，要求超越的律动，这是我们今后研究文体变革和艺术嬗变时不可忘记的视点。而我们的昨天却对此若明若暗，或干脆舍本逐未。艺术当然离不开政治，但艺术不等于政治。对艺术的研究也必须从“政治性”研究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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