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档案学关于自身问题研究的回顾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半个论文,中国论文,评价论文,世纪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生于本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档案学，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而就档案学自身问题的研究而言，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十几年可以说是个空白。那时的档案学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与行政效率和历史研究的需要密切相关的档案工作实际问题上，至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等档案学自身问题似乎被排除在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因此，回顾和评价档案学自身问题研究的时间指向自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世纪。
总的来说，新中国的档案学在其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研究具体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多，而对自身问题的思虑少。所以，对档案学自身问题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作一回顾与评价，是很有必要的。
一、关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
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科学界定和正确表述，是档案学自身问题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方面。一门学科要研究和反思自己本身，就不能不首先明确回答这门学科究竟是研究什么的？
吴宝康先生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档案学问题》一文中，曾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作过阐述，他认为“档案学是研究档案文件和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以及全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的理论体系。”（注：吴宝康：《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79、80、89、548页。）至今为止， 几乎所有关于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表述都承继着吴老先生当年提出的框架模式，以致把档案和档案工作确定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成了档案学界流行的观点。以下是已经出版的几个版本《档案学概论》对档案学研究对象所作的表述：
“档案和档案工作是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学是揭示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研究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科学。”（注：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档案学是以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为研究对象，并探索研究对象的结构、功能、运动规律的以及与其相关学科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注：任遵圣主编：《档案学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档案学是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客观发展过程及其运动规律的学问。”（注：赵越主编：《档案学概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应该说，人们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思考和表述，抓住了其中最为关键的东西，因为在事实上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确是档案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并且，把档案和档案工作确定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对促进档案学的独立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档案学是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与任务的，因此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是毋庸置疑的。”（注：吴宝康：《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79、80、89、548页。）
然而，这些表述是不全面的，它们的通病就是把档案学排除在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之外。事实上，档案学不仅要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而且要研究档案学自身，还要研究其他方面。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对档案学研究对象概括不全的缺陷引起了档案界一些人的关注，人们通过借鉴其他学科成功表述其研究对象的方法，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档案现象及其规律。”（注：寒江：《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湖北档案》1988年第6期。 ）显然，这一概括表述把由档案这一终极现象的存在而引发和派生出来的档案工作、档案学等具体内容给抽象掉了，只保留了终极的档案现象，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表述不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让原本属于档案学研究对象范围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排斥在此范围之外的档案学本身，再度回到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怀抱，这将有利于促进档案学本身的研究。
二、关于档案学的学科属性
对档案学学科属性问题的广泛讨论和争论，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那之前，人们对档案学的学科属性只有一些零散的研究和表述，并且都用十分肯定的语气来表明档案学属于社会科学这一态度，如“档案学应属于社会科学是毋庸置疑的。”（注：吴宝康：《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79、80、89、548页。 ）“毫无疑问，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注：吴宝康：《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79、80、89、 548页。）除此而外，我们找不到不同的观点。
进入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重新关注档案学的学科属性问题，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除了仍有不少人坚持档案学属于社会科学之外，有的认为档案学属于管理科学，有的认为档案学属于新兴的知识科学，而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档案学属于边缘科学或综合性科学。就连早在50年代曾十分肯定地表明档案学属于社会科学的吴宝康先生也改变其原来的观点，认为“档案学基本上仍是社会科学，但从其发展来看，还应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或综合性学科。”（注：吴宝康：《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79、80、89、548页。 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 ）其理由是档案学中的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属于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而多数科目仍属于社会科学。1988年初，任遵圣先生发表了《试论档案学的科学性质》一文，详尽地阐述了档案学属于综合性科学的观点。（注：任遵圣：《试论档案学的科学性质》，《档案与建设》1988年第1期。）
从档案学学科属性问题研究的历史进程中，人们不难发现，学界的观点呈现出从共识到分歧的走向。这是一种令人玩味的特殊现象，值得人们去深思。我认为，这种走向与档案学独立性问题的研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档案学独立性问题研究观点分歧的时候，档案学学科属性问题研究则能够达成共识；而当档案学独立性问题研究达成共识的时候，档案学学科属性问题研究却出现了观点分歧。
档案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在80年代以前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档案学不是独立的学科，而是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有人则认为，档案学已经脱离了历史科学而成为独立的学科。两种观点都承认档案学与历史科学关系密切。正是这一点使人们达成了档案学学科属性的共识，因为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属性是没有争议的，因此，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档案学的社会科学属性自然也是确定的。到了80年代，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共识已最终达成。这一方面使档案学的学科属性脱离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属性这一大前提的限制，另一方面推动了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并出现了一些带有自然科学成分的分支学科。于是就出现了档案学学科属性研究的观点分歧。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关于档案学学科属性的不同观点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观点的提出也是具有其历史价值的。80年代以前尤其是50年代，人们认为档案学属社会科学是符合当时档案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在这一共识下，人们更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来指导档案学的研究，这对档案学的改造和发展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80年代以来，人们在档案学学科属性问题上出现观点分歧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局面的出现，使人们更加直面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档案学的影响，并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档案学独立性的认识。
当然，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衡量，80年代以来对档案学学科属性问题的研究上出现的各种非社会科学的观点，是与档案学的本质属性不相符合的，因而也是缺乏说服力的。我始终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现象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只要这点不变，档案学的社会科学属性也就不会改变。
三、关于档案学的学科体系
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是在档案学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并逐步丰富和完善的。但对档案学学科体系的研究毕竟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和规划性的重大课题，它集中体现了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建设和发展档案学的客观需要，同时也反映了研究者们的某种良好的主观愿望。
人们普遍关注、研究并自觉设计档案学学科体系，也是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事情。当然，早在50年代，吴宝康先生确实曾经提及档案学学科体系问题，他说：“档案学是由若干科学课目共同组成的，因此档案学实际上就是这些科学课目的总称。这些科学课目是：中国档案史、世界档案史、文书学、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其中包括技术档案管理与组织、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档案文件保管技术学）、档案文件公布学。”（注：吴宝康：《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79、80、89、548页。 ）但是吴宝康先生在当时并无意去研究和设计档案学的学科体系，而是想通过这种描实性的语言来说明档案学各课目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以便于人们进一步了解整个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并帮助人们认识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总的来看，当时人们对档案学各个分支学科是“一门一门地研究，再合到一起凑成一个体系。”（注：吴宝康：《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79、80、89、548页。 ）能够合在一起的显然都是在现实中已经建立起来的一门一门的分支学科。
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的基本路向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那就是开始“对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来一个设想，然后再去建设档案学。”（注：吴宝康：《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79、80、89、548页。 ）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档案学学科体系的设计模式。其中有“二分法”体系——把档案学分成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两大部类，然后在每一大类下设计具体的学科分支（注：见吴宝康：《关于我国档案学科学体系结构的一些基本思考》，《回顾与展望》，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128页。）；有“三分法”体系——把档案学分成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和档案管理技术，然后在每一大类下设计具体的学科分支（注：任遵圣主编：《档案学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5页。）；还有“四分法”体系——把档案学分成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叙述档案学和辅助档案学，然后在每一大类下设计具体的学科分支。（注：寒江：《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湖北档案》1988年第6期。）
档案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和设计对整个档案学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但其所以具有意义的前提是这种研究和设计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纵观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档案学的发展，80年代中期以前档案学界虽然没有从宏观上关注和研究档案学学科体系问题，但却在为解决档案工作中的实践问题和进行各个分支学科的基本建设付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80年代中期以后档案学界虽然自觉地从宏观上关注和研究档案学学科体系问题，但却存在宏观构思的随意性和分支学科设置的泛滥现象。这种倾向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再说，到目前为止各种档案学学科体系的设计模式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三分法”、“四分法”过于复杂，而“二分法”中的理论档案学是由档案学基础理论和档案专业史组成的，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无论如何专业理论也不能包括专业历史。所以，我曾把“二分法”体系中的“理论档案学”改造为“基础档案学”，从而使它能够真正包括档案学基础理论和档案专业史。
四、关于档案学的研究方法
档案学理论工作者从一开始就运用一定的方法来思考和研究问题，他们是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实践者。然而，把方法作为档案学的一个专题来进行专门的研究，也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当然，此前人们也曾提到涉及方法的一些问题，如倡导档案学研究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教条主义等，但那时人们并无意把方法当作一个专门的问题来进行研究。
80年代中期，方法研究成了档案学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个时期出版的几个版本《档案学概论》，都有关于方法问题研究的专门章节，而在各种档案刊物也频频发表有关方法研究的文章。
应该说，档案学界能够相对集中地来讨论方法问题，这对于帮助研究者寻求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和促进档案学的发展，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研究者们在尝试定量分析方法的过程中的确取得了一些进展，大家都能欣喜地看到方法多元化给档案学带来的发展契机。
然而，档案学的方法研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和问题。其主要表现有：
（一）热衷于构建档案学研究方法体系。几乎所有参加档案学研究方法讨论的人，都曾经试图借用科学方法的整个分类体系模式来设计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分类体系，从而把档案学研究方法体系划分为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在这个预设的方法体系中，人们要“对号入座”地弄出一个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恐怕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档案学还没有形成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于是只能通过借用和贴标签的办法便大功告成产生出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如有人把利用者调查法、档案馆统计法称为档案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果真的那么简单的话，调查法和统计法倒是可以摇身一变而成为所有学科的专门方法，这一变法无非是在调查法、统计法前面贴上一个与某学科相关的标签就行了。显然，人们热衷于为档案学研究方法建构一个体系，这在方法上本身就犯了牵强附会和削足适履的错误。
（二）过高地估计方法的作用。方法研究者往往在无意中把方法看成是第一位的，似乎只要掌握了好的方法，档案学研究就能马上实现一个飞跃。而在事实上，人们只能在研究问题的讨论中去把握和运用方法，而不是先把方法学到手然后再去做研究。黑格尔早就说过，真理的方法就在真理之中。同样，档案学研究的方法也就在档案学研究之中。
（三）从参与方法问题讨论的研究主体来看，大多数是青年学者，他们中间有的人甚至还没写过几篇文章就急着来谈方法。这种情况说明在方法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些人存在着“资格”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五、关于档案学的学科历史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发展史，每一门学科要寻求自身的正确发展道路，就不能不关注和研究本学科的历史。
早在50年代，吴宝康等学术前辈就很重视把档案学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加以研究。吴宝康先生在阐述中国档案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时候提出包括“研究档案学的理论发展”。他在1958年编写的《档案学专题讲授大纲》用了绝大部分的篇幅来谈档案学的发展历史。毫无疑问，档案学史研究是档案学自身问题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吴宝康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档案学自身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专著。这部专著在帮助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档案学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后来出版的几个版本《档案学概论》和《中国档案事业史》都用了专门的篇幅来论述档案学的发展史问题。尽管如此，但档案学界对档案学史的研究投入仍显不足。包括吴宝康先生在内的许多档案学界的名流多年来一直呼吁建立档案学史的分支学科，但至今为止，我们还没见到一部完整的档案学史专著问世。
我认为，档案学界应该重视档案学史的研究，因为档案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尽管它的发展迅速，体系日趋丰富，但同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比较，它的发展又是相对迟缓的，具有明显的继承性。人们可以发现，档案学史上的每一次变革和发展都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一种扬弃，有着过去问题的踪迹，因此，档案学者要开展某一专题的研究就不能不去关注它在历史上的状况，就连档案是什么这样一个命题，从档案学产生的时候起到现在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后人不了解前人对档案定义的研究历史，就很难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因此，我尽管反对人为地把档案学学科体系弄得过于庞大，但我仍觉得在目前大力开展档案学史的研究并着手建立起这一分支学科是很有必要的。
从以上我对档案学自身问题研究的五个方面的回顾与评价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档案界对档案学自身问题的普遍关注和研究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而这一现象是符合档案学发展的历史实际的。因为一方面，只有对档案学的具体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人们才能回过头来回顾和总结档案学自身所走过的路；另一方面，80年代中期是中国档案学走过半个世纪历程的时间界碑，在那时人们热衷于档案学自身问题的研究，探索档案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及今后的发展道路，自然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今天来回顾和评价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档案学自身问题的研究，也同样出自相同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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